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影响力

文化的影响力，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下述两个基本原理提出来的：一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社会历史发展观，即精神、文化对于物质世界的能动作用；二是历史效果的合力作用，就是说历史发展要靠合力作用，只有物质，只有经济，没有精神文化不行。

（一）一个国家和民族，没有文化优势，就不可能正常发展，更谈不上拥有未来。国际上综合国力竞争中，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复杂格局。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组成硬件，而文化影响力、民族凝聚力组成软件。在国际贸易中，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品和企业文化标识（文化品牌）的进出口，直接影响到竞争力。大而言之，具有文化竞争力的国家，必然同时具有国际影响力。在现代社会，文化通过人的文化素质和劳动工具的科技水平、管理的系统化水平（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人和工具）表现出来。文化是今天的经济的支撑和保证，更是明天的经济赖以发展的原动力。作用于经济活动中，文化既表现为动力、资源，又体现为一种推进器、触媒体、润滑剂。小而言之，文化影响企业、产品的生命力、竞争力。有了文化赋值，物质产品就会在市场上增强竞争的活力。

（二）文化在整体上组成社会发展的背景。著名学者钱穆指出，人类文化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外向的或外倾型，表现为注重人生外在的价值与成就，重物质，重实验，重思辨，重客观规律之研究，这是西方文化的特点；一是内向的或内倾型，注重人生的内在价值与成就，重精神，重人伦，重体察，重主观体验，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这种文化精神上的差异，带来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同发展途径，外倾型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内倾型有利于社会科学的发展。英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分析认为，中国的自然科学长期停留在经验阶段，这在社会的早期，还可以在科学技术的应用上优先于希腊和欧洲社会；后来落在了后面，它的落后更多地表现在理论总结和学科建设上，而不是表现为科学技艺的创造发明和实际应用上，当然更不表现为民族智能的差异上。17世纪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逐渐发现了这个问题，但由于封建王朝闭关锁国，由于传统人文文化在思维方式和思想体系方面的抑制，大大限制了科技的发展进程。所以，在社会发展中，文化的根源绝对不可忽视。现在，党中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样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意义是极为重大的。

（三）文化建设直接关系到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人类社会当中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区别于另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另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区别于另一个地区的本质特征。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只有具有被人们公认的先进的科学的价值观，具有普遍认同的公共道德品质和规范，具有文明的公共秩序、交往准则，才有可能动态地协调和整合自身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避免出现一盘散沙状态，才有可能凝聚成强大的力量。这次全国上下万众一心抗非典，就充分显示出思想文化的强大威力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巨大作用。文化建设说到底是人的建设。文化的基本功能是对人的教化与培养，追求更高层次的人生境界。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可以说，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掌握真、以实现善、从而达到美的历史。

（四）文化关系到人的精神需要。人类生活从脱离动物界的第一天起，就是二元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二者必须平衡，才能引导社会健康、心理健全的发展。越是发展到现代，随着高科技和人类文化的发展，人类心理内涵的丰富存在，对于精神生活的需要越来越复杂与迫切。按照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学说，人们的需求是多层次的，而精神需求属于高等层次。特别是精神需求与文化消费，它是在生理需求以外寻求精神的依托，是为了满足心理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受文化环境和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而产生的；它是人格自我完善的标志，也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体现。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精神方面的需求，越来越提到日程上来，这就必然会大大牵动精神产品的生产，这种生产在社会生产领域所占比重将越来越大。

（五）任何一个近现代社会都不会是单一的结构，简言之，应该拥有三大系统：政治、市场、文化（包括科学与教育）。它们有不同的追求，政治系统的追求是权力秩序，市场系统的追求是财富增值，文化系统的追求是认知、智力的发展与美的发现。它们之间又是互相促进的。有了政治系统的开明，才会有市场系统的发育；有了政府管理者的远见，才会为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当然，一定程度上它们又是相互对立的。市场是什么？说穿了，市场的本质就是大众的胃口。市场的逻辑就是顺从和服务于大众的胃口而寻找商品的卖点。市场唯大众胃口之“马首是瞻”。不能接受没有销路的东西，这是市场的铁律。它不管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也不管是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学。（至于有些资本家或企业家无偿地资助科学文化事业，那是市场之外的价值观使然。）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有些文化类型、有些知识分子不能或不应进入市场，那又怎么办。如果考虑到在市场面前的差别，知识分子似乎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创造知识与智慧的人与传播知识、智慧的人（如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一类是应用知识的人（如工程师、临床医生）与另一类传播知识的人（如通俗小说作家、电视剧导演、歌星）。对于前一类型的人，如果问他们：“诸位的研究成果如何体现？”或者问他们：“你们的成果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造福于人类？”他们恐怕不容易说清楚。这是因为科学发现能否走入应用不是都能够预测的。有的即使可以走入应用，发现与应用之间还会有巨大的时间跨度。如果单从应用角度着眼，我想，爱因斯坦是不会选择相对论的。同样，如果有谁若问：“《楚辞》、唐诗、《红楼梦》与改革开放有什么关系？”很难具体说清楚。

这里又引出一个世俗功利的考虑问题。科学文化中有许多范畴，如哲学、文学、史学、考古、艺术、宗教的价值，并非也不可能在功利主义的坐标上得以肯定，而是要从文化自身的内在价值的立场上，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国民素质、满足人性与人生需要的高度来认定其社会价值。“五四”以来，有一种思潮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除了全盘西化思潮的影响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未能解决判断文化价值的标准，功利主义的影响太深。这应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要讲功利，世间最实际的、可以立见功效的，就是种田、务工、经商，最不实际的是基础科学研究。但后者又是绝不可少的。这里就显现了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对市场系统的制约、调节作用。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三大系统的独立存在与协调发展。改革开放后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

（六）高等层次的文化需求，有待于引导和培养。我看到过一个俄国记者写的文章，谈到他对北京和莫斯科的不同感受。他说，北京确实非常漂亮，现代化程度很高，这方面莫斯科相形见绌；但是，文化氛围赶不上莫斯科。比如，莫斯科有几十个大剧院，每到晚上，莫斯科人穿着整齐漂亮的衣服去参加音乐会或者看剧；而有些北京人则热衷于请客吃饭，或者看电视、串门、聊天。这种现象恐怕不是孤立存在的。到过国外的同志会注意到，在地铁和其他城市交通车上，几乎人们都拿着报纸、书籍看，这一方面出于重视文化学习的传统习惯，另一方面是由于客观形成的压力——跟不上就落伍、被淘汰。某音乐学院一位负责人讲，他带领学生去国内某沿海城市演出，结果发现演出票几乎全是赠送的，他好奇地问：“怎么回事儿？”回答竟是：赠送票还不愿意来呢，谁肯买票参加音乐会？看来事近荒唐，真是公费包揽了一切；但又绝非个别现象。说明干部群众精神方面的高等层次的需求还有待于培养和引导，欣赏、消费高雅文化的意识与习惯，并没有在我们整个社会中形成。

每个区域的文化吸引力同那里干部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文化水准成正比例。我们要想办法提高他们的文化参与意识、文化兴趣，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进而增进人文素质，增进区域的文化魅力。应该让文化内涵、文化底蕴贯注到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环节，每一项活动中去，如购物、广告、娱乐、餐饮、多媒体制作、文化观光、旅游，等等。从世俗文化、大众文化起步，使生活文化化、文化生活化。

培根说过，科学的力量取决于大众对它的了解。我看，文化的力量同样取决于大众对它的了解。

（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