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一样的大学者

任建伟^[1]

一、同学录里找不到叶德均

之所以说叶德均是谜一样的人，主要是关于他的史料极少，许多事情无从查考。

叶德均是淮安中学毕业的，这一点并无疑义。他的老师赵景深为其遗稿所作的《戏曲小说丛考》序中开篇就明确指出“淮安中学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按照叶德均193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推算，也就是说他1928年冬季理应还在淮安中学读高二。然笔者翻查了淮安区档案馆所藏“南京中央大学区江苏省立淮安中学同学录”（1928年12月印），当时，淮安中学高二年级在校生27人，其中包括后来的外交部长乔冠华，但就是没有找到叶德均的名字，即便是其他年级也没有。同学录，是江苏省立淮安中学的传统，每年秋季编纂、冬季刊印，学生人手一册，属于比较正规的文献，记录新学年在校所有教职员及在校所有学生的情况，项目有姓名、别号（表字）、年龄、籍贯、通讯地址等。1927、1929年同学录，淮安区档案馆并无收藏。究竟是同学录的漏印，还是另有隐情？这是第一个谜。

2013年，原籍淮安区、现在吉林工作的马投书《淮海晚报》，在题为《淮安民俗研究的鼻祖叶德均短暂而辉煌的一生》的文章中，透露了这样的信息：“1928年，他（指叶德均）娶同乡曹甸镇绅士的女儿郝华韵为妻。”那一年，叶德均17岁，理应在读高二。难道叶德均是年暑假后因为结婚的缘故而没有回到学校？据马文，叶德均在中山大学《民俗周刊》发表的25篇文章，也几乎都是在1929年完成。这个时间刚好就是他理应在校读高二的那一年。从他一年间发表文章的数量看，笔者甚至怀疑叶德均是不是高二这一年，就根本没有入学，而是结婚、做调查、写文章？这个谜团或许可以在1929年的同学录找到后能够揭开。

二、1934—1944：谜一样的十年

叶德均先生1934年从复旦大学毕业，1944年到湖州等地做老师。那么这其中十年，叶德均在哪里，他又在干什么呢？赵景深先生在《戏曲小说丛考》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叶德均“毕业后钻研中国小说和民间文学颇勤，与我通信往还达百余封”，由此可见，叶德均从复旦大学毕业后，似没有马上就业，而是埋头于中国小说和民间文学的研究。此时的叶德均已经不是中学生了，他对于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也已经不再满足于搜集淮安民间的歌谣、民俗，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以更广阔的视野来做更深入的探究。但叶此时身处何地？这十年一直在家治学吗？此为谜二。

中国民俗学会“民俗学论坛”《云大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者梯队》一文在介绍叶德均时，称“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期，辗转于扬州、上海等地从事教学、俗文学研究活动，并在上海与郑振铎、周贻白、庄一拂等著名学者共同组织戏曲丛刊社，研究戏曲考证理论等”，虽然部分填补了这十年间的空白，但仍属语焉不详。

1956年，叶德均去世后所留手稿绝大多数都已成文，并没有备注写作日期，但据赵景深先生言，这些文稿均为1944、1945年后所撰写。唯一的解释就是这十年间，他埋头于方志、宗谱、题跋、诗文集、墓志铭，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和积累工作。1944年的《曲品考》正是这样一个佐证。

1948年叶德均应时任云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徐嘉瑞先生邀请，前往昆明，任中文系教授，讲授“中国戏曲史”“中国通俗文学”等课程。教学之余，他完成了《明代南戏五大腔调及其支流》《歌谣资料汇录》等一批在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论文。1953年，上海上杂出版社出版其重要的戏曲理论研究著作《宋元明讲唱文学》。

三、含冤去世，时年45岁

这里说的含冤，指的是他在1955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被打成“托洛茨基分子”，又叫“托派”。所谓“肃反”就是肃清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托派”这个罪名要比一般的右派分子严重得多，就是现行反革命，可谓罪大恶极了。这个罪名从何而来？云南民族大学陈友康先生在他的《关于叶德均之死及他批评吴梅的一桩公案》中，通过引述经济学家、云南大学教授秦瓒先生的话“拿‘肃反’来说，最初，说云大一定有反革命，到系里，就成了系里一定有反革命；到小组里，就成了小组里一定有反革命，可是一个小组里只有七八个人，弄得大家都很紧张……那么怎么办呢？就只好捕风捉影了”，推测叶德均的罪名就是完成指标式的，手段无非就是捕风捉影。

