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的应节

一个偶然机会，读了《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有些话难以释怀。1959年1月2日，胡适在信中提到自己为《中国共产党之来源》一书题签，抱怨写了好几次，还是写不好。胡适的字在同时代人中算不上很好，可风气就是这样，人家看重的不是字好坏，是书写者的名声。

没看过《中国共产党之来源》。记得有一阵对这类书曾有浓厚兴趣，看过很多回忆录。港版之外，大陆出版常以内部读物发行，也不难找，我们所以产生兴趣，往往因为它们是内部读物。这是从小养成的一种阅读兴趣，有点窥探隐私的意思，越是不让看越想看。不只是历史读物，对于文学作品也是一样，像我这样的人，完全可以称为读“黄皮书”长大的一代。今天的年轻人已不知道什么叫黄皮书，它们是最典型的“内部读物”，似禁非禁，也属于一种特权，意味着有人能看，有人不能看。有些书在过去非要一定的级别待遇才可以购买，事实上，真有那些级别待遇的人不是老眼昏花，就是太忙乱，根本不会去看。

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去读这样一本《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想来也不太多，书到了想出就出的地步，读者反而变得无所适从。我必须承认完全是因为偶然原因才去读这本书，时至今日，出版尺度放宽了，网上更是百无禁忌，太多的好书非常容易读到，阅读的兴趣却大为减弱。

还是回到这本书。就在这封信里，胡适向雷震提到了工厂的校对谢先生，说这位谢先生不懂得自己说过的一番话，说此人没有幽默感，因此并不在乎他的看法。胡适的一番话，是指在“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的发言，这个发言有些应景，主要是分析“三民主义是科学的”这种说法，他的解释是想强调，如果三民主义真是科学，那么它的提倡者必须是“曾作过一番虚心的研究，研究的态度是容忍的，是兼容并包的，而不是独断的，不是教条主义的”。胡适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强调，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三民主义究竟是不是科学。

我当然不知道那位工厂校对谢先生是何许人也，他代表着当时的一种声音。胡适抱怨谢没听懂自己的话，甚至还隐隐觉得，连老友雷震恐怕也没弄懂。无论谢先生还是雷震，都没参加这次会议，他们只能看报纸上的记录，这些记录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奇怪之至”，驴唇不对马嘴。不过胡适也很坦然，说报纸上记录的这类讲话难免应节，根本不值得深究，他也不必置辩。

“应节”二字并不难懂，按中国古书的原义，就是适应和迎合。曹丕《让禅令》中有“风雨应节，祯祥触类而见”，《聊斋志异》中写促织，说它“每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应节和应景基本上是同义词，为了解释得更清楚，胡适在信中特别加了英文解释，说“应节”是“occational”，意思是指特殊场合的发言。应节讲演在胡适看来，本是迫不得已的“苦事”，结果演说词还要登在报纸第一版上示众，上头条，被曲解被误读，那就更是苦事了。

胡适信中用到“应节”这个字眼，好像随便说说，其实很认真。他说别人缺少幽默感，自己未必就有多幽默，作为“五四”一代人，他总体上还属于喜欢顶真，所谓幽默只停留在“怕老婆”这种玩笑上。胡适的为人既宽容也认真，宽容是允许别人说话，认真是一板一眼，实事求是，嘴上说不置辩，忍不住还是想说说清楚，仿佛有人反复强调不解释，有时候不解释就是解释。

同年1月9日给雷震的另一封信中，胡适意犹未尽地旧话重提，说自己那个应节演说的反响五花八门，有些人说是“太大胆”，有些人说是“太捧场”，而美国朋友则说是“很谨慎”。胡适说他觉得这些“都是很自然的反应，我毫不感觉奇怪”。事实上，他当然有想法，只不过是无奈而已。时隔五十多年，重读这些旧信，感受最深的还是胡适不解释之解释，不置辩之置辩。

如果不明白胡适与雷震的关系，不知道两人前后的恩怨，这些私人信件不读也罢，读了也会不知所云。事实上，雷震对胡适的景仰从没有改变，胡适也从没有背叛过雷震。上面提到的两封信发出后第二年，发生了著名的雷震案，雷震锒铛入狱；又过了四十年，雷震被正式平反。坊间曾有不少议论，认为胡适当年害怕老蒋不满，不敢去牢房探监，这是不仁不义，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只要读过雷震服刑期间他们的通信，顿时会觉得这些议论很不实事求是，很浮浅，没什么意思，就像今天许多网上的慷慨发言，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1945年抗战胜利，胡适给当年的学生毛泽东写信，希望他能放下武器，仿照没有一兵一卒的英国工党以选举取胜，用和平的方式与蒋介石争夺天下。结果当然是很可笑，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觉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是痴人说梦。

然而这就是读书人的见解，观点常会和别人不一样，看法十分独到，即使应节发言也如此。锣鼓听音，说话听声，显然，对于胡适先生的应节，对于他的许多不解释不置辩，我们更应该看到随便中的不随便，看到他的容忍，看到他的无奈。

2014年11月5日于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