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叶德均

叶　鹏　叶　茵　叶　展　叶　林^[1]

父亲离开我们60年了，至今才写这篇文章是由于长期托词：我们不是学文的，对他的研究对象不懂，于是一拖再拖。现在我们老了，大的兄姐已经过世，在世的兄妹年龄大的80有余了，最小的弟弟也已年过60；上天留给我们的时间似乎不多了。近来又看到一些学者的文章，如《大音希声——叶德均先生的古代戏曲、小说研究》《〈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及其他》《谁还记得叶德均》《叶德均：谜一样的大学者》等，对我们是极大的激励和鼓舞，也是一种要求：不懂就学！若长期束之高阁，再过些年还是懵懂的。我们老老实实拿起书来，对照着学者的相关论文，从头学起，虽然年迈而且不入里手，虽然学之肤浅，理解不深，也算是对父亲的祈恭默敬，对父亲的祭奠和怀念。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父亲英年早逝。他的学术生涯只有20多年，但他在中国通俗文学研究中所留下的丰硕成果，赢得了学术界永久的怀念。他的学术影响力穿越时空：他的学术研究，几乎遍涉通俗文学的全部领域，连接戏曲、小说、说唱、民歌、民俗、艺苑，成绩突显，建树丰盈。

他热爱家乡、热爱祖国，认为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歌谣和讲唱文学是民族形式的叙事诗。他少年时就开始搜集民俗方面的资料，从多方面辑录歌谣，成为淮安民俗文学的鼻祖。他嗜书如命、博览群书、旁征博引、治学严谨；他以据为鉴，坚持真理，尊重先贤的学术风格；他披沙拣金，或钩沉，或考证，或随笔，或锁记，梳理阐释；他埋头做一般学者不愿做的研究成果很难在学界引起重大反响的基础工作；他有着淡泊名利、甘为他人作嫁衣的高尚品德；他那生活简朴、安贫乐道的优良品质是我们家族的宝贵财富，是我们永远传承的家风。他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古代文学史研究留下光辉的一页。

在此，我们以最诚挚的心情衷心感谢他的恩师赵景深先生的教诲和帮助。感谢协助整理遗稿的李平先生，感谢那些不带偏见、公正评价的各位专家学者。谢谢你们！

父亲叶德均，字子振。民国元年（1911）6月6日，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县盐商兼地主的家庭。从小聪颖好学，14岁开始收集民间文学资料，15岁开始发表文章，16岁成为中山大学第一批俗文学会会员。18岁，其处女作《淮安歌谣集》在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出版，成为代表当代民俗学研究最高理论成果的36种丛书之一，由此开启了他从事民俗文学研究的大门。他在淮安中学读书时品学兼优，1930年高中还没毕业，就考取上海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赵景深先生。毕业后返乡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和民间文学。1945年在湖州中学任教，1946年在青年中学任教；1947年至1948年在湖南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主授“宋元明讲唱文学”和“俗文学”；1948年至1956年在云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开设“中国戏曲史”兼授“中国通俗文学”等课程。他的主要代表作有：《淮安歌谣集》《曲品考》《宋元明讲唱文学》《戏曲小说丛考》等。1956年7月6日英年早逝，年仅45岁。

祖父叶慕良，字兆元，通文墨，讲义气，兴礼教。有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三，主持大家庭，人称“三老爷”。家庭兴旺时生意直做到苏州、常熟一带，他对工人、佃户较仁厚，口碑较好。抗日战争时期淮安处于新四军、国民党、日本人的“拉锯”地区。祖父把家里的房子腾出来让新四军使用。有时一场战斗下来，厅堂住满伤病员。他被称为开明绅士。新中国成立后，宅子作为淮安县政府的招待所，直到周总理纪念堂建成后，才拆建为楚州宾馆。

祖母王馨如出身于开当铺的生意人家。家庭富裕，穿着讲究、时髦，剪短发，放大脚，但为人自私、凶悍、刻薄；经常要挟祖父，打骂子女。每年约有四分之一时间游玩于苏杭、上海等江南名城；与子女关系疏远。她特别宠爱父亲，但父亲对她人品有看法，关系并不亲密。

父亲是老大，有兄妹5人：二叔原名叶德懋，参加革命后改名叶林；1933年夏考取同济大学机械系，1937年11月到延安陕北公学任队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经委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任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之后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大姑叶德箴，杭州教会学校学医，抗战以后一直在崇明岛当妇产科医生，热心为产妇服务；性格温和，对人宽厚，连任三届县人大代表。三姑叶德秀，早年出嫁高邮，后无联系。十姑（按大家庭兄妹排行）叶德耀，参加革命后改名叶明；1942年参加革命，在苏北根据地工作，1946年赴东北。新中国成立后任旅大市（现大连市）妇联组织部部长、旅大市妇产科医院党支部书记，后为南京汽车制造厂机关党总支副书记。

母亲，郝华韵，字兆珍，淮安县曹甸镇人。外祖父家庭殷实，是当地有名的大户，崇尚儒学，教子读书、主张女孩知书达理；母亲从小便和舅舅们一起在家办的私塾里上学。古文与古诗词基础较好，有的古诗词信口咏诵，还会打珠算（算盘）。为人善良、心直口快、同情劳动人民，尽力帮贫助困，对子女影响较大。

父母共生子女9人，6男3女。其中2男1女夭折。大女儿叶琛（大珠）从小和祖母生活，大儿子叶焕后改名叶玉林，14岁参加革命。其余3儿（叶鹏、叶展、叶林）1女（叶茵）随父母共同生活。

一、父亲的学术研究

父亲的学术研究，涉及通俗文学诸多领域，如民歌说唱、戏曲、小说等，成绩突出，有所建树。

（一）少年时开始收集民歌民谣和民俗方面的资料，18岁出书，以后不断拓展，成为淮安现代民俗文学鼻祖

祖父喜欢读书，家有两个书房，一个是祖父的，一个是我们的父亲叶德均的。（父亲在老家时有书房两间带一个小院子，环境十分静谧，藏书众多，是父亲年少时畅游书海的地方。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许打扰读书的人。父亲的书房，叔姑子女，非请莫入。）

父亲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叔伯兄弟，姑嫂婆媳，再加上长工佣人，有好几十人。除了亲属之外，其他都来自于本县的居民和农民，他们喜欢和孩子们一起玩，高兴时唱民歌、讲谚语、说故事。特别是看门人的民歌故事最多，父亲小时候经常去他那儿唱民歌、听故事，因从小受这种环境的熏陶，喜爱民歌民谣。到14岁，开始收集、记录、整理。随着年龄增大，走出家庭，活动范围也不断扩大，进行了更多领域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1925年，父亲说：“我收集民间文学是从民国14年夏天开始的。那时《国语周刊》征求谚语，民国十五、十六年就写了几十则寄去，秋天又写了些故事投到《民众周刊》。”“民国十六年冬《山朝半刊》征求民间艺术寄去歌谣二三十则，歇后语、谚语若干则。”

他16岁就成为第一批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会员，18岁其《淮安歌谣集》由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出版。哲学史研究家、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家容肇祖为该书作序，成为他正式加入民俗文学研究事业的开始。容先生写道：“他的《淮安风俗杂掇》，就是我第一次认识叶先生的细心和能力的地方。”“他常常寄给民俗学会一些风俗物品和说明，我们认为是很满意的材料，最近他的《杂掇》，关于建筑的一段（《民俗》56期）我真佩服极了。”

《淮安歌谣集》共62首，其中民歌26首，儿歌36首，附带故事12则；这些歌谣和故事极具地方特色，而且朗朗上口。如《小大姐》中：“小大姐，靠河边，又卖烧酒又卖烟；有钱哥哥吃杯酒，没钱哥哥吃袋烟”，“小小筷子七寸长，身穿红漆装……开水锅里洗把澡，八仙桌上排成行……”儿歌多伴游戏而生，将部分游戏附在儿歌下，如儿童捉萤火虫唱的“大麦楷，小麦楷，萤火虫儿上大街……”；《小猫咪》的“小猫咪，上大街，买花布，做花衣，吊下来做花鞋”，《催眠歌》的“摇摇摇，摇到成功桥，遇见张木匠，一锯两个瓢，大瓢盛炒米，小瓢盛核桃”。这些歌谣，小时候母亲亲自教我们唱，现在有的孙儿也还会唱。我们很喜欢听《猴子上当》等民间故事。

淮安的风云，淮安的风采，深深激励着父亲，他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着深远的情怀；相继发表了《淮安风俗杂掇》《淮安方言录》《淮安地名》《淮安旧俗》《淮安的放风筝》《淮安动物观》《淮安东岳庙》《淮安婚俗志》《淮安歇后语》《淮安农谚》《淮安医药迷信言行》《淮安禁忌及其他》等，大多发表在1929年《民俗周刊》上。从1928年12月到1936年，先后发表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论文30余篇，其中，《淮安岁时风俗》《山海经中蛇的传说》《民俗杂谈》《坊间谜语谭》《明代撒帐歌抄》《关于八仙传说》《清代歌谣的采集》等论文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兴趣，纷纷给予“既生动而又活脱”的评价。

