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叶德均先生所想写的

李作新^[1]

叶德均（1911—1956），江苏淮安人，出生于一个家庭殷实、生活丰裕的大户人家。自幼天资聪颖好学，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1934年毕业后返乡，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近代戏剧和民俗文学，先后撰写出《曲品考》《秋夜月中罕见剧名考》《太平乐府作者考》和《民俗文学论集》等论述；并首先在广州出版了处女作《淮安歌谣》。从1944年起，先后任教于浙江湖州中学、青年中学、湖南大学等；1948年受云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徐嘉瑞聘请，携妻眷儿女来昆执教于云大中文系；首开“中国戏曲史”课程并兼授“中国通俗文学”等。

叶德均从14岁起便收集整理谚语、歌谣及民间故事，18岁开始研究“民俗”“俗文学”“通俗文学”等，并在《中央日报》《京报》《国语周刊》等报刊上发表了60余篇近50余万字的论文。他的著述通俗、逼真、翔实，如《宋元明讲唱文学》将说唱艺术划为乐曲系和诗赞系两大系统，系统地对宋代陶真、涯词，元代词话，明代盲词、瞽词、弹词、叙事道情，清代弹词、鼓词、大鼓书、快板书及牌子曲、宣卷等的分类、结构、特点及相互关系和一些演唱者的技艺都做了全面的推敲吟韵、梳理阐释。旁征博引，功力深湛，纵论古今。

叶德均认为：搞科学研究才能丰富教学内涵，他一直保持着“授课内容常讲常新”的习惯；为学生们讲述一个新观点或一个新考证时，他都把自己过去和现在悉心考察过的许多资料介绍给学生，让大家于课外自己去填充或考证（或继续查证），以不断增强自学能力。他的学生张文勋说：“先生讲课，材料丰富，旁征博引，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生动有趣。”笔者是张文勋高中同班同窗，作为晚辈，曾多次聆听先生讲课，更是“扩幅提拣，去粗取精，精镂勤缀，扬帆开道，生面弘显”。听叶德均先生讲课，真乃“盛宴一席”，“享受特殊”焉。

不宁唯是，叶德均先生常以清康熙帝的勤学四点珍贵治学经验诱导学生们刻苦学习和钻研：一贵持久，二贵思悟（认真思考），三贵知行，四贵著述。同样，他也以庄子《逍遥游》中“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告诫自我：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必须有一桶水，才能融会贯通，游刃有余；若孤陋寡闻，知之不多，或出现概念上的错误，岂不误人子弟？

叶德均先生常常以大教育家陶行知对教员与学子的醒言，如“供人以鱼，只解一餐；授人以渔，终身受用”，“发现千千万，起点是一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创造力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发展的一种能力，把创造力限制在少数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多产创作上是一种陈腐的观念……创造性是每一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员都具有的天赋潜能，它和心理健康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心理健康发展的条件下，人人都可以表现出选择性”，“教育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学艺’——是一切学艺中最广泛、最复杂、最崇高和最必要的一种；教育学艺是以科学为依靠的。作为一门学艺，它依靠着许多广泛而复杂的科学；作为一门学艺，它除了知识以外还要求才能和爱好；同样，作为一门学艺，它追求一个永久要求达到而从来没有充分达到的理想；即追求一个完人的理想”等来教育或提醒学子们，蕴意不胜枚举。

叶德均的学术（含教学科研）生涯虽仅20余年，其读、研细微认真，善于思考，遇到一些被常人们所忽视的重要内容，他则深入切磋，反复推敲，缜密考证；或另辟蹊径，细推物理，辨明勘校；乃至步入“校勘学”之行列。

