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民间工艺文化

中国古代民间工艺文化_中华旅游文化

三、中国古代民间工艺文化

中国古代民间工艺文化非常丰富，我们这里只选择最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几类进行介绍。

1.陶瓷

陶瓷是古代先民进步的重要标志，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含量，从其产生开始就既是实用器，又是艺术品。在世界文化里，它又是最能代表中国特色文化的载体，以至于人们认同以“China”来称呼东方这个神秘的文明古国。

（1）中国陶瓷的分类及发展概况

严格地说，陶与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英语中因对瓷的定义关系，则分为三个概念。Pottery（或earthenware）是陶瓷的意思，porcelain是瓷器的意思，stoneware则是半瓷半陶的东西，有人将其翻译为炻器。中国传统看法往往把后二者都归于瓷器。不过，现在学术界也通常按三类来划分陶瓷。

第一类是陶器。陶器又可分为以下若干种。

红陶与灰陶。是因陶器的颜色而命名的。其烧制时火温低，质地不紧密，极易碎。

彩陶。仰韶文化的代表。其制作是在陶垣将干未干时，用工具将表面打磨光滑，然后画上文饰，再入窑烧成，使之出现黑色或红色的图案。

黑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的代表。制作方法有手捏和轮制相结合的成型方式，窑温可达1000度以上，能烧制出著名的蛋壳陶。

白陶。陶质细腻纯白，近于高岭土烧制的瓷胎。属于龙山文化，造型风格与黑陶相同。

印纹陶。因其装饰的几何套纹纯系印压而成，故名之。其制作有手捏、模制和轮制几种。质地坚硬，扣之有声，故又称“印纹硬陶”，属于龙山文化。

紫砂器。是用色泽紫红的紫砂泥制成器皿，烧成后红紫无釉，温润可爱，多用于茶具。

第二类是原始瓷器。大致相当于英文的stoneware，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亦瓷亦陶。其最早制作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商朝，如郑州名功路出土的黄釉瓷尊，其胎骨瓷釉所含的化学元素已经与后来的一般粗瓷相近似。这种原始瓷在一些地方直到晋代还有烧制。

第三类是瓷器。瓷器又可以分为青瓷和白瓷两大系列（次要系列还有黄瓷、黑瓷、花釉瓷、绞胎瓷、青花瓷等）。

青瓷系。主要产地在东南各省市。青瓷在商朝就已经出现，成熟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是其兴盛时期，宋代达到其发展的顶点，明代后期开始衰落。

白瓷系。白瓷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晋代时，青瓷中已有一部分产品带有青白色。南北朝时，白瓷真正烧成，到唐代已平分青瓷半壁江山，宋以后占据瓷业绝对优势。

关于陶与瓷的关系，学术界尚有不同的看法，大致可分为三种。

其一，“陶瓷同源”论。认为瓷器是从陶器产生出来的，中间经历了一个“釉陶”阶段（商朝到魏晋）才发展成为青瓷。此观点不承认陶与瓷在原料上有本质区别。

其二，“陶瓷异源”论。该观点从陶与瓷的原料不同出发，认为二者是互无关系的两个东西，各自发展。

其三，认为陶与瓷虽然本质不同，后者不可能产生于前者，但二者在制作工艺过程方面是相同的，后者是从前者学来的。

第三种观点应该是比较符合事实的。陶与瓷确实存在本质的区别，表现在：

第一，制作原料不同。瓷器的制胎原料是以高岭土为主的瓷土，陶器则用一般陶土制作。

第二，烧制温度不同。瓷器烧制温度要在1200度以上（也有在1100度的），陶器的烧成温度一般在700～800度，部分用高岭土的硬质陶器烧成温度可达1000度左右。

第三，瓷器表面一般施有高温釉，而陶器一般表面不施釉，或施有以金属铅为助熔剂的低温釉。

第四，瓷器没有吸水性或吸水率很低，一般在1%以下，敲击有清越的金属声；陶器一般都有较强的吸水性，敲击时一般声音不清脆。

第五，瓷器的胎无论何种颜色、有无透明状，其断面都可用显微镜观察到玻璃相，陶器胎无透明性，也无玻璃相。

陶器的发展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14000多年以前。那时是用手来捏制坯子，用堆烧法制作出最原始的陶器。到新石器时代，陶坯成形技术开始从捏制法向盘筑法再向模制法过渡，烧制技术也从堆烧发展为多种多样的窑烧。到了新石器时代中后期，中国的陶器就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中分别以彩陶、黑陶和白陶的面貌出现了。原始的绘画艺术也在陶器上表现出来。可以说，陶器从它产生初期就开始了实用与艺术的结合。

商周时期，由于窑式的改进，窑温可达到1000度以上，并使窑件受到窑内还原焰的作用，白陶器在烧制过程中有了成为原始青瓷的机会。有学者认为，到西周时，原始瓷已经发展为瓷器了。瓷器是以高岭土、长石、石英为原料，经混合、成形、干燥、烧制而成，其工艺比陶器复杂。瓷器出现后，陶器仍然在继续生产与发展。

秦代陶器烧制技术已经相当高了，这一点从秦始皇陵墓出土的兵马俑可窥见一斑。

到汉代，陶瓷制作工艺快速发展，制瓷工匠们在烧制原始瓷器的长期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高制作工艺水平，终于在东汉晚期，成熟的瓷器被烧制成功，不但烧制青瓷，而且还生产黑瓷，产品大多是日常用品。当时的产地主要在南方。

三国魏晋南北朝，这三个半世纪，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分裂的时期。除了西晋短暂统一外，南方和北方长期处于对峙局面。但这时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南北经济各有发展。青瓷在浙江一带得到了较高水平的发展。受南方影响，北方的陶瓷业也随后发展起来，并生产出了白瓷器，瓷器已经成为上层社会和世家大户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了。

唐代是中国瓷器制作工艺走向成熟的时期。表现为：一方面，有中国特色的青、白两大类瓷器已经形成了系统，并出现了“南青北白”的基本格局，另一方面，已经有历史公认的名窑出现。青瓷以越窑为代表，白瓷以邢窑为代表。唐朝陶器工艺一个最灿烂的成就就是“唐三彩”的出现。唐朝也是中国瓷器走向世界的繁荣时期。

宋代的陶瓷无论在工艺上还是在规模上都继续发展，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产品丰富，除了日用品外，还出现了陈列品，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宋代的青瓷达到了其发展的顶峰，其中以官窑、汝窑、耀州窑、龙泉窑、景德窑的产品最为著名；白瓷则以定窑、磁州窑、平阳窑、界首窑、德化窑、彭县窑最著名；黑瓷以建窑、古排窑为好；彩瓷则以钧窑为佳。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早期青花瓷，但色彩暗黑不亮丽。