2009年，国学大师刘文典在“肃反”运动期间的几份检查材料曝光（见《云南文史》2009年第2期），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许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后来始终不愿揭开的疮疤。这里摘引刘文典《我的检查》中的一段：

我年近七十，不是三岁孩子，怎么会做别人的工具；这中间有一种不可告人的隐情，就是私人互相利用、互相勾结。例如：托匪叶德均本是我深恶痛绝的一个人，因为付懋勉（傅懋勉——编者注）说他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有用，我也就对他很好，一直到“肃反”的时候，发现他是托匪，才又和他斗争。

刘文典在《第二次检查》中写道：

付懋勉利用师生关系，拉扯吴进仁，联络叶德均，一面顶着做招牌，联络张若名、周文煜，要在系里造成独占的势力。……最奇怪的是他同叶德均拉得非常之紧，一直到“肃反”之后，还说过“叶德均经我几个月的帮助，现在已经起义了。”我听了非常惊讶，叶德均也就自杀了。

中国素来有文人相轻的陋习，知识分子地位卑微，在那个年代，为求自保，自我贬损之余还如此相互倾轧，委实令人心寒。当时的云南大学（其实岂止是云南大学）一片混乱，学生批斗老师，给老师带上高帽，极尽羞辱之能事，昔日高朋满座、往来无白丁的同事之间竟也这般墙倒众人推。叶德均先生选择了用死亡来捍卫自己的尊严，1956年7月6日，他含冤西去。自杀方式众说纷纭，有说是投河而死，也有说是在他的云大寓所自缢身亡。

斯人已逝，痛何如哉！

《戏曲小说丛考》这本叶德均先生的遗著，1979年中华书局出第1版时，距叶先生辞世已经23年，这本书是叶德均先生所著不假，却是经过他的老师赵景深先生和赵先生的弟子李平整理的，赵景深先生还为之作了序。据马文述，叶先生的儿子曾回忆，父亲去世后，他怕云大的学生来抄家，而且当时家里都是理科生，不具备整理遗稿的能力，遂将父亲的书稿全部寄给了赵景深先生。所幸叶家人明白叶德均所受的委屈，深知他的手稿一定有价值。试想一下，如果叶家当时将其付之一炬，那会是学术界多大的损失啊！

四、叶德均的是与非

虽然叶德均1956年就离开人世，未曾想在他死去40余年后竟卷入了一桩学术公案。好在这桩公案，学界已有定评，并不能影响叶德均先生的治学声望。说起这桩公案，必须先了解一下吴梅。

吴梅，戏曲理论家和教育家，诗词曲作家，字瞿安，号霜厓。在诗、文、词、曲的研究和创作上，都有很深的造诣。戏曲方面尤为突出，兼擅制曲、谱曲、度曲、演曲以及校定曲本、审定音律等，被誉为近代“曲家泰斗”。

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吴梅和他的世界》，全书分生平传略、悼念回忆、研究评论三个大部分。这是一本纪念集，主要收录了吴梅先生的生前友好以及他的弟子撰写的回忆和悼念文章。其中收录了吴梅的弟子任中敏的《回忆瞿庵夫子》，这篇文章在叙述了吴梅对昆曲的造诣和贡献后，写道：“昆曲者，其远源正在宋《乐府浑成集》与清《九宫大成谱》两部皇皇巨著中；乃隋唐燕乐之所流被，千年国乐之以宗传，亦正今日南北两京艺人之所肆习，其势固方兴未艾，岂近代妄人于此了无所知，有若叶德均者，所得而訾之，为‘残骸’、为‘幻想’欤！”

