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只有松堪对

武鯬涵^[1]

我自从外出读大学后，和家里亲人的联系便少了很多。2016年有件大事情，将我和母亲的家族重新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这件事，便是外公的父亲叶德均辞世60周年。

2007年的春天，我面临着文理分科的选择。当时近乎执念的想要学文，在挣扎的过程中还与父亲发生过几次冲突。当人完全沉浸在某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中时，就会开始发现世界都是向着你而来的，比如，发现这一家子的理科教授中，还藏着一个大民俗学家——叶德均。

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对家族历史有兴趣，就在清明扫墓的时候，缠着长辈问关于几位曾祖的情况。

当时大姨激动地说起1998年她去法国交流，曾在巴黎邂逅了当时台湾“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汎森教授，王教授当时得知她是叶德均的孙女，拉着她激动大呼：“我居然找到叶先生的后人了！”

2010年，我赴台湾中原大学交流期间，曾给王教授打过电话，那时候他已经荣升“中研院”副院长，工作异常繁忙，而他接到我的电话后，就立刻安排了第二天晚上同我用餐。那时我才知道，王教授对叶先生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中研院”所藏的顾颉刚先生的日记中有提到与叶氏来往的书信。具体的文字，我至今也没有看过，但是透过王教授谈起此事的神情，和一个“中研院”副院长愿意放下其他事务来见我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生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叶先生在他心中的分量。

关于外曾祖父叶德均的学术成就，在本书的其他文章里多有详述，而我虽然曾经在本科时也曾研读过外曾祖父的文章，也曾想过要做关于外曾祖父学术的课题，但终究是因为各种原因耽误了。所以今天关于外曾祖父的学术成就，我并没有充足的准备来谈，不妨说一说外公眼里的外曾祖父吧。我所知道的所有关于外曾祖父的信息，都是来自于刚过世的外公叶鹏。他说起关于父亲的往事，可以说是微言大义，颇有些春秋笔法。

外曾祖父叶德均，在整个叶家的谱系中，是一个传统意义上有所成就的人，却算不得一个特别温情的人，这中间有几个我所知的事情，可以用作判断。

其一，他与二弟叶林（原名叶德懋）以及其他弟妹的关系比较疏远。那时，外曾祖父的母亲王馨如在家里是个比较霸道的角色，她所说的事情，很多连外曾祖父的父亲都不便反驳，若是反驳二人必然激烈的争吵。而这位太太常常流连于苏州、上海玩乐，也不照顾儿女，还动辄打骂，唯独对长子叶德均待以青眼，也特意为长子在堂屋旁另辟一间书斋，而她的其他几个子女都对她没有太多感情。而叶先生在家的大部分时间，都不大同弟妹玩乐，也很少辅导他们课业，常常一人在书斋里待一整天。也因为如此，他的几个弟妹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和他联系也非常有限。

而在外曾祖父十妹（按大家族排行）叶德耀（后改名为叶明）的回忆文章里，对于外曾祖父的记叙也仅限于比较官方的描述，而关于本人的信息也仅仅是只有“大哥常写东西，还常叫我给他捶腿，以为当年我还记恨他”一件事情。

其二，据外公生前的描述，外曾祖父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书斋里看书，不太过问家族里的事情。具体的事情，外公断断续续说过一些，我大部分都不太记得，只有一件事鲜明地存在我脑海中的。当时外曾祖父与夫人郝华韵所生长女（乳名大珠）在七八岁时便被王馨如老太太长期带在身边，与她同去上海、苏州等地。在这个过程中，王太太将大珠带着身边使唤，没有给大珠读书进学的机会。有一段时间大珠日子也过得比较辛苦，甚至一度还与家里其他亲戚失联。新中国成立后，姑婆叶茵到扬州出差时，看望了长姐大珠，才算是重逢，不知当时姊妹俩见面时，是否有“别来沧海事”之感。

