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猪的一种吃法

瘟猪的一种吃法

从前，有一家人，误吃了瘟猪肉，留下一段悲惨的故事……

一

我说的从前并不是久远的年代，而是1974年的事，具体日子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是农历十月初六，想忘也忘不掉。

我说的那家人就是我家。1974年我家的日子不好过。父亲石朝光，是富农成分，属五类分子，专政对象。我们一家人政治上饱受冷落和歧视。在父亲的教导下，全家人都小心翼翼地勾着脑袋过日子，就连横穿山路上的蚂蚁也不敢踩死半只。由于长年勾腰耷头，17岁的我竟佝偻得像个年过半百的小老头。

我家居住的村子因其形似而有一个丑陋的名字叫腋窝寨，文革时期改名为红旗村。1974年红旗村的经济状况十分糟糕，我家因母亲长年患病和人口众多的缘故而更加恶劣。虽说好歹能填饱肚子，却是半年糠菜半年粮，多半是清汤寡水对付。

1974年农历十月初六，五类分子石朝光被生产队长派往山上为生产队猪场砍柴火，晚上10点多尚未归家。我们全家人焦急万分。我摸黑上山找了两遍，又到猪场问了饲养员麻杆，甚至找遍了寨上的每一户人家均不见父亲的影子。我们一家大眼瞪着小眼，一个个忧心如焚。

1974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刚进十月就下了一场大雪，其后便阴雨连绵，气温骤降到零度以下。我记得那天天气特别冷，北风发出尖利的呼啸从墙壁缝中钻进来，吹得放在灶台上的煤油灯飘忽不定，明明灭灭。

母亲蜷缩在火塘边的蓑衣上烘背，杂乱而激烈地咳嗽着。她40多岁，瘦得皮包骨头。去年一场重感冒后就再也离不开火塘，一年四季躺在蓑衣上烘背，喉腔像只老猫似的，从早到晚呼噜呼噜响个不停。

二妹三妹四妹抗不住瞌睡，已上床睡觉了。二姐改平将那碗炒萝卜热了又热。自从大姐前年出嫁后改平便成了父亲的主要帮手，除了每天出集体工抢工分外，她还承担了家里几乎全部家务活。她过多地继承了父亲的遗传基因，沉默寡言，一天到晚只知道埋头做事，就是在家里也难得听她说上几句话。

“改善你再到半路接你爸一回……吭，吭，吭，吭吭吭……啐！”一句话没说完，母亲咳得差点背过气去。咳完了，她将一口黏痰吐进火塘里，屋里立即弥漫着一股呛鼻的腥味。

我点上火把准备再次出门的时候，父亲突然推门进来了。煤油灯随即被门外吹进的冷风吹矮下去一截，屋里顿时暗了下来。我见父亲扛着一大捆稻草，他走近墙角，嘭的一声，将肩上的草捆往地下一撂。

母亲的眼睛亮了一下，突然就有两滴混浊的泪水从眼角流了下来。

煤油灯光重新亮起来的时候，我见父亲头上身上沾满了尘土和草屑。他粗大的手在衣襟上拍了两下，用压得极低的声音说：“今晚吃肉！”灯光下，我见父亲两眼熠熠发光。

父亲的声音虽然不高，但有如石破天惊，就连早已入睡了的二妹三妹四妹也同时被惊醒了，一个个蓬头垢面眼屎灿烂地从房里奔了出来。

吃肉？哪来的肉？

“吃肉！吃猪肉！”父亲极为亢奋。他解开撂在墙角的草捆，我们都惊异得倒吸了一口冷气。稻草里包着两面大腿猪肉！

母亲颤巍巍地从蓑衣上站起来，趔趔趄趄地走到灶台角，一见那坨硕大的猪肉，吓得脸都白了。

“吭，吭吭，吭……”她用手指着父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哎哟喂！有肉吃了哇……”四妹突然一声狂喊，父亲赶紧上前一把将她的嘴紧紧捂住。

二

如今，四妹改细的儿子已经上初一了。她15年前随丈夫到县城开了一家副食品批发店，生意如滚雪球般越做越大，拥有上百万资产。建了房买了车。逢年过节，我们兄妹团聚，偶尔提起当年事，她总是泪流满面。

父亲和母亲于1948年结婚，1951年生下我大姐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相继又生下我们六兄妹。大姐1972年嫁给了本村的一个地主崽，我的姐夫比大姐大了整整10岁，名叫吴开元。在我们家出事后，是他帮助我们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他把我的四个妹妹一个个送进了学校又一个个送出了腋窝寨。如今他已是60岁的老人了，我们兄妹对他的敬爱远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姐夫所能比的。这是后话。

话说回来，1974年我父母膝下尚有一男五女。二姐改平19岁，我17岁，大妹二妹三妹四妹分别是14岁11岁9岁6岁。我们像楼梯蹬一样排列在父母身边，阵容强大却毫无生气。

我家是队里的超支户，老少口多劳动力少。父亲是五类分子，又常常被大队抓去上诸如修路淘粪之类的改造工（义务工），因此，我家的工分总不如别的人家多，自然发到的口粮口油也就比别人少。