任中敏怕读者不明白，还特地加了一个长注，云：

叶德均于1957年自杀，赵景深代编《戏曲小说丛考》一书，不知何故，对外隐瞒其自杀。书内有《吴梅的〈霜厓曲跋〉》一篇，自夸从“历史演化”中作了“总清算”，算定昆曲已成“残骸”，却不料今日也宁苏各地，正各有多所昆剧院，果非改称“残骸院”不可欤？叶又算定：“有识之士早已把‘摹拟’南北曲等事遗弃了”，却不料周总理评定昆剧在“百花齐放”中，品高如兰花，乃“君子之香”！眼前张爱萍将军尚写《定风波》等曲，载在《人民日报》；赵朴初居士亦每每有新词发表；如叶说，周总理与张、赵两家俱成“无识之士”矣，然乎？否乎？叶本人应无待言，必为“有识之士”，但请问：叶之自杀亦有识乎？抑无识乎？最严重者：叶又曾算定：“现在还有许多追随吴氏的途径前进的，那便是走入歧途了？”只此一语，已将吴门弟子全部判入泥犁，何其狂悖！并请问：自杀是否一种歧途？倘断定不是，我等甘愿追随“有识之士”，同去自杀无悔；倘认为自杀正是“歧途”，万万不可陷入，则“有识之士”又何以终于自杀？真正费解之至！——叶的荒谬，另文详之；兹略见一斑，为上文斥叶为“妄人”作证耳。惟据此一斑，已足见叶之言行实太荒谬！难怪其师予以隐瞒也。（《吴梅和他的世界》第104页）

任中敏如此气急败坏，源自他本人正是吴梅的弟子。而吴梅之与昆曲，正犹如曹雪芹和《红楼梦》。就像许多红学家一辈子都在研究《红楼梦》一样，昆曲可是他吃饭的家伙，竟然被叶德均贬为“残骸”，他岂不怒火中烧？！

任中敏斥责叶德均的起因，起于叶德均1944年发表的《跋〈霜厓曲跋〉》（又名《吴梅的〈霜厓曲跋〉》）一文，该文刊载于1944年2月《风雨谈》第9期，已收入《戏曲小说丛考》，也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吴梅和他的世界》一书收录。吴梅先生是现代曲学研究的开创者和泰斗之一，与王国维先生齐名。《霜厓曲跋》是吴梅写的戏曲跋文，任讷纂辑，共三卷80余篇，收入《新曲苑》，于民国三十年（1941）由中华书局刊印。《跋〈霜厓曲跋〉》是叶德均对吴著的评论，在辨析《霜厓曲跋》的失误方面态度是认真的，所指出的问题是符合实际并为研究者所认可的，同时也存在由于研究观念偏颇而对吴梅的戏曲研究和创作否定过多、评价过低的情况，于是便引来任中敏的不满乃至“愤悱”。

但任中敏的文章问题也不少。第一点是有明显的门户之见，意气用事。叶德均批评吴梅，虽然有不恰当的地方，但是态度是说理的，具体的批评是正确的，完全属于学术论争。但任先生却因为叶德均批评了自己的老师及弟子，就暴跳如雷，用了“妄人无知”“何其狂悖”“言行荒谬”等尖刻言语斥责叶德均。对叶德均的具体批评，他说要再写文章辩论。不过有趣的是，“叶之荒谬，另文详之”，后来似乎并没有兑现。

因为爱老师，极力维护他，虽然失态，尚可理解，严重的是第二点，拿叶德均的自杀大做文章，冷嘲热讽，这就越过了底线。如前所述，叶德均的自杀，是政治迫害的结果，是时代的悲剧，对当事人而言更是最大惨剧，经过那些荒唐和残酷的政治运动而活到“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人，在庆幸自己走出苦难的同时，对蒙难者应该同情，还要反思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一代学者的悲剧，避免类似悲剧重演，这才是正确的态度。任中敏却以幸灾乐祸的态度、冰冷刻薄的言辞加以嘲讽，把它判为见不得人的事，实在太过分。赵景深先生1957年在为弟子编辑遗著时，想到他的自杀，一定是极其痛苦的（当时，“托派”的问题还是一个禁区），而任中敏也要拿他未交代叶德均自杀说事，说赵景深刻意“对外隐瞒其自杀”。对赵景深也不依不饶，追寻深层原因，恐怕也是因为赵景深在《读曲随笔》中批评过吴梅的错误。

时间从来就是最好的裁判。从那桩公案至今又是十多年过去了，叶德均先生生前绝未预料到他竟会卷进这桩公案，当然也不会想到会有学者挺身而出，为他进行辩护。正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本文撰写主要参考了陈友康先生《叶德均自杀之谜》，载《书品》（2010年第4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

【注释】

[1]作者简介：任建伟，江苏省淮安县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