其三，在家庭的责任上，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外曾祖父是非常典型的中国传统父亲。他承担着维持生计的职责，会偶尔看一看子女课业，大约是因为对学术的孜孜以求消耗了他太多的精力，他对子女却无太多的温情流露。据外公说，当年无论是在湖南大学还是来到昆明以后，他都是如此。少年时的外公，常常一个人在风急浪大的湘江上往返，为父亲购买所需的书籍，同时也将外曾祖父对外的书信带到长沙城中邮寄。而买书剩下的钱，外曾祖父也会嘱咐外公可以买一些干豆之类的零食给几个小儿女尝鲜。除此之外，他印象中的外曾祖父，常常一个人在书斋里一坐就是一整天，与妻儿的交流也十分有限。

外公说起来的时候，也曾经说过：“娘对爹还是有些意见的。”没有哪个人是十全十美的，提这些事情，并不是想以今日的眼光苛责前人，只是觉得如果能将知道的都记叙下来，也可以更加客观地呈现人和事的原貌。

外曾祖父的才华，在我们这些后辈看来，用天纵之才形容，也毫不为过。外曾祖父18岁时便整理出版了《淮安歌谣集》，在大学期间，也深得授业恩师赵景深先生的喜爱，在毕业以后，师生二人有诸多书信往来，外曾祖父是个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的人。

根据外公的描述，外曾祖父一生中与民国的诸多知名学者交游甚广，可以说往来无白丁。他的大部分时间，不是读书，就是在去买书的路上；不是笔耕不辍，就是在去听曲的路上。

有一天，我在朋友圈晒出了外曾祖父求学复旦时与同班同学的合影，有很多人评价其具民国名流风。在那张照片上看得出来，外曾祖父相比其他同学，穿着打扮还是非常老派的——背头、粗框眼镜以及一袭长衫。其他同学大多着英伦风衣或是呢子大衣，女生们也是名媛的派头。然而外曾祖父应该是不在意这些的，若是在意，他那位打扮时髦、家底殷实的母亲王馨如老太太必然也会满足他的要求。而据外公的回忆，从他开始记事起，外曾祖父若是有钱的时候，必然也是将钱用来买书或是去听戏。

关于外曾祖父的死，很多人都曾在新浪博客上追问过我。1957年赵景深先生为《戏曲小说丛考》作序时只说了叶德均“于一九五六年七月六日去世”，隐去了去世的原因，其中原委，除了亲近的亲友、同事以及曾与外曾祖父常有书信往来的关德栋等几位外曾祖父外，大约也只有曾与外曾祖父有一段公案的吴梅先生及弟子等人知晓。虽然刻薄抨击外曾祖父的任中敏教授在《回忆瞿庵夫子》一文中说到外曾祖父当时是自杀而死，却并没有说明自杀的具体情形，反而用外曾祖父的自杀大做文章。直到2007年我在新浪博客上做了简短的描述后，才算是以叶家后人的身份说明了外曾祖父辞世的原因。

外曾祖父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年被冤枉为“托派”的，具体发生的时间，随着当事人的纷纷离世已不可考，外曾祖父在这个中间究竟经历了多久的煎熬也不得而知了。而在“肃反”运动中，外曾祖父昔日的一些好友也在高压下纷纷与他划清界限，同时系内也将一直由他讲授的“口头文学”等课程交予别人。

前几年，我一直以为外曾祖父从蒙冤到辞世并没有坚持太久，直到后来才知道，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1956年7月外曾祖父投河，他曾经历好几轮的折磨。若要深想这些经历，只觉得细思极恐，冷汗涔涔。这是一个时代的伤痛，当时曾将知识分子当作最万恶不赦的人来对待。如今在世的人，当年也并没有完全目睹整个过程，想要详细还原历史的真相，也只能通过一篇篇当年的检讨和留下文字的回忆来做一些推测和判断了。