1973年12月，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队里发下年的口油，我家分到23斤。母亲提了只瓦罐到队里领油，回家时，被路面上一颗突出的石子磕了脚指头，一头向前栽倒。油罐碰在石头上，发出惊心动魄的一声脆响。母亲对满地流油愣了不到一秒钟便号啕大哭起来，直哭得天昏地暗。她边哭边向村边的小木桥走去，走到桥上，毫不犹豫地跳进了冰冷的河水中。

母亲被村人救回家中后便病倒了。身病加心病，从那后，母亲再也离不开火塘边的蓑衣。

母亲这一跤的后果是我们家1974年吃了一年无油的菜。那段日子，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胃还抽搐不已。饥饿的滋味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肚子里整日咕咕乱叫，心里想的总是离不开吃字。吃了上顿想下顿，吃了白天想夜晚。野菜、野果以致野树浆，凡能下咽的东西都往嘴里塞，可怎么也填不饱辘辘饥肠。

一年到头没有油吃，即便是1974年的红旗村，也属个别现象，而一年到头没有肉吃，却是一种最普遍的现象了。在我的记忆中，我家一年只吃三次肉，即春节、清明节和中秋节。吃肉于我们来说是一件稀罕事，吃猪肉就更加稀罕了。因为缺粮少油，潲水清澈见底，所以当时红旗村的村民养猪普遍长不大。一百斤重的猪通常要养上两年或三年。70年代国家有向农民征收鲜活产品的指标：两户一猪，一户一鸡，一人一蛋。即每户人家一年到头要向国家交售半头猪一只鸡和若干只蛋。放到现在，这点派购任务简直不算什么，可当时却非常非常难完成。养啊养啊，待到栏里的猪终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时候，往收购站一抬，自家连猪毛也吃不上一根。

我们也有吃猪肉的时候，那就是生产队猪场杀年猪。我家虽人口众多，但因为是超支户，又是五类分子家庭，往往分到全队最少那一份。拿回家后，母亲把肥肉统统割下炼油，然后将萝卜切成肥肉状，拌上余下的瘦肉加上葱花大蒜焖上一锅。吃饭时，夹上一块萝卜，把它想象成肥肉，其味美妙无比。这道菜是我们家的家传菜谱，直到今天，还常常出现在我家的饭桌上。

过了除夕夜，大年初一便断了荤腥。于是我们又掰着指头盼清明节。在我的记忆中，即便是“文革”时期，父亲也没有断了清明供奉祖宗的规矩。家里再困难，母亲也要留下一只鸡或一只鸭让父亲在清明节这天杀了，关上门在家偷偷摸摸地祭祀祖宗。

我们自然是享祖宗的福了。一家8口16只眼珠，假若全部剜下的话准有半盆，可一只鸡或一只鸭煮熟了却只有一海碗。于是在饭桌上就常常出现这样一种类似击鼓传花做游戏的情况，一块肉在8个人之间你传我我传你，直至不小心掉到地下才打抢着吃。今天想来，这种吃法虽不文明，可吃出了亲人的谦让与关爱，吃出了融融的亲情。我成家之后，每每吃饭必为老婆夹菜；有了孩子，又为老婆和孩子夹菜；来了客人，又为老婆孩子和客人夹菜，老婆是城里人，她和孩子常常为我的举动取笑我，可我就是改不掉这种习惯。

放开肚皮吃肉，是我们一家连做梦也不敢去想的事。可谁能想到，十月初六这一夜，一坨一百多斤重的猪肉实实在在地摆到了我家的灶台上。

三

我写小说有个坏毛病，就是喜欢绕圈套子。一者显示我谙通为文之道，使读者对我这个一钱不值的文人高看一眼；二者故意吊读者的胃口，就像我在1974年的时候每每在书上读到“肉”字或者在电影上看到国民党官兵们大块吃肉时便馋涎欲滴那样，我要馋死你！

一大坨猪肉虽摆在了我家的灶台上了，但我偏偏不交代它的出处和来历。这个圈子我还得继续绕下去。

我们村的村名虽俗不耐，但寨子后面的一脉大山却有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叫响水坡。响水坡方圆百十里，林木蓊茂，郁郁葱葱，冬有柴火蕨根，夏有野菜竹笋。历来是红旗村的耕作区，是腋窝人的衣食父母。

1971年，突然就有一条公路从遥远的山外开进来，从红旗村的另一侧开进了响水坡。随即一大批解放军开进山里安营扎寨。开山炸石的炮声轰隆隆，昼夜不断，拉料排土的各种汽车往来穿梭，不绝于缕。从那后，响水坡成了军事基地。政府就有明令禁止山民们进山砍柴火挖蕨根了。

多年后我们腋窝人才知道，驻扎在响水坡的是一支地对地导弹部队，响水坡是导弹实验基地。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在山洞里进行。而在洞外，和当地农民一样，部队在响水坡上也开山种菜，搭棚养猪。逢星期天，偶尔有几个穿四个兜的解放军干部从山的那一边绕过来到红旗村走上一圈，碰上腋窝人就老乡老乡地叫个不停，蛮亲热的。

