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游风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游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年）的362年是腥风血雨的362年，大多时间政治分裂而黑暗，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生命朝不保夕而放纵。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经济文化相对发展，各族人民的交流加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高潮。而在上层建筑方面也急剧变化。门阀士族逐渐走向衰落，庶族地主登台亮相；儒教受挫，玄学兴起，佛教道教畸形发展，形成了思想文化史上第二次大解放浪潮。在这种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却意外地迎来了旅游史上的第二个发展高潮。无论从旅游人数之多，游兴之浓，游迹之广，还是从游风之独特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故有学者称之为“旅游的自觉时代”。总的看来，这时期的旅游，其风格是旷达风流，其特点是登高必啸远，悠游皆抒情，达到了一个比较自觉追求真善美的高层次。其发展体现在以下不同类型的旅游形式中。

一是建安风骨的军旅之游。汉朝末年，群雄蜂起，诸侯割据，野心家、阴谋家，义士、枭雄，红脸、白脸、黑脸纷纷登台亮相，把中国大地冲杀得兵荒马乱，“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老百姓是没有心情旅游了。但那些称雄时代的军阀和他们有文化的幕僚谋客，却是东征西讨，走了不少地方。而汉朝四百多年的文化积淀，使这些乱世征尘中的大军豪杰颇具文化修养，他们竟能够把残酷征战与旅游抒情和审美糅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慷慨悲凉、“志深而笔长”的军旅之游，其典型代表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三曹”和“建安七子”。例如曹操，他御军30余年，几乎连年征战，在行军跋涉之中，他既看到了“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的民生凋敝的社会景象，也领略了“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美妙壮观的自然景象，二者强烈的反差更激发了他作为游者的诗性文才，以至于“登高必赋，及造新诗”，也激发了他作为政治家一统山河的雄心壮志和深感政治无常、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矛盾心理。其留下的著名诗篇《步出夏门行》就是一代豪杰军旅之游的真实情感流露。

二是无为避世的玄游。曹氏当权，为政治需要和自身的文学爱好，也搞了些用人唯贤的政策，天下文人雅士于是纷纷云集在曹氏父子旗下。无奈政治风云变幻，天下大势统归司马懿之后，司马懿对曹氏集团及其附庸的文人雅士大开杀戒。司马师、司马昭先后继位后，为巩固势力，继续屠杀异己，尤其是有独立思想的文人，社会跌入黑暗和恐怖之中，连世家大族的人也被杀怕了，上进无路，且有性命之虞，于是个个学乖巧，坐而论道，闭口不谈政治，不谈人事，清谈玄虚之风应运而生。玄学本是曹魏时何宴、王弼炮制出来的唯心主义哲学，它是以道家“贵无”思想来解释，以儒家经典《易经》为中心而形成的思想流派。在司马氏的恐怖统治下，玄学被越弄越玄，玄得不为人懂就是真正的玄学了。实际上成了一些人逃避现实的借口，成天讲潇洒，标榜清高，装腔作势，以参政为俗，以随俗为耻。另一些人则以玄学清谈为幌子，对司马集团采取不合作的消极抵抗。在政治失意、精神空虚、思想痛苦之中，这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向自然山水，去抒发感情，寻找平衡，于是出现了看似旷达的，啸傲行吟于山水之间，与田园郊野为友，并从中参悟玄机、印证玄理、安抚人生、陶冶性情的旅游活动，这就是所谓“玄游”。玄游之风一直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其著名人物有很多。

最初的所谓“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山涛、王戎、向秀），他们都是些玩世不恭、纵情山水的旅行家，其中以嵇康、阮籍最有个性。嵇康（223～263年），字叔夜，是个老庄迷，追求恬静寡欲，却又性格刚烈，喜欢像神农一样，爬崇山峻岭采药游，目的是想找到长生不老草，同时在山水中领略玄趣，追求与道冥合的境界。他主张“返乎自然”，向往登高长啸、竹林弹琴，渴了饮石钟乳，饿了掘些野葛根之类充饥的生活，还喜欢追随道士，一起玄游。作为文学家，他“有奇才”，“博览无不精通”，写一手好诗，“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楫容裔。放棹投竿，优游卒岁”（《四言诗之一》），这是他的追求。但他没有完全超脱，最终因敢于直言而遭杀身之祸。

阮籍（210～263年），字嗣宗，他比嵇康有主意得多了。他深知政治的残酷，经常以醉酒装傻，“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就连皇上与他对亲家的大好事，他也装醉推辞，而且一醉就是60天，皇帝也只好作罢。除饮酒外，其最大爱好就是登山临水，而且一出游就是“终日忘归”，有时是独自驾车，也不按路行走，而是漫无目的地信缰走去，直到车实在走不下去了，就大哭着返回。他虽然极力不臧否人物，但在游兴勃发时，又忍不住对古人指指点点。最著名的就是在登广武山鸟瞰楚汉古战场时，对刘邦轻蔑地评价“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成为千古名句。