元代瓷器的质量相对较低，但在将中国传统绘画与制瓷工艺结合方面有较大的创新，特别是色彩的发展很有成就，釉下青花和釉黑红走向成熟，色彩艳丽。同时还由琉璃陶演化出一种新工艺品“法华器”。在此期间，景德镇瓷器名扬全国，确立了其瓷都的地位。

明、清两朝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极盛时期。明代出现的紫砂陶以江苏宜兴的最著名，不但温润可爱，而且造型奇巧，很快就闻名天下。也有将紫砂胎加瓷釉烧制的，别具特色。瓷器方面，则在装饰色彩上下功夫，彩瓷得到史无前例的发展。器物造型、纹饰繁多而精美，彩釉品种丰富多彩，除了青花瓷器是主流产品外，还发明了“釉下青花”与“釉上彩”拼合成彩画的“斗彩”（逗彩）。宋代偶尔为之的“窑变”杂釉技术在清代被完全掌握。

（2）中国古代著名陶都

在中国陶器生产史上，曾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产地，其产品名扬全国，被不同的时代誉为陶都。主要有以下几个。

淄博陶都。在山东淄博市，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北方主要的陶器生产基地之一。其产品特点是质地细腻，造型新颖，釉彩鲜艳。其中以“两点釉”、“茶叶末釉”最为称奇。前者是在漆黑的釉表面上均匀地撒满金属光泽的银白色小圆点，用此种茶具盛茶则金光闪闪，盛酒则银光熠熠，在日光照耀下晶莹夺目，被视为茶道中的精品。后者是在橄榄色的釉面上均匀地布满茶叶末似的细微晶粒，显得娇嫩而不俗，艳如花，美如玉，为中外茶客珍爱之物。

石湾陶都。又被誉为“南国陶都”，地址在广东佛山市石湾镇。这里的陶瓷生产始于南宋，所产陶瓷又称“石湾公仔”。其特点是浑厚凝重，古雅朴拙，豪放洒脱，神形兼备，美观实用。明朝开始生产欣赏品，产品有人物、动物、山水盆景、器皿四大类，其中以人物器皿类为最佳，一直盛传不衰。更难能可贵的是建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的南风古灶（在今佛山市忠信路），至今500年来窑火不绝，生产不断，是中国陶瓷史上的奇迹，被载入世界吉尼斯之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开辟为广东著名旅游景点。

界首陶都。位于安徽省界首县。其产品特点是继承了“唐三彩”的制作工艺手法，并有新的创造。表现为构图丰满浑圆，釉色光艳华丽，花纹古朴典雅，线条刚劲流畅，其主要产品多为艺术品。

宜兴紫砂陶都。位于江苏宜兴，其产品以日用陶瓷为主，质坚耐用。创制于北宋的紫砂陶是其代表作。紫砂茶壶被誉为天下“神品”，茶壶胎壁无釉，呈多孔性，有较强的吸附力，泡茶5天后仍然能保持茶香，而且外观造型优雅，温润可人，被茶客奉为珍品。

（3）中国历代名窑与瓷都

名窑的出现是与瓷器的制作工艺走向成熟相关联的。到唐代，由于政权统一，经济发达，社会开放，加上瓷器制作工艺经过近千年的积累，瓷器制作进入到繁荣时期，生产地域扩大，窑场数目增多，一些东汉或魏晋时就已创烧的窑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社会开始出现对各个窑场的评价，于是名窑与瓷都自唐代有了说法。

唐代主要有六大青瓷窑：

越州窑。一般称为越窑，其烧瓷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东汉末期。早期的窑址主要集中在上虞县沿曹娥江两岸的山坡上，到唐代时，上虞、慈溪、余姚、宁波、诸暨、绍兴、镇海、鄞县、奉化、临海、黄岩等县共同组成了这一庞大的瓷窑体系范围。其中以上虞、慈溪两县为中心，最为繁荣。慈溪的上林湖有古窑遗址100多处。自唐朝开始在该地设立“贡窑”，专烧进贡用瓷。

唐代越窑青瓷为当时全国之冠，并生产出一个新品种，叫做“秘色”瓷器，是在青瓷的技术上发展起来的，其釉色以青瓷的青绿为主，无光。秘色始于唐，盛行于五代，中断于南宋。

鼎州窑。居唐代六大青瓷窑的第二位，也是六大青瓷窑中唯一位于北方的窑。现在出土的鼎州窑产品是在靠近唐代鼎州的铜川市黄堡镇。其产品“胎似越窑而闪黄，并有绿釉而闪黄者”。鼎州窑产品的最大特色是装饰十分丰富，有创花、贴花、印花，用化妆土在釉下绘花纹的青釉白彩和在釉上用黑彩点画花纹的青釉褐彩等等。

婺州窑。窑场位于浙江金华地区，这里烧窑的历史可追溯到西晋时期或更早，唐朝起进入其大发展时期，其产品被陆羽《茶经》列为青瓷窑第三位。但其质量并不高，多数为比较粗糙的民间用瓷，胎质粗，胎色灰黄，釉色主要是青中泛黄。尽管这里最早使用化妆土改善器物外观，但终因土质太差，质量品位提不上去。

岳州窑。《茶经》排其为第四位，窑场在今湖南湘阴县，并延伸到衡阳湘江部分地方。湘阴一带烧瓷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三国时期。岳州瓷，胎一般比较薄，胎色灰白，釉色以青绿色为多，也有青黄色。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很强，多有细碎的开片，有的器物胎釉结合得不好，容易剥釉。晋杜毓《荈赋》对其进行的总体评价为：“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

寿州窑。地处安徽淮南市，其烧窑时代始于东晋、南北朝。早期以烧青瓷为多，入唐后则以烧黄釉瓷为主，故被陆羽评价为“寿州瓷黄，茶色紫”。其制瓷工艺受北方瓷窑的影响，造型比较粗犷，不如南方瓷器秀气，且流行使用化妆土，表层是透明的玻璃质釉，上釉以蘸釉法，釉层厚薄不均，釉色浓淡不一。玻璃质和化妆土有的结合得不好，有剥釉现象。

洪州窑。主要分布在江西丰城市曲江镇赣江沿岸及清籼溪、药湖一带约20公里的地面上。大概在东汉晚期，这里就烧制出了比较成熟的瓷器了，与越窑基本相同。中唐时期为洪州窑制瓷业的高峰期，但陆羽《茶经》评价为“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为最末等。事实上，洪州瓷器在唐代还是相当有地位的，其产品被确认为“名瓷”，在中央政府是挂了号的，而越州瓷却未被列入名产（见《旧唐书·韦坚传》），可见洪州瓷在质量上是有知名度的。从五代开始，洪州瓷逐渐衰落。