1988年，这支部队几乎在一夜间全部撤走了。他们撤走之后我多次游览了响水坡导弹基地遗址。近20年里，这支部队几乎掏空了响水坡的五脏六腑。山内地道纵横，四通八达，简直就是一座地下迷宫。

话说回来，政府明令禁山后，一开始大家诚恐诚惶，红旗村的村民们谁也不敢造次上响水坡讨生活。可是时间一长，家里要烧火，要砍锄头把，要装套捕麂羊，一句话要生存。于是就有人偷偷摸摸上山。只要不走近地道口，部队也没有人出面干涉。久而久之，也就禁而不止了。

我深知为人为文之道都要适可而止，所以这个圈子我不能再绕下去了。

连续几天阴雨之后，十月初六这天天气终于晴了。眼见得生产队猪场断了柴火，队长便派五类分子石朝光上响水坡为猪场砍一担干柴，以为猪场引火之用。

为猪场砍柴不是改造工，生产队记一等劳动力工分。

队长派父亲上山砍柴自有他的道理。一来父亲为人老实，不像别人那样奸巧，砍毛毛柴应付，且在干柴里夹生柴；二来父亲虽然勾腰驼背，可力气大得出奇，两百斤一担的柴火码在地上，饲养员麻杆连移都移不动。因此，一年四季，父亲几乎承包了猪场的全部柴火。

父亲到达响水坡密林深处，瞄准了一株大枞树上头年被霜打蔫的几根粗大的枯枝，猴子般爬到树上。还未举刀，恍惚听得一阵说话声。父亲停下刀细听，果然有几个人大声说话。父亲将放入刀箩，抓住树枝透过树叶俯身下望，但见七八个解放军战士扛着镐子铁锨抬着一头庞大的死猪十分吃力地沿着缓坡朝大枞树走来。

父亲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他抱紧树干，一动也不敢动。

战士们将死猪抬到大枞树下放下，指指点点一番，然后在大树下挖坑。坑挖好后，填进死猪，撒上石灰，盖上虚土，再撒上一层枯树叶，便扛镐拖锄下山去了。

父亲又在树上蹲了许久，当他确信当兵的已经走远后，便迅速砍下几根碗口粗细的枯枝。溜下树来，将柴火砍齐捆紧，挑到山脚放下。

太阳快落山时，父亲返回到大枞树下，扒开埋猪的虚土，费劲起出死猪。他本想将整头猪背回家中的，可猪太大太重了，他怎么也背不动。无奈之下，他只得用柴刀将死猪开膛破肚，然后砍做两截，将猪内脏和前半截重新埋好，扛着后半截下山了。

到了山脚，父亲到田里草垛拿了两把稻草将猪包严，在无人处猫了半夜，等到夜深人静，才摸进家门。

四

虽说响水坡和我们红旗村仅一山之隔，但一般村民和部队上官兵们的接触不多，仅限于部队司务长偶尔上门买些辣椒生姜之类的活动。大队干部与部队的接触多一些，也仅限于“八一”建军节和县革委、公社革委的领导一道去慰问官兵们。部队戒备森严，离洞口半里路的地方砌了围墙布了岗哨，任蚊子也飞不进去。部队的营房是建在围墙外的，也就有几个胆大的人到营房卖过东西。出来之后就有鼻子有眼地传开了一些新闻。常挂在嘴边的一条新闻是当兵的一日三餐吃肉，吃不完就倒进潲桶里。这条新闻我们不信，坚决不信，天底下哪有这等好事，怕毛主席他老人家也过不上恁好的日子！第二条新闻是部队上养的猪特别大，一头头赛过我们的黄牯子，这条新闻我们照样不信。猪能养到牯子那么大，简直荒唐透顶！第三条新闻是当兵的不吃死猪肉，但凡病死瘟死的猪统统抬到山上埋掉。怕村民挖吃，埋猪总是秘密进行。这条新闻我们更加不信。想想我们红旗村的人，掉茅厕里淹死的鸡照吃不误，洗净后照样香喷喷的，莫非当兵的一个个都是傻瓜不成！

信也好不信也罢，据说离我们村八里地的刀口寨的伍癞子上山套麂羊，碰巧发现了地下一堆新土，他以为是竹鼠新拱的，用锄头挖开，得了一头一百多斤的死猪。这事在我们村传得沸沸扬扬。传得全村男女老少一个个两眼发光，馋涎欲滴。

信也好不信也罢。1974年十月初六这夜，两腿一百多斤重的猪肉实实在在地摊到我家的灶台上了。我们一家8口16只眼睛绿绿地盯着这坨硕大无比的猪肉，咽口水的响声此起彼伏，咕噜咕噜响成一片。

