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置征剿大金川土司战事时，乾隆皇帝还没有忘记瞻对的事情。
他传谕新任川陕总督张广泗：“从前大学士庆复奏称：‘班滚及家口并恶木劳丁、姜错太等一齐烧死’等语，情节甚属可疑。”令其“到川时详细察访”。所以有此一举，是参加了瞻对之战的参将袁士林到了北京。这位参将正是焚烧泥日寨时的点火之人，皇帝派了一位官居大学士的要员亲自询问袁士林，班滚是不是真的烧死在泥日寨中了。袁士林的回答是：庆复奏报与班滚一同烧毙的“泥日寨之姜错太未曾烧死。想姜错太同在一处，彼既未死，其班滚似亦未曾烧死”。
五月，乾隆皇帝又令庆复移驻靠近大金川的汶川。副将马良柱又随征金川，升为总兵，总兵宋宗璋也随征金川。
八月，张广泗奏折到了皇帝面前，不说金川战事，说的皇帝让他暗访的班滚下落：“到军营后，查访班滚果否烧死之处，因闻有自班滚处逃回土兵昔什绰、扒塔儿，随唤至军营，细加盘诘。据供：‘班滚于如郎寨逃出，即往沙家邦寨中藏匿。嗣大兵焚毁泥日寨，并无班滚在内。’又接提督武绳谟札称‘有新投兵丁王怀信，向在里塘亦闻班滚未死，并传说现在金川’等语。是班滚未经烧死，已属显然。臣仍多方密访，务得实在下落，再行奏闻。”
皇帝下旨：“览此，则班滚实未死也。如其未死，舍金川而何往？一事而成两功，惟卿是赖。”
张广泗向皇帝汇报情况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心，这担心肯定是害怕因此得罪了比自己位高权重的庆复。皇帝说：“至于一切顾虑，恐惹嫌怨之处，皆可不必。勉之。”是我布置的任务，不要怕得罪人，再接再厉啊！
那位来自里塘的兵丁王怀信反映了一个情况，原明正土司属下土守备汪结被庆复任用，瞻对战事结束时，论功封为里塘土司。而汪结出任土司时，“班滚则差人到汪结处投哈达道喜”。而土兵昔什绰又供：“汪结做中，班滚的兄弟俄木丁投降了，叫班滚逃往别处去。”我们还记得，战事胶着时，庆复生有一计，就是汪结作保，放出打箭炉监狱中的瞻对犯人甘松结，令其回瞻对，与班滚的异母弟俄木丁一起，里应外合，策应官兵，乾隆皇帝也点头同意了的。战后，这班滚的弟弟俄木丁还被朝廷新封为下瞻对土司。知道了这个消息，不由皇帝不生气：“则汪结盖一阴巧小人，彼既外示出力于我，而内仍不使班滚怨彼，此乃番蛮两小获利之巧智。而庆复堕其术中而不知耳。将来此人另有一番处置方可。”而这个时候，新任里塘土司汪结正率土兵随征金川，所以皇帝还得耐住性子，交代张广泗：“今汪结现在军前，尤宜事事密为留意，不可稍露机宜，致彼生疑。致踪迹班滚之事，尤不可付之此人也。”
这时，皇帝已调庆复回京。
路上庆复上了一道奏书汇报：“遵旨于八月十八日自军营起身回京，现已抵陕西省城。”
皇帝回话口气冷淡：“卿起身而来，宜即奏闻。今已至西安而奏，为已迟矣。”你不觉得此时才奏有些迟了吗？
十月间，皇帝又得到班滚的新消息。班滚不是在金川，而是依然待在自己的老巢如郎。非但不隐匿行踪，还派兵攻打曾协助清军的上瞻对土司肯朱。但是，没有办法啊，“目今进剿大金川，须全力贯注，不得分营。至将来金川事竣，即应移师如郎，迅速剿讨，断不容缓”。而且，又牵扯参加了瞻对战事，现正出征金川的军官一名，“游击罗于朝亦系上年承办此案之人，恐其发露，意欲多方掩饰”。当然还有那个汪结，“汪结既为彼耳目，罗于朝身为营弁，乃内地之人，辄敢与之通同，更为不法。至进兵时，须先期将罗于朝、汪结二人调赴军营，一一讯明，便可得班滚实在下落，而明正其罪”。
这时，大金川军事也像瞻对一役，初始颇为顺利，后来便陷于胶着状态。皇帝一面为前方如何打开局面劳心，一面还记挂着瞻对之事。因为他越来越坚定地认为，金川土司敢于作乱，就是因为瞻对一战没有得到好的结果。他想，班滚未死，一干大员都在通同骗他。那么，之前被革职，经刑部判为斩监候的建昌镇总兵袁士弼的种种罪行，说不定也是这帮家伙捏造构陷，便下旨有关部门刀下留人。将来“令李质粹与袁士弼对质，则功过自明”。