在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以及其他有关报刊上都可见到他写的文章，他与江绍原等一些知名学者都有交往。1930年8月22日、8月29日、9月5日在厦门的《思明日报》暨《民俗周刊》33～35期发表过《中国民俗学书目》。民俗文学家王文宝先生认为他的著作是“民俗学研究不可多得的好文章，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1930年民俗学会《民俗旬刊》上连续发表《民间文艺的分类》，1931年4月25日在上海《草野》杂志“风俗专号”上发表的《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过去和现在》对当时民俗学的研究是个概括性的总结。父亲是20世纪上叶我国民俗学运动最活跃的分子之一。

（二）《宋元明讲唱文学》是俗文学的一部名著，把俗文学搬到了高等学府课堂上

《宋元明讲唱文学》是中国较早的一部讲唱文学专著，也是俗文学研究的一部名著，1953年上杂出版社初版，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再版，1959年中华书局出第3版。2015年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一出了第4版，2015年中国戏曲出版社出版的王季烈《孤本元明杂剧提要》、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合订本为第5版。在《宋元明讲唱文学》中他认为讲唱文学有三个要点，一是讲唱文学的文体性质是叙事诗；二是文体特征是韵散交织；三是叙事方式是有说有唱。他首次将讲唱文学体式分为乐曲系和诗赞系两类，把使用七言十言韵语进行歌唱的讲唱文学体式命名为诗赞体。这种分类和命名方式基本为国内外学界所接受。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有循名责实，科学论证，寻源辨流，辨同别异。《歌谣资料汇录》是以宋代以来的笔记、诗话、地方文献、通俗小说和元明清以来的南戏、传奇资料辑录出的歌谣资料；目的是给研究口头文学者提供帮助。文中还辑录了瑶歌、壮歌、苗歌等少数民族歌谣。

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宋元明讲唱文学》和《歌谣资料汇录》一反旧文人对民间各种文学形式的贬低，他认为：“为民间爱好，文字朴素，便于传唱；这正是民间文学的特色。”他充分肯定：“中国历史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歌谣，不仅产量丰富，而且质量也是优良的”，“古代人民的口头文学，有一些仍然保存在现代人民的口碑中”。同时还总结了在表现方法上，继承了诗经的“比”和“兴”手法；继承六朝乐府的“谱音手法”以及“对比手法”。他汇集了宋代以来的笔记、诗话、地方文献、通俗小说以及元、明、清南戏、传说中的歌谣等170多首，而且每首歌前后均附有社会背景、内容、含义，为读者提供方便。

父亲与赵景深先生关系密切，他较早的一篇关于民间文艺的论文《民间文艺的分类》就发表在赵先生主编的《文学周报》上（当时他17岁）。20世纪30年代初，父亲在复旦读书时，得到赵先生亲自教诲，毕业以后一直保持联系；1946—1948年，父亲许多文章发表在赵先生主编的《俗文学》周刊上，据有关学者统计，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多达40余篇。除了赵先生以外，父亲与当时的有名学者如陈汝衡、陆萼庭、戴望舒等人皆有交往，他的一些材料曾获得这些朋友的帮助。

1946年父亲应湖南大学之聘请，任中文系副教授，主讲“宋元明讲唱文学”和“俗文学”。

父亲在湖大教书时，经常跑图书馆；回来后，没日没夜读书、做文摘、制卡片。他读书认真、精细、善于思考，经常发现一些常人不注意或被忽略的内涵，并反复推敲，独辟蹊径。

1948年父亲在云南大学中文系主授“中国戏曲史”，兼授“中国通俗文学”和“中国文学史”等课程。1954年7月5日他给景深先生一信，曰：“凡讲授小说戏曲均非读二三次不可。苟不仔细，意见纷起，将何以处之？”关于注释，“先得仔细注释，然后精简通俗语言，方可靠。而注释需要参考资料甚多”。他认为，作为一个教授，在学术上要有自己研究的建树，完全重复讲述别人的东西，不生津液而形同嚼蜡。他坚持把科研的结果与讲课内容结合起来，做到常讲常新。为学生讲述一个新观点或新考证，都要查阅大量资料。还经常深入戏曲界对词牌、曲牌、作品、作者和资料来源虚心请教，深邃耕耘，深入切磋。他的学生，原云南省文联主席、中文系教授张文勋回忆道：“先生讲课，材料丰富，旁征博引，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生动有趣。”云大物理系教授李作新也曾多次听过他的课，说“听先生的课是一种享受”。由于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理实结合而富含创意，在昆明声名鹊起，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云南京剧院等单位曾经常邀请他去讲课或做学术讲座，听众们的普遍反映是：“细推物理，平添韵意，创意浓郁，迪益深邃，湎行东源。”

（三）戏曲研究出力最多，成果最丰；刻苦学习，缜密考证；尊重史实，尊重先贤，淡泊名利；甘愿为人作嫁衣裳

父亲重视戏曲资料的收集、整理，尤其是在重点剧目的整理与调查这方面用力最勤，成果最多。20世纪初，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两名著名的戏曲研究家：王国维和吴梅。他们的研究方法和路数不同。王国维重点在戏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完成了《宋元戏曲考》，该书在戏曲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父亲更欣赏他的这套研究方法，称赞他的作品“不仅考证精确，而且奠定了戏曲研究的基础”。而对吴梅研究的重点戏曲格律以及研究如何赏曲、谱曲方面则多有批评：“在治学方法上随意和考证的疏忽，绝非是一个现代的戏曲史家”，“他以毕生精力虚耗在作曲、度曲方面”，“以至于在戏曲史方面所得有限，这是颇为惋惜的”，“我们对吴氏虽有敬重之意，但不能连他的错误包括在内，否则便是偶像崇拜了。正当的纠正他的错误，不但没有侮辱他，反而能使他所开拓的学术基础发扬光大”。

父亲生前挚友、云南省图书馆古籍部词作家周盳先先生十分敬佩父亲的钻研和求实精神，他回忆道：“为校正近代曲学大师吴梅先生的《霜厓曲跋》中的一些疏漏和失误，他利用假期和休息日，在云南省图书馆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和专著随笔；分类做成卡片，逐一勘对，写出了令人信服的《吴梅的〈霜厓曲跋〉》一文，得到吴梅弟子和学者的赞同。”

马先生说：“虽然评论受到个人好恶影响，不免对吴贬的过低，总体看来是比较客观的，这种学术之争是值得提倡的。吴梅的学生任中敏对叶先生大加斥责，甚至拿叶先生的自杀说事。叶先生对学问‘较真’为其招致了一些‘叫骂’，然而对其学问的尊重、对真理的捍卫，如同一道光芒至今照耀着知他懂他的学人之心。”

父亲戏曲方面的研究著作有《曲品考》（1942）、《曲目钩沉录》（1949）、《祁氏曲品剧品补校》（1955）。他在《曲目钩沉录》中称“凡元明清诸家曲目，曲评之书已著录之戏曲目”，“明清公私家藏书目及汇刻书目记载者”以及“凡诸家曲目未著录而今尚存传本者”等概不收入，在严格筛除后只收录的“大抵取材于诗、文、词集、诗话、杂著、方志、书目、小说、戏曲诸书，以未见著录且无传本者为限”。据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刘相雨统计，共钩沉明代杂剧15条（15种）、传奇19条（35种）、杂剧、传奇未明之属的11条（15种）、清代杂剧15条（31种）、传奇43条（54种）以及杂剧传奇未明之属21条（26种）。这种研究工作需要查阅大量资料，披沙拣金般地寻找自己需要的内容，在一般学者看来是不讨好的工作，其成果很不容易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也不容易引起重大反响；但这种工作对全面了解明清时期戏曲创作、流行情况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学术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曲目钩沉录》中，不但钩沉古代许多戏曲剧目，而且对同一剧名的相关制作进行总结，可以看出某一题材作品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域的传播情况，达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