唐朝除了以上六大青瓷名窑外，还有一些地区的瓷器品质也是相当不错的，比如温州、永嘉、瑞安一带的瓯窑，长沙的铜官窑，四川的邛崃窑，等等。唐代北方的白瓷名窑主要有河北内丘县的邢窑和曲阳县的定窑，以及河南的巩县窑、密县的西关窑、登丰的曲河窑等等。

宋代制瓷业实行官民并办，先后形成了烧制贡御瓷器的五大名窑。五大名窑不是宋人自己封的，而是后世瓷器藏家评定的。

汝窑。宋代著名官窑。明朝的王世懋在《纪录汇编》中评价说：“宋时窑器，以汝窑为第一，而京师自置官窑次之。”汝窑大约开始烧制于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之前不久，二十几年后，即在靖康之变中毁于战火。汝窑窑址一直不很清楚，直到1987年在河南宝丰县大营镇的清凉寺（宋代属汝州）找到一处为宫廷烧御用瓷的窑址，经过考证，基本认定为汝窑，属于临汝窑系。汝窑瓷在民间流传极少，在南宋时就已经非常珍贵，现在仅在北京故宫、台湾故宫和其他少数几个博物馆藏有几件，为稀世珍宝。其特点是釉厚如堆脂，显得清淡凝重；色彩稳定，无光泽；由于釉厚，常常有许多细碎的开片，状如蟹爪。汝瓷的颜色可分为天青、粉青、卵青三种，它是自东汉以来青瓷器在工艺上达到炉火纯青地步的代表作。

官窑。是宋王朝在内府中自设的窑场，专门炼制供内府所用的瓷器精品。官窑又分为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北宋官窑又称为汴京官窑，始烧于宋徽宗政和到宣和年间（1111～1125年）。其产品的特点是造型典雅古朴，釉色淡清，晶莹纯厚如堆脂，遍身开纵横交错的大块纹片，露出深褐色的胎色，更显出青釉的冰清玉洁。在烧制时，与汝窑类似，采用极细的支钉支烧。北宋官窑窑址现在因埋在古汴京城下，无法寻找。

南宋官窑窑址在今杭州乌龟山下。南宋早期的青瓷产品为薄胎薄釉青瓷，工艺极高。后期官窑青瓷追求玉石质感，改变烧制工艺，制出薄胎厚釉青瓷，釉质如玉石般光亮晶莹，釉面上显露横竖交织的蟹爪纹片或层叠的冰裂纹片。南宋官窑还有一个最大的特征是“紫口铁足”。

哥窑。窑址所在地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哥窑就是龙泉窑，在龙泉县，有人认为是在杭州凤凰山下，与官窑同在一处，也有人说是在景德镇，但大多认为是在杭州附近。哥窑瓷的特点是：造型简练、古朴，制作精巧，釉的色调较浅淡，有粉青、月白等色。而“金丝铁线”（又叫做“文武片”，古人称为“百圾碎”）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其最大的特点。同时，它也具有“紫口铁足”的特征。

钧窑。窑址在河南禹县。钧窑始烧于北宋初年，属于北方青瓷系统。它首创了釉中添加氧化铜作为呈色剂的新工艺，为我国的陶瓷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宋代钧窑产品特色为胎质细腻坚致，胎底厚实庄重，造型规整，釉的色彩丰富，色泽光亮幽雅，绚丽多彩。金朝的钧窑釉色带红斑，显得十分活泼艳丽。元代钧窑大发展，成为北方地区最大、最主要的窑系，产品特点是胎体厚重、粗糙，釉层也变得极厚。

定窑。是在唐代邢窑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属于白瓷，其中心窑址在今河北曲阳县。定窑烧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朝，到北宋时被指定为烧制御用瓷器的官窑，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即胎壁薄，釉色主要是白泛米黄色，开创了以印花为主的装饰风格。其优雅的釉色，精美的装饰，以及省工高产的工艺技术，使之一举挤垮了邢窑，而为各地仿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定窑系。定窑不仅烧白釉瓷器，还产有黑定、紫定、绿定和加红彩、金彩的金装瓷器。元朝时，定窑衰落成生产粗瓷器的窑场。

宋代主要的六大瓷系是陶瓷研究者对宋代各地官、民窑场生产的主流瓷器进行划分，而不局限于五大名窑的官窑性质的窑场。它们是定窑、钧窑、耀州窑、磁州窑、龙泉窑、江南青白瓷窑系。定窑、钧窑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耀州窑系。是以青瓷刻花和青瓷印花为特征的北方青瓷窑系，窑址位于陕西铜川市黄堡镇一带。其制瓷业产生于唐朝初年，早期以黑瓷、白瓷为主，中唐时开始烧青瓷。耀州窑的生产一直延续到明代，受之影响的有河南临汝、宜阳、宝丰、新安、禹县、内乡等窑，还有广州西村窑和广西永福窑。

磁州窑系。是宋元时期在北方地区窑址量最多、分布最广的民间窑系。其中心有两个，一个是今河北邯郸市彭城镇，一个是今河北省磁县观台窑。受磁州窑影响的地域有河南、山东、山西、安徽，乃至东北的辽金窑场、西北的西夏灵武窑和福建泉州、广西石村、四川广元等窑场。磁州窑的特点是粗犷奔放，在较差瓷土制作的瓷胎外加施白色化妆土，同时通过“白釉剔花装饰”和“黑釉剔花装饰”等手法，造成了强烈的黑白对比和生动明快的装饰效果。

龙泉窑系。窑址分布于今浙江丽水地区，是继唐朝越窑、婺州窑而起的一个烧制青瓷的窑场。龙泉窑兴起于北宋中晚期，到清代中叶停烧。龙泉窑的最成功之处是它的釉色，有青翠欲滴的梅子青、状如美玉的精青和豆青，把古代青瓷生产推上了顶峰。装饰方面有凸玄纹、浮雕式的莲瓣和堆贴的牡丹、双鱼等等。南宋和元代，龙泉窑产品都是中国外销的主打产品。

江南青白瓷窑系。青白瓷又称影青瓷，其釉色介于青白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泛青，这是宋代初年产生的一个新瓷种。它从宋初一直烧到元末，影响波及到江南半壁江山。其中心地区在江西景德镇，并呈扇形分布于江西周围，直到东南沿海各省。早期青白瓷釉色偏黄，胎体较厚，到北宋中期，胎体薄而匀，釉色呈纯正的影青色，釉层色泽如玉，晶莹润澈。装饰流行刻划花、印花、镂空和捏塑。到元代，青白瓷生产走向衰亡。

