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御制《盛京赋》散谈

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把都城从辽阳迁到沈阳，并在沈阳城内着手修建皇宫。1634年清太宗皇太极改称沈阳为盛京。1644年（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盛京改为留都（陪都）。乾隆八年（1743年）七月初八日，乾隆帝奉皇太后从京师畅春园启驾东巡，前往盛京；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恭谒永陵、福陵、昭陵祭祖，驻跸盛京；十月初一日，御制《盛京赋》；次日回銮。

说到《盛京赋》，人们自然会想到赋这一古代重要文体的发展源流。赋是以《诗经》为代表的黄河文化和以《楚辞》为代表的长江文化长期交流、渗透、融合的产物。自从战国后期诞生以来，特别是汉代大赋的出现，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直陈今世之政治得失”。号称“赋圣”的司马相如确立了汉大赋“劝百讽一”的体例：通篇大肆铺陈辞藻，极尽夸饰、赞美之能事，最后带上几笔，略显讽谏之意。典型的赋，一般包括三大部分，即序、正文和被称作“乱”的结尾。它的“丰辞缛藻，穷极声貌”，非常适合对盛世的歌功颂德，能够迎合封建帝王的豪华追求与骄奢心理。因而与政治结合得比较紧密，常常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关注。

这种汉大赋，有一些是咏诵名都胜邑的——主要是中央政府所在地的皇都，以彰显帝京文化，盛赞政治体制、礼仪制度。内容多是渲染城池形胜，描写帝王游猎，罗列宫观物产，杂谈禽兽草木，等等。最早的有扬雄的《蜀都赋》，傅毅的《洛都赋》，而以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为最著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徐干的《齐都赋》、刘桢的《鲁都赋》、左思的《齐都赋》，而声名最为显赫的是左思的《三都赋》。迨至唐宋时代，赋这一文体出现了诗性化、散文化、抒情化的趋向，那种大赋形制的京都赋就相对稀少了。

乾隆帝这篇以陪都为题材、三四千字的大赋，具备了一般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诸如用韵、对偶、讲求文采，铺张扬厉，以咏物、言志为旨归，以意象、形象为表现手段，等等；同时，可以明显地看出，无论其内容与形式，都深深刻上了汉大赋的烙印；而且囊括了前代多数京都赋的内涵。像班固的《两都赋》，主要状写东西二都山川形胜、物产丰饶、宫室之美、田猎之乐，并且包孕了抑奢崇俭的内涵；而左思的《三都赋》，是写三国时期三个京都的壮美形势，刻画封畿的环境，市井的繁荣，宫室的瑰丽，游乐的盛况。三篇既是一个整体，又各自有所侧重，蜀都写其险阻，吴都写其富饶，魏都写其壮伟和典章制度。《盛京赋》集其大成，既陈述此次恭谒祖陵的宗旨、感受与经过；更写出盛京的地理位置、山川形胜，地域广阔，物产丰饶；又追怀开国时期文武功臣；再由彰显军威的围猎，延及耕桑农事，国富民殷，宫室富丽，内容十分繁富，显现出意在雄视百代的帝王文学的气魄，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当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有些句子袭用前人辞赋名篇；堆砌、凑泊，杂沓、烦琐；而且使用一些生字僻字，晦涩难懂。应该说，有些缺陷也是此一文体本身带来的，不独此赋为然。

在文学史上，这篇《盛京赋》创造了“三个唯一”：

一是在历代帝王中，唯一留下了大赋杰作。历代帝王中雅擅诗古文辞的数不在少，但写赋者寥寥无几；而作赋的人群中，除了大批的文人学士，公侯将相、帝子王孙也有很多，但皇帝作京都大赋的，可能只有乾隆一人。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由文臣捉刀代笔的可能性。但考虑到，既以“御制”标出，且又入选本人的诗文集，列入《四库全书》以及《盛京通志》，而且据有关专家考证，还有手迹真本存在。综合这些因素，似又足以说明属于本人著作。

二是以塞外名城为题材作赋，在赋史上乾隆是唯一的。不用说都城赋了，即使描写塞外山川风物的，历代文人中也十分罕见。大概只有汉末的张升，写过一篇《医巫闾山赋》；再就是清代吴兆骞有一篇《长白山赋》，仅此而已。

三是中国历代京都赋中，唯一流传在海外，并产生了一定影响。乾隆八年《盛京赋》问世之后，于乾隆十三年曾以武英殿刻三十二体篆文印制。到了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法国汉学家德经教授，以长诗形式，在巴黎出版了中国乾隆皇帝御制《盛京赋》。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欧洲的良心”的伏尔泰，看到之后，兴奋异常。当时他已经七十多岁，说：“我很爱乾隆的诗，柔美与慈和到处表现出来。我禁不住追问：像乾隆这样忙的人，统治着那么大的帝国，如何还有时间来写诗呢？”他当即写了一首诗《致中国皇帝》，说“接受我的敬意吧，可爱的中国皇帝”。遗憾的是，他如此热情的颂赞，乾隆皇帝却根本没有见到。伏尔泰无奈之中，便在致瑞典皇帝的书简中道出了心中怅惘：“我曾投书中国皇帝，但直到而今，他没有给我一点回声。”他还把这封书简寄送给所有与他保持联系的外国王室、贵族朋友。这里固然存在着这位著名思想家，由于地域的隔绝，对于中国帝制与皇帝的误读，但不容置疑的是，他的景仰与向往，确是发自内心的。

应该说，赋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体之一，有人甚至目之为“真正的国粹”。在各种文体中，它除了共有的思想价值、应用价值之外，其美学价值更是不容忽视。其修辞技巧、表现方法、结构形式，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拓展了一方新的天地。骊白妃黄，摛文铺采，使事用典，配韵调声，表现出对艺术形式美的多方面追求。对偶带来视觉之美，叶韵带来听觉之美，用典带来含蓄之美，藻饰带来和谐之美。而众美齐具，难亦随之，一般的文学功力，恐怕是难以驾驭的。

其实，正如王国维所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各种文体都有其发生、发展，兴盛与衰颓的必然历程。近年，国内掀起一阵作赋热潮，“名城赋”之类的作品经常载诸报端。但实事求是地说，除了部分具备赋体特征、文学性较强者外，许多作品有其名而无其实。有一些敷衍成篇，无非像内地那类既不合乎格律又缺乏文采的所谓“传统诗”，是不具备传诵价值的。

（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