父亲的《祁氏曲品剧品补校》是以黄裳校注《远山堂曲品剧品校录》为基础，“择其可补充，商榷者二百四十余则，为之补校一过”，他在补校过程中将同一个作者的不同作品，或者不同作者的相同剧作放在一起展开论述，条目非常清楚。他在后记中又详细阐述了《远山堂曲品剧品》的学术价值，认为该书“不仅丰富了明代传奇、杂剧的数量，也提供了明代戏曲史一些重要资料”。这为编纂明代传奇、杂剧的曲目提供许多从来不知道的资料。此外，也指出了黄裳校本中的一些失误。1953年9月17日父亲给景深先生的信中指出：黄氏删削了一部分曲目，为了弄清情况，正在寻找原稿以及抄晒一份全文。父亲还重视索引的编制，“他在《关于〈新曲苑〉》一文中，为任讷辑《新曲苑》丛书三十五种编制了详细的索引；将该丛书中引用的一百四十一种书目按朝代先后次序一一列出，大大方便了使用该书的学者”。这种不计个人名利，甘心“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学术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父亲在考证《曲品考》时，考证细腻，论证充分，结论允当。订正了吕天成《曲品》以及其他曲目的某些错误，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6册在收录吕天成的《曲品》时，分卷方面采纳了父亲的意见。

父亲对我国古典戏曲的诸方面如曲目、曲品、曲家、剧目、剧名、作家、声腔都进行了细致研究。或钩沉、或考证、或随笔、或锁记，旁征博引、梳理阐释；其研究方法之精细、叙述条理之清晰、涉及范围之广泛，充分体现出他的学识和治学态度。

关于明代南戏五大腔调的论述，按各声腔早晚为序，论述了温州腔、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和昆山腔的兴起、发展、兴盛、衰落的时间、地域及具体演唱时的情况等；还注意到戏曲声腔的产生、流传与当地经济发展、城市繁荣之间的关系。五大声腔都产生在当时商业经济比较繁荣地区，他借鉴陈寅恪的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以小说中的资料来考证戏曲；在谈到海盐腔时，他采用了《金瓶梅词话》中的海盐腔在万历时期实际演出情况；在论述宜黄腔时，注意了汤显祖与当地优伶的密切关系，针对汤显祖戏曲不和的音律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促使学界深入讨论了汤显祖的剧作失律问题，使人们对汤显祖的剧作问题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有时提出一个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有意义。至今为止，学界对这一问题仍然没有统一的意见和看法。

1947年，他的《戏曲论丛》被列入“日新文艺丛书”。赵景深先生在该书序里说“德均治学态度严谨，平时不太愿意把所写的东西随便集结起来出版，这一本书还是他第一次结集的论著；只选了几篇重要而较长、较结实的文章”。父亲则认为：“与其写概论、大纲之类什么的，不如脚踏实地写点专题研究，写一本没有创见的文学史之类，还不如一篇坚实的小考证。”这再次表达了他治学的态度。

（四）用研究俗文学的方式，为研究小说开拓了新途径；注意考证，为小说的发生、流传和修订提出了重要依据

在《水浒传和宋元风习》中，他认为《水浒传》小说成为现在的样式，不是成于一代，也不是成于一人之手，是从宋代以来到晚明为止四五百年间，经过许多书会先生和民间文士以及出于书坊主人之手，许多次增补、修订、删减而成的。按道理应该是离本来的面目越来越远，但是实则不尽然。故事虽然有不少牵强、弥补的痕迹，但其中的风俗、事物、语言都还保留着宋人的习惯。关于“灯市”“酒库”“锦体”“圆社”等社会风习的描写与宋代其他资料对照大体符合。这种研究方法对《水浒传》成书过程和时间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父亲注意小说家的生平研究，他写的关于《拍案惊奇》作者凌初的《凌初事迹系年》，是根据嘉庆七年（1805）刊刻《凌氏宗谱》以及《湖州府志》《乌程县志》《墓志铭》等相关资料详细而勾勒出凌初的家世、生平、交游、创作等情况；是一篇研究凌初影响较大的文章，有的学者称之为20世纪研究凌初的两项成果之一。

父亲注意深刻细致的考证，他的两篇佚文《沈三白与石琢堂》、《再谈沈三白》分别刊登在1944年《古今》杂志第39、40期上。周海肶先生说：“由博友剑锋冷然（张一民）道兄发现并提供，功德无量！当我急切又贪婪的读完之后，不禁为之深深折服，且悲从中来……因为叶德均早在60多年之前已经发表过了……是年叶氏年仅33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继俞平伯、林语堂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浮生六记》的研究家，沈三白资料的开拓者，成就卓著，功不可没；是学术界的骄子，是浮学研究领域内一座当之无愧的丰碑！”“沈三白随使赴琉球事，此前、学者多从嘉庆四年随赵文楷说，皆所据此《观海图》诗也。而叶氏独能考证出‘按庚午为嘉庆十五年’，距沈三白作幕山东时仅有三年。这时沈氏既回苏州又作《观海图》，则渡海赴琉球的年月，也当在这三年中。”并进一步推断“或者沈氏便是作齐北瀛的幕友随员之类而去，也未可知”。事实证明，“叶氏的判断完全正确，慧眼独具！以斑窥豹，考证功夫着实了得！”

二、影响父亲学术研究的主要因素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口头文学受到人们关注。歌谣运动的兴起，促使他开始对民歌民谣的收集整理，家乡淮安深厚的文化积淀哺育了他，著名戏曲研究家、文学史家赵景深先生的教诲和帮助，扩大了他的视野，熏染启迪他对通俗文学挺力地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深入研究。

（一）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民间口头文学受到人们的关注，歌谣学运动兴起

1918年2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代民谣简章》，1922年创办《歌谣周刊》，明确歌谣是民俗学史上的重要资料，而民俗学研究已是中国的一项重要事业。1923年北大又成立了“民俗调查会”。1925年顾颉刚等5人调查“朝山进香”风俗，成为中国民俗学第一次进行田间调查的范例。1927年傅斯年和顾颉刚等一批北大教授纷纷南下，在广州成立了“国立中文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民俗学会”，出版了《民间文艺》（后改为《俗文学周刊》）。在民俗文学发展的初始阶段，父亲就积极投入这项运动。他的作品由最初的歌谣、谚语、故事等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发展到对方言、风俗、信仰甚至建筑、民俗物品的关注，反映了中国俗文学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二）受淮安深厚文化积淀影响，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以及对劳动人民创造文学的热爱

淮安有2200多年的悠久历史，曾是南船北马交汇的地方，清朝乾隆年间，盛极一时，是漕运枢纽，与运河沿线苏州、扬州、杭州并称四大都市；是开国总理周恩来的故乡，也是汉初三杰之一韩信、西游记作家吴承恩、抗金英雄梁红玉、爱国志士李公朴等历史人物的故乡。淮安岩盐储量居世界首位，是历史上的盐运要冲，是现代盐化工基地。

淮安人文荟萃，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明清两朝仅隶属于淮安县之进士就有200余人。河下镇还出过状元、榜眼、探花，留下“三河下，三鼎甲”的佳话。西汉著名文学家枚乘所著《七发》开创了汉赋新文体，儿子枚皋也是有名的文学家，淮安曾建“枚皋故里”的排楼。中国四大名著与淮安有关，《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是淮安打铜巷人。两宋时期，淮安一带大小农民起义不断，有许多民间故事和传说，南宋著名画家龚开根据这些传说，创作有《宋江三十六赞》，元末施耐庵以此为蓝本作了《水浒传》，最终定稿在淮安。据说大剧作家关汉卿以淮安窦天章父女故事为题材，作了《感天动地窦娥冤》，至今城内北门还有窦娥巷。著名大经济学家阎若璩、《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京剧麟派创始人周信芳、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扬州八怪之一的庄寿民的家乡也都在淮安。

淮安是民俗文学的天堂。父亲长期生活在广袤地“雅”“俗”的海洋，他一方面博览群书，一方面从童年开始听家人、长工、佣人讲述各种民谣。随着年龄增长，进一步扩大视野，丰富活动内容。在与劳动人民接触中萌发了他对社会下层的了解和同情，奠定了他人生的思想主张。

（三）恩师赵景深先生的教诲和帮助使他在古典戏曲、小说、民间文学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活动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赵景深先生是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戏曲研究家、文学史家、教育学家、作家，一生致力于戏曲、小说研究，并竭力搜求民歌、鼓词及民间小曲等资料，收集有不少传世孤本。他28岁当教授，一生著作140余种；主编和参与主编过几十种刊物和报纸副刊。赵先生收集了丰富的戏曲史资料，以严谨的治学态度考证作家生平，在作品本身与版本渊源都有重要发现；他重视并强调民间戏曲的地位和作用，系统研究前人戏曲理论，为中国戏曲批评史研究开辟了道路。60余年，培育英才遍世；他是20世纪30年代很有成就的文人。26岁出了第一本诗集《荷花》，第一本小说集《栀子花球》。他译契科夫、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为时最早，花了相当功夫介绍世界文学，他在考证校勘上所花的精力与功绩值得文坛永远感激。先生在小说考证方面也取得相当成绩，藏书颇丰，多达3万余册；目录9本，其中相当部分为线装书。王骧教授对他的赞颂：“文坛巨擘老人星，著作等身致可钦，更有一桩人罕及，藏书肯借见胸襟。”在20世纪30年代，他是中国俗文学运动的先锋，他与郑振铎一起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文学派的重要人物。