明、清主要有三大瓷都：

景德镇瓷都。位于江西省东部昌江两岸。汉代这里就开始烧制陶器，魏晋南北朝时开始烧瓷器，唐代烧制出白瓷，宋代以生产影青瓷著名，并被定为官窑。元代是其大发展时期，明清两朝皆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中心之一。从明朝开始，享有瓷都之称，并以五彩缤纷的颜色釉以及金色、红色瓷器的风采刷新了中国瓷的新形象，产品开始销往东南亚、阿拉伯和欧洲等地。景德镇瓷器的特点是“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特别是郑和下西洋带回了青花颜料，浓艳异常，把青花瓷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景德镇的传统名瓷发展到1000多个品种，其中以青花瓷、青花玲珑瓷、薄胎瓷、粉彩瓷为其四大名瓷。

德化瓷都。在福建德化县，始烧于宋，是一处民间窑场。明代时达到极盛，主要以生产纯白瓷著称，其代表作是“象牙白”，又称“乳白”、“猪油白”（景德镇的白釉为青白）。流传到欧洲，法国人称之为“中国白”（Blanc de Chine），也称之为“鹅绒白”。其特点是质地洁白，细腻如玉，釉面光润如明镜，胎质实密，敲声如磬。特别是薄胎产品，薄如蝉翼，在国际上享有“东方艺术之花”的美誉。

醴陵瓷都。位于湖南株洲醴陵县。清朝末期，朝廷在这里设立了专门为皇室和官府烧制瓷器的官窑。醴陵窑的亮点是将古代长沙窑的釉下彩工艺发扬光大，创造了有自己特色的“釉下五彩”瓷器。其制作方法是：陶工们先作画于粗坯，后上釉烧炼。产品特点是瓷面洁白如玉，花纹晶莹润泽，极富流动感。因为是釉下彩，故耐高温，防腐蚀，不褪色。1909年和1915年，醴陵“釉下五彩”瓷器先后获得意大利都朗博览会最优奖和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优质金牌。

（4）中国陶瓷对促进旅游的意义

作为既有实用价值又有欣赏价值的中国瓷器，不仅以其千姿百态的造型著称于世，而且以其沉积着几千年灿烂的中华文化的瓷绘艺术，清纯或亮丽多变的色调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正是这种神奇的魅力，使之成为旅游史上一道亮丽风景，对推动旅游起着特殊的作用。

第一，它直接推动着国际商务旅游。尽管从汉代开始，中国烧制陶瓷的技术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入阿拉伯，再传到欧洲，但欧洲始终没有能够烧制出中国瓷的特色与水平。骆驼队还是一队队地在沙漠戈壁跋涉，把中国瓷器运往西欧。海上的帆船也一船船形成了海上瓷器之路，把中国瓷运往世界各地。至今，我们在世界到处都能发现中国古代瓷器的芳影，这不能不说是古代巨大的商务旅游的最好证明。

第二，陶瓷是不朽的历史，为开发旅游项目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烧制陶瓷技术的国家，它象征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这对许多发达国家的旅客充满着魅力，尤其是在中国大地上，不仅还存在许许多多的古窑址，更还有许多延续下来的瓷窑，窑火不断，工艺不绝，被誉为“活文物”。那些保留至今的传统工艺制瓷的作坊，经过开发，生成一种活生生的古代文化，吸引无以计数的中外游客。开发遗址，建设专题博物馆，主办主题旅游产品推介等，这些都是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

第三，陶瓷工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旅游特色纪念品的绝好选材。中国瓷器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最强烈、最直接的表现，而它的实用性和艺术含量以及它的可以长期保存的特点，决定了它是绝好的旅游特色纪念品。特别是对国外游客来说，能带回几件精品中国瓷是很让人高兴的事。事实上，欧洲人从中世纪就有收藏中国瓷器的爱好。16世纪前，西欧各国将中国瓷器不是作为日用器皿而是作为奇珍异宝或艺术品收藏的。西班牙查理五世共获得多少从东方运回的中国瓷器已无法计数，仅腓力二世时，王室就已经收藏了3000多件瓷器。荷兰是最先将瓷器作为餐具和器物使用的西欧国家之一，但他们仍然认为中国瓷器“比水晶更精美”。17世纪时，荷兰一些人家在厅室里特制了“中国橱柜”，用来摆放收集来的中国瓷器，可见已成规模。就连英国，王公贵族中收藏中国瓷蔚然成风。18世纪迪福就断言：“如果没有中国的花瓶就没有第一流的住宅。”贵族也会因为家中没有中国瓷而自惭形秽。在欧洲内陆国家，17世纪前，人民普遍认为中国瓷器有消除所盛食物毒素的功效，所以争相购买、陈列和收藏。对中国瓷的收藏，促进了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认识，也给他们留下了丰富的联想，从而激发起他们很多人的旅游动机，来到神秘的东方古国，再带回几件神秘的瓷器工艺纪念品，感觉很有意义。

2.丝绸与刺绣

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就被古希腊、古罗马等国称为“赛里斯”（seres），即丝绸之国，可见，丝绸作为中国文明的形象出现于世人之前比瓷器要早得多。而丝绸以它独有的质感、神秘的光泽、舒适飘逸的特点，成为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埃及文明所艳羡的对象。在那里，丝绸的价值曾比黄金还贵重。据说，公元前6世纪，希腊雕刻《阿芙罗狄忒的诞生》上所穿的透肉服装就是中国丝绸；埃及艳后则是穿着中国丝绸走完她最后的生命历程的。丝绸在中国本土也一直承担着重要角色，是促进国际旅游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和平使者。

（1）丝绸与刺绣的发展概况

有文献记载，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有了缫蚕丝织品，不过那时的蚕还是野蚕。到商代，我国已经开始饲养家蚕，并有了祭蚕神的礼仪。可见丝织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周代的丝织业已经发展到初具规模的程度，养蚕、织造、染色，都有专门的分工。丝织物的纹饰图案更加丰富，除了绢、绮外，已经有了织锦工艺。锦的出现是中国丝绸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把蚕丝的优秀性能和美术结合起来了。丝绸不仅是高贵的衣料，而且是艺术品，这大大提高了其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丝织品在中国已经相对普及了。按规定，人七十而衣绸。当时丝织品已经有绢、罗、锦、绦、带等，而“齐纨”、“鲁缟”已是闻名天下的扇面材料，即一种素白的生丝绢。丝织品多了，就有了出口，著名的“丝绸之路”也在这时初步形成。当时游牧于中亚一带的斯基太人把丝绸视为宝物，有可能是通过他们的手将中国的丝织品带入波斯帝国，再转入欧洲的。当时只是产品输出。西欧直到公元1世纪都还不知道丝织品的奥秘。古罗马博学家普林尼（23～79年）在其《自然史》中还称：“赛里斯国林中产丝……丝生在树上。”又过了100多年，希腊人波桑尼阿才在《希腊纪事》中指出赛里斯人之丝非取自植物，而是一种叫“赛几”（意指蚕）的昆虫所产。