父亲用一口堂锅烧了水，褪尽猪毛。当他割下一块近20斤重的猪肉准备砍碎下锅时被母亲制止了。她见不得父亲那吃了初一不管十五的样子，要父亲把肥肉剔下炼油。

“孩子们快一年没尝到油腥了，让他们吃个饱。”父亲说。

“吃饱肉？肉吃得饱么？再多的肉也吃不饱！吭吭，猪肉好吃，饿痨难治，吭吭，吃滑了嘴，只怕以后就咽不下杂粮野菜了。吭吭吭！”母亲边唠叨边咳嗽。

“闭上你的嘴吧，还嫌没咳够！”父亲突然提高了声音，“你省个什么省！山上不是还有半个猪吗，还怕没得肥肉给你炼油！”父亲不是生气，他的语气里洋溢着欢乐和豪迈。

我们全家一片欢呼。是啊，山上还有两腿肉，我们还可以继续往家里搬。只顾高兴，我们竟没想到这一点。

见我们高兴的样子，母亲再不做声了。

猪肉焖熟了，我们一家人围着火塘放开肚皮香喷喷的吃了个满嘴流油眼睛翻白嗝声连天响屁不断。大家都不吃饭只吃肉。开始是吃肥肉，吃完肥肉吃瘦肉，吃完瘦肉啃骨头，啃完骨头喝肉汤。20斤肉被8张嘴吃了个锅底朝天。

在我十七岁的生命历程中，那是第一次尝到了吃饱肉的滋味。

吃罢肉，稍事休息，父亲带着我和改平上路了。我扛着扁担，改平背着背篓，父亲只背刀箩。我们是这样分工的：改平背猪内脏，我和父亲各扛一腿肉。父亲怕我扛不动，所以让我带了根扁担，准备将属于我那份一分为二，一肩挑回家。

我们不敢亮灯，在山路上摸索着前进。后半夜的寒风像刀子样撕割着我的耳根，可我全不觉出冷。我心里异常兴奋，三百斤肉可不是个小数目，抵得上我家半个家当。我心里暗暗盘算：我要争取父亲的同意，将猪的一半拿到县城或者更远一点的地方去卖，那里没人认识我家的人，得了钱后给母亲抓药治病。余下部分多放盐腌了慢慢享用。每天吃一点，至少可以吃上一年。这样，母亲的病好了，我家也可以每天吃肉了。我心里想着，就觉得生活一下很有了盼头。

大约走了一个小时，我们来到了大枞树下。父亲摸黑扯把草在地上坐下，我也横过扁担让改平和我坐了。父亲从刀箩中摸出烟袋点燃火慢慢吸着，黑夜便在他面前一下一下地红了起来。

“明天是改细的生日。”父亲说。

我和改平没有搭腔。我想起来了，十月初七，是改细满6岁生日。

“叫你姐夫一家回来吃顿饭。”父亲又说。我和改平仍没说什么。我家兄妹多，从来不为小孩过生日。我知道父亲是因为白捡了一头猪才想到了这事。

父亲抽完烟，将烟灰在树蔸上磕尽。然后从容不迫地走近埋猪的地方，弯下腰用双手去扒挠。刚扒几下，突然一声惊呼。

我心里一颤，急忙划火柴点燃火把，近前一看，只见泥土全被扒开，满地狼藉，猪肉不见了。

“操他妈！”父亲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娘，勾着脑袋蹲在坑边，沮丧得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的心一下子坏到了极点。气愤、懊恼、委屈，我说不清当时心里那种滋味。身后传来改平细细的啜泣声，我鼻子一酸，感觉有泪珠顺着鼻槽滚落下来。

回家的路上，我们默默地走着，谁也不说一句话。到了山脚，父亲挑着那担头天丢下的干柴，摸黑往猪场那边去了。

五

是谁拿走了那半截猪肉？是偶然碰上的还是偷听了我家的隔墙话？当天晚上又是谁偷走了生产队的老母猪？这两件事是偶然巧合还是有必然联系？如果有必然联系的话又是谁干的？这一连串的问题折磨了我三十多年之久。直到今天，我还常常把当年红旗村的村民张三李四王五赵六一个个在脑海里过电影。我知道，一旦我查出三十多年前这两件事情的真相，发现它确确实实是个阴谋的话，尽管已时过境迁，但我很难保证我不去杀人。

当我和改平垂头丧气从山上回到家的时修候，天已麻麻亮了。

刚进家门，外面便下起雪来，纷纷扬扬，顷刻间地上便铺上了一层薄雪。我知道下雪天队里不出工，便一头扎进房里睡觉了。

因为肚里有了油水，又因为头天晚上一夜没合眼，我睡得很沉。当改细把我叫醒时，已是傍晚时分。

推开伙房门，肉香立即扑面而来。大姐带着姐夫和外甥回家了。我这才想起父亲头天晚上说的话，今天是四妹改细的生日。

母亲正在灶台边给改平打下手。昨晚吃了一顿肉，她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

刚摆开桌子准备吃饭，就听得堂屋有脚步声走进来。我们全家人大吃一惊，父亲赶紧用簸箕将满桌子菜罩上。进来的是我家亲叔叔，名叫石朝富。我们叫他小叔。

父亲的脸马上就黑了下来。小叔叫他时，他只在鼻腔里哼了一声表示答应。母亲见状，连忙将小叔推到火塘边坐下。

“有事吗？”父亲问了一句。

“没得事，”小叔谦恭地笑着，“晓得侄女今天长尾巴，过来凑凑热闹。”说着在衣袋里抠了半天，抠出了一张皱巴巴的五角钱，塞到改细的手上，说是给她接尾巴的。

伸手不打笑面人，父亲的脸色比原来好了些。

父亲和小叔历来不和，这在红旗村人人知道。

我们家的祖先在腋窝算得上是小康人家。到了我祖父手上，已经有了50多亩水田的家当。祖父勤劳节俭，精于持家之道，一分分地买田买地，等到他添了小叔的时候，已经拥有上百亩良田。不幸的是我的奶奶生小叔时得了产后风，小叔未满周岁她便一命呜呼了。

