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康[1]
叶德均批评吴梅是发生在两位学术名家之间的一桩陈年旧案，并引起多人回应。在学术的范围内，是非不难判断。1956年，叶德均遭遇政治迫害，45岁时含冤自杀，英年早逝。除了一些当事人之外，学术界似乎都不知道他的确切死因。最近公布的刘文典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两份检查，透露了叶德均自杀之谜。对叶德均的冤死，某些学者不仅不同情他的不幸，反而表现出极度的冷漠，则此事就有重提的必要。另外，叶德均在小说、戏曲研究方面贡献卓著，但对他身世之落寞，知之者甚少。通过本文的梳理，我们对他的生平认识会多一些。
叶德均（1911—1956），江苏淮安人。193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1947—1948年任湖南大学副教授，1948到云南大学中文系任教，直至1956年去世；终生致力于戏曲、小说和民间文学研究，是国内著名戏曲小说学家、民间文学家。他逝世较早，论著由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著名小说戏曲学家赵景深及其弟子李平编为《戏曲小说丛考》两册，1979年由中华书局印行。2004年12月，中华书局印行了第二版。它在我国戏曲小说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现在许多高校把它列为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
我因为从事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对中华书局出版的学术著作总是十分留意的。很早以前就读过《戏曲小说丛考》并留下深刻印象。1996年，我主持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云南现代学术史”，把叶德均先生作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云南学术研究的代表人物重点介绍。这一项目的最终成果《20世纪云南人文科学学术史稿》于2003年6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印行。在云南，对叶先生的成就和地位，我们这部书第一次做了系统的介绍和阐释，使更多的人能了解和关注他，这是我颇感欣慰的。
一、叶德均自杀之谜
关于叶德均的材料，除了《戏曲小说丛考》，其他是不多的，尤其是他的生平，除了赵景深在《戏曲小说丛考》前言中零星的说明外，无从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相雨教授在《大音希声——叶德均先生的古代戏曲、小说研究》一文中说：“叶德均的相关研究在其同时代学者中成就斐然，但是他死后却颇为寂寞。虽然现当代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成果多有引用，但是对其进行全面评价的论文却颇为稀少。”[2]他这篇文章对叶德均的学术成就做了全面评价，但关于叶德均的生平情况的介绍没有超出赵景深为《戏曲小说丛考》写的前言，他也许没有想到叶德均之死隐含着一个悲剧，而学术界多数人也没有想到。
前几年，购得王卫民编《吴梅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国学名家、扬州大学教授任中敏先生（原名讷，字中敏，号二北，别号半塘）的《回忆瞿庵夫子》中有提到叶德均，并对其进行了声色俱厉的指斥。文章在叙述了吴梅对昆曲的造诣和贡献后说：“昆曲者，其渊源正在宋《乐府浑成集》与清《九宫大成谱》两部皇皇巨著中；乃隋唐燕乐之所流被，千年国乐之以宗传，亦正今日南北两京艺人之所肆习，其势固方兴未艾，岂近代妄人于此了无所知，有若叶德均者，所得而訾之，为‘残骸’、为‘幻想’欤！”并加了一个长注：
叶德均于1957年自杀，赵景深代编《戏曲小说丛考》一书，不知何故，对外隐瞒其自杀。书内有《吴梅的霜崖曲跋》一篇，自夸从“历史演出”（陈按：叶德均原文为“历史的演化”，疑为排印之误）中作了“总清算”，算定昆曲已成“残骸”，却不料今日也宁苏各地，正各有多所昆剧院，果非改称“残骸院”不可欤？叶又算定：“有识之士早已把‘摹拟’南北曲等事遗弃了。”却不料周总理评定昆剧在“百花齐放”中，品高如兰花，乃“君子之香！”眼前张爱萍将军尚写《定风波》等曲，载在《人民日报》；赵朴初居士亦每每有新词发表；如叶说，周总理与张、赵两家俱成“无识之士”矣，然乎？否乎？叶本人应无待言，必为“有识之士”，但请问：叶之自杀亦有识乎？抑无识乎？最严重者：叶又曾算定：“现在还有许多追随吴氏的途径前进的，那便是走入歧途了？”只此一语，已将吴门弟子全部判入泥犁，何其狂悖！并请问：自杀是否一种歧途？倘断定不是，我等甘愿追随“有识之士”，同去自杀无悔；倘认为自杀正是“歧途”，万万不可陷入，则“有识之士”又何以终于自杀？真正费解之至！——叶的荒谬，另文详之；兹略见一斑，为上文斥叶为“妄人”作证耳。惟据此一斑，已足见叶之言行实太荒谬！难怪其师予以隐瞒也。[3]