“民俗”“俗文学”“通俗文学”均可归属“一门学艺”，艺术家在艺术修养方面除了要有深厚的传统知识和丰富的切身经验，还要不间断地磨砺功夫；搞艺术不仅要苦学，更要苦练。中国近代杰出画家、诗人艺术家齐白石的成功弟子李可染先生就认为艺术创作不是“探囊取物”，必须全力以赴，精力高度集中，甚至要把整个生命力都投进去。艺术家要善于学习，向传统学习，向同时代的人学习；我们不仅要向成功的艺术品学习，也要向失败的艺术品学习。李可染说：“有的青年人爱用现代人的思想感情要求古人的画，这是学习传统上的最大障碍。”“我们不能完全用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去要求古人，学习传统要有分析，要有师长舍短的精神。”“时代变了，思想感情变了，内容变了，技法一定要变；技法是发展的。”“有些人专以仿古为能事，没有自己的感受，自然就会沦入公式化。为了避免‘公式化’，画家必须到生活中去，自然界本身是丰富多彩、变幻莫测的，它可以帮助画家克服公式化。”妙啊！智慧之星叶德均先生的治学思想难道不是与绘画大师李可染先生的习艺观点十分融合而“如出一辙”吗？

令人遗憾的是，1956年“肃反”运动，惨遭政治迫害，年方45岁的天才古典文学家叶德均含冤骑鹤，英年早逝，让人扼腕悲痛。后来公布的刘文典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两份检查，透露了叶德均自杀之谜（见2009年《云南文史》第2期所载云南大学图书馆负责人张传珍藏的刘文典先生1958年在“反右”运动中口述的两篇《我的检查》以及“中文系整改领导小组”的说明，还有张传本人写的《我所认识的刘文典先生》）。《我的检查》就像当时绝大多数检查一样，充满自我贬损、自我凌辱之词，同时对其他受害者进行污蔑和批判，表示划清界限；动辄上纲上线，表示认识到位，批斗有效。1957年，刘文典曾赋诗明志，表示自己不追逐世风，还讽刺趋炎附势者曰：“司马琴台迹已陈，文君眉黛样能新；而今不卖《长门赋》，且向昆明写《洛神》。”运动之初，他头脑清醒，期望保持精神独立。但就这两篇检查来看，他最终并没能做到诗中所表白的；在高压之下，他不得不说了许多违背良心的话。以刘文典原来的自负和狂傲，被“改造”成这个样子，说明当时“反右”运动之激烈和残酷。

刘文典的《我的检查》中有对叶德均的严厉批判和凌辱性言辞，如：“我的思想既然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然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在系里造成宗派，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危害。我年近七十，不是三岁孩子，怎么会做别人的工具；这中间有一种不可告人的隐情，就是私人互相利用、互相勾心结；例如：托匪叶德均本是我深恶痛绝的一个人，因为付懋勉说他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有用，我也就对他很好，一直到‘肃反’的时候，发现他是托匪，才又和他斗争。”“又如那年在云生园吃饭，我拉叶德均、全振寰坐在一起，说我们都是被压迫的阶级。这件事看来似乎很小，现在检查起来，叶德均本是我深恶痛绝的人，张为骐带他到我家来，我骂张为骐：‘下回你再带他来，连你我也不见了。’但是后来，引他为同调，这是很不简单的事，这正说明我的政治立场和他一样，都是对政策不满。”这才悟到，叶德均在一个特定时代，是人人得而骂之的。刘文典的检查也披露了当时的许多真相，可以推测，还有不知多少对叶德均的口诛笔伐。一代知识精英被折磨得如此自我凌辱、相互倾轧，让人顿感心悸和酸楚！叶德均先生1954年因被人诬告，曾一度离开讲堂，组织对其审查二年未果，又重上讲台。1956年组织再次令他交代有关托派问题，促使他心灰意冷，于同年7月6日含冤死去。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看望叶德均遗属时表示“没有保护好德均先生”。尔后，当叶的老师赵景深询问李校长时，李也做出了同样的表示。7月中，中共云南省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正式发文，为叶氏彻底平反。（按：1986年12月13日正式复查结论：云南省公安厅1955年12月11日给中共云南省委、公安部的报告《关于叶德均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报告》表明，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托派组织等属不实之词，应予否定。关于在复旦大学加入托派组织的问题，查无实据，予以否认。对叶德均同志不幸逝世，按病故对待，消除影响，恢复政治名誉。）嗟乎！“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录屈原《九歌·国殇》之词以奠叶君）