赵先生勤奋刻苦、严谨的治学态度，助人为乐的处世精神，培养人才的伯乐气质对父亲影响很大，是父亲学术活动的重要支持者、赞助者。父亲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他与同学林若波创办的《文学期刊》专登语言、文学方面的论文和小说、戏剧、散文、随笔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1930年厦门《思明日报》的“民俗周刊”连续3期刊载了父亲的《中国民俗学目》。1931年4月在《野萍》上发表《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过去及现在》，1932年在《青年界》上发表《中国民歌千首》。1934年父亲的毕业论文《杀猪酒》获得赵先生的赏识。1935年在《文学期刊》上发布了《民俗学之历史意义》，这是中国民俗学发展中不可多得的文章。父亲与赵先生从师生发展到学术上的挚友。父亲毕业返乡以后发表了近百万字的学术文章，每月通过书信与赵先生来往。记得在云南大学时，父亲每月至少收到赵先生的一封来信，多时则3～4封，赵先生称父亲为“德均兄”，父亲称赵先生为“景深先生”，彼此十分亲切。到目前为止，已搜集散落在民间的父亲给赵先生的亲笔信，仅1954年（在云南大学时）就有10封之多。内容十分丰富，有共同探讨一些学术问题，有请教自己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有交流一些大学和研究单位研究的文史动态，有提出综合大学“中国文学史”课程的安排，偶尔也提及彼此身体情况。

父亲去世后，先生十分悲痛。赵先生向云大校长李广田先生询问父亲的死因和出书问题，李广田先生说：“是我们没有保护好叶先生。”并且明确去世与出书是两回事。当赵先生接到由我们寄去的父亲的手稿后，立即开始整理。在他的弟子李平先生协助下，赵先生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整理完《戏曲小说丛考》这部遗作。该书于1957年12月完稿，1979年5月出版，时隔22年。1979年4月10日赵先生给中山大学关德栋先生信中说，叶德均的《曲品剧品》以及《歌谣杂录》没有放进去。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夏威夷大学马幼恒教授写道：“《戏曲小说丛考》与赵先生给我原订目录比较少了十四篇。”

赵先生去世后，他的女儿赵易林回忆说：“为了帮助叶德均的遗作早日问世，他宁愿拖后自己的著作出版而帮助联系出版社，整理稿件，修改稿件。”可以说如果没有景深先生的指导帮助，父亲既不会取得那么多成果，《戏曲小说丛考》也难以问世，甚至会被湮没。

《戏曲小说丛考》的手稿多数成文均未注明写作日期，赵先生认为这些文稿均为1944—1945年所撰写。父亲在毕业以后十年间，埋头于“地方志、宗谱、题跋、诗文集、墓志铭的考证和积累工作”。

三、父亲的人格情操

父亲嗜书如命，博览群书，旁征博引，深入查证，以科学态度对待学术问题；尊重群众，关心穷苦人民；安贫乐道，父爱如山。

（一）以史为据，以科学态度对待学术问题，受到同行的尊重

父亲旁征博引，严谨治学，以科学态度进行考证。发现学界中的一些问题，不因权位有多高、学术影响有多大，他都以史实为依据，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无支祈传说考》一文中，考察了水神传说之一的无支祈传说的产生及唐至清的演变，对鲁迅先生、胡适先生的观点亦有所商榷：他认为鲁迅先生的《稗边小史》仅述无支祈传说的梗概，而对后来形成形态颇少注意。对胡适《西游记考证》调和禹与无支祈的故事和僧伽与无支祈的故事，父亲认为牵强附会，缺少文献依据。他梳理了传说无支祈演变历程，提出无支祈来源于中国古代猴图腾，与印度猴神话无关，而对孙行者故事有影响。他对《西游记》作者问题的研究在学界独成一家，有一定影响。自胡适的《西游记考证》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论定作者为吴承恩后，吴氏作《西游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说法。父亲以为，吴承恩作《西游记》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肯定吴承恩为作者的主要依据来源于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多种，名震一时。”又在卷十九《艺文志·淮贤文目》中记载道：“吴承恩《射阳集》四册，《春秋列传·序》，《西游记》。”对此父亲指出：天启《淮安府志》著录之《西游记》并未说明性质，亦未说明卷数与回数，未必就是小说，而清初著名藏书家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史部地理类有如下著录：“唐鹤征《南游记》、三卷吴承恩《西游记》、沈明臣《四明山游籍》一卷。”明确将吴氏《西游记》列入史部与地类，则吴著应属纪游之书，而非小说。南京世德堂刊本刻于1592年，距吴死仅10年，陈元之序称：“《西游记》一书，不知何人之为。”这与“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相矛盾，如吴作真是小说《西游记》当不至此。肯定吴为作者的第二条理由是《西游记》多用淮安方言。据统计，小说中吴语多，其中真正淮安方言并不多。后来，复旦大学教师章培恒等进一步加以论证，使得定论的《西游记》作者说法又起疑云，有待进一步考查论证。

对于1979年由赵景深先生和李平先生整理出版的父亲遗作《戏曲小说丛考》，乔默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曰：“这部著作收录的论文每篇都有新发现，古代小说，戏曲及民间文学研究者都可以从中获益。”1979年后，日本驻华文化参赞、德国使馆专门派人到家中了解父亲研究工作进展情况，捷克驻华使馆也来函查询资料。1998年6月孙女叶云前往欧洲考察时，在比利时旅途中有幸遇到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王汎森先生，他十分推崇父亲的《戏曲小说丛考》，并说在台湾有盗版面世［台湾文史哲出版社，民国七十八年（1989）出版］。后曾外孙女武鯬涵到台湾出差，王汎森先生专门接待了她。2013年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的龚敏先生专门联系出版《叶德均全集》事宜，因故未成。在国内，中国戏曲研究院江苏分院、淮安市文化局、山东大学、厦门大学、扬州大学等都有专人来访，查询资料，他的生平被刊录在《中国戏曲志江苏卷》中。

（二）生活清苦，嗜书如命

大家庭破产之后，父亲依靠微薄的稿费和教学薪水维持生计，生活十分清苦。他俭朴淡泊，唯一的嗜好是吸烟喝茶，一般每天两包香烟，一杯浓茶；他饭量很少，一般每顿午餐只需要一小碟炒肉、一个馒头或半碗米饭，晚餐喝一碗粥即可。他长期伏案工作，身体不好，20多岁时就有较严重的胃病，经常让我们买胃舒平或小苏打。他衣着朴素，一般只穿蓝布大褂或灰色咔叽中山装，他最好的衣服是一件法兰绒大褂。他的一支派克钢笔用了几十年。他喝茶用的是一个搪瓷杯，杯内已被茶叶浸黑。新中国成立前夕金圆券不断贬值，物价飞涨，一天一个价。父亲一发工资，叶鹏就赶到长春路一个巷子里面用金圆券换半开（当时云南通用的货币）。其实那时候叶鹏也仅仅是一个在云瑞中学读书的十几岁的孩子，这种换币的事情是有风险的，但为了全家糊口不得已而为之。

当时家庭生活困顿，甚至濒临断炊。为了解决全家生活窘境，父亲到其他学校兼课，在湖南时就去荣安的一个专科学院兼课，到昆明时在五华文学院等单位兼课。母亲则带领我们兄妹在家里的前后院内养鸡种菜，这在云大传为佳话。为解决女儿的学费问题，父亲准备登门当家教，可是进门一看对方是个“纨绔子弟”，不可教矣，致使女儿失学。尽管如此，父亲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

由于战乱，家庭情况每况愈下。在农村时，经济状况恶化，生活困难。母亲因为过于劳累，先后昏倒过数次。为了全家生活，祖父变卖房产，当时书房的书太多无法从老家全部带走，就钉了许多木箱子，把带不走的书装在箱子里寄放在熟人家里。那些书主要是经史子集等经典书籍。书是父亲的精神财富，不过，这批书以后再也没有重新拿回来，虽然这件事对父亲的打击很大，但他一直往前看，没有动摇他的研究工作。

父亲有固定工作之后几乎每个月领到工资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书店买书。买书时分别带叶鹏、叶茵同去，作为他的书童。

在湖南大学，当他得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书，父亲不顾横渡湘江的风险（湖南大学和长沙之间有条湘江相隔，江中有个水陆洲，去一次长沙要换乘两次小木船，来回四次。遇刮风下雨小船摇摆十分厉害，有时船帮进水非常危险）一定要买回。