我是读到任半塘这篇文章，才知道叶德均是自杀的（不过，任中敏把自杀时间记错了，根据旁的材料，不是1957年，而是1956年7月6日）。至于自杀的原因和经过，我也不清楚，但考虑到那个特殊年代，大的原因不难想见，叶先生应该是冤死的，就像他的同事张若名、李广田先生的自杀一样。[4]。
直到最近读到刘文典《我的检查》才大致明白了具体原因。2009年《云南文史》第2期发表云南大学张传先生珍藏的刘文典先生1958年在“反右”运动中口述的两篇《我的检查》以及“中文系整改领导小组”的说明，还有张传本人的《我所认识的刘文典先生》。《我的检查》就像当时绝大多数检查一样，充满自我贬损、自我凌辱之词，同时对其他受害者进行污蔑和批判，表示划清界限；动辄上纲上线，表示认识到位，批斗有效。1957年，刘文典曾赋诗明志，表示自己不追逐世风，还讽刺趋炎附势者：“司马琴台迹已陈，文君眉黛样能新。而今不卖《长门赋》，且向昆明写《洛神》。”运动之初，他头脑清醒，期望保持精神独立。但就这两篇“检查”来看，他并没能做到诗中所表白的，在高压之下，他不得不说了许多违心的话。以刘文典的自负和狂傲，被“改造”成这个样子，说明当时“反右”运动在云大之激烈和残酷。
《我的检查》中也有对叶德均的严厉批判和凌辱性言辞。全振寰是现代文学专家，鲁迅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与刘和珍等为同学。文章透露，叶德均自杀的原因是在“肃反”运动中被打为“托洛茨基分子”（即文中的“托匪”）。这是“现行反革命”的重罪，比“右派分子”还要十恶不赦，叶德均怎么承受得了呢？刘先生的检查幸存下来，使我们得以看到当时的部分真相，从此可以推测，当时不知还有多少对叶德均的口诛笔伐。想想一代知识精英被折磨得如此自我凌辱、互相倾轧，让人有一种刺骨的惨痛和深深的心酸！
而叶德均被打为“托匪”，想来也是捕风捉影的结果。原西南联大教授、经济学家、时任九三学社昆明分社主委、云南大学教授秦瓒1957年在“大鸣大放”之初发表的《造成党群关系不好的原因》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佐证。他说：
如思想改造、“肃反”等就出现了许多偏差。陈复光先生说思想改造里，有“加工”思想，我觉得不但是“加工”，简直是唱戏，有唱红脸的，有唱白脸的。拿“肃反”来说，最初，说云大一定有反革命，到系里，就成了系里一定有反革命；到小组里，就成了小组里一定有反革命，可是一个小组里只有七八个人，弄得大家都很紧张……那么怎么办呢？就只好捕风捉影了。[5]
叶德均作为一个纯粹的学者，被判为“托匪”，想来就是这样定案的。陈复光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早年留学哈佛大学，曾随杨杰出任民国政府驻苏联大使馆秘书，抗战时期任云大教授，积极投身民主运动，著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云南崇文印书馆1947年版）[6]，新中国成立初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曾任云南民革负责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也受到冲击。
著名民族学家杨在谈到妻子张若名之死时说，1958年6月，在“反右”运动的“交心”期间，张若名受到尖锐批判，怕自己与丈夫、儿子全被划为“右派”，高压之下，自沉于莲花池；张若名自杀的那一天，他还在北京。[7]根据历史学家、云大历史系原主任张德光教授的日记记载，刘文典《我的检查》就是写在1958年5月。张德光1958年5月2日日记说：“上午党支（部）研究教改工作，本周与中文系配合两次批评刘文典。下午文史两系教师及学生代表听刘文典自我检查。”[8]可见那是云大的“反右”运动最为激烈的时候。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若名无法承受而自杀了。刘文典自我臭骂、自我矮化是为了自保，与叶德均划清界限，把他斥为“托匪”，说对他“深恶痛绝”，也是为了自保，这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同事聚餐，拉几个性情相近的人坐在一起，都要上纲上线，读着这样的话，真有一种锥心之痛！
二、叶德均批评吴梅的得失
任中敏斥责叶德均的起因，是叶氏发表过《吴梅的〈霜厓曲跋〉》一文，该文刊载于1944年2月《风雨谈》第9期，已收入《戏曲小说丛考》（以下该篇文章引文即据此书，不再出注），也被王卫民书收录。吴梅是现代曲学研究的开创者和泰斗之一，与王国维齐名。《霜厓曲跋》是吴梅写的戏曲跋文，任讷纂辑，共三卷80余篇，收入《新曲苑》，民国三十年（1941）中华书局刊印。《吴梅的〈霜厓曲跋〉》是评论吴著的，写作态度是严肃的，对《霜厓曲跋》的具体批评也是站得住脚的。
