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听到阿赫玛托娃这几个字，是1974年。经过八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年轻人对知识的沙漠化忍无可忍。一个写诗的小伙子，十分动情地说他要娶阿赫玛托娃为妻，在当时是一种极度夸张的示爱方式。我那年才十七岁，不知道阿赫玛托娃是谁，因为喜欢这个小伙子的诗歌，也附庸风雅迷上了她。其实阿赫玛托娃不过是小圈子中流行的象征符号，和这些符号连在一起的，还有巴尔蒙特、勃留索夫、洛尔迦，能见到的诗句差不多全是只言片语，大都在批判的文章中发现。我并不知道阿赫玛托娃已在1966年春天的寂寞中悄然离去，她的年纪是那样苍老，足以做我们的祖母或曾祖母。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个奇怪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魔力让我对阿赫玛托娃念念不忘，以至于每次提到她的名字，就仿佛又一次回到了躁动不安的文学青春期。我能够成为一个作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阿赫玛托娃分不开，然而很显然，我并不是真的被她的诗歌所打动，不仅是我，敢说有一批她的狂热崇拜者，都和我一样沉浸在想象的虚幻中。这些年来，我一直注视着与阿赫玛托娃有关的文字，一次又一次努力地试图走近她的诗歌，知道得越来越多，阿赫玛托娃就越来越陌生。比较她诗歌的不同版本，同一首诗的不同翻译，我越来越困惑，也越来越相信诗歌真的不可翻译。我们永远无法借助别人的中文真正走近阿赫玛托娃。
记忆往往靠不住，契诃夫死了没几年，大家就为他眼睛的颜色争论不休，有人说蓝，有人说棕，有人说灰。就像阿赫玛托娃不喜欢契诃夫一样，人们有时候只对喋喋不休的话题感兴趣，我们关注的是契诃夫眼睛的颜色，是女诗人是否喜欢他的那些议论。在话题中，契诃夫的作品已经不重要。我想，在1974年，中国会有一批年轻人迷恋阿赫玛托娃，她会成为一个小圈子里的重要话题，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因为文化的沙漠化，在那样的背景下，任何一片小小的树荫，都可能成为年轻人精神上的绿洲。在悄悄谈论阿赫玛托娃的年代里，一个叫郭路生的年轻人的诗歌也在广为流传。那首著名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并不只是打动了知青，事实上，知青的弟弟妹妹们也一样为诗中的句子感到狂热：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的手中
那时候大家都相信，这个后来以食指闻名的诗人，在车站与亲友挥手告别，面对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在火车汽笛的鸣叫声中，脱口而出这首让众人热泪盈眶的诗。如果当时有人指出这首诗与孟郊《游子吟》有继承关系，一定会成为愚蠢的笑柄，这就好比行走在大沙漠里，面对干渴不是拼命喝水，却有一个书呆子跳出来，慢腾腾先对大家解析水的分子结构。那是一个饥不择食的时代，人们迫切地需要被一些东西打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成了一把钥匙，轻易地打开了郁结在人们心头上的那把锁。
与阿赫玛托娃一样，诗人食指同样也具有更多话题的意义。车站吟别更像电影上的一幕，显然它与真实有很大的出入。车站朗诵只是艺术化处理，因果关系已经被颠倒了，真实情景是经历了车站上离别的乱哄哄，诗人才在远去的火车上写成广为流传的诗。我一直觉得这首诗的幸运在于，首先，为诗人提供了一个机会，有感而发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有感能发。正是因为可以写诗的这种能力，诗人的个人痛苦得以宣泄和升华。其次，才是诗人用自己的嗓子喊出大家的声音。个人和集体的需要结合在了一起，诗一旦诞生，便会在不同的地方被人传诵。换句话说，这实在是一个真正需要诗的时代，诗人生在这个时代才是幸运的。
阿赫玛托娃对于年轻人的魅力也在于此。我们更多地诉说着她的不幸，她的传奇。我们喋喋不休叽里呱啦，不是因为知道得多，是因为知道得不多。一个人被打动，根本不用知道太多。我们喜欢诗人食指，是因为他在当时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声音，是因为一个典型的叛逆者形象，是他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是他居住的精神病医院，如果我们知道，郭路生其实一直想成为被主流认可的诗人，他努力着，曾经花很多时间体验生活，为了写一部讴歌红旗渠的长诗……我们的观点也许会因此发生重大改变。同样的道理，阿赫玛托娃也没想过要当主流之外的诗人，文坛对作家的诱惑无时不在，没有一个诗人不想被认可。真实的情况只是——文坛无情地摒弃了他们。并不是他们硬要拒绝，而是所谓主流中没有他们的位置，拒绝是一种迫不得已。