父亲十分重视广交朋友与外界联系，捕捉最新信息。不论在战乱时的农村，还是路途遥远的昆明，他都通过报刊以及与同行好友的书信往来，交流研究成果，了解研究动态。在乡下，母亲忙于料理生活用品，父亲则整理带出来的书籍就地调查、积累资料和撰写文章。并经常回淮安老家取书，为了避免引起日本人的怀疑，把淮安城外的一家面馆作为来往书信的交换点。往往由母亲或叶鹏带着工人大宛子一起，送出一些信和稿件，带回来的也多是信件和书刊，其中赵先生的信件居多。虽然竭尽努力，发表文章报刊终受客观条件限制，许多文章使读者难以觅阅。

每次去昆明买书归来，也给我们带点课外书，走到“逼死坡”的“湖南面馆”，吃碗肉丝面，就算是犒劳我们。有时书买多了，影响家庭生活，母亲埋怨，他也不吭气。除了买新书，他还喜欢逛旧书店。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建在昆明，抗战胜利后，有些书籍带不走，书摊上偶有出售。当时我们住在云大西后门的原云大附中办公室所在地（现在的三家巷口），此地与西南联大（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一路之隔。从我们家经过文化巷、穿过文林街，就是钱局街。在钱局街下半段是国民党模范监狱；监狱墙下一溜排开的便是旧书店，这里书多且便宜，父亲是这里的常客，卖书的人都认识他；有时熟悉的书店老板看见他就大声招呼：“叶先生，有本好书！我给您留着呢！”买到一本中意的书，父亲会哼着小曲或者咏诵诗词，手还会比划着，十分高兴。父亲之所以从湖大到云大，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西南联大教授留下的文化积淀和没带走的书籍，他是来“淘金”的。

由于云南信息相对闭塞，很多书买不到，他委托景深先生、山东大学关德栋先生及其他朋友协助购买。如1954年6月4日托赵先生代购了赵彩彬《中国文学史纲要》（北京文化供应社出版），孙楷弟《元曲作家考略》（上杂出版社出版）。

父亲爱书还表现在他对书籍的管理。当我们从湖南大学到云南大学时，首先处理的便是书。父亲和叶鹏先把书用牛皮纸包好，分成若干小包，再乘小船两渡湘江带到长沙，由长沙寄到昆明云南大学。其中还有湖大经济系李达先生委托一起邮寄的几十本经济方面的书。父亲把一些重要的书籍随身携带，放在最好最结实的铁皮箱子里，以防丢失，因此箱子特别重。坐船时，行李员问是不是贵重东西，因为他们怀疑是枪支武器，当告诉他们是书时，他们不相信，而打开箱子一看，果然是书，他们摇摇头小声地说：“真是书呆子！”

书一到，便按照他的分类上架。所有书籍排列有序，整整齐齐。书架、书桌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有时候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需要查证，就叫我们去书架拿书。他会告诉在第几排，向右边数第几本，历来准确无误。

由于经济掣肘，家里的书也只能是沧海一粟。因为他需要看的东西很多，无论到哪里，图书馆和古典文库都是他必去的地方。一借到书就没日没夜地读，做文摘、制卡片。他读书认真，善于思考，经常能发现常人忽视或不注意的东西，因之“独辟蹊径”。不论在上海、在家乡、在云南还是他专门去赵景深先生家，或写信借书借资料、或摘录、或抄写，都按时归还所借书籍资料。有时也向挚友、同事借阅，并一定会坚守信用，准时完璧归赵，因而大家自然乐意借书给他。此外他还时常去文化馆、县志办、碑林，乃至到别人家的祠堂收集资料。总之，只要有他需要的文献资料，无论再辛苦也要想办法去调研搜集。

（三）父爱如山，生活恬静而快乐

20世纪40年代初，淮安流行白喉，在防不胜防的情况下，我们家老四（鸾珠）患上了白喉，在小心隔离的情况下老五叶茵仍然被传染了。当时，这种病死亡率极高。全家一筹莫展，只有写信给父亲设法买特效药白喉血清。当药到家注射后，叶茵的病治愈了，鸾珠终因病重而逝。每每回忆此事时，叶茵十分感慨地说：“是父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0年代初，我们兄妹和母亲住在扬州花园巷一号，父亲从上海为叶茵买了一条漂亮的女童连衣裙。有一次父亲带着她与远方同行汪福荃在瘦西湖画舫里一边观赏风景，一边切磋学术上的有关问题，兴浓时，还请船娘唱上一曲扬州小调；中午还吃了蟹黄包子。虽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谈起来犹如昨日忆景，仿佛口留余香。

我们小时候很少见到父亲，他多在外地教书或进行调查研究，一般假期才回家。即便在家，绝大多数时间也在书房。在我们家读书做学问是神圣的事情，绝对不能打扰。只有吃饭或送午茶到书房才能相见。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父亲在淮安县城家中。1938年县城被日军占领，死伤2000余人，100多户被杀害，人心惶惶，到处逃亡。1939年日坦克攻占淮阴。父亲流亡上海等地仍然不忘继续搜集研究资料。［见《一年前的回忆》（1938）、《从苏北到上海流亡杂记》（1938）。］得知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上海划为租界成为孤岛，是进步文人抗日根据地，从此父亲又往返于沪淮之间，苦心孤诣、废寝忘食、夙兴夜寐，笔随思挺、丰富流音、著述不逊。香港《新岛日报·俗文学》亦常为之刊载。赵景深先生曾回忆写道：“叶德均毕业后，钻研中国小说和民间文学颇勤，与我通信达百余封。”以后以淮安为主，有时也到上海、浙江、苏州、绍兴、杭州等地进行资料收集。战乱时，全家搬到离淮安县城15里农村侯大庄，这里是日本、国民党和新四军“三不管”的地方。父亲白天做学问、写文章，晚上抽出时间为叶鹏补习功课，教授名著、背诵诗词，还教他背《秦淮和尚》。在唱教叶茵诗歌时，刻意声随形运，现在还记得那诗律、闲逸、娱趣的情景：父亲当皇帝，叶茵扮神童，有皇帝召见神童：

皇帝：神童足短。

神童：天子门高！

皇帝：出水蛤蟆穿绿袄。

神童：落汤虾子大红袍！

还有一首是《先生吟诗》：

昨日蒙君赐一杯，不匪！不匪！

腹中无天自打雷，有鬼！有鬼！

门闩拔跑如飞，两腿，两腿！

粉壁墙上倒挂一枝梅，瓜水！瓜水！

背完之后，父女哈哈大笑，抱作一团。

最令人难忘是1952年，父亲的《宋元明讲唱文学》一书出版，全家人非常高兴。拿到稿酬后，父亲在光华街小胖子烤鸭店请全家人吃饭。那顿饭气氛之热烈、情绪之高涨是从来没有过的。

家庭生活最平静恬美的时刻，可算是在湖南大学那段时间。那时父亲年纪轻，精力充沛，又首开“俗文学”和“宋元明讲唱文学”课程，心情舒畅。

湖南大学坐落在岳麓山脚，它依山环水，碧波荡漾，柳影涟漪；四周栽了许多桂花树和绿萼梅，一到秋天金桂飘香、萼梅吐艳，连接橘（子）洲倒映，层林尽染，好一派水乡观景。我们住在湖大新村，是砖木结构新建的平房，两户一栋，很是安静。我们家与外语系的罗马文学史、古希腊抒情诗散文翻译家罗念生教授同住一栋，当时罗先生除教书外还办刊物。在我们家的前面住的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李达先生。李达先生个子瘦小、光头，在家穿对襟衣裳，出门穿长袍。夫人胖胖的、和蔼可亲，热爱劳动，家里鸡鸭成群，老太太经常到粪池捞蛆洗净后喂鸡鸭，她养的鸡鸭又肥又壮、下蛋多。

夏天是我们小伙伴最快乐的日子。小朋友们结伴到岳麓山箐沟里摘野花，搬开河边石头捉螃蟹。真佩服那些男生，捉到小螃蟹，折断爪子和鳌放在嘴里面就吃。女生采野花，抽掉花蕊，吸里面的花蜜，甜丝丝的还略带一点酸味，真甜蜜。端午节父亲带我们到湘江河畔看划龙船，龙船彩画的颜色和划船的人穿的衣服同色，红黄蓝白黑绿，五彩缤纷，映着蓝天和江水，绚丽极了！岸上人头攒动，喊声不断，各队都为自己的龙舟呐喊助威。划船的人意气风发，不断“嘿着、嘿着”喊着号子。大家拼命划着彩船，决一雄雌！这是在我们一生记忆中父亲第一次带我们出游，可见在湖南这段时期，他的心情舒畅，随遇而安。

冬天来临，晚上休息时，全家围坐火盆，一边吃着橘子、花生、凉茁（土瓜）一边讲故事，全家都乐陶陶的！

1948年父亲应云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徐嘉瑞先生之邀到云南大学中文系任教。

按云南大学规定，从长沙到昆明只负责他们夫妇二人的路费和部分行李，子女路费要自己负责。此时父亲囊中羞涩，殊感为难。罗念生教授当时是一份报纸副刊的负责人，他得知家里的难处，建议父亲发表关于“水浒”研究方面的文章。于是，稿酬解了燃眉之急。