东晋时的玄游名士有孙绰、许洵、谢安、王羲之、陶渊明等。其中，书画家王羲之组织的兰亭会，可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玄游集会。王羲之（321～379年），字逸少，出身于豪强大官僚家庭，受过良好教育，一生酷爱书法，且从少年时代就喜欢旅游。旅游对他的艺术生涯和政治思想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热爱祖国的壮美山河，关注民间疾苦，虽官至右军大将军，终因与官场格格不入而弃官。他在会稽任职期间，于永和九年（353年）上己节，约集右将军司马孙函公、县令谢胜以及名士孙绰、李充、许洵、支遁等41人在会稽山阴之兰亭饮酒赋诗。在这群山峻岭之中，“茂林修竹”之地，他们听“激流激湍”，享受着“流觞曲水，列坐其次”，“一觞一咏，亦足以畅抒幽情”的乐趣。这次颇具规模的玄游共做诗30多首，王羲之为之写了脍炙人口的名篇《兰亭集序》。此后王羲之的游兴一发不可收拾，辞官后更是纵情山水之间，与名人道士遍游江浙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成为著名的玄游家。

东晋时的玄游有自己的特点，开始走出空论有无，清谈玄虚，志在参悟玄机和印证玄理的老庄思想的窠臼，转向自觉地追求自然山水的审美情趣。如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印而去的陶渊明，正是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普通田园景色中体会大自然的优美。

到南北朝时，社会上的空谈之风更加淡化了。一方面是统治集团也接受了老庄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提倡“为政务在清静”，于是帝王大臣带头恣情山水。另一方面，士大夫们也不那么“清高”了，既要流觞曲水，游乐痛饮，又要厕身朝廷，光耀门楣，于是出现所谓“朝隐”之风。这些当朝“隐士”，都是些高官大臣，也是玄游好手。除他们外，社会上文人名士的玄游仍然在进行。这一时期玄游的突出人物有谢灵运、谢朓、鲍照、吴均等。其中以谢灵运的排场最大，影响最深，正是在激情的玄游中，成全了他中国第一位直接描写山水的诗人的桂冠，开创了山水诗派。

谢灵运（385～433年），出身世代官宦之家，但他当官从来就不专心。20多岁供职军队文官，跟着队伍东奔西跑，嘴里老爱贬毁朝廷，结果被贬到永嘉（今浙江温州）担任太守。他对政事仍然毫不关心，成天出去游山玩水，后来索性辞职回去隐居。宋文帝时，虽又被起用，终因工作不上心，随心所欲到不上朝、不办公，外出玄游不请假的地步，被文帝视为稀泥巴糊不上墙，夺了他的职。从此他专心于游山玩水，还创造性地发明了“登山鞋”——谢公履。由于家资雄厚，他的旅游，除皇家外，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私家旅游最为排场的了：通常是几百仆从和门生前呼后拥，甚至专为旅游而伐木铺路，“凿山浚湖”。一次，他令几百人由会稽南面的山上修路直到临海，山上人声鼎沸，临海太守还以为是强盗下山来了，吓得不得了，得知是谢家旅游团经过，心中一块石头才落地。

谢灵运在旅游中，常常抑制不住诗兴大发，留下许多杰作。但他与陶渊明的田园诗重主观感受的表现手法不同，而是重在对客观自然景物的真实细腻的描绘。如名句“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给当时的诗坛吹进一股清新的气息，也更能激起人们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增强民族自豪感。

三是踏迹览胜游。当玄风在南方炽热时，北朝却还保持着实在的风气，即使旅游踏迹览胜也多带有实用的色彩，至少也是为“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旅游、治学、考察几不误，其著名代表人物是郦道元。

郦道元（466～527年），范阳涿鹿人（今河北涿县）。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时随父亲旅居山东，常常在山水间旅行，养成了热爱大自然、观察大自然的情趣。长大入仕后，常随北魏孝文帝出游各地，并且每次巡游都是经年在外。后来又在山西、河南等郡任地方官。无论是随驾出游还是自己出游，他都十分注意考察所经之地的自然风貌和山势河流的走向，并对照前人的著作，发现了许多问题。于是以三国时的《水经》一书为底本，有心于旅游中考察核对，甚至不顾“岩障深高，山岫邃密，石径崎岖，人迹裁交”，也要溯本正源。他的游踪遍于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陕西、河南、安徽、江苏以及秦岭、淮河以北和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最后以其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调查分析的成果对《水经》作注，洋洋30万字，注文是原文的20多倍，其中记述的河流水道增加到1252条。该书不仅纠正了前人的许多谬误，而且真实地再现了1500年前的地理情况，是一部很有独创性的地理著作。《水经注》同时也是本优美的文学游记作品，对后人的旅游有不小的影响。如其对三峡水流湍急的记述“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就深深打动了李白的心弦，才有了“朝发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共鸣。