祖父不再续弦，呕心沥血地盘养两个儿子。

小叔生于1930年，比我父亲小四岁。因见其自小没娘，祖父对他的溺爱自是多了一分。小叔自小养尊处优，横草不拿竖草不拈，整日游手好闲，且花销无度。因有娘养无娘教，加上祖父的过分宠爱，小叔从小养成懒惰、任性、霸道的坏毛病，长大之后跟着一班浪荡子弟吃喝嫖赌，干尽坏事。等祖父幡然醒悟可为时已晚。崽大不由爷，祖父奈何不得，整日里长吁短叹。

1948年，父亲成家。祖父怕小叔连累我的父母，便让父亲和小叔分了家。每人分得水田50多亩。父亲苦心经营，克勤克俭，土改时因50多亩良田被划为富农。小叔分到田后，不到一年时间，50多亩良田变为大烟吞进肚里，生生把祖父气死。谁知因祸得福，土改时小叔田无丘地无角，被划为贫农。

小叔读过几年书，能写会算。土改时当过一阵农会干部，参加过对父亲财产的清算，还参加过对父亲的斗争。父亲觉得小叔是只白眼狼，但又奈何不了他，便敬而远之。

小叔因为始终改不了好吃懒做的恶习，很快被罢免了农会干部的职务。很是寂寞了一阵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小叔东山再起，成为红旗村造反派的头头。这一次，他是深深地伤害了我的父亲了。为了表示他与五类分子的彻底决裂，他公开与父亲断绝了兄弟关系，并多次带领造反派批斗殴打父亲。

遗憾的是大红大紫的小叔站错了队，“文革”后期反成了批斗对象，有一段时间，竟与父亲及全大队的五类分子一道戴高帽子游街。

小叔从此一蹶不振，破罐破摔，自己把自己弄得惨兮兮的没个人样。

因为从小贪杯好吃，小叔的鼻子比狗还灵。傍晚时分，他常常在街上游动。闻到谁家有饭菜香味便往谁家凑，死皮赖脸，成为人人讨厌的食客。我们那里有句话说“蚂蟥听水响”，小叔因此落了个“蚂蟥”的外号。

我知道，小叔准是闻到肉香味才上我家来的。

六

我家出事后，我恨死了小叔，曾一度想要暗暗将他弄死。只因后来我被关进了监狱，阴谋才未能得逞。

1996年，小叔病故，临终时给我留下了一封信。读着信，我流泪了，从心底原谅了他。信是这样写的：

改善侄儿：

我在弥留之际给你写这封信，不是求得你对我的原谅，而是一个即将死去的人向你及你们全家表示深深的忏悔。

你的怀疑没有错，是我向生产队告发你父亲偷猪的。我万万没想到，我一句话，竟酿成了你们家灭顶之灾！

1974年十月初七是我一生中忘不掉的日子。我听人说你父亲偷了生产队的老母猪，我开始不相信，你父亲他是我的亲哥哥，我了解他，一辈子清清白白，老老实实，绝不会做出这种事。可村上的人都说得非常肯定，说饲养员麻杆已调查得清清楚楚，证据充分，事实确凿。我将信将疑，当晚想到你家探个究竟……

当晚吃过饭，姐夫一家回家去了，小叔却坐在火塘边东一句西一句地与母亲谈白话，没有离开的意思。我因白天睡了一天，睡意全无，便跟大人们在火塘边火。父亲则叼着烟袋坐在火塘角，阴着脸，一句话也不说。

鸡叫头遍的时候，父亲开口了：“没事朝富你就回去吧，明天要早起出工。”

小叔看了父亲一眼，涎着脸说：“大哥借我十斤肉吧，过年还你。”

父亲抬起眼皮，盯了小叔一眼：“借肉？我哪有肉借给你？”

“只要大哥肯借，我知道大哥有的是肉，还知道肉是怎么来的。”小叔说。

“天上掉下来的！”父亲没好气地回了他一句。

母亲急忙走进内房去，将一小块肉用菜叶包好递给小叔：“他小叔，这肉是开元买过来的，也就剩这么点了，你拿回去给他婶尝个新鲜。”说着把肉塞进小叔的衣兜里。

小叔将肉从衣兜中掏出，放到饭桌上，转过脸又叫了一声父亲：“大哥……”

