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

一

数千年来，人类执拗地寻求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本体，不过是为了摆脱自我的局限，走出自己立足的那个有限的时空交叉点。历史与文学是人类的记忆，又是现实人生具有超越意义的幻想的起点。只有在那里，人类才有了漫长的存活经历，逝去的事件才能在回忆中获得一种当时并不具备的意义，成为我们当代人起锚的港湾。

历史的脚步永不停歇，每日每时都迎来无量数的新事物，又把种种旧的事端沉埋下去。翻开数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会看到，人类每前进一步，都曾付出难以计数的惨重的代价。不要说汲取它的全部教益，即使是百一、千一、万一，对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也将是受惠无穷的。

因此，聪明的人群总要努力战胜对于历史的多忘症，使前事不忘，成为后事之师。但是，面对历史的苍茫，发微探赜，鉴往知来，又谈何容易！正如王安石在《读史》诗中所慨叹的：“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黮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二

“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我们从辛弃疾的词里也许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大凡人们普遍向往的名城胜迹，总是古代文化积淀深厚，文人骚客留下较多屐痕、墨痕的所在。千百年来，这些诗人赋客，凭着对大自然的特殊感受力，丰富的审美情怀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写下了汗牛充栋的诗文，为祖国的山川胜迹塑造出数不尽的画一般精美、梦一样空灵的形象。他们登临远目，抚今追昔，超越历史与现实的时空限制，泯除种种界隔，化解由岁月迁流所引起的怆然寥落之情、无常幻灭之感，直接与古今情事取得沟通。远者如近，古者如今，活转来的经史诗文给了我们“当下”一个时空的定位，更给我们一个打开的不再遮蔽的视界。

在这里，我们与传统相遭遇，又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它，于是，历史就不再是沉重的包袱，而为我们思考“当下”、思考自身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此刻，无论是灵心慧眼的冥然会合，还是意象情趣的偶然生发，都借由对历史人事的叙咏，而寻求情志的感格，精神的辉映——这种情志包括了对古人的景仰、评骘、惋惜与悲歌，闪动着先哲的魂魄，贯穿着历史的神经和华夏文明的汩汩血脉。

因此，当你漫步在布满史迹的大地上，看是自然的漫游，观赏现实的景物，实际却是置身于一个丰满的有厚度的艺术世界。如同诵读着古人的诗书，倾听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回音壁，通过一块情感的透镜去观察历史，从而获得了以一条心丝穿透千百年的时光，使已逝的风烟在眼前重现华采的效果。那民族兴衰、人事嬗变的大规模过程在时空流转中的留痕，人格的悲喜剧在时间长河中所显示的超出个体生命的意义，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不倦探寻，以及在终极毁灭中所获得的怆然之情和宇宙永恒感，都在新的境遇中展开，给了我们远远超出生命长度的感慨。

三

这是历史，也是诗章，更是哲学，是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人们既从历史老人手中接受一种永恒悲剧的感怀，今古同抱千秋之憾，与山川景物同其罔极；又同时从自然空间那里获取一种无限的背景和适意发展的可能性，感悟到人不仅由自然造成，也由自己造成；不仅要服从自然规律，也能利用自然规律；人死复归于自然，又时刻努力使自己的生命具有不朽的价值。

就这个意义来说，赏鉴自然，实际上也是在观书读史，在感受沧桑、把握苍凉的过程中，体味古往今来无数哲人智者留在这里的神思遐想，透过“人文化”的现实风景去解读那灼热的人格、鲜活的情事。当然，人们在欣赏自然风物的同时，也是在从中寻找、发现和寄托着自己。

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遗产无比丰富，几乎每一处名城胜迹，都有相对应的诗文和逸闻、佳话，见诸方志，传于史简，任你展开垂天的羽翼去联想与发挥。而这无数诗文、逸事的积蓄，又使你不期然而然地负上一笔情思的宿债，急切地渴望着对其中实境的探访，情怀的热切有时竟达到欲罢不能的程度。

这样，即使是初来乍到，也都如游旧地，如晤故人，仿佛踏进了重重梦境，返回了精神家园。此刻，那些名章妙句、鲜活形象，如春风扑面，纷至沓来，尘封已久的记忆被拂去了时间的尘埃，一个个都涌动起来。它们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通过它们的参与，使历史意识和人生感悟汩汩流出，从一个景点、一桩事件走入历史的沧桑。你会觉得人文、历史、自然浑然聚合在一起，启动着内心的激情与联想。