汉代的丝织工艺已经相当发达，有这么一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东汉时的大学者班固曾写信给任西域都护的兄弟班超，说托人带去白素三百匹，让班超在大月氏卖掉；在另一封信上又说，大将军窦宪托他找人顺便带给班超杂彩七百匹，白素三百匹，并让班超帮忙卖掉这批货物后，转买大月氏的马、毛毡和苏合香运回内地销售。丝绸历来都是很珍贵的物品，这样动辄以千百匹计地做买卖，可见当时生产规模之大，外贸之繁荣。而且工艺水平也达到了高超的程度，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素纱禅衣，薄如蝉翼，长128厘米，通袖长190厘米，重量仅49克。当时的丝织品种非常丰富，有锦、绮、罗、纱、绢、缣、缟、纫等等。在染色技术方面，也能染出三四十种鲜艳的色彩。在外贸方面，除了传统的北面陆地上的丝绸之路继续保持“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局面外，汉朝又开凿了海陆兼程的西南丝路和从东海、南海起航的两条海上丝绸之路。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织以蜀锦最为出名。此期由于北方战乱以及江南的开发等原因，中国丝绸业的重心开始向长江流域转移。

到了唐代，织锦在技法上出现了革命性改变，由以前传统的经线起花技法变为以纬线起花，这不仅可以织出更多复杂的花纹，而且能显示出华丽的色彩，形成清新、活泼、华美、流畅的风格。这一时期，无论是产量、质量和品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丝绸的生产组织分为宫廷手工业、农村副业和独立手工业三种，规模较前代大大扩展了。同时，丝绸对外贸易的频繁程度也空前高涨。丝绸的生产和贸易为唐代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于宋朝统治者改变了传统的轻商、抑商政策，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丝绸的流通更加普遍、频繁。不仅在都市，而且在农村，丝绸的流通也在大量增加。宋代城市经济十分繁荣，十万户以上的城市多达50个左右。在大都市，还放宽了以往对营业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坊和市之间不再隔绝，夜市和早市热闹非凡。在这种氛围中，丝绸贸易蒸蒸日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又以北宋时的东京（现开封）和南宋时的临安（现杭州）最为昌盛。“每一交易，动辄千万，骇人闻见”，则是当时东京丝绸贸易兴盛情景的真实写照。

从上古直至西晋末年，北方丝绸的生产水平一直领先于长江流域。魏晋隋唐时期，全国形成了三大丝绸产区：黄河流域、四川盆地及长江中下游。经过漫长的南北两地织工的技术交流，从南宋开始，中国丝绸已完成了从黄河流域向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转移。

元代最著名的丝织品是“金锦”，即用金线缠在丝上织锦，甚至还出现了用金线织成的浑金缎。用金线就成了元代丝织品的特色之一。

明清两代，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丝绸的生产与贸易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纺织机构，丝织品以江浙、四川、山西、闽广的最好，而丝织品中的极品是南京的“云锦”，它将金丝与片金并用，文饰色彩就像天上美丽的云彩。明清丝绸生产的商品化趋势日渐明显，丝绸的海外贸易发展迅速。

中国丝绸既是解决和美化人们衣着的日用品，又是一种文化，它的华美是淳朴的，因为丝绸是天然的；它的昂贵是恬静的，决无喧嚣的气焰；它既有天真的活泼也有成熟的妩媚。

中国的刺绣最早可以追溯到夏代以前，因古文献有“舜命禹刺五彩绣”之说。而从殷商时期的出土文物来看，粘附在泥土上的丝织物的纹路和刺绣的花纹已依稀可见。特别是在1982年从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出土了绣衾（被）和禅衣，上面绣着龙、凤、虎和花卉等，形神兼备，绮丽多变，证明刺绣在中国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高的工艺水平和独特的工艺门类。

进入秦汉时期，刺绣工艺已相当发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所描述的“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可见之普及。当时齐郡临淄为汉王室设官服三所，织工数千人，每年耗资万万，可见规模之大。在前汉武昭之时，不但帝王之家是“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毛织品）”，就连一般的富人也服用“五色绣衣，缛绣罗纨、素绨冰锦”，而且坐卧的席子也要“绣茵”，床上帐幔也是“黼绣帷幄”、“锦绨高张”，甚至死后殉葬的口袋也是“缯囊缇橐”。汉代刺绣的空前繁荣，使刺绣的艺术处理又前进了一大步，在马王堆一号汉墓里的竹简“遗册”中记载着三种刺绣名称：信期绣、乘云绣、长寿绣。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进入佛教兴盛的时代，因而刮起绣制佛像之风。从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北魏的一佛两菩萨说法图刺绣残片来看，是用几种彩色丝线绣出佛像、菩萨、供养人和相应的文字，供养人的长衫上绣有忍冬纹和卷草纹，示意着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相互交融贯通。这时期刺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开始出现了人物形象，为今后的人物绣品开了先河，具有十分重要的艺术意义。

唐宋时期的刺绣已向着精致化的方向发展，这主要由它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在男耕女织的封建社会里，女孩子都要学习“女红”，都要掌握刺绣，正因为如此，刺绣便成了那些深宅大院的小姐们消遣、养性和从事精神创造活动的唯一活动。由于参加刺绣对象的进一步扩大，作者的文化修养和物质条件不同，加上文人们开始参与，刺绣到了唐、宋期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它由日用与观赏两者兼容并蓄，发展到日用与观赏分而治之。特别在观赏方面成就最大，由于文人们的积极参与，书法和绘画艺术结合得更为紧密，形成了画师供稿、艺人绣制，画绣结合，精品倍增的新趋势。

明、清时期，全国城乡出现了众多的商品性生产的专业作坊。尤其是明代，官府手工业的衰落，却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从缺乏竞争力的官府院落手工艺品，到商业性作坊的专业化生产，加上唐宋期间文人艺人结合对刺绣工艺品的巨大影响，刺绣技术和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进入了中国传统刺绣的巅峰时期，出现了对后世影响非常之大的几个艺术流派，如上海的顾绣、北京的京绣、开封的汴绣、山东的鲁绣等，以及后人誉为的“四大名绣”——苏绣、粤绣、湘绣和蜀绣。