四是执著追求的宗教游。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和政治黑暗，也为宗教的畸形发展提供了滋长的温床。在现实中看不到出路的人，往往需要精神上的寄托与平衡。而此时儒家名教受到了挑战与挫折，玄学又太玄乎，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于是直观的符合中国人重实际精神的道教乘机发展起来。更不可思议的是不符合中国人传统思想的佛教也在此时流行，它们的传播和发展都离不开旅游。在旅游的人们中充斥着大量穿道袍、穿僧衣的游客，形成了所谓道教与佛教的云游景观。

道教原是一个散淡的宗教组织，是东汉末年一些信奉黄老之术的人进行的一些较原始的宗教形式。因此，草创期间既有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经营起来的“五斗米教”，葛洪创立的“金丹道”，还有华存创立的“茅山道”，以及民间俗信的“清水道”。到南北朝时，土生土长的道教才突然发现外来的佛教的宗教仪式比自己要像模像样多了。为了竞争，道教也统一思想和行动，一方面向佛教学习，制定了一整套的宗教活动仪式，另一方面则加速了封建化改造，使之更适应统治者的胃口。同时，通过改造，使之更适合中国各个阶层尤其是百姓的需求。所以，这时的道教已经是“杂而多端”，既有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又有佛教的一些形式；既有道家的哲学精髓“道”，也杂有星象家、医方家、谶纬家的思维成果。而最大的特点是雅俗皆宜，以长生不老、肉身成仙，吊起上至皇帝诸侯，下至平头百姓的胃口。正因为如此，寻仙访道成了他们的必修功课和盛行于世的资本。早在秦皇汉武之际，他们就被迫走出国门，仙游海外，其结果往往悲惨，谁叫他们编出些“蓬莱”、“瀛洲”等海外仙境来糊弄皇上。到魏晋南北朝时，道士们聪明了，他们继续编造“神仙乐园”，但这美妙的地方既不在有去无回的海外，也不在可望而不可即的天上，而就在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山水美景之中。于是他们挑选全国最宜人的山水之地打造出“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作为修道成仙的最佳场所，至于来到这些圣地能否成仙就看你的耐力和缘分了（按道教的说法，要想长生不老、肉身成仙，只有两条路可行，一是养气服食，这当然要有好的气场，即仙山异水之地，自己去采炼灵丹；二是得仙人点化，此法简单，但要碰运气，还得要到深山幽谷、洞天石府去撞大运）。有了这种保险的理论，无论是皇帝的派遣，还是入道者的自觉追求，都使寻找“长生不老丹”和“得道成仙”成了一种愉快的仙游。

这一时期仙游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葛洪、陆修静、陶弘景、寇谦之等人。

葛洪（283～363年），字雅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出身破落世族家庭。他与他的老师郑隐早年都是研习儒学的，后来半路出家成为方士。葛洪在道教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儒道合一的道教理论，更在于他采炼灵丹的实践和广泛仙游留下的诸多痕迹。他为“穷九丹之秘术”（《晋书·葛洪传》），仙游大江南北，足迹遍及江浙、两湖、江西和河南等地。东晋咸和年间（326～334年），他听说交趾出丹砂，既携子侄南下，到广东罗浮山建立起修道炼丹的基地，最后在此地“尸解得仙”，时年81岁，身后留下了《抱朴子》一名著。

陆修静（406～477年），字元德，浙江吴兴东迁人，被尊崇为道家一代宗师，后来宋徽宗还封他为丹元真人。他的功绩是将庞杂的道教“述科定制”，进一步归整化一。他同时也是一位大仙游家，访遍了巴山蜀水，蛮荆瓯越。晚年道隐庐山金鸡峰简寂观，还时常与和尚释慧远、诗人陶渊明携手同游同乐。

陶弘景（452～536年），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南京）人。据说他10岁就受葛洪《神仙传》的影响，“便有养气之志”，而且“仰青云，睹白日，不觉为远矣”。40岁时辞官归隐句容芽山，炼丹习道，研究儒、释、道各家理论，主张三教合流，著述颇丰。但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拜孙游岳为师后开始的仙游，以至于皇帝请他出山做官也不为心动，反而说：“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陶隐居集·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他寄情山水，志在神仙，视山水佳景为“欲界之仙都”，“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已已”（《梁书·陶弘景传》），看见他的人还以为他就是神仙。