可以想见，外曾祖父作为一个纯粹的学者，在“肃反”运动的那几年承受了多大的压力。这样的压力，一方面来自莫须有的罪名，一方面来自于昔日好友的指认和划清界限（详见《云南文史》2009年第2期刊载的刘文典《我的检查》），这是他整个社会支持系统的崩塌。另外，这样的压力也来源于对前路漫漫的无望，外曾祖父在自杀的当日，曾留书外曾祖母，让她变卖书籍回到淮安。

当初听见外公说起这段的时候，我义愤填膺，而外公却格外平静。当年他因为外曾祖父被打成“托派”而失去了留学海外的机会，后来分配到军工厂之后也遭到百般刁难。是后来外婆谢荣慈通过请求云南省水电设计院将外公调到设计院，才免于天天被贴大字报批斗的日常。而外公的才华，也在这一波三折里埋没了，最终只是以昆明工学院（现昆明理工大学）一个副教授的身份退休。

在我2007年的文中有一个疏漏，其中提到“被外系学生逼死”一事，与事实不符，当借这个机会重新更正说明。彼时年少，对过往事实缺乏认真研究的态度，在对实际情况未做深究的情况下就胡乱下笔，对很多研究外曾祖父的学者造成了误导，十分抱歉。关于外曾祖父的自杀，更多信息，请查阅姑婆叶茵执笔的《我们的父亲叶德均》。

除了外曾祖父的事情外，外公还同我说了一些年少时的生活细节，如今也一并记录下来。

外公少年时在淮安老家，与祖父、母亲以及家里其他亲眷同住。见过大家族进退的礼仪与规矩。每年过年的时候，在外玩乐的他的祖母王馨如老太太也会回到家中，因为过年前后有诸如祭祖、收租、派利市的一应过年的动作。叶家是乡绅，家里当时有许多土地田产，过年的时候，佃户都会到叶家汇报一年的收成。外公的祖父叶慕良是叶家当时实际的大家长，佃户来的时候都是由他坐在堂上，听佃户汇报。收成好的时候，佃户与叶家都欢天喜地，收成不好的时候，佃户诉苦，叶家老爷子也就大手一挥给免租了。据外公说，那个时候其实和佃户的关系是很好的，有的佃户有时候有了额外的收成，比如田里捉了一只山鸡什么的，也会送到叶家来给孩子们尝鲜。

当然，外公口述的这段回忆，和叶德耀老太太的口述颇有些不同，大约还是因立场与世界观的不同。

过年的时候有个祭祖的仪式是在外公祖父的房中完成的，家中老老小小都要参与。这个过程，一般由叶慕良老太爷和王馨如老太太先对祖宗牌位上香叩拜开始，然后后辈子女们按着房室、排行的顺序逐一进屋，先给祖宗牌位磕头，再给老太爷老太太磕头，最后是家里做工的人按着长幼顺序依次进来磕头。在这个过程中，端坐在牌位两侧的老太爷、老太太都要给进来磕头的人派红包。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叶家的鼎盛，到叶慕良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叶慕良除了经营家族的事务外，也是爱读书的，虽然不如儿子那么精专，但也算是博览群书。这样看来，到第四代人中出了一个有“大家”潜质的叶德均先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家谱的遗失，关于叶家谱系的事情也不太可考，不过这是外公在临去前提到的，我也就记下来了。

后来在抗战爆发后，叶慕良老爷子将当时自己堂屋外临街的一间四开的屋子腾出来，用来给新四军盛放军需物资，还有一段时间接纳过许多伤员。关于这一段历史的具体时间外公讲述的时候也已经不太记得了，所以目前也无从查证到底是哪一场战役，若是日后有机会回到淮安，一定详细了解。

关于叶家的生活，外公还提过一事，是关于抓药的，令我印象深刻。当时淮安城中最好的药铺就在叶家旁边。药铺里包药的纸上都印着当时淮安城中几个大家族所有人的名字。谁家送去了药方也不用等着抓药，药房会用印了这家人姓名的纸将药材包好，在病人的名字上打钩后送到家中。而有的时候郎中要查验以前的药方子的时候，也会让病人家属到药房去核对。不得不称赞，当时一个县城的药房，竟然有如此完备的医疗档案管理系统。当然，这也是传统社会关系的缩影——以家族为单位的紧密连接。

