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人对于西方，始终保持足够敬意。作为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向往西方可以说有悠久传统。东汉时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佛学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西化。
今天的西方人眼里，佛教代表东方，在古时候中国人心目中，佛学非常西方。唐朝一位皇帝为一个和尚翻译的经书作序，产生了一篇书法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圣教序》，用到了“慈云”这个词，所谓“引慈云于西极”，把佛教的地位抬得极高。在皇帝的序中还有这么一句话，“朗爱水于昏波”，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水原本是很好的东西，充满爱，现如今却被搅浑了，不干净了，于是通过教化，通过引进的西方经典，让水能够重新变得清朗起来。
那个会翻译的唐朝和尚，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翻译家，后来成了小说《西游记》中的重要人物唐僧，不过一旦进入小说领域，方向立刻改变，佛学内容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才能到达西方。换句话说，是如何抵达的过程。事实上，它说的就是几个流浪汉如何去西天取经的经历，既然是小说，怎么样才能让故事更有趣和更好玩，变得更重要。《西游记》生动地说明了向西方取经学习的艰辛，必须经过九九八十一次磨难。
中国古代文化人敬仰西方由来已久，都喜欢在佛学中寻找安慰。自称或被称“居士”的人很多，李白是青莲居士，苏轼是东坡居士，文化人盖个茅屋便可以当作修行的“精舍”。佛学影响无所不在，说得好听是高山仰止，见贤思齐；说得不好听就是“妄谈禅”，不懂装懂。
古代这样，近现代也这样，我们前辈的前辈，祖父曾祖父级的老人都把外国小说看得很重，譬如鲁迅先生，就坦承自己写小说的那点本事，是向外国人学的。我的父亲是一名热爱写作却不太成功的作家，也是一个喜欢藏书的人，我所在那个城市中的一名藏书状元，他的藏书中，绝大多数都是翻译的外国小说。
我们这一代作家更不用多说，我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谈论外国小说对我的影响，有一句话似乎有些肉麻，那就是外国月亮不一定比中国的圆，但小说确实比中国的好。又譬如再下一代，我们的孩子只要兴趣在文学上，他们就不敢怠慢外国文学。我女儿在大学教授外国文学，知道我要去与获得诺贝尔奖的奈保尔先生见面，很激动，大热的天儿，也想赶往上海凑热闹，被我阻止了。因为我知道，尽管她英文很好，完全可以和自己的偶像对话聊天，但是显然不会有这样的好机会，乖乖地待在家看电视算了。女儿拿出一大摞藏书，有英文原版的，也有香港繁体字版和大陆版的，托我请奈保尔签名。书太多了，最后我只能各选了一种。
毫无疑问，对于精通外文，或者根本不懂外文的中国人来说，翻译永远是一门走样的艺术。就像佛经在中国汉化一样，外国文学名著来到这儿，必定是变形的，夸张的，甚至是扭曲的。这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就像优秀的中国古典诗歌不能用现代汉语翻译一样，利远远大于弊，得到要远比损失多得多，它们给我们的营养、教诲、提示，甚至包括误会，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们悄悄地改变了我们，而且不只是改变，很可能还塑造了我们。
2014年8月12日，如约在上海见到了奈保尔。我不是个喜欢热闹的人，这次参加国际图书展，也是因为有本自己的新书要做宣传。不管怎么说，能与奈保尔见一面，也可以算一件幸运的事，毕竟他是近些年得奖作家中的佼佼者。不过凡事都怕比较，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与几年前的略萨先生出现不一样，这一次显得更加隆重。
或许是身体不太好的缘故，只要是奈保尔一出现，难免前呼后拥。他坐在轮椅上，突然被推进了会客室，立刻引起一阵混乱。一时间，真正感到困惑的是奈保尔，他显然不太适合这样的场合，大家过去跟他握手，翻译大声在他耳边提示，他似懂非懂地点头，微笑，再点头，再微笑。
会客室里放着一圈大沙发，这场面照例只适合领导接见，不便于大家聊天。沙发太大，人和人隔得太远，说话要扯开嗓子喊，这会显得很无礼。奈保尔十分孤单地被搁在中央，依然坐在轮椅上，也没办法跟别人说话。记者们噼里啪啦照相，不断有人上前合影，我无心这样的热闹，远远地用手机拍了几张头像，不是很清晰，只觉得他有点不耐烦，有点无奈，有点忧郁。
接下来与读者见面，对话，然后晚宴。印象最深的是提问环节，问是否接触过中国文学，他很坦白地说没有，问是否和中国作家打过交道，答案还是没有。回答很干脆，直截了当。晚宴上，我过去给他敬酒，他很吃力地听翻译介绍，很吃力地举杯，看着杯子里的红酒，轻轻地抿了一口。
奈保尔签名很认真，字不大，布局很好，写在非常适合的位置上，浑然一体，仿佛印在书上一样。带了四本书，每一本都写了，看到他那么吃力，真有些于心不忍。
2014年8月12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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