父亲在昆明可以深层次进行沟通的人不多。校内处得好的同仁有傅懋勉先生、黄钺先生等，他们有时相约到云大大门口的茶馆喝茶、听书、聊天。他经常到云南省图书馆查阅资料，后来云南省图书馆古典书库的周咏先先生成为他的挚友，而另一位是云南省博物馆的李家瑞先生。

周咏先先生，昆明人，是搞词学的，从事新词创作，受到艾青称赞。在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就读时，由词学大家龙榆生亲传，视为传人，为词学研究奠定基础。他能说会道、声音洪亮、诙谐幽默，人长得英俊潇洒，喜欢诗词书画，喜欢孩子，只要他在，老远就能听到他高谈阔论，笑声此起彼伏。他有位漂亮的太太，能做一手好菜，他的子女和我们还有交往。

李家瑞先生，民间文学艺术家、考古学家，云南大理人，白族。皮肤黝黑，满头银发，乡音很重。据说他曾在丽江一带中学教书，后来调到省博物馆的；住在北门街一个小阁楼上。夫人江苏人，长得很胖，个子较矮，和母亲交往较多。20世纪50年代初程砚秋先生的文学顾问杜颖陶先生到昆第二天，托人与父亲约会，“第三日晤面，近已正式接谈两次，殊为感兴趣。前日又畅谈四小时，数年来最为快慰之事。最是兴奋者有二事，一为南疆唐代大曲之灌音，一为在山东发现之柳叶琴，即元人之虎拨思。杜君又谈及北京发现黑口本西厢记及脂砚斋评本原本红楼梦”。临别时杜先生在胜利堂为父亲照了一张相。当时父亲穿了一件浅灰色法兰绒的长衫，情绪很好，面带笑容。可惜这张照片以及眼镜、印章等被江苏戏曲研究院的一个自称是专搞叶先生学术研究的人以父亲的遗物遗稿名义将它拿走了。之后与他联系，矢口否认，再联系就杳无音信了。

父亲有时到戏院听大鼓、弹词，看曲艺、戏曲，他总在思考、分析它们与民间文学之间的演绎关系，有时回来还写随笔。

（四）尊重劳动人民，同情弱者，不以贫富论亲疏

父亲从小接近长工、佣人，抗战时期生活在农村，与佃户、农民相处，研究对象又是俗文学，因此形成了同情弱者，尊重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

我们初到昆明时住在云南大学教授宿舍“八家村”。“八家村”因一共两排四栋房子，共住八家人而得名。这是当时云南大学最好的宿舍，住的是年纪比较大的资深的老教授，生活阔绰，装修精致，摆设讲究。

父亲是靠工资生活的年轻教授，无力添置家具，只买了一张棕绷双人床，其余都是由学校总务处安排的旧家具。与周围比起来，显得十分寒酸，但父亲不以为然，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安静做学问的环境。

后来，我们搬到云大西后门外，三间大瓦房，带两间小厨房，前后两大院子，几乎成了“独家村”，这里环境安静，便于做学问，他很满意。随着两个弟弟先后出世和孩子们长大，生活诸多不便，又在前院上边增加了一间小屋，供叶鹏和他的好友刘逢涛使用。

云大西后门是一扇小木门，面对现在的三家巷，平时只有一个校警值班。校警一共3人，他们都是从附近农村进城的年轻农民，憨厚朴实，很喜欢和住在附近教师的孩子们玩耍。小木门是洞察当时大学生生活和社会状况的窗口，门上经常贴着许多学生饥饿大拍卖的字条，有卖衣服被褥的，有卖书籍、笔记的；有的字条写着“×月×日×系学生×××由于生活拮据，食不果腹，卧轨自杀！”这些字条很多，有时会摞着贴，许多先生看后叹息而去。虽然当时年幼，但是看后心里也很难过。在小门的两侧是一排泥墙，墙角下，坐着一群晒太阳、掐虱子的妇女，面前放着有两个大竹箩，她们不时大叫一声“有旧衣烂衫找来卖！”叫声此起彼伏，很有节奏。路中间不时出现挑挑子的男人，他们一边走一边叫“有破铜烂铁找来卖！”这些收破烂的人都是靠收购急需填饱肚子的学生们的生活必需品赚几文糊口的钱。他们住在云大围墙外用木棍、草席、破布、稻草混合上泥土做成的“滚地龙”里，是些刚进城的穷苦农民。这个地点就是现在的天君殿巷。顺着学校西后门往北走，是一条马路，旁边是一片乱葬坑，有许多小小的坟头，垃圾成堆，杂草丛生。甚至有死了的穷人，用草席一裹，挖个坑就埋在那里。夜里经常有狼出没。公路旁边有些半圆形的小防空洞，是抗战时期用来防日本飞机轰炸和扫射的。日本投降后，又变成穷苦人的避难所。里边有讨饭的花子、挑扁担的脚夫、流浪汉，他们用一张烂草席挂在洞口遮挡风雨，蜷缩在里面。这些地方行人稀少，不时传出乌鸦的鸣叫声，十分荒凉阴森。20世纪50年代，云大新建教授新村（我们住24号）和速成中学就建立在这里。以后的云大附中也建在这一带。继续从十字路口往西走有一家“模范奶牛场”，据说主人是留日回来的实业兴国的爱国者，新中国成立后由昆明市农业局副局长张振刚所办，规模虽然不大，但管理十分规范。1957年综合大学院系调整之后，昆明工学院的校本部就建在这一带。

学校西后门小巷口夜市比较热闹，有卖炸洋芋粑粑、炸臭豆腐的，有卖烧饵块的，有卖糯米稀饭的，有卖饺掺面的。小贩争相叫卖，也随之引来饥肠辘辘的学生和食客。

西校门往东，穿过旧城墙的小坡（有一年下雪，第二天一早上学就看到被冻死的饿殍），左边有一排破旧的小瓦房是几家只有几头小牛的牛奶场，这个地址就是现在师大老教师宿舍，我们就住在这样的穷人窟里，和师大校本部只是一路之隔。由于有围墙相间，加上前后两个大院，倒也安静。我们长期看到社会底层的人们在生死线上痛苦地挣扎，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昆明解放前夕，云南大学许多学生到解放区去打游击，他们斜挎红灰毡，背着步枪到“山那边”去。当时叶鹏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合会，专门宣传共产党，迎接昆明解放。云大钟楼前操场上，是大中学生晚上举行营火晚会的地方，他们用合唱、演活报剧、扭大秧歌等方式宣传解放区，欢迎解放军。当时，革命歌曲很多，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山那边呀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你要吃饭得做工呀/没人把你当牛羊”，“金凤子来开红花/一开开在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那时我们年纪小，喜欢围观这些活动，跟着唱这些令人想往的歌曲，充满激情，父亲从未阻止。

父亲对劳动人民有特殊感情，除了在学术上对民间文学的价值的肯定，在实际生活中也是身体力行的，影响了子女。母亲生弟弟时请了一个小学毕业的保姆来帮忙，保姆16岁，全家对她十分关爱。叶鹏放学后给她补习功课，得到父母的支持。第二年她考上卫生学校，后来在盘县当医生。我们周围牛奶场有许多放牛娃，叶茵在昆师附小上五年级时，班主任赵颜如老师（陶行知先生的学生）动员她把这些孩子组织起来，进行扫盲。叶茵和徐章同学挨家动员，一起当小先生。教室就在我们家院子里，每当这些孩子来上学时，要现拆一张床，床板搭在板凳上就当课桌。父亲毫不嫌弃这些脚上有牛粪、衣衫褴褛、吵吵闹闹的孩子们，看到他们用功读书则十分高兴。这个活动坚持了半年多，云南人民广播电台还特别对其进行了报道。

