意念中的行旅

看到这个题目，你会觉得很潇洒很诗意的。不是吗？“意念中的行旅”肯定是记述一场离奇的梦境，既然是行旅，那就不会是个人踽踽独行，里面或许带有某种罗曼蒂克式的插曲；也可能是诉说一次拟议中的、后来并没有付诸实施的远行，——为什么“此行未果”呢？大约更是有“戏”可看了。

其实，你全都猜错了，说来未免使你扫兴，事情远没有那么复杂，我所讲的只是一次参加考试的经历。

考试，向来都是紧张、单调的，绝无潇洒、诗意、轻松、快活之可言。旧时代有个顺口溜：“牛怕野虻，驴怕磨坊，长工怕苇塘，生员怕考场。”生员俗称秀才，又叫博士弟子员，也称庠生。秀才是科举制度下踏上升官阶梯的起爬基点，他们不能直接当官，但可以参加乡试，考取举人，——这是很难跨上去的一个台阶。

一般地说，考试是对人的知识、才干与能力进行考查测验的一种方式，这在世界各地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在中国，它的初始阶段，却是用以考核官吏治绩的。我国最早的古籍之一《书经》里就有“三载考绩”的记载；唐代以后推行科举制度，考试便成为开科取士、拔擢人才的一种通行的手段；明清以后，开始把考试同学校教育联结起来，实行“科举必由学校”的制度，——朝廷委派学政官主持院试考试，从省府州县办的郡县学中录取生员，然后再通过乡试、会试、殿试，一层一层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爬。

一个读书士子，往往要花上几十年的工夫，才能爬上登龙入仕的阶梯，有的则是青灯黄卷，矻矻终年，到头来还是一个老童生。看过古典小说《儒林外史》的，有谁不为周进之流的倒霉蛋儿洒上一掬同情之泪呢！《儿女英雄传》里的安如海，算是幸运儿，不管怎样还是中举了，可是，你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你算，我自二十岁上中举，如今将近五十岁，考也考了三十年了，头发都考白了。”真是地地道道的含着辛酸、带着血泪的伤心人语。

当然，在今天，这已经成了陈谷子、烂芝麻的旧话了。但考试却是常说常新的。人们，包括每个普通的中国人，对于考试大概都不会有陌生之感，甚至说它是最为常见的，任何人都曾接触过的一项社会活动，也不为过吧。比如说，这一家有三代人，上中学的小孙子，早晨起来就嚷嚷着：“期末考试开始了，早点吃饭吧！”儿子和媳妇，一个是机关的公务员，一个是法院的审判员，他们嘴里一边嚼着饭，一边讨论着《法律法规大全》里的内容，准备着即将到来的年终考试；老奶奶是老年大学的积极分子，此刻也正坐在一旁聚精会神地温习着绘画、书法课，她也要应试哩。

最典型的事例要算全国的高考了，每年都有几百万的考生应考，若是再加上他们的亲人、老师、朋友，加上考试的组织者和工作人员，全国究竟有多少人参与其中，关注其事，为之呕心沥血，不眠不休，恐怕是难以计数的。考试决定着无数人的前途、命运，关系着许许多多人家日后的苦乐、悲欢。它简直成了一条抽打旋螺的鞭子，在催赶着无量数的人，无量数的家庭，奋力地搏击，拼命地旋转啊。

纵观古今中外的考试，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起码有笔试、口试、面试等多种形式，现在又增加了计算机测试、远程测试的项目。近几十年，我国的各级各类考试，率皆以笔试为主，突出笔试的作用，这当然有重要的道理。但我以为，忽视口试与面试却是万万不应该的。在远古时代纸笔尚未出现的时候，当然只能依靠面试、口试来拔擢人才。据《记纂渊海》一书记载，汉代取士实行射策与对策两种形式，“射策随其所问而释之”（按照提问的内容加以解答），对策则是“问以政事经义，观其所对文词，定高下”。二者，都具有口试性质。到了唐代，就把笔试与口试分开进行了：“唐制取士，凡明经（科考项目）先帖文，然后口试。”（见《文献通考》）在国外，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凡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考生口试、面试的成绩，俄罗斯更是把考查考生的“说话应答能力作为升学考试的主体”。