史文大家、戏曲研究名家王国维于《人间词话》中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娇柔状束之态。”叶德均非常欣赏王国维的研究方法理念，赞其“不仅活竖考证精神内涵，亦稳淀戏曲研究跌宕基石”。

五四运动，风云涟漪，继之1918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代民谣简章》，1922年创办《民谣周刊》，1923年又成立“民俗调查会”，累积并凸显民俗学史志中的主旋律之一“歌谣”；1927年傅斯年和顾颉刚等人也在广州成立“国立中文大学语言历史研究会民俗学会”并出版了《俗文学周刊》。其间，年仅18岁的叶德均民俗学造诣锋芒初露，刊载周刊之文章不少；其作品却已发展到对方言、风俗、信仰乃至建筑、民俗物品等的关注，反映了中国俗文学的发展及演变进程。

（按：20世纪50年代，云南大学有两位教授——数学系的陈谷和文史系的叶德均都喜欢在课余时去戏院看戏剧、曲艺，听大鼓、弹词；陈先生纯属业余爱好，叶先生则能结合专业测考。于是，戏剧、艺术界也常邀请叶德均先生莅临剧院为他们讲课；交往中既结识了京剧名家马连良和程砚秋，也有幸能与马连良的文学顾问顾颉刚和程砚秋的文学顾问杜颖陶切磋戏曲方面的学术问题。）

做学问的智慧之星叶德均先生所擅长的一些研究方法，归结之：先“循名责实”，即对（如演唱）文学样式是探考其名称的由来及其含义；次“科学实证”，即结合文献记载与传世作品考察其文体特征；再“寻源辨流，辨章学术，考镜流源”，即梳理阐释，循序渐进地对说唱方式及体式演变追本溯源；后“辨同别异”，即给人概念确切，特征鲜明，源流清晰之感。在叶德均先生的著述中，那“天真烂漫，俊朗跌宕的书风笔骨”是人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按：引杨慎（杨升庵）的千古绝唱《临江仙》语句以告慰德均先生永垂！］

历史不仅是精英们书写的，而且是众多任劳任怨的无名小卒们书写的。在赞颂大人物时，我们也应该为那些和大人物一起创造历史的凡人小事，弹奏一曲低回深沉、情真意切的行板。

躯体可能会消亡，可思想却永远不会消失；能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提炼升华，本身就是一种智慧和艺术。

权重位高，功劳显赫，却能时时处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始终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更有一颗以己度人之心，对无常之运和现实之命看得清、想得透、拿得起、放得下，事事预之在先，临事妥善处置，虽然一生可能“坎坷曲折”，总会“转危为安、失而复得、由败而胜”。

为学问者，必弘四宜：生书宜速，旧书宜熟，习字宜恒，作文宜思。而综观中华史柬，续一统之宏论以为：立乱世尚能安身立命者只两个半人，诸葛孔明、王阳明者，各为其一；半个人指的是曾国藩。（曾公平生牢记其立身处世八本：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谚语云：“再华丽的谎言还是谎言，再笨拙的真话还是真话。”

和平淡泊，有自己的热爱、追求，人是灵性智慧的，现实生活中，人们由于现实的需求，所以不得不有各种各样的奔忙，但除了眼下追逐的（物质的）东西外，人，更应看重“精神”。我要说：德均先生，这些都原本就是您生之即具的本能。

【注释】

[1]作者简介：李作新，原云南大学物理科学技术学院教授，核物理专家，1989年和1995年两次被瑞典皇家科学院邀请为诺贝尔物理学奖提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