四、无辜的审查，用生命捍卫人格的尊严

“肃反”运动中后期，父亲被突兀地“立案审查”。一个一心做学问的文人，无力应对巨大的政治运动，他以生命，捍卫了人格的尊严。

（一）突兀的“被审查”立案卷入政治漩涡

昆明解放，父亲十分高兴。他的弟弟、小妹和大儿子早年都参加了革命。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在《人民日报》《云南日报》刊登寻人启事，由于他们改了名字，一时没有联系上。后来逐步知道他们在不同岗位上都当上了领导。父亲十分清高，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就连自己的亲人，都从来没有向他们求助过。在“土改”运动中，大学教师都到农村去了，父亲由于严重胃病住院半个多月，刚出医院身体虚弱，学校照顾他留校，但他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抗美援朝需捐献飞机大炮，他不顾带病身体，排队参加捐献活动。对此，《云南日报》还专门对他进行了报道。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不断，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运动父亲都安全过关。20世纪50年代“肃反”运动开始，父亲认为一个教书做学问的人，又没有参加什么党派，因而觉得很坦然。不料祸从天降，运动中后期，云大来了两个人突然把父亲带走。当时被这样审查的人很多，家人以为是一般性历史审查，开始也没当作什么问题。直到听说父亲是因“托派”问题被立案审查的，才感到吃惊和不理解。“托派”不是共产党内部的政治斗争吗？他一个文人学者，从来不参加政治党派的无党派人士，与此有何关系？叶鹏兄妹以为这是误会，只要讲清楚就没有事了，母亲一直是家庭妇女更没有任何政治警觉。后来又把他送到温泉“休养”，实际上是隔离审查。这对于一个一辈子都遨游在古代文学海洋里的文人，他从来没有经过这么巨大的政治风浪冲击；在强劲的政治斗争面前，他手足无措，显得软弱和幼稚。在重压之下，他以为只要承认参加了“托派”就万事大吉了。一咬牙，认了吧！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接着还要交代“同伙”，发展了哪些人，领导是谁，干了些什么坏事？要一个一个地列出具体的名字。在重压之下他把周围了解或不甚了解的人梳理了一遍，他提起笔又放下。对于一个善良的人谎言是编不出来的！自己已经是受人诬陷，受了多少罪，不忍心再去牵连那些无辜的好人。“反正我是清白的，无辜的，再大的罪名我都一个人顶着，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子孙后代。”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他大声疾呼：“我不是‘托派’，我没有什么组织，历史将还我一个清白！我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清楚的，我不坑害任何一个人！”几个月后，他回来了。人更瘦了，身体更虚弱了。话也少了，和平时判若两人。

学校也不是一片净土，学校内部也给他施压。在人人自危的形势下同道倾轧更为突出。大家为了自保，纷纷揭发他的“罪行”，与他划清界限，原来的亲密朋友也离他而去，变成了孤家寡人。纵虽如此，父亲不改初衷。1956年1月13日，他写信给山东大学关德栋先生时说：

拍案惊奇序，见另纸。此间口头文学已另有人讲授。以前曾辑宋至清歌谣史一册，去岁曾整理过一次，补充后或可刊行。今后不再作此等事矣。去夏曾将黄校《曲品》《剧品》作一补注，约二百五十则。今年正搜罗明代戏曲史料，拟致力于弋阳等地方戏曲之研究。弟于教书一事久感厌倦，本拟参加戏曲研究院曲目整编工作，迄未能行；短期内可能改为研究工作也。孔尚任晚岁所作之长留集（非《湖海集》）不知山大（注：山东大学）有此书否？

从信中可以看出，1955年夏天（被“审查”前），曾对黄校《曲品》《剧品》还补注二百五十则。1956年在“审查”中又再收集戏曲资料，将致力于弋阳等地方戏曲之研究，而且还准备参加戏曲研究院的曲目整编工作，同时还在收集其他资料。从精神层面上，他是压不倒的，虽历经严酷“审查”依然考虑当前和今后的工作。他之所以厌倦教学工作，是因为此间他开辟主讲的口头文学已另有他人讲授，而“同室操戈”让他身心疲惫。相对而言戏曲研究天地广阔，可以自由翱翔。这封信表达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对今后工作有了一个较长远的打算。

（二）被弄清楚的历史又被重诬，为了人格尊严，他走了

通过痛苦的煎熬，外调人员返回；学校安排父亲的课程表已经发下。大家以为此事已结束，他也可以安心教书了。其实不然，1956年7月6日上午，云大那些溜须拍马的人，以为还可以再捞根稻草；时任云大工会主席找父亲“谈话”而肆意凌辱，再把那些莫须有的罪名，重新加在父亲头上。父亲忍无可忍，觉得这件事没完没了，以后怎么个活法？他不堪侮辱，为了做人的尊严，他跳起来拍着桌子与之对吵。父亲回家之后，留下一张纸条给母亲：“我的问题要弄得水落石出，不知何年何月？你们把书卖了回老家去吧！”此时母亲参加居民小组学习，家里空无一人。他喝了几口DDT（当时的一种杀虫剂），含着悲愤和绝望，径直走向八大河（盘龙江的一段）投河自尽了！这是1956年7月6日，黑暗至极的日子。第二天，父亲火化后被埋在一个无名小山头上。

通过短短的遗言，可以看出：第一，在“托派”问题上他是无辜的、清白的。他的问题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第二，至于何时能解决他的问题他缺乏信心，感到茫然。反反复复不知道弄到何年何月？第三，对家庭、子女是眷恋的，临终之前做了安排。第四，书是他一生唯一的财富，希望卖了书缓解家庭窘境。第五，他热爱家乡这块热土，寄希望于他热爱的家乡和会接纳他的亲人们。我们的父亲是一位负责任的父亲，是一位充满爱心的父亲，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父亲是全家的天，天塌了，全家的生计成了问题。虽然父亲他人生最珍贵的是书，但书在别人眼里又价值几何？老家，几十年没有往来，一无亲人，二无财产，一家老小回去了如何生活？云大校长李广田到家看望遗属时，再三道歉说：“我们没有保护好叶先生。”他举目一望，家徒四壁，除了书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他黯然了，深感歉意地反复询问家属“有什么要求？你们尽管说。”家属说道：“大的上学，小的上幼儿园，全家要生活，希望云大解决母亲工作问题。”他欣然答应，说：“一定要安排好叶太太的工作。”

父亲走了，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着。接下来，第一件事就是尽快把父亲遗留下来的两大捆齐膝的书稿迅速寄给赵景深先生。这是父亲的心血，是父亲留下来的唯一一笔“遗产”，万一有所损失，我们不仅愧对父亲，愧对他多年的辛劳与贡献，更愧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那时我们家没有学文的，虽然不知道它的价值，但坚信遗稿总是有用的，因为它耗费了父亲毕生的心血。云南没有妥实的人，只有仰仗于他的恩师赵先生了！这些书稿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父亲写好修改过再由学生朱某某用蝇头小楷誊抄过的，有些是他本人手稿，还来不及修改誊缮，这些都全部寄到了上海四明里六号赵先生处。赵先生真是父亲最好的良师益友，他和李平先生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整理这些遗著，终于在1957年12月完成了《戏曲小说丛考》这部书。此时正值“反右”运动，赵先生也不能幸免；他们尚处于逆境而又替一个戴着“托派”帽子的人整理遗稿，要冒着多大的风险，更要花出比平时多多少倍的辛劳啊！我们全家衷心地感谢赵先生的真诚帮助，感谢李平先生的鼎力支持。

父亲去世后，要处理的第二件事就是他的书。这些书不仅凝聚着万千作者的心血，也是父亲的最爱。他惜书如命，每当他看到动情之处，哪怕是在床上，也要倚枕眉批，坐床摘录，不时还哼着小曲，十分高兴。这些书太珍贵了，放在有用的人手里是一笔财富，落到无用的人手里只是废纸一堆！家里再三讨论，只有把他们送到学校图书馆，父亲才能放心！待到20世纪90年代，有许多国内外古代文学研究部门来寻觅这类书籍，经过子女们的申请到云大图书馆去查找，按照图书馆热心同志们的指点，我们进入充满霉味的古旧书库去搜寻，结果是大海捞针空手而归。这些书究竟到哪里去了呢？（来自原云大图书馆负责人张传的讯息称：“肃反”和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云大图书馆曾奉命烧毁了3000多册书。）

（三）弄清事实真相，还父亲以清白

“肃反”运动是个大的政治运动，“托派”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是“敌我”矛盾。在专案审查过程中父亲辞世，运动的主持单位应该给他本人和家属一个正式的交代。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兄妹以遗属身份，先后三次向云南大学党委递交报告，要求对父亲审查的问题给予正式结论。第一次于1979年11月27做出答复，我们提出异议，拒绝签字。主要分歧在于死亡原因的分析，由于叶德均对“托派”问题予以否定或不予认定，那么“本人对运动不理解”从何谈起？“工作上的错误”是指谁的错误，两者谁是主导因素？这种不讲事实的审查、隔离、批判的做法难道是对的吗？还应该由本人负责吗？

我们再写报告，并亲自找云大党委书记面谈，1986年12月13日得到正式复查结论：云南省公安厅1955年12月11日给中共云南省委、公安部的报告《关于叶德均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报告》表明，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托派组织等属不实之词，应于否定。关于在复旦大学加入“托派”组织问题，查无实据，予以否认。叶德均同志不幸逝世按病故对待，消除影响，恢复政治名誉。