从实际工作中我们也能体会到，在笔试的同时，如能辅之以口试、面试，对于全面地了解报考对象，考核人才、发现人才，确是一个可以获得显著效果的重要环节。如果说，笔试侧重于考查考生的书本知识，那么，口试、面试则更能充分考核考生的综合能力和心理素质、人文素质、思想气质、精神风貌。可是，由于我国多年来实行的是全国统一考试，同时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考生参加高考，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够采取的形式只能是笔试，而口试、面试根本无法付诸实施。

但是，年龄较长的朋友当会记得，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教育界，还是很重视口试与面试这两种形式的，他们继承了我国长期固有的传统，不满足于一张“见物不见人”的试卷，总是耐心地与考生交谈，从而更多地掌握一些活的情况。在这方面，我是“过来人”，有一点切身的体会。开头说的“意念中的行旅”，指的就是这件事。

那是1949年7月中旬的一天。刚刚下过了一场暴雨，建立不久的盘山中学条件还十分简陋，校园里到处汪洋一片。我这个来自农村的孩子，本来就没有穿袜子，此刻，索性脱掉了鞋，蹚着泥水，来到一座陈旧的木楼里应试。当时，按照上级教育部门的规定，录取初中学生，除了笔试——语文、数学、时事政治等方面的答卷，还须进行口试、面试，以实际了解考生的智力水准和应对能力。

老师很亲切、和蔼，高高的个头，大约三十岁上下，胸前戴着一个白布制作的名签，从那上面我知道，他和我是一个姓。王老师照着报到花名册，念出了我的名字。我应声走进屋里，显得十分拘束，他挥手示意，让我坐在他的对面，亲切地告诉我：要定下神、静下心来，做好答问的准备。

闲聊了几句家庭状况、本人学习经历之后，王老师开始提问了：

“你读高小时喜欢什么课程？”

我说，喜欢地理。

“为什么？”

我说，长大了以后，我想游览名山大川，走遍全国。

“那好，我就考问你这方面的问题。”老师略微思索一下，便说，“你注意听着，题目是这样的：我想从这里（指当时的辽西省盘山县城）到广州——你知道广州吧——去看望外祖母，你看要怎么走，才能经济、合算？要求有三条：一要尽量减少经费，二要尽最大限度节约时间，三要汽车、火车、江轮、海轮都能坐着。”

我说，可以从盘山县城坐汽车到锦州，然后换乘京沈铁路的列车前往北京，再转乘京沪线的火车抵达南京，从南京登上长江客轮到达上海，再从上海乘海上轮船前往广州。

“你再考虑另外一种方案，”老师说，“我的出行计划有些改变，因为发生了新的情况。我的妹妹在陕西的宝鸡读高中，放暑假了，她也要一同去看姥姥。你看这要怎么走？我怎样同她会合？”

我说，那就事先通知她登上陇海铁路的东行列车，赶到江苏的徐州，彼此约定好车次和到达的时间。老师还是从这里坐汽车到锦州，再坐火车到天津，然后换乘津浦铁路的列车，在徐州车站接妹妹上车，依旧是到南京下车，然后换乘江轮到达上海，再转乘海轮前往广州。

“好！”老师高兴地说，“给你打一百分。”

这样，尽管我笔试的成绩并不十分理想，数学分数没有及格，但我还是以第十九名的靠前位置，被录取为初中一年级插班生。

这次口试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可是，当时的场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旋着。尤其是每次乘车经过这些地点，都会想到这番“意念中的行旅”。1999年3月，我趁返回母校参加五十周年校庆的机会，专程拜望了已经八十高龄、正在病榻上休养的王老先生，席间又一次共同回忆了这段往事。作为省内知名的老教育家，他痛切地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教育系统有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可惜没能继承下来，重视口试、面试就是其中的一项。反思过去，我们的许多青年学生之所以存在着重知识轻能力，或者说有知识没能力的倾向，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依我看来，可能同这种入学考试只限于笔试的单一形式也有一定关系。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