这边，不知情的纪山还在上奏，替里塘新任正土司汪结落实待遇：“其原给正土司养廉银二百九十四两五钱，与汪结支食。”
户部议复：“应如所请。”
十一月，身在大金川军前的川陕总督张广泗又奏报瞻对那边的事情：“臣查上年攻剿瞻对，果如庆复所奏，拆毁战碉，分割其地，则班滚无可容身，自必潜逃他境。今查李质粹初临贼境，尚攻克碉寨十余处，迨兵过如郎，仅焚空碉二座围烧泥日一寨，余皆完好如初。至分地之议，各土司因班滚现在，无人敢领，悉仍为班滚所踞。”又说到汪结，“臣查汪结不过一巧滑小人，因其熟谙番情，在众土司中最为明白，故庆复信而任之”。
张广泗指挥金川战事不顺，多次被皇帝责问，有瞻对一案在查，正好略为掩饰，终于按捺不住，拿了汪结来询问。汪结供出：“四月十三日渡江，半夜到如郎，竟是空寨，班滚早已逃出，及责问俄木丁，伊云必是隔江看见烧寨，害怕潜逃。”见此，皇帝定要在宫中冷笑了。原来庆复们所奏，攻破如郎大寨，你们是这么破的呀！
皇帝又得到消息。
游击罗于朝和汪结曾经叫班滚“三年不可出头”，这位班滚却没打算如此低调，而是马上就发兵报复曾协助清军的上瞻对土司，汪结又去信“令其敛迹，以防金川事竣波及”。
十二月，张广泗又让汪结提供了新情况：“去年六月内，提督撤兵起身之后，总兵宋宗璋还在腊盖的时候，我就打听得班滚实未烧死，但不知他藏匿的所在，就禀了总兵宋宗璋和游击罗于朝。后来撤到旷域顶，我又打听得班滚藏在空七寨一个山洞里。那洞内有水有柴，可以久住。我又禀了宋宗璋。宋宗璋听了甚是愁怕，叹了一口气说，如今叫我有什么法呢？”果真如此，汪结此人，并不如皇帝先前以为那样奸猾，而是总兵宋宗璋等人怠惰了。
皇帝传谕：“令其据实即速奏明，不得稍有回护。”
后又复查前线卷宗，“当时捏报烧毙之处，检阅卷宗，有庆复驳回李质粹原咨，李质粹遂添入‘火光中望见悬缢贼番三人，班滚、恶木劳丁、姜错太皆已烧毙’之言，庆复即据以入告”。也就是说，庆复不管战果如何，只看材料扎不扎实。材料不扎实，就驳回重做。那个时代，这是不是普遍现象我不知道。但在今天，领导把上报材料驳回重写的情况比比皆是，只是大多无关人的生死，而是种种统计数据了。这就说明，庆复这个瞻对战事的最高指挥官，不是被下属蒙蔽，而是明知实情而通同作弊了。
到此之时，皇帝终于明白，所谓瞻对之战，就是一场费了真金白银唱了多半年的大大的假戏了。
当即谕令：“大学士庆复自皇考时屡经擢用”，我父皇雍正时就对他多次提拔，“历任尚书，朕即位之初，用为大将军”，以后我如何重用于你就更不用多说了，但瞻对的事情败露，我要包庇你也不可能了，“朕自张广泗奏到，数日来为之反复思维”，上至倚为国家栋梁的一品大员，下至游击罗于朝这样的基层军官，都无一人认真为国家效力，而是通同作弊，瞒天过海，皇帝自然是该有几个晚上睡不安生吧。“国家能保千百年无兵革之事乎？若统兵之人皆如此欺罔，其所关系尚可问乎？”
“夫世戚旧臣皆与国共休戚之人也”。庆复啊，你们这些皇亲国戚，这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啊，我们是一个休戚相依的共同体啊！你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会这样？！“庆复思及此，亦将不能自恕！且以台辅大臣受国家厚恩，何以于此等军机重务通同欺罔，一至于此！若谓一时误信，或因用军既久，边外番地不得不如此了事，此等情形不宜题达宣示，亦应密行陈奏，乃始终并未据实奏明。今既通盘败露，法纪所在，朕虽欲宽之而无可宽，庆复著革职，家居待罪。”
