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先生醉酒说英语

读朱自清先生日记，有几处小记录让人会心一笑。譬如喝醉了酒，一向拘谨的朱先生会慷慨陈词，对熟悉的朋友大说英语，这是地道的酒后“胡说”和出“洋相”。事后听别人说起，朱先生非常震惊，也非常羞愧。我们都知道朱先生是个认真严肃的人，酒后失态本不足为奇，发生在他身上却多少有些意外，仿佛做鬼脸，如果是学童倒也罢了，没想到私塾先生也变得调皮捣蛋起来。上世纪30年代初，朱先生以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身份，去欧洲做访问学者，为此写了《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传阅一时。不过我更喜欢他的日记，因为这类文字不为发表而作，可以读到更真实的东西。1933年12月5日的日记上有这么一段：

早大一有人示我“文侯之命”，问文侯是指重耳否，余竟不知所对，惶恐之至。

即使最有学问的人，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惶恐之至”充分说明朱先生做人的态度。在英国期间，因为英文程度不够，朱先生屡屡遭人白眼。不由得想起闻一多和郁达夫国外留学时的情景，都说中国人出了国都爱国，但是留学的年龄阶段不同，思想情绪也不同。闻和郁在国外做学生时岁数还小，受人歧视，难免孩子气，因此也难免口号标语似的愤怒。朱自清已经是清华的大教授系主任，他所产生的情绪就要复杂得多。

首先是学外国语言产生的自卑。年龄越轻，学习语言能力越强；反过来，年龄越大，能力越弱。但是年龄大了，理解能力更强，于是弱和强的悬差，让做事认真的朱先生无所适从。出国三个月以后，朱先生第一次做了这样的梦，他梦见自己“被清华大学解聘，并取消教授资格，因为我的常识不够”。这个梦很值得让人玩味，一个月后，他又一次做了类似的梦，“梦见我因研究精神不够而被解聘，这是我第二次梦见这种事了”。有趣的是这种噩梦还在延续，过了四年，早已回国的朱先生在日记中写道：

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如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

我想说的是，做学问的人老是自卑和自责，绝对不是什么坏事，盲目自大才是可笑的。钱锺书先生在小说《围城》中，把出国留学镀金比喻成为种预防天花的牛痘，胳膊上有了那么一个疤，做学问的便算功德圆满。这个带有讽刺意味的比喻虽然尖刻，毕竟涉及了要害。朱先生在日记中曾这样勉励自己，说现在大学里的好位置，差不多都已被归国留学生占满了，像他这种没出国留学过的教授已是硕果仅存，必须自重，珍惜自己的机会，要加倍努力。这绝对是当时的实情，留学犹如科举时代的功名，有没有进士出身的身份至关重要。在朱先生日记中，屡屡能看到俞平伯先生闹加薪，这让朱先生很为难，作为好友，深知俞平伯的学问，可是作为系主任，不能不考虑到资历，只能让俞平伯一再失望。俞先生出身北京大学，和傅斯年一样，同为黄侃先生的高足，又同是“五四”新青年，可是傅斯年在国外留学多年，其地位和待遇不知高出多少。1920年俞先生和傅斯年曾乘同一艘轮船去欧洲闯荡，到英国以后，傅先生留了下来，俞先生却因为留学费用不足，玩了一圈潇洒回国，结果没有洋学历便成终生的遗憾。

朱先生在英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非常用功，像海绵一样充分吮吸着西方的养料，文学，哲学，艺术，交际舞以及各种客套礼节，无不一一虚心学习。值得指出的是，朱先生此时虽已和陈竹隐女士订婚，但并没有完婚，是地道的黄金王老五。在朱先生身上，见不到今日成功人士的那种自以为是，他到了西方，没有潇洒地赶快享乐人生，而是老老实实做学问，丝毫不敢怠慢。庞大的西方像座高山一样蛮横地挡在他前面，他努力了，用功了，甚至可以说奋斗了，但是结果却是，越想更多地了解，越发现根本不了解，越是崇敬，越是自卑。因此，在他的梦境中，因没有学问被解聘也就不奇怪，隐藏在潜意识中的恐惧仿佛漏网的鱼逃了出来。

自从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学人对于西方总是崇敬与疑虑并存，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陈先生的意思是说，无论生搬美国的资本主义，还是硬套苏联的社会主义，在有着几千年传统的中国，都成不了大气候。这道理大家多少也有些明白，陈先生在国外待过许多年，通晓多国语言，由他来指出这件皇帝的新衣最有说服力。问题在于，事物总是有另一面，成不成大气候是一回事，管用不管用又是另外一回事。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外国的东西确实对中国起着决定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政治思想上，同时也反映在学术思想上。吴宓先生在晚年的日记中曾说：

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本身就是一种时俗。趋时从俗有时候免不了，只有程度的不同，就好像同样喜欢外国的好东西，有人关注先进的文化思想，有人留恋流行的实用小家电。不同的人，对西学为用的“用”，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不由得想起学术界关于中国人种起源的讨论，古文大师章太炎的《种姓篇》就认为中国人的祖先源于古巴比伦人，另一位经学大师刘师培也持差不多的观点。时至今日，这种胡乱认人作父的学术观点听上去怪怪的，但是在一个世纪前，这其实是一些很有意义的思考，学术界不仅怀疑中国人源于古巴比伦，而且还可能是古埃及古印度的后裔。