“走你的吧”父亲连看也不看小叔一眼。

“好吧，我走。”小叔对父亲送过一个意味深长的笑，悻悻地走了。

他在弥留之际写给我的信中说到了这事：

我绝不是有意加害你们，我只想向你父亲讨几斤肉吃，遭到他拒绝后，我一气之下报告了生产队。为你父亲偷猪加上了一条有力的证据。

为我这一举动我后悔了半辈子。自责、悔恨时时在咬噬着我的心。我知道我死后下油锅下地狱都不为过。

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请你相信我说的是真话。

第二天清晨，我还没起床，便被一阵哭声吵醒。我拉开门出来，见三妹改燕背着书包坐在堂屋的长凳上哭，母亲在一旁低声细语地劝着。

“改燕还没去学校啊，都什么时候了？”我问了一句。

“没晓得撞了什么鬼了，去了又打转回来哭。”母亲说。

从改燕哭哭啼啼的叙述中，我们终于明白了。原来改燕今早去上学，刚到学校门口便被一伙男同学围攻，说她是五类分子偷猪吃。

一听这话，我的心抖了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心头。

好不容易哄改燕上学去了。改燕一出门，母亲立即慌乱起来，她急急忙忙撞开门叫醒了父亲。

父亲起床，一听改燕这事脸就有些发白。他从衣兜中掏出烟袋装上烟叶。我发现他点烟时手在微微颤抖。

“怎么办啊，他爸？”母亲问。

“什么怎么办，身正不怕影子歪，你怕什么怕！”我听出来，父亲说这话时底气不足。

父亲抽完一斗烟，又接上一斗，抽完了第二斗他问母亲：“肉都藏好了？”

“都藏好了。”母亲说。

所有的肥肉都让母亲和改平用来炼油了，炼了一大缸。余下的全部切成块状，用盐水煮熟了，复撒上生盐，装了几大坛。昨晚半夜，母亲指挥我和改平把我家后园一厢白菜整蔸移开，挖了几个坑，把缸子坛子埋了下去，将地整平，复把白菜种了上去，盖得严严实实。

“把昨晚的剩菜统统倒掉，”父亲说，“把所有沾油渍的碗用火塘灰搓干净。”

母亲舍不得倒掉剩菜，她迅速烧燃火，将头天晚上吃剩的熟肉热了，分成两小碗，让我和父亲吃掉，然后将所有的碗洗得干干净净。

吃早饭的时候，改平又带回一条消息，说是她早起到队里剥桐籽壳，一个跟她非常要好的姐妹悄悄告诉她，生产队猪场的大母猪前天晚上被人偷吃了。

我们一家人昨天一天不出门，什么也不知道。事后我想，也许这消息当时全队都知道了，唯独瞒着我们一家。

一听这消息，我只觉得头皮发麻，好像从高处往下掉一样，整个人忽悠悠地有一种失重的感觉。我预感到，一场灾难正铺天盖地地向我家逼过来。

七

果然，吃过早饭不久，我们便看见大队民兵营长吴万炳带着两个背枪的民兵从我家屋当头的菜园边过来了。长长的枪把一晃一晃的，一路敲打着他们的屁股。

父亲让母亲上床躺下，命令改平从后门出去，不让她回家与吴万炳见面。改平和吴万炳有仇，父亲知道吴万炳对改平恨之入骨。

去年6月的一天深夜，皓月当空。改平借着月光在房里洗澡。吴万炳突然折断窗格子从外面翻进房里来，欲行不轨。改平边拼命边大声呼救。父亲已上床躺下了，听到喊声，顺手抄起根顶门棍踢开门冲进改平房中。吴万炳正爬在窗户上往外跳，一只脚还吊在房内。父亲一棍打碎了吴万炳的螺丝骨。吴万炳掉到墙下，带伤逃跑了。

父亲一来自知斗不过吴万炳，二来怕这种事张扬出去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改平，只得打掉门牙往肚里咽，忍下了这口气。他知道，吴万炳今天上门来，定是来者不善，凶多吉少。

吴万炳进门，在长凳上坐下，将长枪架在一边，慢悠悠地问道：“石朝光你交不交代？”

父亲很镇定地问道：“你要我交代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不清楚。”

吴万炳有些不耐烦了：“五类分子石朝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政策你懂不懂？”

“我懂。”父亲说。

“懂就好。我问你，生产队的那头母猪你是吃了呢还是卖了？”

“我不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会让你懂的。我问你，前天一大早，天还没亮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

“我……反正我没偷猪。”

“为什么麻杆在雪地上把脚印理到了你家门口来了？”

“我挑柴火上猪场。”

“挑柴火为什么要一大早偷偷摸摸的？”

“反正我没偷猪。”父亲说来说去只说这句话。

“有人昨晚在你家门外闻到了肉香味，这你又怎么解释？”

“狗操的石朝富”父亲嘟嘟囔囔地骂了声娘。

接下来，吴万炳带领两个民兵开始搜家。他把我家搜了个遍，就连我母亲睡的床铺也掀开了，可没搜出半点油渣。这下吴万炳恼了，大声喝道：“石朝光，你把猪肉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说过我没偷猪。”父亲说。

“好啊，你的嘴比铁砧还硬，在这里跟你说不清楚，走，上大队部去！”

“我不去。”

