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为陈恭禄君所编著，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共二十四篇，三百三十四页，定价一元二角。著者在自序里开首就说“中日关系之重要，二国人民无不知之，日人考察吾国情形，刊行书籍，不知凡几。吾人求一较善之日本史，乃不可得，作者斯书，亦欲少补其缺耳。”此书参考中日英美学者著述七八十种之多，文笔雅洁，条理井然，史书最易犯枯燥累赘的毛病，此书颇能免此弊病，故著者自序里所说的“较善”两字，可以当之无愧，记者此文所欲述，乃最近八十年来日本史上的两个重要时代：前一段可以说是饭桶时代，后一段可以说是奋发时代。（这是记者自造的名词，非原书名词。）饭桶诚非幸事，但虽饭桶而能奋发，则不至终于饭桶，犹不幸中的幸事。慨念我国自鸦片战争（一八四○年）以后近百年来的史事，丧权辱国，处处不脱饭桶气息，现在亦正在由饭桶而入奋发时代，故说起日本八十年来的史事，愈不胜其感触之深刻。
日本的饭桶时代可算是开始于一八五二年美使陂理（Commodore Perry）之威逼通商。当时日人因由荷商所献世界地图，始渐知五洲地形，世界大势，但仍严守闭关政策，故政府有禁令曰：“凡外夷船艘驶近岸者，炮击之。渔夫私在海上与夷人贸易者，概行严禁。”故英美请通商均不许。“一八五二年，美总统以陂理为使，往通日本，陂理者本海军中将，尝至中国，故遣之……遂率重舰四艘而来，其船之大，炮身之长，皆亚洲人民所未尝见……陂理舰队驶至浦贺，日人骤见，远出意料之外，目为怪物。其时美舰行驶于波涛之中，进退自如，转动迅速。舰上水手，皆荷利枪，时发空炮，烟蔽近岸，声震如雷；居民闻之，皆大恐惧……译者谓赍国书，议立商约，劝其南至长崎，陂理不许，率舰深入海湾，凡船阻碍之者，皆令撤退，其不从者谓将炮击。若官吏来见，陂理必询其职位；苟非重臣，拒绝不纳。更测量海湾，扬言于众：将以资他日进战”。当时陂理之目无日本，横行无忌，可以想见，而当时的日本对之则如何？以兵力强弱迥异，只得命重臣迎接陂理上岸，再三恳求他议立商约的事责大任重，明年再来。明年陂理果来，又不得不遣使迎接，竟终被威逼议定条约。“日本自有史以来，未知有所谓条约，幕吏既无订约之经验才能，且怵于美舰之声威，心中疑惧，不知所为，惟陂理之言是从。”随后英、俄、荷、法相继照美法炮制，条约上均载有最惠国条款而为当时日人所莫名其妙者。所谓最惠国条款，凡订约各国，在日本所得权利概当平等；若一国享受特殊权利，其他凡订有最惠国条文之国，虽其约文上无只字道及此项权利，皆得据约要求享受。综观当时所定各约，日人于糊里糊涂中竟把国税协定及治外法权拱手让人而不自知其丧权辱国！国税协定，即被迫订约之国，其海关税率须与订约之国议定，后来如欲稍加增变，必求得其同意始可实行。治外法权，即外人在日犯罪为被告者不受日本法律上之裁判，但照其本国法律受判于其领事。此皆一国主权所关，而日人在当时竟视若无物，对治外法权之允诺，在幕府反视为省事之一法，欣然为之！我们称之为饭桶时代，实不为过。中国所受束缚之不平等条约，倘系在战败之后，城下之盟中订立者，而日本在当时则未伤一人，未毁一城，外舰朝入，不平等之条约夕定，同一饭桶，殊有大小之别。
日本的饭桶时代自一八五二年美使陂理威逼通商始至一八六八年（明治天皇即位力谋维新）止，共计十六年，其卤莽之程度已略如上述。其次请进而略述其奋发时代，则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后（距今才六十二年耳）至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止，共计二十六年。日本奋发时代之最足使人注意者，即外交之胜利乃随内政之修明而来；国家主权之恢复乃随国力之充实而来。
奋发初期最重要者为政治改革与立宪运动。当时有所谓“幕府”者，割据一方，若江户幕府极盛时代，幕府之地约当全国三分之一，天皇徒拥听政任命之虚名，而“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日本在幕府之下有所谓“藩侯”），朝政实握于幕府首领所谓“将军”者之手。幕府云者，由将军招致贤能，治理军政，赏罚将士，其将士因功受过，治理其地，惟须忠于幕府，不得与朝廷通，不平等条约之上当，即此所谓幕府者主之，托天皇之命，统治一国，其下藩侯，自为区域，法律不一，钱币各异，交通困难，阻碍进化，开关后新知识输入，人民不能终困于此封建势力，终至威令扫地，藩侯离散而幕府覆亡。幕府既亡，藩侯仍拥据封地，自治其人，俨若列国，乃由维新三杰木户孝允，士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合谋劝说萨长土肥四强藩，奉地归朝，遂废藩置县，各藩侯入京享十一之俸，其下四十万之武士，政府复收而用之。割据之势既终，维新之基益固，政令统一，力谋建设，海陆军之扩充，财政之整理，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交通之发达，农工商业之前进，均在此二十六年内有令人惊异之猛进。卒于一八九四年将屡求取消而不可得之各国不平等条约一扫而空之，距今才三十六年耳。
十九，七，廿六，晚。
（原载1930年8月10日《生活》周刊第5卷第35期，署名韬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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