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公振先生所著的《中国报学史》，分我国报纸为四个时期：第一为“官报独占时期”，自汉唐以迄清末，以邸报为中心，在此时期内，因全国统一于一尊，言禁綦严，无人民论政之机会。（清末虽有外报民报，为时极短。）这样说来，在二千年以前中国就有报纸了，但在昔官报所载无非皇室动静，官吏升降，与寻常谕折，备与官看而非备与民看，实际与现代所谓报纸者迥异，故我国现代的报纸实开始于外报，有西文华文之分，乃进而为第二时期，即“外报创始时期”，此时期开始于一八一五年，距今一百十五年前。官报固无民意之可言，外人在中国办的报仅可代表外国人的意思，由我国人民所办的报纸则始于同治末年，距今五十七年前，是为第三时期，即“民报勃兴时期”。至第四时期则为“报纸营业时期”，此时期开始于民国成立以后，党争岁不绝书，凡不欲牵入政治漩涡的报纸遂渐趋向于营业方面。
综述起来，官报时期开始于二千年前，外报时期开始于一百十五年前，民报时期开始于五十七年前，营业时期开始于十九年前：这是我国报学史的大概。此书关于此四时期内搜得之重要报纸样张颇丰富，最饶兴趣，为此书材料最可宝贵的部分。著者对第四时期的报纸有几句很痛快的话：“夫自常理言之，报纸经济不独立，则言论罕难公而无私，但近观此种商业化之报纸则不然，依违两可，毫无生气，其指导舆论之精神，殆浸失矣。”
在第三时期的报纸，有声有色的《时务报》，其主笔即梁任公先生，时梁年才二十四岁，文字已为一时传诵，《时务报》为捐款所开办，梁与数同志实参与规划，而经理汪穰卿倡言为彼所创办，梁不服，此书录有梁著《创办时务报原委记》一文，即辩此事，其中述及梁初做主笔时的吃苦况味，颇有趣味，试撮录一段如下：“同人既议定此报为众人之事，不得作为一人之事，因得以公议向各同志捐助，而海内君子亦以公议之故而乐助之……今穰卿称《时务报》为彼所创办者，不知置捐款诸君于何地也？……启超自以不谙会计，惮管杂务，因与穰卿约，彼理事务兼外间应酬，而启超主报中文字……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各报二万余言（按指译文）归其润色；一切公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六月酷暑，洋烛皆变流质，独居一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记当时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来，分七八人始乃任之……”现在人提起《时务报》，都知道是当时最为有声有色的刊物，但有几个人注意到梁老先生当时“独居一楼上”的工作情形？
十九，十，五，晚十一时。
（原载1930年10月26日《生活》周刊第5卷第46期，署名韬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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