“不去？大队喊你去你居然敢不去！”吴万炳突然对身边两个民兵大声发命令，“绑起！”

我本能地冲过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父亲。

一个民兵劝我父亲：“朝光叔，去不去由不得你，你还是自己去吧。”

父亲把我扒开：“去就去，反正我又不偷猪我怕谁！”说着朝大门走去。

当天，我几次来到大队部，都被民兵拦在门外。直到中午，才让我送饭进去。

父亲被绑在木柱上，绳子深深地勒进肉里。脸上有些肿，衣服有几处渗出点点血迹，看来打得不轻。

傍晚我再次送饭的时候，父亲已被解下关进了以前专门关五类分子的一间房里。房门从外面上了锁，有两个民兵在门外下三三棋。我说我想见见父亲，他俩犹豫了一下，最终没有同意。

这一夜，我们全家人忧心忡忡坐卧不安。天快亮时我刚刚入睡，突然被一阵激烈的敲门声惊醒。我爬起来，母亲已打开大门了。一伙背枪的民兵冲了进来，只用两分钟的时间便把我们全家搜了个遍。我们一家不知又出了什么事，慌做一团。

吴万炳指着母亲问：“石朝光呢，你们把他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母亲大吃一惊：“朝光他他不在大队部？”

“他跳窗逃跑了。”

逃跑了？父亲他跳窗逃跑了？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

“可可是，他没有回来过，真真的。”母亲颤颤地说。

“你们听着，石朝光回家，你们赶紧到大队报告，胆敢窝藏，拉你们去枪毙！”吴万炳说完，带着民兵走了。

民兵一走，母亲迅速在自家各个角落找了又找，压低声音喊着父亲的名字。听不到回答，母亲慌了神。她不停地说父亲这回把事情弄大了。他吩咐我到各个亲戚家去找找，看见父亲，让他干脆跑远点，最好跑到湖南那边去。她说如果父亲让民兵抓到，不死也要脱层皮。

在腋窝，石家是大姓。本来我们家是有许多亲戚的，但因为我家成分不好，亲戚们都像躲瘟神似的躲着我们，真正走动的没有几家。

我摸到几家亲戚打听，他们都说没看见父亲。回家的路上，我越想越怕。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以来，父亲在大队部被关不止一次两次了，他以前从来就没有逃跑过，可这回他为什么要跑呢？因为成分不好，我们本来就饱受白眼，这下倒好，父亲成了逃窜犯，今后我们家的日子真不知怎么过了！

回到家，天已大亮，改平已烧暖火塘了。一家人围坐火塘边，怔怔地，谁也不说一句话。

正当一家人默默对坐的时候，门被撞开了，麻杆跌跌撞撞地闯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快，朝光他他出事了。”

我本能地从凳子上一跃而起，拔脚就朝猪场跑去。一边跑一边发出野兽般的嚎叫。跑上猪场的几级台头，一抬头，见父亲直条条地吊在猪场大门的横梁上。我两眼一黑，一头栽倒在码头的石蹬上……

父亲的遗体在屋里摆了两天，母亲不停地哭了两天两夜。凄凄惶惶，惨惨戚戚，哭到后来，母亲眼里已挤不出泪水了。

“他爸啊，千条路万条路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啊，啊哇！”

“他爸啊，你丢下我们孤儿寡母叫我们怎么活啊，啊哇！”

“哪个坏良心的偷了猪啊，你不是偷猪你是杀人啊，啊哇！”

我家里本来就穷，这一年多来为母亲治病又背了一些债务，家中拿不出一分钱来安葬父亲。全靠姐夫杀了一头架子猪，又东挪西借凑了两百块钱和一担谷子送了过来，好歹把父亲的丧事办了。

我永远忘不了父亲出门这天。起柩的时候，改平和我的四个妹妹一字儿趴在老杠上，怎么拉也拉不开。就连见多识广的头杠也愣在那里，唏嘘不已。

姐夫用尽力气总算把改平和妹妹们拉开了。灵柩缓缓抬起。我捧着父亲的灵牌走在前面。还没走出几步，突然听到身后妈呀一声惊呼，我大吃一惊，丢下灵牌跑回去，母亲已死在大姐怀里。

八

母亲一死，全家乱成一团。痛苦无法吞咽，悲伤无法承受，我感到整个人陷入无边的黑暗之中。

姐夫忙前忙后地张罗着，可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母亲的遗体在家里摆到第三天的时候，姐夫还是想不出办法安葬。他实在是再也拿不出一分钱了。我家后园虽有几坛肉，可又不便拿出来。最后，姐夫和我商量，决定拆掉我家山墙的一堵屏风的木板，卖一半买些酒菜，余下一半钉副火板，打发母亲上路。

我整个人糊里糊涂的，一切任由姐夫主张。

当姐夫带两个人准备拆屏风的时候，二姐改平出面制止了。她说让她再想想办法，实在不行，再拆不迟。说着脱下孝布出门去了。

傍晚改平回到了家里，递了500块钱给姐夫。姐夫十分惊异，一再追问改平，改平只说钱是向朋友借来的。

送走母亲，为数不多的几个客人散尽，只剩下姐夫一家留下来陪我们了。

一家人围坐火塘边相对无语，煤油灯发出淡黄的光，静默和伤心笼罩着四周，外面偶尔发出一声响动，也会把我们吓上一大跳。

后半夜，妹妹们都在火塘边东倒西歪地睡着后，改平突然开口说：“姐夫，那500块钱是刀口寨的伍癞子给的。”