佛教能在中国站住脚，除了它自身的不断中国化外，其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持之以恒的云游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佛教最早是从西域远涉流沙传入中土的。开初，人们只把他看作是黄老之术的一个支派，东汉末年才渐成气候，由王府侯门广播于民间。最早的西域高僧带来了佛法，也带来了云游的作风。魏晋南北朝以前，佛教在中国的云游主要是西域僧人的东来，最著名的有安世高、支娄加谶、竺邦佛、支谦、昙柯迦罗、康僧铠、昙无谛、安法息等。他们沿丝绸之路，前赴后继来到中国。进入魏晋南北朝后，东来的高僧仍然络绎不绝，既有陆上丝路来的，也有海上丝路来的。前者如竺法护（昙摩罗刹）、竺叔兰、佛图澄、鸠摩罗什等，后者如陀跋多罗、求那跋摩、求那跋多罗等。他们往往在中国周游各地，并寻求统治者的青睐，他们终于成功了。从昙柯迦罗公元250年云游到洛阳，首创中国受戒度僧制度（中国僧人从此有了正式剃度出家的规定），到公元318年佛图澄说服后赵石氏政权正式允许汉人出家为僧，佛教在中土扎下了根，寺庙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给佛教云游更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和旅行环境。这时佛教云游也出现了新特点，一方面是出现了由中土西游的求法取经游，另一方面是本土高僧在国内的云游成风。

西游求法开初是西域僧东来后又西去，如竺法护、鸠摩罗什等。后来中国高僧也纷纷加入西游取经的队伍（中国最早西行求法的僧人是曹魏时的朱士行，但只到了于阗），如东晋的康法郎、竺佛念，刘宋的法勇（昙无竭）、僧猛、昙郎，还有僧纯、昙充、竺道蔓、慧睿等。整个南北朝时期有史可稽的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人共计93人，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法显。

法显（337～约422年），俗姓龚，平阳郡武阳（今临汾）人。3岁出家，长大后发现佛典中戒律部分残缺不全，遂决心西行求法，从而有了历时15年的西游壮举。他于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从长安出发，经张掖、敦煌，跨越戈壁流沙，在于阗稍驻，又继续西行，越葱岭，进入印度。游历了北部、中部许多佛教圣地后，沿恒河入海，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再搭船回广州（有说是山东半岛的青州长广郡，今即墨崂山），义熙八年（412年）抵达建业。整个游行经历了西域、印度等30余国，出国时11人，回国时只身一人，“所经之苦，人理莫比”。其艰苦卓绝之功，使他不愧为5世纪最伟大的旅行家。他身后留有《佛国记》，该书又名《法显传》《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

国内的佛教徒的玄游，在东晋南北朝时更是掀起一股热潮。因为这时的名僧都精通玄学，善于以玄解佛。而当时的玄游名士又大多非道即佛，这些人在思想理论、意趣情操方面都有认同感，不是以淡泊无为为志，就是标榜一切皆空。于是，惺惺惜惺惺，将山水旅游推向了高潮。而无牵无挂的佛教高僧，更是这高潮中的弄潮儿。他们云游四方，弘扬佛法，幽游山水，其中著名的有于法兰、竺道潜、支道林、释道安、释慧远、竺道生、竺法汰等。佛教云游之风炽盛，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使佛教与儒、道、玄更加融合渗透，更加中国化，更加为社会大众所接受，从而成为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生活中的一个有机细胞，也就出现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繁荣局面，以及“天下名山僧多占”的诸多人文景观。

除了军旅之游、玄游、踏迹览胜游、宗教之游外，魏晋南北朝游风中还有一个最为突出的特色，就是妇女郊游的风行。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妇女地位相对较高，社会对妇女较宽容的时代。这时的妇女不但可以抛头露面，而且“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颜氏家训·治家篇》）。所以这时妇女郊游成风也不足为奇。她们经常结伴去游玩或串亲戚，“承星举火，不已于行，多将侍从晔盈路，婢使吏卒，错杂如市……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返，游戏佛寺，观视渔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葛洪《抱朴子·外篇·疾谬》）。从晋宋时的乐府民歌也可领略当时妇女郊游的情景：“落日出前门，瞻瞩见子度。冶容多姿鬓，芳香已盈路。”（《子夜歌》）“罗裳窄红袖，玉钗明月珰。冶游步春露，艳觅同心郎。”（《子夜四时歌·春歌》）“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西曲歌·襄阳乐》）好一派多姿多彩的艳装出游、相逐相爱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