四

也正因为这样，一些作家总习惯于凭借自己的游踪，对一些名城胜迹作历史性的考察与观照，对社会、人生作哲学性的反思和叩问。他们不肯停留在一般的纪游、写景、述感、抒怀的层面上，只写耳目所及的事物，只写一个横断面，而是追求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既写现在，又写过去，既写现实的发展，又写历史的变迁。

他们喜欢饱蘸历史的浓墨，在现实风景线的长长的画布上去着意点染与挥洒，使自然景观烙上强烈的社会、人文印迹，努力反映出历史、时代所固有的那种纵深感、凝重感、沧桑感。喜欢结合现实风物的描述，对历史背景作审美意识的同化，以敏锐的、现代的眼光去观照、思考和发掘已知的史料，给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生活以新的认识、新的诠释，体现创作主体因历史而触发的现实的感悟、渴望与追求，努力使作品获得比较博大的历史意蕴和延展活力。

同时，也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挺举起作家人格力量的杠杆，让自己的灵魂在历史文化中撞击，从而产生深沉的人文批判，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

五

一部文学史告诉我们，凡是伟大的作家，都具备很强的历史选择能力、判断能力、结构能力和想象能力。既写历史的崇高、壮烈，又写历史的沉重与苍凉；既写创造的伟力与成功，也写世事的沧桑与人生的悲剧意识。

诚然，历史留存着人类以往一切活动与成就的纪录，使它们不致因时空条件的限制而趋于消逝；但是，时空的限界毕竟又造成所有个体生命的割断、隔绝与消逝，迫使人们的情志需求有很大一部分归于落空，也使人类在宇宙中自觉的地位与作用受到局限与压缩。因此，我们说，时空条件本身，就给予人一分难喻的怆怀。

当然，对此，伟大的作家并不是无为与无奈的。他们总是着眼于民族灵魂的发扬与重铸，或敞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双重渗透下的自我，对文化生命作真正的慧命相接，将灵魂的解剖刀直逼自我，去体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渐悟，凄苦后的欢愉；或关注历史上递嬗兴亡、人事变迁的大规模过程在时空流转中的意义，强调人情物事的文化价值，而使某些特殊人格与精神的象征挺立于时间长河之中，显示出一种宇宙的乐感与恒定感；或是夸张时间的消蚀力，以致一切人事作为都隐现了终极毁灭的倾向，如此而引发出一种宇宙的悲剧性、幻灭感与无常感。

六

从我个人的创作实践中也体会到，散文中如能恰当地融入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史家穿透力很强的冷隽眼光，便能把读者带进悠悠不尽的历史时空里，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现实风物和自然景观的鉴赏力与审美感，也会使单调的丛残史迹平添无限的情趣。

去年初夏，我有中州之行，访问了开封、洛阳和邯郸这三座历史名都，回来后给香港《大公报》写了一组散文。这些在历史上曾经繁华绮丽的文化名城，历经世事沧桑，许多当年的胜景已经荡然无存，但在故都遗址上，却还存有沉甸甸的文化积淀。漫步其间，我脑子里涌现出很多诗文经史，翻腾着春秋战国以来几乎整部的中华文明史的烟云。我写这些散文，没有停留于记叙曾经发生过的史事（尽管这也是颇有教益的），而是努力揭示作者对于具体生命形态的超越性理解。

“陈桥崖海须臾事，天淡云闲今古同。”三百多年的宋王朝留在故都开封的是一座历史的博物馆，更是一面文化的回音壁，是诗人们从中打捞出来的超出生命长度的感慨，是关于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探寻。

邯郸古道上，既有燕赵悲歌，也有黄粱美梦，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意旨，竟能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和谐地汇聚在一起，这不能不引发人们对于悠远的中国文化深入探究的兴趣。

在《叩问沧桑》中，我通过凭吊洛阳的魏晋故城遗址，写了《黍离》、《麦秀》那孑遗的悲歌和荆棘铜驼的预言警语，写了废墟——这悲剧的文化，历史的读本，岁月年轮留下的痕迹，写了搏斗后的虚无，成功后的泯灭；但着眼点在于阐释文学的代价。

魏晋时期留给后人可供咀嚼的东西太多。一方面，是真正的乱世，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名士少有存者”；而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又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另一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儒学独尊地位动摇，玄、名、释、道各派蜂起，人们思想十分活跃。部分文学家呈现出十分自觉自主状态和生命的独立色彩，敢于荡检逾闲，抒发真情实感。一时诗人、学者辈出，留下了许多辉耀千古的诗文佳作。恰如清人赵翼所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正是时代塑造伟大作家所要付出的惨重代价。