“李质粹现在刑部监禁，著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将此案情节彻底研讯，有应问庆复之处，一并讯问，逐款审明，按律定拟具奏。”
还有作为钦差大臣派往前线的班第、努三二人。
“朕从前因班第、努三进兵瞻对，宣力效劳，厥有成绩，是以将伊等及所带侍卫官拜阿唐等等一并交部议叙。朕又施恩令班第在御前行走。……班第、努三虽系协同庆复办事之人，未深悉地方形势，与庆复、李质粹专令带兵者不同。然伊等在彼并不详察，亦从而谓班滚烧死，率行具奏，殊属冒昧。此事既经显露，伊等议叙所加之级随往侍卫官拜阿唐等议叙之处，均一并注销。班第、努三不必在御前行走，著在乾清门行走。”
宋宗璋、马良柱两员武将，正在金川前线苦战，皇帝从别处调了同级军官去到前线，本意是要代替这两个人。不想，前去替代的人临阵懦弱，指挥无方，才能与勇气更在这两人之下，只好将两人仍然留在前线效命，暂不处置。
此时的班滚在瞻对过得却颇为自在。
张广泗派一名喇嘛叫雍中班吉的前往瞻对察看，其自在情形是这位喇嘛亲眼所见，汇报给张广泗，张广泗又上奏皇帝。
“委员往察，始知班滚安踞如郎，并不畏人知觉，且日与附近土司如德格、霍尔甘孜、章谷、孔撒、麻书、朱倭等往来赠遗不绝。查此一带土司，皆上年从征瞻对者，今复与班滚往来，非尽反而从寇也。盖番夷邻近，天朝征兵则奉调从军，事竣兵退，有私仇者仍为仇敌，无仇怨者仍归于好，夷俗如此。”
我们记得，瞻对战事结束时，西藏方面达赖喇嘛等大人物都出面请皇帝对于班滚网开一面，加上原来支援战事的江卡藏兵擅自撤回，让皇帝起了大疑心，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文化与宗教的分别，似乎是他建立大一统国家难以逾越的障碍。那时，西藏纳入清廷治下才几十年，就已经发生若干战事。康熙年间，曾派皇子率大军亲征。最后的结果，是将达赖所属教派和颇罗鼐世俗贵族等扶助成统治西藏地方的核心力量，但在对并不属于西藏管辖的瞻对战事中，他们的同情却在与其同种同文的班滚身上。为了大局安定，皇帝知道不能因此深责于达赖喇嘛及颇罗鼐等人，便把怒火撒在驻藏大臣傅清身上。张广泗也许深知皇帝这一心理，自己却也冷静，所以，才在奏折中说，这也是“夷俗如此”，“上年从征瞻对者，今复与班滚往来，非尽反而从寇也”，倒也冷静而客观。
张广泗这样的观察也是另有事实依据的。
按清代的土司设置，里塘是宣抚司，品级高于崇喜土司与下瞻对土司，理论上这些土司都要归里塘土司辖制。瞻对战后，庆复将原正土司废为副职，将汪结封为正土司，当地各土司并不心服，“近因将汪结被授宣抚司，其属下遂有烦言”。加上此时汪结又率里塘土兵随官军参加征剿大金川之役，瞻对里塘一带土司豪酋们便又复归于无政府状态。藏区土司豪酋们此类表现，本属惯常，但皇帝会认为有损国家体面，上侵天威，都欲平之而后快。却又不能四处举兵，便时时责怪于臣下。张广泗没有这样的期许，态度自然就冷静一些，他说，“盖番性易动难驯，寻仇报怨是其常事”。其实，四出夹坝也同样“是其常事”。这一地区处于这样的社会发展水平，纵马夹坝，快意恩仇，自是其文化观念中英雄主义支配下的自然习惯。超越社会形态加快文明进化需要输入更先进的文化更先进的管理，但清廷推行的土司制目的在抑制藏区落后制度中的野蛮与无序，只是用“多封众建”“以分其势”，以画地为牢来抑制豪强们扩张的冲动。那些事实上被圈禁于封地中的土司们，特别是土司辖地上的百姓并没有从这种制度中得到任何一点好处，所以几乎像出于本能一样，要来挑战这种强制性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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