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处在长期惨苦的病痛中,环境的压迫和重病的磨折,都可用我坚强的意志与之抗争,还能泰然处之,但每一念及祖国的前途,则忧心如捣,难安缄默。
抗战到了第七个年头,国际形势是民主阵线一天天的胜利,法西斯一天天的崩溃,对中国抗战很为有利。敌伪在沦陷区虽然实行欺骗怀柔政策,但人心必然向着祖国,向着抗战的胜利,足见我们的前途充满了光明。然而当这民族的苦难快到尽头,光明的胜利临到面前的时候,国民党内反动派却变本加厉,策动对日妥协,调回大军,围攻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阴谋,内战危机系于一发。我们知道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全国各抗日党派的团结,是发动抗战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也是抗战胜利以后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条件之一,而且团结与抗战二者是不可分离的,能团结才能抗战,破坏团结必然就走上妥协的道路。七年多来国民党内反动派始终企图中途停止抗战,施尽一切阴谋诡计,破坏团结。靠着全国人民的力量,克服时时发生的阴谋危机,才使团结抗战坚持到今天。于今我国能废除不平等条约,位于四大强国之列,乃是由于全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战的结果。国民党内反动派这次对敌妥协进攻共产党的策动,实是危害国家荼毒人民的滔天罪行,我们必须以全国人民的力量,全国舆论的力量,全国各抗日党派的力量,以及海外数千万华侨的力量,共同揭露国民党内反动派这种阴谋,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
其次,民主政治是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最宝贵的遗产,也是全国人民所最热烈希望实现的目标。民主政治同时是坚持抗战精诚团结的最基本条件之一。当我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亲眼看到民主政治鼓舞人民向上精神,发挥抗战力量,坚持最残酷的敌后斗争,并团结各阶层以解决一切困难的情形,我的精神极度兴奋,我变得年青了。我对于伟大祖国更看出了前途光明。但是国民党内反动派却仍用一切方法来反对中山先生最宝贵遗产的民主政治,他们有的公开宣扬法西斯主义,认为民主与抗战不相容,或者反复因循,用延宕政策,一再自食其言,拖延民主政治的实现。最近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又宣布需在抗战结束一年之后,方召开国民会议,实行宪政,便是延宕欺骗政策的一再重演。再不然,就实行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我所亲自经历过的国民参政会,演变至于今日,已成为国民党CC派所操纵的御用工具。国民党内反动派的所以反对民主政治,其目的无非为实行法西斯的一党专政而已。为了争取抗战胜利,祖国解放,民主自由,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拖延的政策,坚决反对这种伪装的民主政治,而主张以全国人民为本位的民主政治,并且要求立即实行。要办到此点,国民党必须诚意取消一党专政,诚意接受各抗日党派共同抗日,共同建国原则。否则,一切都是空话。
最后,我们知道文化教育是近代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抗建时期,应该更加发扬和提倡文化教育的活动。然而国民党内反动派,害怕人民知识的启发,进步思想的普及,不惜用种种的方法来摧残文化教育。近数年来,不依标准审查书刊,任意停止书刊出版,把持新闻出版事业,违法封闭书店报馆,包办学校教育,停聘有正义感的教授教员,学校管理特务化,与摧残文化教育,戕害青年的罪行,罄竹难书,而于今尤烈。我认为人民应有思想研究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必须立即取消不合理的图书审查制度,必须立即取消将青年当囚犯的特务教育,必须立即取消残害进步文化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的罪行。我自愧能力薄弱,贡献微少,二十年来,追随诸先进,努力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尽愚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流离,艰苦危难,甘之如饴。此次在敌后视察研究,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但三四年来由于环境的压迫,我的行动不能自由,最近更不幸卧病经年,呻吟床褥,不能不暂时停止我二十余年来几于日不停挥,用笔管为民族解放、及人民自由进步文化事业呼喊倡导的工作。我个人的安危早置度外,但我心怀祖国,倦念同胞,苦思焦虑,中夜彷徨,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故强支病体,以最沉痛迫切的心情,提出几个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对海内外同胞作最诚挚恳切的呼吁,希望共同奋起,各尽所能,挽此危机,保卫祖国。
民国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写于上海病榻。
(1944年10月11日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以“诋毁政(府),触犯审查标准第二项第三条”为罪名,无理批复韬奋遗作《对国人的呼吁》在《群众》期刊第9卷第19期上“应予免登”,全文扣留。
1944年10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时恢复原稿全文,改题《对国事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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