先说态度。叶德均虽然不像绝大多数论者那样对吴梅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视其为曲学圣人，但也肯定了他的成就，文章开头就说：“近人治戏曲而有所成就者，首推王静安氏，其次便是吴瞿安氏。”结尾又说：“我们对于吴瞿安氏颇有尊敬之意，但是不能连他的错误都包括在内，否则那便是偶像崇拜了。正当地纠正他的错误，不但没有侮辱他，反而能使他所开拓的学术基础能更发扬光大。至于本文的目的，也恰如吴氏《兰桂仙跋》文所说：‘非好与古人为难，实喉中作鲠，不得不出而哇之也！’”这些话都明白表示了对吴梅的肯定和尊重，指出失误、加以批评，是出于完善学术，使吴梅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站在客观的立场看，不但是无可挑剔的，也是值得敬佩的。
文章的主体是对《霜厓曲跋》存在问题的辨析和批评。所指出的问题大多是学术硬伤，只要不是出于意气之争，遵循学术规则评判，是无可辩驳的。这些问题的研讨和纠误，有助于探明学术真相，促进学术进步。这一点，另一曲学名家、原燕京大学教授、后任台湾大学教授的郑骞在《吴梅的羽调四季花》中有持平之论。《吴梅的羽调四季花》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写出初稿，1970年1月改定，发表于台湾《现代文学》第41期，后收入郑先生文集《景午丛编》（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版）。文章说：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霜厓先生吴梅病逝于云南大姚县李旗屯，享年仅有五十六岁。这是学术界一大损失，如果天假以年，他一定会在曲学上续有新的贡献。在他生前生后有些人批评他，不满于他的曲学考据。无可讳言，他的短处是考据多疏，有时不免臆测武断；而在审音制曲方面，现在已很难再有这样一个人物。
“有些人”里面，应该包含叶德均。这篇文章是吴梅先生去世以及叶德均先生文章发表数十年后改定发表的，所谓尘埃落定以后，看问题会更超脱客观一些，指出吴梅的短处是“考据多疏，有时不免臆测武断”，而且用了“无可讳言”加以强调，无疑是对包括叶德均在内的批评者的肯定。后来，专门从事吴梅研究，编纂《吴梅戏曲论文集》《吴梅全集》，著有《吴梅评传》的王卫民也说：“吴梅先生的曲史研究同曲律研究一样，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主要缺点，第一，不大重视考据工作，有的论断带有主观随意性。曲史研究是一门科学，必须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当然，由于时代和材料的限制，有违失、遗漏是难以避免的。对于这种情况，后人也能谅解。但是，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就不能不责怪作者的疏忽了。关于这一点，叶德均先生在《吴梅的〈霜厓曲跋〉》一文中已经详细谈及……”[9]
引起任中敏反感和愤怒的，一是叶德均把昆曲视为“残骸”，已无发展前途；二是把跟随吴梅学曲的人说成“走入歧途”；三是任中敏文章没有明说，但感觉得到的是叶德均对其师的评价不算太高。《吴梅的〈霜厓曲跋〉》在指出了《霜厓曲跋》存在的诸多问题后总结说：
从上面许多违失、错误诸点来看，不仅态度失宜，治学方法苟简；即所谓“不屑于考据”，也还不至于有这样多的错误，有时简直丝毫不加考察就随便下断语。其原因当为吴氏写跋文时，亦与往日传统文人作序跋相同，是漫不经心随意一挥而就的。自然专门学者的著述，并不是毫无错失，然而总不会像吴氏这样信笔而写。如果不细细比勘，谁也不会相信一代曲学大师论曲的跋文，竟如此令人失望！
“态度失宜、治学方法苟简、随便下断语、令人失望”这样一些话，作为吴梅的弟子、《霜厓曲跋》的编辑者——任中敏自然是难以接受的。尤其是把他和“专门学者的著述”相比，似乎吴梅还不够“专门学者”的水平，对崇拜吴梅的人无疑是非常有刺激性的。文章对吴梅的全部著述评价也不算高：
再从吴氏全部著述看来。他的创作如诗、词、散曲、戏曲全部都是摹拟前人的东西，其中杂剧传奇且有民国以来的作品，没有注意的必要……《元剧研究ABC》《中国戏曲概论》虽全是泛论，但在吴氏全部著作中是仅有的两部涉及戏曲史和考证的著作，而其中显然的错误、遗失之处也颇不少。赵景深先生在《读曲随笔》中已列举其误。编选校辑方面如《古今名剧选》、《曲选》，也颇平常……从戏曲史的研究者的立场看来，吴氏最大的业绩并非拟古之作的南北曲或审音订谱之类，而是为戏曲研究者保存若干重要资料而已。