总之，从唐宋到明清，中国刺绣工艺水平的发展一直保持着上升态势，无论是色彩的搭配运用，还是针法的多样性和组合运用，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文人画师的加入，对仿画的刺绣技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竭力追求与书画原作惟妙惟肖的效果，从而极大地推进了针法的发展与创新。如对色线的处理上出现了把丝线劈成更细的丝缕，使线条的表现更为柔弱和逼真；在针法上出现了乱针、钉线、圈金、掺针、滚针、接针绣等大量新型的针法，把被绣对象的纹理和结构提炼为一种专门的普适性技艺和针法；甚至采用补笔加绘等技法，使画面的主次结构和轻重表现更加符合人们的审美习惯。

（2）四大名绣及其特点

中国四大名绣是经过两三千年的提炼，在明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是中国民间传统工艺，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特点鲜明。

苏绣。是对以苏州为中心，包括江苏地区刺绣品的总称。苏州地区植桑养蚕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历来都是中国丝绸的重要产地。据说三国时期孙权的夫人擅长刺绣，能在方锦上锈出山河、城邑，被誉为“针绝”。唐宋以来，苏州的刺绣水平就已经很高了，清代“苏绣”就是在此基础上吸收上海的“顾绣”以及西洋画的特点发展而来的。苏绣作品的主要艺术特点为：山水能分远近之趣，楼阁能现深邃之体，人物能有瞻眺生动之情，花鸟能报绰约亲昵之态。苏绣的仿画绣、写真绣逼真的艺术效果名满天下。在刺绣的技艺上，苏绣大多以套针为主，绣线套接不露针迹。常用三四种同类色线或邻近色相配，套绣出晕染自如的色彩效果。同时，在表现物象时善留“水路”，即在物象的深浅变化中，空留一线，使之层次分明，花样轮廓齐整。因此人们在评价苏绣时往往以“平、齐、细、密、匀、顺、和、光”八个字概括。经过长期的积累，苏绣已发展成为品种齐全、画面丰富、变化多端的一门完整的艺术。

粤绣。是指产于广东地区的刺绣品，又称“广绣”。据传创始于少数民族，与黎族织锦同源，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明中后期形成特色。其特色有五：一是用线多样，除丝线、绒线外，也用孔雀羽毛捻缕作线，或用马尾缠绒作线；二是用色明快，对比强烈，讲求华丽效果；三是多用金线作刺绣花纹的轮廓线；四是装饰花纹繁缛丰满，热闹欢快，常用百鸟朝凤、海产鱼虾、佛手瓜果一类有地方特色的题材；五是绣工多为男工，绣品品种丰富，有被面、枕套、床楣、披巾、头巾、台帷、绣服、鞋帽、戏衣等，也有镜屏，挂幛、条幅等。

湘绣。是湖南特有的著名的手工艺制品，至今已有两千余年历史。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墓葬物中，就有许多刺绣衣物和衣料。另外从衡阳、邵阳出土的宋代、明代的绣衣来看，其花纹均为写实性图案，而其绣品所用针法和未加捻的绣线等等方面均可看出，现今湘绣与之有一脉相承的蛛丝马迹。据嘉庆十五年（1810年）刻印的《长沙县志》记载：“省会之区，妇女工刺绣者多，事纺绩者少，大家巨族率以钿锦相侈尚。”这足以说明，湖南的民间刺绣早就很普遍了。但湘绣作为商品生产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最初，湘绣是在湖南民间刺绣艺术的基础上以国画为蓝本，运用“掺针”针法和变异色阶的技艺，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后来，画师们又运用丰富的国画艺术改进了湘绣的设计与技艺。其技艺特点体现在画稿、针法和色线三个方面。湘绣的针法，是以掺针为主，其针路互相掺插，便于针线由浅到深或由深到浅的过渡，表达出逐渐变易而又混合均匀的色阶，使绣品色彩绚丽多姿；除掺针外，还有72种针法，可以根据刺绣物象不同的要求灵活运用，以刻画其外形和内质。湘绣的色线，重视逐渐变易色阶、阴阳混合，力求接近自然色调，表达物象的光暗自然变化。这些技法和色丝的综合运用，使绣品达到了形神兼备、真实自然的境地，实现了绘画难以达到的艺术效果，早在20世纪初，就享有“湘绣甲天下”之美誉。在1911年意大利都灵博览会上，湘绣产品就曾获得最优奖。1915年在法国里昂赛会上，湘绣技法被誉为“神手”。

蜀绣。又称“川绣”，即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刺绣品总称。其产地主要集中于成都、重庆、温江、郫县等地。蜀绣具有悠久的历史，与蜀锦一起被称为“蜀中之宝”。最初，蜀绣主要流行于民间，至清朝中叶以后，逐渐形成行业，尤以成都九龙巷、科甲巷一带的蜀绣为著名。当时各县官府所办的“劝工局”也设刺绣科，可见其制作范围之广。当时的生产品种主要是官服、礼品、日用花衣、边花、妆奁、彩帐和条屏等。蜀绣以软缎、彩丝为主要原料，其绣刺技法甚为独特，至少有100种以上精巧的针法绣技,如五彩缤纷的衣锦纹满绣、绣画合一的线条绣、精巧细腻的双面绣，以及晕针、纱针、点针、覆盖针等都是十分独特而精湛的技法。绣出的人物、山水、花鸟、走兽神态各异，能表现出明暗、粗细、软硬、松紧、深浅、冷暖的不同层次。总体看，用线工整厚重，设色明快。当今绣品中，既有巨幅条屏，也有袖珍小件；既有高精欣赏名品，也有普通日用消费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3.年画

年画是我国所特有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千百年来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随着旅游的发展及国际文化交流的加强，它又成为国外游客瞩目的热点，是旅游文化开发的宝贵资源之一。

（1）年画的形成与发展

年画，顾名思义就是过年时张贴的一种与年俗有关的民间画类，其起源可追溯到远古时代的门神崇拜风俗。随着门神崇拜的发展和人们欲望越来越多，门神也就越来越多，最尊贵的方位贴不下了，就贴在显眼的地方。门神画也就衍化成了年画，渐渐成了民间风俗，每逢过年，人们都会贴上新年画。愿望虽然美好，但与现实总有较大距离，于是人们也就不那么在意了。贴年画由一种功利目的淡化为娱乐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题材、内容就更宽广了。年画也就成了中国民间一种成熟的艺术作品。