做学问具有开放性的思维总是好事。陈寅恪先生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西方文化有超过常人的学识修养，在于扎实的现代史学基本功训练。陈先生也承认，他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佛学传播和中亚史地，都曾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这是一些终身受用的影响，在很多方面，外国人做中国的学问，比中国人做得更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仅仅是受其影响，还是远远不够，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做学问有做学生的虚心是对的，如果老是当不长进的学生，老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就不足取。受最先进的学术影响，向最先进的思想看齐，是通往真理之路的捷径，也是打开现代学术之门的钥匙，去西方留学不外乎为了走捷径和找钥匙，朱自清正是带着这样的观点远赴英伦。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便宜无好货，捷径也会把人引向死胡同，钥匙却可能只是打开了一道无关紧要的院门。

有个河南人去美国研究哲学好多年，突然看破红尘，起程回国，去少林寺当了和尚。大家觉得奇怪，既然是出家，何必远涉重洋，绕道美利坚，直接在老家上山不就行了。做学问犹如出家当和尚，有时候非得绕道走点弯路才行。顿悟的境界不是什么人都能轻易达到的，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上世纪的60年代末，中国正进行着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先生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中表达了一个十分有趣的观点，这个观点我们真是不太乐意接受，就是中国科学的发展主要是为了“实用”。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今天，中国人都天真地相信自己的文化传统，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所谓“君子养浩然之气”。天知道中国的科学实用在什么地方，恰如鲁迅先生说过的那样，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是做爆竹敬鬼神，发明了指南针也不过是用来看风水，而火药和指南针只有到了洋人手里，才能成为征服殖民地掠夺宝藏的利器，应该说洋人讲究实用才对。

联系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著名的口号，就会意识到李约瑟并没有完全说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实用”这个词早就扎根在我们的文化中，只是不知不觉。越是到近代，实用的观点越是甚嚣尘上。譬如郭沫若对闻一多先生有个很新奇的比喻，说闻先生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不是作为一条鱼，而是作为一枚鱼雷，目的是为了批判古代，是为了钻进古代的肚子，将古代炸个稀巴烂。闻一多生前也曾对臧克家说过：“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虽然两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他声称自己深入古典，是为了和革命的人里应外合，把传统杀个人仰马翻。在一些文章中，他甚至把儒家、道家和土匪放在一起议论，“我比任何人还恨那些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

我一向怀疑这话中间多少有些作秀成分，按照我的傻想法，闻先生如果不是对中国古典的东西情有独钟，有着特殊的兴趣，绝不可能成为一名纯粹的书虫。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文学院落脚蒙自，闻先生在歌胪士洋行楼上埋头做学问，除了上课、吃饭，几乎不下楼，同事因此给他取名为“何妨一下楼主人”。如果仅仅是为了和古代文化作对，给传统添些麻烦，这种信念支撑不了多少时间，因此，我更愿意相信他只是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因为在习惯中，大家共同关心的兴奋点，常常是我们的行为有什么“用”，对于国计民生有什么实际的好处，有什么样的思想教育意义。以成败论英雄，以有用没用来衡量价值，这种学理定式并不是随便就能改变的。做学问和做生意并不一样，可是在谈论别人的学问时，我们常犯的一个低级错误是自己也忍不住变成了生意人。

正如把清朝乾嘉学派的考证说成是只会做死学问，简单地归结为一代知识分子怕掉脑袋，这种貌似深刻、似是而非的简单结论，多少有点投机取巧。乾嘉学者在考据上找到的乐趣是后人无法想象的，学问无所谓死活，书呆子往往比那些读书的机灵鬼更可爱。回顾已经过去的上个世纪的学术史，我对闻一多先生学术研究的中断觉得最痛心，因为他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独到匠心，空前绝后无人匹敌。与严谨认真的朱先生相比，闻先生的才学识各方面都更胜一筹。虽然在美国留学时学的是美术，但是因为早年就打下的良好西方教育基础，就如种过牛痘已有免疫能力一样，他不会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思想面前无所适从。他全身心投入自己所做学问的那股疯狂劲儿，为了一个词汇一个神话下的刻苦钻研功夫，使同时代以及后来的学人望尘莫及。

更难能可贵的是，闻先生拥有诗人的敏感与丰富想象。良好的基础与吃苦耐劳的精神，对于做学问来说，确是非常难得，毕竟还不是凤毛麟角，无迹可寻。就像是否“有用”不是最重要一样，基础与刻苦只是鸟的一对翅膀，没有翅膀飞不起来，也飞不高，但是，仅仅有翅膀仍然远远不够。诗人的敏感和想象能够创造一切，纵观古今中外，第一流的学问恰恰都是有诗人气质的人完成的，诗人不计成败利钝，无所谓后果，不在乎起因。放大了说，诗人气质绝非只有诗人才有，这是一种难以用语言描述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无声无臭，来无影去无踪，它创造了世界上一切真正美好的东西。

诗人气质不仅造就了第一流的诗人，还可以产生第一流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产生第一流的政治家和商人，产生第一流的军人和运动员。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诗歌精神上可以对话，大科学家本身就是一首诗，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他们的发明创造离不了诗歌精神。乾嘉学者致力于训诂，达尔文研究人类进化，牛顿和爱因斯坦投身于物理学，都是异曲同工，因此，不要以是否实用来判断是非，不要以是否产生经济利益评估价值高低，这种并不很新的老调还得重弹。

2001年3月12日于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