阿赫玛托娃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像出土文物一样复活。这时候，她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这时候，斯大林已经死了十年。阿赫玛托娃连续获得了两项来自西方的荣誉，获得了意大利文学奖，获得了牛津大学授予的文学名誉博士学位，同时，她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奖的传闻也不翼而飞。虽然差不多又过了十年，阿赫玛托娃的名字才在中国部分年轻人中间流行，但是想一想此时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种姗姗来迟的文学反应就不奇怪了。与帕斯捷尔纳克的结局一样，阿赫玛托娃也是在获得声誉之后的不久离开人世，荣誉不是喜剧收场，而是催人泪下的悲剧结尾。很显然，年轻人喜欢阿赫玛托娃，更多的是对当时的铁幕统治不满，是对枷锁的强烈抗议。换句话说，我们被感动的，首先是诗人的不幸身世，是他们的遭遇，其次才是诗本身，其次才是诗人获得的荣誉。
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虽然诗人常被看作历史的宠儿，动不动加以桂冠的头衔，而且天生感觉良好，真实的境遇却恰恰相反。爱伦堡回忆巴尔蒙特，说有一次挤电车，因为人多，他竟然扯着嗓子叫开了：“下流坯，闪开，太阳之子驾到！”自然没有人会理睬他，巴尔蒙特的幸运只是没有因此挨揍，最后不得不步行回家。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中国诗人身上，朱自清的日记中就记载着这么一段逸事，他与一位诗人在法国挤公共汽车，这位诗人要和别人论理，结果被身高力大的洋人像抓贼似的扔到了车下。诗人精神上的强大，与现实生活中的孱弱正好形成对比。普希金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月亮就是阿赫玛托娃，但是形容这位月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称她为“哀泣的缪斯”更确切。
阿赫玛托娃生前最喜欢庆祝的节日，是斯大林的忌日，她自己升入天堂的日子正好也是这一天。巧合可以作为话题供后人无数次咀嚼，对于喜欢阿赫玛托娃的人来说，说到这一点不得不深深感叹。在整个白银时代的诗人中，阿赫玛托娃不是最不幸的，却是一位活得最久的历史见证人。她是这个时代的象征，是一种精神力量的代表，在1974年，喜欢阿赫玛托娃，意味着同时也在向那些杰出的诗人致敬，他们是在法国潦倒而死的巴尔蒙特，被枪毙的古米廖夫，死于集中营的曼德里施塔姆，流浪在外无家可归的茨维塔耶娃，以及自杀的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喜欢阿赫玛托娃，意味着我们向往那个闪烁金属光芒的诗歌岁月，意味着对反叛和决裂的认同，意味着为了艺术，应该选择苦难，选择窘境，甚至选择绝望。
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本年度命名为“国际阿赫玛托娃年”，纪念这位伟大诗人的百年诞辰。在记忆中，这并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这个时候的阿赫玛托娃真的老了，老态龙钟，满脸皱纹，超级大国的苏联解体在即，她的诗歌变得不重要，变得可有可无。阿赫玛托娃是禁锢年代的产物，坚冰一旦打破，解冻成为事实，她也就真正地从前台退到了幕后。十年以后，《阿赫玛托娃传》出版时，只印了一千本，后来又出版了一本《哀泣的缪斯》，印数同样很少。
阿赫玛托娃在中国的崇拜者，集中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人数不一定很多，但是质量很高，特别痴情，特别疯狂。人们在批判的文字中，寻找着有关她的语言碎片，不多的几首译诗被到处传抄。阿赫玛托娃成了真正的传奇人物，在那个年代里，只要是说说她的故事，就足以激动人心。对于阿赫玛托娃的崇拜者来说，任何一句亵渎的话都是绝对不能容忍。阿赫玛托娃代表着一种诗歌精神，代表着一种艺术追求的终极目标。这些狂热的崇拜者中，有个别人后来成了轰动一时的朦胧诗主将，成了中国诗歌界的佼佼者，然而大多数人都沉寂了，与诗歌挥手作别，与阿赫玛托娃再也没有任何恩怨。毕竟那个时代结束了，那个孕育诗歌的土壤已不复存在。
2002年12月4日于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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