年画的种类约可分为版画、刻纸、纸绘三种。版画是以木刻图案，再按图上色而成。其特点是线条坚实有力，构图丰满对称，人物形象生动，色彩鲜艳明快，题材广泛，内容大多以吉祥、喜庆、欢乐、美好、典故、传统等为主题。这一类的年画以天津的杨柳青、山东潍县的杨家埠、河南的朱仙镇、苏州的桃花坞及广东的佛山镇最为著名。年画的特色因地而异，但是它们的用色活泼大胆、含意吉祥却是一致的。刻纸是用刻刀在纸上雕镂图案，画面的设计极具巧思。雕工细腻处，可以传达出极生动的姿态。纸绘的年画内容以神像为主，神荼、郁垒、钟馗、财神、天官赐福等，都是很受欢迎的题材。

经过千百年的大浪淘沙，在中国形成了很多各具特色风格的年画产地，著名的有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县杨家埠、河南朱仙镇、河北武强、山西晋南、陕西凤翔、广东佛山、湖南滩头、四川三峡梁平、山东高密、台湾台南等地。现在只有潍坊年画、杨柳青年画、桃花坞年画号称中国三大年画而享誉国际。

（2）著名年画及其特点

杨柳青年画。杨柳青位于天津市西20公里，这里的民间木版年画生产已经有600多年历史。据说元末明初，当时有一名长于雕刻的民间艺人避难来到杨柳青镇，逢年过节就刻些门神、灶王出卖，镇上的人争相模仿。到了明永乐年间，大运河重新疏通，南方精致的纸张、水彩运到了杨柳青，使这里的绘画艺术得到发展。杨柳青年画从清代雍正、乾隆至光绪初期最为风行。当时，杨柳青全镇连同附近的30多个村子，“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画店鳞次栉比，店中画样高悬，各地商客络绎不绝，是名副其实的绘画之乡。

杨柳青年画继承宋、元绘画传统，吸收了明代木刻版画、工艺美术、戏剧舞台的形式，采用木版套印和手工彩绘相结合的方法，制作时，先用木版雕出画面线纹，然后用墨印在上面，套过两三次单色版后，再以彩笔填绘，既有版味、木味，又有手绘的色彩斑斓与工艺性，因此，民间艺术的韵味浓郁，富于中国气派。杨柳青年画创立了鲜明活泼、喜气吉祥、富有感人题材的独特风格。在中国版画史上，杨柳青年画与南方著名的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南桃北柳”。

杨柳青年画善于通过寓意、写实等多种手法表现人民的美好情感和愿望，如年画《连年有余》，画面上的娃娃“童颜佛身，戏姿武架”，怀抱鲤鱼，手拿莲花，取其谐音，寓意生活富足，已成为年画中的经典，广为流传。杨柳青年画取材内容极为广泛，诸如历史故事、神话传奇、戏曲人物、世俗风情以及山水花鸟等，特别是那些与人民生活密切关联的题材，以及带有时事新闻性质的题材等，不仅富有艺术欣赏性，而且具有珍贵的史料研究价值。以这些优秀作品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形成杨柳青年画艺术的主流，一直延续发展至今。

杨柳青年画的辉煌时期是清中期，当时其年画的画样（粉本）有几千种。杨柳青镇的戴廉增画店一年生产的成品就达2000件，每件500张，共达百万幅。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杨柳青年画走向衰落。“文革”期间，杨柳青年画改为胶版印刷，传统工艺濒临绝迹。现经天津杨柳青年画霍派第六代传人霍庆有17年苦心钻研勾线、刻版、刷画裱等传统技艺，掌握了全套杨柳青年画工艺，使几近绝迹的木版手工绘制的杨柳青年画得以复苏。如今，“玉成号”画庄已建成为家庭博物馆，成为吸引中外游客的人文景点。

潍坊年画。山东潍坊年画始创于明末，全以手工操作并用传统方式制作，发展初期受到杨柳青年画的影响，清代光绪年间达到鼎盛期，有“画店百家，画种上千，画版数万”之说，风行黄河下游一带。其中最大的东大顺画店拥有画版300多套，年制画百万余张。潍坊年画的中心是杨家埠。杨家埠木版年画体裁广泛，想象丰富，重用原色，线条粗犷，风格淳朴，同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并称中国民间三大木版年画。其特点是重喜庆、浓彩、实用，多反映理想、风俗和日常生活，构图完整匀称，造型粗壮朴实，线条简练流畅。根据农民点缀生活环境的实际需要，主要有大门画、房门画、福字灯、美人条、站童、爬童、月光等，具有浓厚的民间风味、乡土气息和节日氛围。其题材广泛，表现内容丰富多彩，主要包括6大类，即过新年、结婚、农忙等风俗类；年年发财、金鱼满堂等大吉大利类；门神、财神、寿星、灶王等招福辟邪类；包公上任、三顾茅庐、八仙过海等传说典故类；打拳卖艺、升官图等娱乐讽刺类；三阳开泰、开市大鸡、四季花鸟等瑞兽祥禽花卉风景类。同时也有反映民间生活、针砭时弊之作，但喜庆吉祥是杨家埠年画的主题，诸如吉祥如意、欢乐新年、恭喜发财、富贵荣华、年年有余、安乐升平等，像亲人的祝福，似好友的问候，构成了农民新春祥和欢乐、祈盼富贵平安的特点，真正是“巧画士农工商，描绘财神菩萨，尽收天下大事，兼图里巷所闻，不分南北风情，也画古今轶事”。

潍坊年画生产分绘画、雕刻、印刷、装裱等几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极为精细准确。做法是先将画稿勾出黑线稿，贴到刨平的梨木或棠木板上，雕刻出主线版。待印出主线稿后，再分别不同颜色，刻出色版，套色印刷，最后修版装裱而成。

兴盛的年画艺术曾带动过历史上繁荣的商务旅游经济。明清时期，每年刚进入秋季，各路画商就云集杨家埠。晚上，大街两旁张灯结彩，年画挂满街头。当时，卖画兴唱小段，最流行的唱词有：“一进门来苏东坡，坐下韩信问萧何。不是本号不赊账，如今要账太啰嗦。赊账如同三结义，要账就像请诸葛。”浓郁的旅游文化耐人咀嚼。现在的杨家埠木版年画，正一步步走上了高雅的艺术殿堂。2002年，具有200年历史的“同顺德”画店的正宗传人、76岁的年画民间艺人杨洛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如今，走向世界的潍坊年画带来了更可观的旅游经济。如一个只有310户1150口人的小村庄杨家埠，年制作的木版年画却达2000余万幅，远销全国各地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山东潍坊千里民俗旅游线上，杨家埠成了重要一站。在这里，人们可以欣赏到100多套年画佳品，可目睹自明代以来的各种各样的年画制作工具、原版，还可现场观看充满神秘色彩的年画制作工艺。