“你是向伍癞子借的？”姐夫问。

“不是借，是给的。”

“给的？他为什么要给你那么多钱？”

“姐夫，大姐，改善，我要嫁给伍癞子。”二姐话未说完，己是泪流满面。

“二姐，你……”一言未了，话却哽在喉咙里。想到父母相继去世，二姐又要嫁人，好端端一个家顿时月落星散，想到这些天来家中的变故，我不禁悲从中来，恸哭不已。

刀口寨离我们村八里路。伍癞子不光我认得，全村男女老少个个认得。他在一岁多刚走得路的时候，父母上山做事，把他反锁在家里，他在火塘边摔了一跤，脑壳正好睡在火塘里。火塘虽蒙了灰，但灰下的火子正旺，烧焦了他的头皮。于是后脑上留下一大块疤子。落下了个癞子的绰号。

伍癞子是个苦命人。父母去世得早，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因为相貌丑陋，三十多岁尚未成家。因此他也就相当地自轻自贱，颇有些玩世不恭。

伍癞子有一手绝活，那就是狩猎放套夹野猪捕麂羊，但凡上山，绝没有空手而归的道理。据说他会咒语，能调动山魈为他捕猎，并能让山魈为他将猎物赶进陷阱或套索里。那些年，人们都很相信这些传闻。

70年代农村生产队，每个队都有一个副业组，或3人5人，或8人10人，这要视生产队劳动力多少而定。这些人不干农活，或外出替人建房搭灶，或替人砍树放排。得到工钱后再把钱交到队里买工分。这样，生产队年终结算时才有钱给进款户兑现。伍癞子因为有装山狩猎的本事，就和队里订了合同，每个月交给队里25块钱，记一等劳动力工分。他不外出干活，一年四季在响水坡上转，不时将兽肉兽皮兽骨兽膏挑到山外去卖。传说他攒了很多钱，怕有上千块。但他在当时被人们视为是个不务正业的人，而且我们那里有一种说法，装山的人往往断子绝孙，所以，良家妇女是断断没有人肯下嫁于他的。

伍癞子并没有断子绝孙。我二姐嫁过去5年内便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小孩。1983年后，伍癞子频频往广州厦门等地跑药材生意，用响水坡的动植物换回钱财。几年下来，成为方圆百里内有名的暴发户。至此，我不得不佩服二姐当年的卓识远见。

闲话休说。过罢年，我父母死了半年之后，我二姐改平嫁到了刀口寨伍癞子家中。

死了父母，嫁了二姐，家中的日子就如同清汤寡水般，十分的淡。我是一家之主了，生活的重担落在了我这双稚嫩的肩膀上。我过早地懂事了，我知道，对我家来说，长的是日子，短的是钱粮。因此，我拼命地劳作。白天上山抢工分，收了工便打柴火找猪菜。晚上我就在灯下编撮箕、编菜篮、编鸡笼鸭笼以补贴家用。在两个姐夫的救济下，我们一家一天天艰难而又顽强地过着日子。

1975年农历4月24日，队里插完田后放假一天。我趁休息天上响水坡砍了几担干柴，然后一担担地往家里盘运。当第二担柴挑至村口时，碰上了吴万炳。我本想侧身让他过去，可被他叫住了。

“放下！”吴万炳对我说。我不理他，继续走我的路。吴万炳回过身一把扯住我的柴火，我只得将柴担放下。

“你干什么？”我问。

“干什么！我问你这柴是从哪里砍来的？”

“响水坡。”

“你晓不晓得政府有明令禁止上响水坡砍柴？”

“我晓得，可大家都在砍。”我嗫嚅道。

“别人可以砍，可是你不能砍。”

“为什么？”

“因为你家是专政对象。”吴万炳说。

“五类分子是我爸，他已经死了。”我不服气，就顶了他一句。

“你不是五类分子，也是富农崽。走，给我挑到大队部去！”

“我不去。”

“也嗨！和你老子一样硬，大队喊你去你敢不去！”

惹不起我躲得起，拼了这担干柴我不要了。我丢下柴担转身走开，被吴万炳从后面赶上抓住我的后衣襟。我朝前拽他朝后拉，僵持了一会儿，只听得嘶的一声，我的衣服被拉开了一条大口子，从衣襟拉到了腋窝下。

吴万炳松开手，哈哈大笑。

看着身上旗帜般飘扬的衣服，看着大笑不止的吴万炳，我想到了我的父亲，想到了我的母亲，想到了我的二姐。新仇旧恨一齐涌上了我的心头。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嗖地从刀箩中抽出柴刀朝吴万炳的头上砍去。他吓了一跳，本能地偏开头，那刀狠狠地砍在了他的左肩胛上。

三天后，我被关进了县里的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