我们十分关心这个报告，也感谢云南大学党委如实地把对父亲的审查写在其中，同时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三个时间：1955年12月11日，1956年7月6日，1986年12月13日。第一个时间是云南省公安厅党组给省委的审查报告，表明“托派”问题已经搞清楚了半年有余，但是云南大学没有公布，没有通知本人和有关单位及家属。直到1956年7月6日父亲自杀，云南大学里面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父亲依然朝死里审查、批判、逼供整整半年时间，如果当时问题已经弄清楚的话，何须再审呢？何至于悲剧发生呢？再看第三个时间，1986年12月13日距离公安厅党组报告31年，距父亲辞世30年！30年，整整两代人。有的人走了，有的人老了，有的人长大了。不可抗拒的30年，如果大家都像热爱自己的生命去关心他、爱护他，这会给社会多少回报啊！

不管怎么说，父亲的问题终于弄清楚了，终于还他以清白，告慰他在天之灵！

至于肃清影响，30年过去了，早已是物是人非，在什么场合造成的影响，在什么场合下消除是不可能的，我们表示理解。云南大学《思想战线》1991年第5期上文平登了一篇文章《从民间文艺中吸取营养——读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以及2003年6月出版的《云南大学志（第十卷）·人物志·人物卷（二）》之“叶德均”（第89～93页），也算是表示恢复名誉。生活上最艰苦的时光早已过去。母亲早已退休，两个弟弟已参加工作，就没有必要再给组织上增添麻烦。

2009年5月18日，是父母合葬重新立碑的日子，地点在昆明市最早的公共墓地——跑马山墓地。原是为母亲预留的双人墓穴，在此基础上，重新立了黑色大理石墓碑并镌刻金字“中国文学史专家叶德均郝华韵之墓”15个大字。由于历史的原因父亲的骨灰一直没有找到，他一生最钟爱的是书，而遗著《戏曲小说丛考》是他多年呕心沥血的结晶。我们兄妹商议再三，决定把中华书局出版的首版原著，用黄绸子包裹与母亲合葬。这一天，叶家的子女带着他们的儿孙，共同悼念父母在天之灵。他的亲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有良心的学者们不会忘记他。在寂寞中奔走呼号，把冤屈毫不含糊地昭于天下，恢复他的清白，恢复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他严谨治学，读书如丝，梳捋出一些同代人没有发现、不能发现的问题，留给后人深入研究。他以史为证，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客观地捍卫真理！历史经过时间筛滤，逐步恢复原来真实。我们真诚地感谢我们认识和不认识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专家们还他于原貌。

（四）继承遗志、艰苦奋斗，叶氏门中兴旺发达

以“托派”问题审查，父亲去世。当时是“敌我”矛盾，家属统统都是反属，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里我们仅仅回忆其中一些片段，艰苦历程可见一斑！

父亲去世，是母亲跨越的第一道关。她一个一辈子当家庭妇女的人，要走向社会，挑起支撑家庭的重任，从叶太太变成一个工人，180°大转弯，谈何容易！母亲先后在云大后勤处、云大图书馆当工人。1958年“大炼钢铁”时，她被派到炼钢第一线。铁花四溅，高温灼烤，她过敏的毛病大发作，脸红得发紫，肿得像个大面包。痛痒交加，用手轻轻一抓，黄水直冒。她是个坚强的人，开始时忍着，到后来越来越严重，甚至到了无法见人的地步。她用纱巾把脸盖着，出入打开水打饭时，那些不懂事的孩子觉得好玩，跟在她左右，喊着“宋丹萍！宋丹萍！”（电影《夜半歌声》中被毁容的男主角）政治上的压力，经济上的拮据，加上病痛的折磨，她痛苦难当。儿子在海口，女儿在乡下，旁边只有两个不懂事的小儿子。她咬紧牙关，默默忍受着，一切痛苦全深深地埋在心底。在好心人的关心下，她去过医院，医院就开些有白色沉淀的药水给她擦，开始时也有点止痒作用，但时间一过又痒起来了，而且还弄成一个大花脸。后来听人说用一个偏方，把食盐、花椒、明矾放在一起熬水浓缩后擦患处。疼痛，如万剑穿心，但只有下狠心，忍着，为了两个幼儿，为了今后的生活，再痛也要擦。一开始那种钻心疼，眼泪直淌，嘴唇咬破了，还是坚持擦。每天多次，每次像过鬼门关。坚持、坚持、再坚持。经过一个多月坚持不懈地擦拭，症状逐步减轻了，皮肤也变黑了。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感动了子女，也感动了同事和邻居，母亲又闯过了一关！她又坚强地站在工作岗位上。

1961年，支援农业第一线，云大图书馆下放3人。一位是“大右派”原副省长的夫人，一位也是受运动株连的家属，另外一位便是母亲。当时，她已年近半百，还带着上小学的叶展和刚上幼儿园的叶林两个孩子。此时叶鹏在济南实习，叶茵在浙江农业大学进修。在昆明，只有他们三人，在孤助无援的情况下，他们悄然离开了昆明。在这里我们由衷地感谢图书馆负责人张传先生，他带着母亲的2位好友送他们到了长途车站，给她的心中留下了一丝温暖。

到普洱县后，当地领导看到老的老、小的小，怎么可能去支援农业第一线呢？他们动了恻隐之心，把母亲留在了普洱县百货公司。这里人民纯朴、亲善，没有排斥他们、欺负他们，而是充满同情，伸出援助之手。当时两个小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粮食定量低，油水少，经常处在半饥饿状态。为了生存，他们俩经常去地里捡农民丢弃的红薯根，上山捡野芭蕉来充饥。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当地同事也是捉襟见肘，但有时他们从有限的食品中匀一点给两个孩子。这真是雪中送炭！在母亲精心照顾下，在同事们热情帮助下，两个孩子渐渐长大。大弟叶展高中毕业，上山下乡；小弟小学毕业留在母亲身边。母亲由于长期抑郁，积劳成疾，经常生病住院。在单位领导和同事们关怀下，她一次次渡过难关，抚育幼弟成人。

母亲古稀以后与女儿生活在一起，读中学的外孙女照顾她。她们不仅是祖孙，还是琼瑶的粉丝。平时母亲自己做气功、看书，等到孩子放学后，一起讨论书中的人物，不时传来她们欢快的笑声。

大哥原名叶焕，后改名叶玉林，是革命队伍里长大的孩子。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省余杭县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当他知道父亲被迫害致死时，写了两篇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极右派，送去劳改。大嫂原在县农业银行工作，受影响被送去边远农村锻炼。他们有一双女儿，大女儿在杭州幼儿园，幼儿唱歌比赛时得过全市第一名；小女儿随大嫂下乡。天有不测风云，大女儿重感冒，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通讯落后，等到大嫂得到消息，终因医治不及时转为肺炎而死亡。同时为了保护唯一的孩子不受牵连，他们夫妇协议离婚。一个好端端的四口之家散了，而小女儿长期生活在被歧视的环境之下。直到落实政策，夫妻二人虽然惺惺相惜，复了婚，但在长期被分离的特殊环境下，性格各异，又一次劳燕分飞。最后，叶玉林患了癌症，饱受病魔折磨，又深深地陷入感情的煎熬，最终离开了人世。

1957年叶鹏大学毕业，他原先是昆明工学院（现昆明理工大学）学生会主席，准备留校。因为父亲的问题给他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比如为父亲反革命集团站岗、放哨、送信等。后被分在300号信箱（云南光学仪器厂），本身学机械的却改搞光学仪器。不时又是被批判，又是被斗争，思想压力很大，通过几次工作调动，最后在昆明工学院，任副教授后退休。

1958年叶茵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因父亲问题政审不合格，被打入另册。后被分到与自己志愿大相径庭的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昆明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在市农科研所工作的25年中，20年在农村搞试验，与农民一起挖田、耕地、挑大粪、拉马车、栽秧种水稻。困难时期，吃半碗麦粒饭（把小麦炒一下，连皮磨成两三瓣）、清水煮“莲花绿”（没有成熟的莲花白），没有一点油腥，近两年时间，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超负荷工作，得了水肿病，先后昏倒三次。虽是如此，依然要感谢昆明市农业系统在政治上没有把她当反属对待，送她进修。后来任昆明市人大副主任（高级农艺师）。

大弟叶展，自学成才，在地震系统工作。

小弟叶林，留在普洱县利民工厂工作，学习努力，工作积极，是本厂的“小秀才”。

总之，叶德均的子女虽然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但无论在什么单位，不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能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是本单位或本部门的重要骨干。他们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孙辈都已大学或研究生毕业，努力进取，是单位的中坚力量。叶德均的后人，没有颓废、没有沉沦。

通过时间的沉淀，沉寂了一个甲子的父亲，又一次进入部分人的视野，老年学者依稀记得他的音容，青年学者查阅他遗留下来的书籍和资料，不断完善前行。这是对他最好的告慰！

【注释】

[1]叶林系叶德均幼子，与后文提到的改名后的二叔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