桃花坞年画。桃花坞木刻年画因曾集中在苏州城内桃花坞一带生产而得名。桃花坞木刻年画起源于明末，盛行于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由于接近民间生活，富于装饰性，又价廉物美，因此桃花坞木刻年画不仅广泛流传于江南一带和全国许多地方，而且远渡重洋流传到日本、英国和德国，特别是对日本的“浮世绘”有相当影响。

桃花坞木刻年画的主要形式有门画、中堂和屏条。年画内容大多是神像、戏文、吉祥喜庆、民间故事、风俗世事等类型。

桃花坞木刻年画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年画，画面远近分明，层次清晰、丰富，生动细致地描绘了“乾嘉盛世”城市风情世相。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加剧，桃花坞木刻年画逐渐衰落，销售对象转向广大农村。这一时期的作品，在保持木版套印特色的同时，画幅以实用为主，印刷材料从简，成本低，价格便宜，利于普及，从而形成构图丰满、色彩鲜艳、印刷粗犷、装饰性强的艺术风格。现在苏州成立了桃花坞木刻年画社和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研究所。凡到苏州旅游的游客，除了游览美如画、色如黛、貌如西子的西湖外，还可以到苏州桃花坞去游览，领略中国古代民间艺术的魅力。

朱仙镇年画。朱仙镇在河南省开封市城南10公里，虽然是个小镇，在古代却名列中国四大古镇之一。朱仙镇木版年画历史悠久。北宋年间，每逢过春节，家家户户贴门神已成为一种风尚。后来北宋灭亡，开封几经战乱，木版年画便衰落下来。到了明代，开封年画虽然又获复兴，但明朝末年洪水泛滥，开封被淹没，百业俱废，朱仙镇便成了木版年画的中心。明、清时期，朱仙镇就有300多家木版年画作坊，其作品畅销各地，于是开封地区的年画被统称为“朱仙镇木版年画”。

朱仙镇木版年画有五大特点：一是线条粗犷，粗细相间；二是形象夸张，头大身小；三是构图饱满，左右对称；四是色彩艳丽，对比强烈；五是门神画多，严肃端庄。朱仙镇年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神祇画，如灶君神、天地神等，另一类是门神类，朱仙镇木版年画中最多的就是门神，门神中以秦琼、尉迟敬德两位武将为主。那些大大小小的门神画中，两位武将或衣着不同，或形态各异，步下鞭、马上鞭、回头马鞭、抱鞭、竖刀、披袍等，不下20种样式。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文武门神。文门神有五子、九莲灯、福禄寿等；武门神常是戏曲中的忠臣义士和各类英雄好汉。不同人的房门常贴不同内容的门神：已婚子女辈房门贴“天仙送子”、“连生贵子”、“三娘教子”；中年人房门贴“加官进禄”、“步步莲生”；老年人房门贴“松鹤延年”和“寿星”之类；少年儿童居室房门贴“五子夺魁”、“刘海戏金蟾”等。总的看，朱仙镇年画以戏曲故事题材居多，画幅不大，以人物为主，背景单纯，富有装饰性，色彩简洁浓重，以深绿、大黄、橙色为主，只套色而不手绘，套版不过五色，线条苍劲有力，风格淳朴浓烈。最具特色的是人物眼睑处印一块弯曲的橙色，为其他年画所少见。

绵竹年画。四川绵竹年画究竟起源于何时，至今还是一个谜。乾隆、嘉庆年间，绵竹已有大小年画作坊300余家，年画专业人员逾千人，年产年画1200多万张，产品除运销湖南、湖北、陕西、甘肃、青海和西南各地外，还远销印度、日本、越南、缅甸和港澳等国家和地区。

绵竹年画风格独特。在绘制风格上，它既承传了唐代年画由画师手工画的技法，又继承了宋代的雕版印刷术的技术，这是绵竹年画的主要特点之一。另外，绵竹年画在用纸、用笔、用色上也别具一格。传统绵竹年画一般都用粉笺纸（当地所产的土纸上面涂一层薄薄的彭州白泥）和鸳鸯笔（特制扁笔，一边蘸水，一边蘸色），颜色多用矿物色和民间染料加胶矾调制而成。主色有佛青、桃红、猩红、草绿，其次是金黄、天蓝等，给人以单纯强烈、鲜艳明快、对比和谐的色彩效果。这样可使手绘色彩更加厚重，风吹日晒而经久不变。由于用笔、用纸、用色的独特性，使绵竹年画具有浓郁的乡土风味和鲜明的地方特色。

绵竹年画内容广泛，品类繁多。从形式看，绵竹年画分为斗方、横披、中堂、条屏等，似同国画分幅相近，但却别具一格。至今为止，绵竹年画已被全世界50多家博物馆和数以万计的专家、学者、收藏家所收藏。

高密扑灰年画。高密扑灰年画是世界独特的画种之一，全国也仅此一家。扑灰年画起源于明初，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创始人是北乡公婆庙村一个姓王的民间艺人，最初的作品大多是神像和墨屏花卉。它的制作方式是打好腹稿以后，艺人用柳木炭条起线稿，然后用毛笔描下来，再用白画纸在线稿上扑抹拓扑，一稿可扑上百张，因有这一招，便有“扑灰”之名。

扑灰后的画稿，还要再加手绘，经“大涮狂涂”、“细心巧画”，“描子勾拉”、“粉脸”、“涮手”、“赋彩”、“开眉眼”、“勾线”、“涮花”、“磕盐菜花”、“描金”、“涂明油”一整套工序，才能画出一张漂亮的画来。到乾隆末年，地方上作扑灰年画的人渐多，在李家庄、赵家圈、杜家官庄开办作坊，成立画店。到清末鼎盛时期，高密扑灰年画进入一个半印半绘的时期，作画能手蜂起，发展成两个主要的流派——“老抹画”和“红货”。“老抹画”继承传统画法，仍以画墨屏为主，画风典雅，虽受新画派冲击，决心不改初衷，自编歌谣表态明志：“墨屏墨屏，案头清供。婆娘不喜，老头奉承。货卖识主，各有前程”。“红货”则大胆借鉴天津杨柳青年画和潍县年画对色彩的运用，向大红大绿靠拢，使作品显出红绿艳丽、对比强烈的特色，一时为多数人所喜爱。艺人也自编歌谣宣扬成绩：“红绿大笔抹，市上好销货，庄户墙上挂，吉祥又红火。”清末光绪年间，扑灰年画趋向衰落。今天，扑灰年画的作品日渐减少，当年两派艺人的作品，存留下来的都特别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