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蒙冤而逝的大舅

孙　辉^[1]

大舅叶德均蒙冤而逝已六十年了，到今天才写文纪念，总觉得有些晚，这里有些无奈的原因。

我从未见过大舅，过去只听到母亲对他的只言片语。其实她也在很小的时候与他分开，此后人分两地，再无音信，更无往来。大舅去世后多年，方辗转得到噩耗。只是近来，由于网络的发达，亲人相聚的口述，大舅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才逐渐清晰起来。

据母亲讲，她家原是淮安的一个封建大家庭，最多时整个家族有一百多号人，集聚而住，生活一起，外祖父叶慕良统管大家庭事物。后来因战乱不已，家道败落，管家监守自盗，以致不得不分家，各谋生路。日本人入侵，家人逃难，兄弟姊妹，从此天方各一，音信全无。直到新中国成立，才陆续有了消息。1952年，我母亲在旅大市（现大连市）妇联组织部长任职期间，通过组织找到时任志愿军铁道兵副司令的二舅——叶林。两人参加革命后均已改名，相互找到，实属不易。大姨叶德箴是在1957年找到，那时她是崇明岛产科医生，也是县人民代表。而大舅及其他姨妈则分散在全国各地，找到确实地址时，均已不在人世间，让人感慨而唏嘘不已！

大舅是个典型的文人，热爱民间说唱文学、戏曲，极力追踪其历史来源及演变，是一代民俗学家的开创人物之一。他远离政治，埋头学问，然而命运的捉弄，却被卷入政治审查的漩涡，莫须有地被戴上“托派”的帽子，以致身为教授，却无法教学；从事研究，却无法静心；审查交代检举本未有的“托派”反革命问题，让他精神恍惚，以致崩溃，最后投河自尽，离开了自己热爱的民俗史的研究，离开自己挚爱的妻子儿女。此乃一大悲剧。

据现在各方得到的信息资料看，大舅的“托派”问题竟然始于“邻居”。

赵济（又名岑纪），云大外语系教授，1931年成立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是四个发起社之一——“战斗社”的骨干，成立后任该组织的宣传干事。该组织成立不久就被国民党破获，陈独秀等领导成员被捕入狱。赵济虽未被捕，但从此消沉，不久便脱离托派，脱离政治，从事译述工作。1949年进入云大，初在社会学系，后调到外语系，担任俄语教授。赵济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已向组织交代过自己参加“托派”的问题。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即“肃反”前，学校及不少教师都清楚赵济这段历史，他本人也在不同场合向熟悉的教师讲过当年与陈独秀、刘仁静等“托派”的活动情况。但在“肃反”时，这个问题被重新提出来，并列为省公安厅专案，进行审查。被以“反革命罪”错判入狱，罪名是攻击诬蔑革命领袖斯大林和宣扬“托派”思想及一些虚构的东西，判刑15年。后来得到平反。

大舅因“托派”问题蒙冤而逝，其逻辑链条有三：

逻辑链条一：大舅虽然与赵济是邻居，但与其相处并不太多，赵是“托派”，当时定为反革命进行整肃，其来往邻居也被怀疑加入“托派”，列入审查。按“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原则，算是无可厚非之事，我们没什么可多说的。当然时过境迁，现在对“托派”的认识和理解，已和当年大为不同，不再列入反革命系列，逐渐当成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派别对待。可当年不同。话说回来，若没有和赵济作邻居，不认识他，后面的“托派”事情就无从谈起。可以说，都是“邻居”惹的祸。悲哉！一个荒诞悲剧开始了。

问题关键始于第二个逻辑链条。初审时鬼使神差，大舅竟然承认了本来就没有加入的“托派”，再审则彻底翻供，不承认加入过“托派”。这是个前后矛盾的问题。为什么会如此？其中缘由只有审查与被审查的当事人知晓。然而当事人现在全已作古，其记录或丢失，或保密，个中原因已无法复原。是否有诱供、逼供，现在也说不清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前后出现矛盾的现象说明当时审查的手段是有问题的。试想一个正常人在正常情况下会承认自己从未做过的事吗？会主动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吗？答案一目了然，这里就不去说它了。怪也只好怪大舅初审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打掉了牙往肚里咽，有口难再言。

问题的最主要点出在第三个逻辑链条上。这就要多说几句。

1955年12月11日，云南省公安厅给省委和公安部打报告，否定了大舅是“托派”，解除了对大舅的“托派”怀疑。但此事本人不知道，亲属不知道，云大教职员工也不知道。是省委未往下传达？还是校一级组织秘而不宣？从通知大舅，安排他可以重新上课这一点看，以及事后校长说的“没有保护好叶先生”这句话来看，问题出在校级组织秘而不宣上。

在这以后半年时间里，学校里依然充斥着对大舅是“托派”，是反革命的各种谣言，而且有扩大之势。教职员工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大舅，和他划清界限，甚至往他身上继续泼脏水。刘文典这位老教授，传说当面顶撞过蒋介石，被人称之为知识分子脊梁的人，这时也被迫自保，忙于和大舅划清界限。是觉悟？是自保？现已说不清了。可此情坐实了云大校内依然充斥着对大舅的谣言。

1956年7月6日，校工会主席找大舅谈话。他的身份可以看作是校一级组织找大舅谈话，但所用的词语完全和公安厅的报告相反，用谣言代替组织结论，用精神打击代替“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政策。对身边教职员工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的疏远，大舅是可以理解的，一旦真相大白，这种情况会迅速改变。他把希望寄托在党，寄托在组织，相信党组织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然而这种依靠思想被这位工会主席给打破了，让大舅从指望，到失望，再到绝望，认为自己的嫌疑变成永无解决之日的悬案。一时想不开，最终选择投河自尽。

当然不否定大舅有自身的缺陷：政治幼稚，性格软弱。开始以为承认“托派”就可以解脱了，结果一棋走错，满盘皆输。不仅造成本人的巨大悲剧，也给亲人带来轰顶的灾难和痛苦。大表哥叶玉林早年参加革命，是共产党的中层干部，只因通过报刊向组织反映申述大舅的冤案，被定为“极右”，送去劳改，家庭破裂，形成连环冤案。大舅母及全家都受到株连，在生活、学业、就业等方面都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待遇。这些事情让我知道后，真是心痛不已，更是气愤万分。

现在大舅的冤案真相已经大白，已是无可置疑之事。今日特写文，深切怀念蒙冤而逝的大舅，既是说明真相，以解各种不实的误传，也是表达我们亲属对大舅深切的怀念！让大舅在天之灵得到一丝安慰。仅此，我心已足矣！

【注释】

[1]作者简介：孙辉，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分行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