这里，连吴梅十分自负的诗词曲创作和学界公认的吴梅在审音订谱方面的贡献都被否定了，他的所有著作似乎都没有突出的水平和价值。这应该是任中敏感到“愤悱”并激烈批驳叶德均的重要原因。
叶德均对吴梅的负面评价确实过头了，做出这么多否定性评价是否有具体背景现在已不得而知，就文章来看，反映了叶氏和吴氏文学观念和学术研究路径的差异。这就要讨论“残骸”和“走入歧途”的问题，叶德均的原文是这样的：
至于吴瞿安氏，据说是“不屑于考据”的。而其成就是在作曲、度曲、制谱、订谱的诸方面。其中订谱一项，吴氏的目的在于使后来作曲者有一定的谱式可寻；而我们从曲的演化观点看来，也只是对于前代南北曲谱作一个最后的结束而已。至于现在是否需要摹拟前人的南北曲以及自度曲、制谱等，这在有识之士却早已把这些遗弃了的。现代人自有现代人的歌曲戏剧可供歌唱、制谱、表演乃至创作，不必再去迷恋昆曲的残骸。现在对于一切古文学是一个总清算的时代，而研究理解也只有从历史的演化上着眼，别无其他的途径可寻。假使还想着作曲、度曲，来延长昆曲的寿命，和幻想一个“曲学昌明”时代，事实终是不可能。然而在吴氏所据的时代以及他对于古文学接受的限度，毕竟和我们不同，自然不能苛责。但现在还有许多追随着吴氏的途径前进的，那便是走入歧途了。这几方面虽有吴氏大声疾呼也难挽救昆曲的命运，因为这在事实上已是行不通了。这诚如浦江清先生所说：“亦不能挽救曲学之命运，则时代限之矣。”吴氏殆为最后一位结束南北曲的制作、歌唱的学者。
这里体现的叶德均的文学发展观是“文学进化论”，从“现在对于一切古文学是一个总清算的时代”中看得出胡适“重估一切价值”的影子。“文学进化论”是“五四”以后新文学家的基本观念，其核心思想是文学随历史而演进，特定的文体只能存在于特定的时代，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叶德均从这样的观念出发，认为昆曲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其衰亡已经无可挽回，作曲、度曲、制谱、订谱等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意义不大，于是做了否定性评价。而吴梅总的文学态度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者，沉醉于昆曲及整个古典戏曲（南北曲）之美，竭力加以保存和阐扬，期望通过他们的努力使昆曲或其他古典曲类能够在新的时代继续发展。
现在看来，叶德均的观点和其他激进主义文学家一样是片面的，他们把旧的文学样式都认定为僵死的文学，独尊新形式，过早地、人为地把传统文学形式送入死亡之域，是一种独断性思维。这是违背文学发展规律的，也潜藏着文化专制的危险。特定的文体在特定的时代有最佳发展条件，因而形成兴盛是一个客观事实，但不意味着在别的时代就没有任何生存空间。文体发展的规律呈现为增量关系，即新的文体增加了文体类型，但不会彻底取代旧有文体，最终结果是文学样式的丰富。叶德均所说的“现代人的歌曲戏剧”是在中国传统戏曲之外的新文体，它丰富了戏剧和歌曲类型，同样不能完全替代旧的戏曲形式。这也就是任中敏文中提到的后来昆曲又得到发展，并有人继续写散曲的原因。
梅光迪1922年在《评提倡新文化者》中说：“文学体裁不同，而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之价值，岂可尽弃他种体裁，而独尊白话乎？”[10]1923年9月，吴芳吉在《学衡》第21期发表《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也强调“文学之美，非一家一派可尽有也，美不可以尽有，则各家各派皆必有所短也。吾人但愿取其长而去其短，以为我之辅导，而有容受一切之态度”[11]。这都是一些持平之论。吴梅的坚持及其弟子的追随有助于延续传统戏曲命脉，形成多元文学样式，是值得肯定的，并非“走入歧途”。恰恰相反，认为昆曲是“残骸”不仅不是“有识”，而是“短见”。在传统文学样式的命运和价值都受到质疑和批判的背景之下，“吴梅们”的行为更有一种悲壮的成分，令人肃然起敬。
再说研究路径或研究方法。叶德均推崇和擅长的是考据，他的小说、戏曲研究都是按传统朴学方法进行材料钩沉、作者考证、版本校勘、故事探源、问题梳理，着眼点小而所得者实。这样的研究自有其价值，《戏曲小说丛考》是考据学研究的杰出之作，甚至有人评价说这部集子所收论文“每篇都有新的发现，古代小说、戏曲及民间文学研究者都可以从中获得助益”[12]。几十年后别人这样高度评价，作者是值得自豪的。但他似乎没有看到文学研究方法也应是多元的，研究曲律、对作品进行内容和艺术的分析，探寻其思想价值和美，也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甚至更为重要，因为文学研究的归宿在于让作品的思想和美对接受者发挥作用。