所有的这些，几乎是我对外曾祖父叶德均所有的印象，也是我对淮安叶氏所有的印象。这次让我写一写关于外曾祖父的文章，确实有些为难。若是写学术相关的内容，我在外曾祖父有所建树的俗文学领域可谓毫无积累；若写家庭生活，毕竟也只是听外公有过一两次的讲述，远不及姑婆、叔公等人亲历来得深刻彻底。也因此耽误了出版的进程。

这几年很多老师都曾在我们的博客上留言，希望能从我这里了解到外曾祖父更多的生平信息。说来惭愧，原来打算通过外公以及他诸弟妹的口述，整理关于叶德均生平的纪录片，然而却因懒惰和杂务一拖再拖，至外公过世也没有完成，如此也成了我心中的一大憾事。

读书的时候，尚有一腔抱负，希望能继承外曾祖父文脉，不说做一个能同外曾祖父相提并论的大家，至少先将外曾祖父当年未曾付梓的文章以“鱼衣集”的名字汇编刊印，也算是能尽一尽后人的孝心。虽然这几年，于此事上我耽搁甚多，但所幸此事在外曾祖父逝世一甲子后成了全家人共同努力的目标。这一年里，在以张文勋先生、关家铮老师为首的诸多学者的支持下，在叶家后人的努力下，这个心愿能是在2017年的春天完成其中一半。而在姑婆叶茵的主持下，对外曾祖父回忆文章的收集整理汇编的工作也在以突破预期的速度完成着。

我们从传记和史书上看见的往往不是某个人的全貌。叶德均于大多数研究他的后学来说，是浩瀚苍穹中某一瞬与之神交的星辰；于叶氏后人来说，是供奉在心间祠堂的牌位；而于他自己、于那些与他亲近的人来说，他是儿子、是兄长、是丈夫、是父亲、也是老师，这些情感与牵绊，都已不可言说。

这一百多年来，我们见证了旧时代的崩塌，见证了原有社会秩序的解体与重构。我们当中太多人，并没有机会去聆听前辈的故事，或者说没有机会立体、全面、客观地认识这个在一百多年来巨变中的国家。没有途径让我们看见那个已经被各种革命完全解体的原有社会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也没有途径让我们回头与前人在历史的流光中重逢。我们不知道我的姓氏从哪里来，我们的家族经历过什么，仿佛这些，对这个巨变中的时代，都已经不重要了。

少年时读巴金的《家》《春》《秋》的时候，总是在脑子里不断地描摹着，若是自己是这样大家庭的后人究竟会传承怎样的门风？要是自己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又会成长为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已经不可能有答案了。时代在变化，社会已经完成了重构，我们谁都没有机会回到这样的情境里重新生长一次，但是我们能通过一些有限的记录来尽力还原那些故事。

这些年来，“良友文化”一直有一个叫作“家·春秋”的项目，其愿望就是发现身边的那些有可能随时被遗忘的口述史，那些时代印证下的家族兴衰史，那些会随风流逝的宝贵回忆。

这次，在叶氏宗门整理叶德均文章的契机下，让我有机会再一次回头来看这位让家族引以为傲的学者、这位外公口中的严父。他于我，是时常悬在头顶的一盏明灯，让我不至忘了人生须得脚踏实地勤勤勉勉地前行；是窥见时代荣辱的一个孔径，让我能更加真实地触碰这个变革中的世界，也更加感恩这个由那么多勤勉的前人们共同书写的风华。

最重要的是，外曾祖父虽然已经过世六十载，但他始终是叶氏后人彼此连接的纽带，是我们用来认知“家”这个概念的符号，是我们可以将自己与历史连接的入口。

【注释】

[1]作者简介：武鯬涵，叶德均曾孙女，昆明承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