尤其是魏晋时期文人以艺术风度所造就的诗性人生，给文化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他们将审美活动融入生命全过程，忧乐两忘，随遇而适，放浪形骸，任情适性，完全置身生命过程之中，畅饮生命之泉，在本体的自觉中安顿一个逍遥的人生。他们的诗酒生涯，他们的文学创作，为后世留下了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七

人们一般的印象，文明之花盛开于中土，古代蛮荒塞外的历史似乎是一片空白。其实并非如此。从公元前几世纪的西周开始，生长在北方的一个个少数民族，就拨开洪荒的流云，燃起文明的爝火，相继跨上奔腾的骏马，闯入了历史的疆场。他们的铁骑越过荒原，翻过长城，跨过黄河，踏上中原大地，以其沉雄的呐喊与滴血的哭诉，共同叙述着那从梦幻走向现实的艰难历程，叙述着历史的无奈与无情；更以其蓬勃的朝气，锐不可当的攻势，给予每个从励精图治到骄奢怠惰的中原王朝以致命的冲击。而每一回合的搏斗，都昭示着中华民族从分裂、对抗走向统一与融合的历史时空，装订着一个漫长历史时代的苦难与辉煌。

带着探求与揭示这类社会文明继承、发展的规律的渴望，我访问了女真族的策源地三江平原和金代的早期都城阿城，撰写了文化历史散文《土囊吟》与《文明的征服》。女真族原是十分落后的，立国当时，尚无文字。但是，他们以其冲决一切的蛮勇精神和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铁蹄所至，望风披靡，奇迹般地战胜了实力超过自己数十倍的强大军事对手，先后灭辽蚀宋，直到把北宋的两代君王都俘获到五国城下。

与此同时，他们也同前代的北魏、契丹，身后的蒙、清一样，当从塞北草原跨上奔腾的骏马驰骋中原大地的时候，都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接受了新的文明的洗礼。令人深思的是，人类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有时创造的结果正好与原初的动机、目的相背反。

金朝的结局也不例外。他们在充分享用“全盘汉化”的文明硕果的同时，也在丧失一些固有的优势。从茫茫塞野的“弓刀夜雪三千骑”到繁华都市的“灯火春风十万家”，对于一个世世代代生长在艰苦环境中的民族来说，无疑是一场十分严峻的生命与生存的考验。诚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八

我以为，散文应体现一种深度追求，以对社会人生和宇宙万物的深度关怀和深切体验，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表露充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我也试图在状写波诡云谲的历史烟云时，以一种清新雅致的美学追求和冷隽深邃的历史眼光，渗透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在美的观照与史的穿透中，寻求一种指向重大命题的意蕴深度，实现对审美视界的建构，对意味世界的探究。

文学创作的实践表明，实现史学与文学在现实床笫上的拥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对于历史的反思永远是走向未来的人们的自觉追求。文学从来就是一种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史。

文学家与史学家都是凭借内心世界深深介入种种冲突，从而激起无限波澜来打发日子、寻觅理性、诠释人生的人，都是通过搜索历史与现实在心中碰撞的回声，表现他们对人生命运的深情关注，体味跋涉在人生旅途中的独特感悟。因此，它们在人生内外两界的萍踪浪迹上，可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文学的青春的笑靥，可以给冷峻、庄严的历史老人带来欢快、生机与美感，带来想象力与激情；而史眼、哲思的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又能使文学倩女变得深沉、凝重，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一种沧桑感，体现出哲学意境、文化积累和心灵的撞击力，引发人们思考更多的问题，加深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感到生命的沉重。特别是一些悲剧因素，更能使读者对往事的留连变成深沉的追寻，在对历史的勘劾中也多了一层苍凉。

恩格斯在论述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时指出，他“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若是杜陵无史笔，姓名恐亦少人知。”诗人吴静在这里说的是史笔在诗词创作中断不可少，对于散文来说，何尝不是如此！

当然，写游记散文，既要把历史收在笔下，把读自然、读诗、读史融为一体，又不能为历史所累。史学与文学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一个是“堂上谋臣尊俎，边头壮士干戈”；一个是“醉失桃源，梦回蓬岛，满身风露”。一个是把激情隐在冷峻的后面，要述往事思来者，探因果求规律；一个是用意象营造情感的空间，探索艺术的弹性“空筐”。

特别是当我们面对风光胜迹，同时又记索古人的名篇佳什的时候，对书卷与历史的多情，往往会加重情怀的负累。这时，设法走出古人，摆脱局限，找出一片“阶前盈尺之地”来创出自己的辉煌，就是一个非解决不可的课题了。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