考据固然是“专门学者”工作，曲律的研究也是“专门学者”工作，它的难度和意义绝不在考据之下，而曲律研究，学界公认吴梅为第一家。浦江清说：“近世对于戏曲一门学问，最有研究者推王静安先生与吴先生两人，静安先生在历史考证方面，开戏曲史研究之先路。但在戏曲本身之研究，还当推瞿安先生独步。”而三百年来，研究曲律并能作曲的人极少，“所以先生之地位犹高也”[13]。钱基博也说：“曲学之兴，国维治之三年，未若吴梅治之毕生。国维限于元曲，未若吴梅之集其大成。国维详其历史，未若吴梅之发其条例。国维赏其文采，未若吴梅之析其声律。而论曲学者，并世要推吴梅为大师。”[14]而陈立夫《悼吴瞿安先生》推尊犹高：“长洲吴瞿安先生，主南北大学讲席，诲人不倦，三十年如一日，洵足矜式士林，楷模后进。而于举世不为之日，独明古乐，大畅宗风，无愧大师，真成绝学。”曲律之学现在研究的人更少，真的快成“绝学”了。叶德均似乎没有看到或不愿承认吴梅戏曲研究和创作的价值，否定过勇，以致说吴梅的“业绩”只是“为戏曲研究者保存若干重要资料而已”。但对一个学者而言，这又算什么“业绩”呢？
吴梅的弟子跟着他学戏曲及研究戏曲，也不是“走入歧途”，恰恰因为吴梅的倡导和精心培育，吴门弟子中出了许多研究戏曲的名家，如卢前、钱南扬、王季思、任中敏、万云骏等都是20世纪中国曲学研究的中坚。他们坚忍不拔的努力和杰出的成就使古典戏曲之学在现代古典文学研究中蔚为大观。这个方面也是吴梅超过王国维的地方。
总之，叶德均的《吴梅的〈霜厓曲跋〉》在辨析《霜厓曲跋》的失误方面态度是认真的，所指出的问题是符合实际并为研究者认可的，同时也存在由于研究观念偏颇而对吴梅的戏曲研究和创作否定过多、评价过低的情况。这引起任中敏的不满乃至“愤悱”是可以理解的。
三、任中敏斥责叶德均之错误
但是，任中敏的文章存在更严重的问题。第一点有明显的门户之见，意气用事。叶德均批评乃师吴梅，虽然有不恰当的地方，但是态度是说理的，具体的批评是正确的，但任中敏却因为他批评了自己的老师及弟子，就暴跳如雷，用了“妄人无知”“何其狂悖”“言行荒谬”等尖刻言语斥责叶德均。对叶德均的具体批评，他说要再写文章辩论，“叶之荒谬，另文详之”，但似乎也没有兑现。
因为爱老师，极力维护他，虽然失态，也有可以理解的地方，但严重的是第二点，拿叶德均的自杀大做文章，冷嘲热讽，这就越过底线了。已如前述，叶德均的自杀，是时代的悲剧，对当事人而言更是最大的惨剧，经过那些荒唐和残酷的政治运动而活到“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人，在庆幸自己走出苦难的同时，对蒙难者应该同情，还要反思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一代学者的悲剧，避免类似悲剧重演，这才是正确的态度。任中敏却以幸灾乐祸的态度、冰冷刻薄的言辞加以嘲讽，把叶德均的自杀判为见不得人的事，实在过分了。赵景深先生在为弟子编辑遗著时，想到他的自杀，一定是极其痛苦的（当时，“托派”的问题还是一个禁区），而任中敏也要拿他未交代叶德均自杀说事，说赵景深刻意“对外隐瞒其自杀”。对赵景深也不依不饶，追寻深层原因，恐怕也是因为赵景深在《读曲随笔》中批评过吴梅的错误。如果真这样，那气量也实在太小了。
第三是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嫌。昆曲后来的发展确实证明叶德均的判断是错误的，但用不着拉一些政治人物来造势，更不宜有“如叶说，周总理与张、赵两家俱成‘无识之士’矣”的推论。再说，张爱萍将军的《定风波》是词而非曲，也不宜作为论曲的例证。
叶德均批评的曲学大师吴梅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为避敌寇，颠沛流离于汉口、长沙、桂林、昆明，最后被其学生李一平迎至楚雄大姚乡下，暂得安宁。不料于1939年3月17日病重不起，客死他乡，享年56岁，未能尽展其才。“呜呼，敌人残暴，天胡容之？先生纯儒，天胡忌之？”“天丧斯文，痛何可言！”（唐圭璋《吴先生哀词》）叶德均、张若名、李广田等的自杀，比吴梅之死多一层悲凉。20世纪造就了推动中国学术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代知识精英，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磨难，造成太多悲剧，良可浩叹。
［本文原载于《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关于叶德均先生自杀的部分又以《叶德均自杀之谜》一文载于《书品》（2010年第4辑），中华书局2010年。］
【注释】
[1]作者简介：陈友康，云南中华文化学院（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云南民族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生导师。
[2]刘相雨：《大音希声——叶德均先生的古代戏曲、小说研究》，载于《文学遗产》2008年第3期。
[3]任中敏：《回忆瞿庵夫子》，载王卫民编《吴梅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4]张若名早年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在天津从事革命活动，后留法获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中法大学和云南大学，是著名的法国文学专家。她的自杀情况详后。李广田是著名散文家和诗人，新中国成立后任云南大学校长，1968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自沉于昆明莲花池。李广田之女李岫在《李广田和他的作品》中这样描写父亲惨死莲花池的情景：“父亲曾对母亲说：‘要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在经过长时间的迫害与折磨后，父亲这个硬汉子却死去了。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夜，莲花池周围的村民们听到不断的狗吠声，后半夜平息下来了。次日有村民在莲花池里发现了父亲。他满脸是血，腹中无水，头部被击伤，脖子上有绳索的痕迹。捞上以后，即送去火化，他那一身劳改时穿的补丁衣裤还是湿漉漉的……”见李岫编《李广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2页。
[5]秦瓒：《造成党群关系不好的原因》，原载《云南日报》1957年6月7日，此转引自中共云南省委党校教务处编《坚决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右派斗争学习材料之二》，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3页。
[6]陈复光是20世纪上半期我国首屈一指的中俄（苏）关系专家，有多种著作。1999年，黄定天在总结20世纪中俄关系史研究情况时说：“陈复光从事国际关系研究达20年，思维方式与研究手段均为同辈人之翘楚。陈复光的这部力作（指《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体系完整，内容丰富，上至中俄两国的早期接触，下迄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系统论述了中俄两国间外交、军事、经济等诸方面的关系，并且深刻揭示了沙俄对华侵略的手段。该书还将征引的大量中外文书目附于各章节之后，为后人查阅提供了方便。总之，陈复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不但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在今天看来也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见黄定天《二十世纪的中俄关系史研究》，载于《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陈复光的这部代表作被包括《剑桥中国晚清史》、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在内的论著引用。
[7]杨：《杨自叙》，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
[8]转引自张传《我所认识的刘文典先生》，载于《云南文史》2009年第2期。
[9]王卫民：《继往开来，独树一帜——论吴梅在曲学研究上的贡献》，载王卫民编《吴梅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10]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载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11]吴芳吉：《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转引自沈卫威《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12]乔默主编：《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页。
[13]浦江清：《悼吴瞿安先生》，载王卫民《吴梅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14]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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