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总是把最好的给予我们

地主与长工

父亲被村人从良公的坟地上背回家的时候，神志比往日清醒，竟然吃完了妻喂给他的大半碗稀饭。这是他病重后半年多来没吃过的。妻一边给老人喂饭一边不停地埋怨儿子，说他没看好老人，大冷天让老人爬到良公的坟山上去，絮絮叨叨说个没完。我对妻挥了挥手说，别说了，准备后事吧。我不责怪儿子，自从我跨过了五十岁的门槛而初谙人事后，我就预料到父亲迟早有一天会有如此举动。我知道，父亲将要走了。

父亲是当天半夜时分去世的。他死得很平静，就像一艘历尽沧桑的小木船静静地搁浅在河湾的沙滩边。他躺在灵床上，像是安然入睡一般。我知道，了却了最后一桩心愿的父亲，大抵上没留下什么遗憾在这个世界上了。

正是农闲时节，安葬了父亲，我以我初中毕业的文字功底，以农民特有的执着，拿起笔十分艰难地把这个故事写了下来。我要把它传给我的后辈儿孙，让后人从他们前辈身上学到一些现在人身上没有的东西。

良公的大名叫杨其良。在我的祖辈父辈，杨其良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人们不知道当今皇上是谁，可杨其良却是妇孺皆知。我从小就常听老人们说，杨其良一辈子只做三件事：一是买田买地扩大家业，二是崇尚文化送子读书，三是好善乐施修路架桥。

对于杨其良所做的第一件事，我以前只是从老人们的闲谈中略知一二。在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为了保证故事的真实性而造访了当年的几位土改根子，他们对我说杨其良在土改工作队清算财产时竟有800多亩良田，是方圆百里内最大的地主。第二件事我不用从父辈那里找佐证材料，我们村的学校就是当年杨其良出资建造的。上世纪60年代末我在里面读完小学，如今虽已风雨飘摇但全村的学子仍在里面接受国民教育。杨其良的三个儿子在解放前就从这所学校走出去，分别走到台湾、南宁和桂林。老大毕业于中央军校第五期高级班，抗战爆发时任国民党第一战区第八军第四旅上校旅长，解放前夕去了台湾。老二在上世纪80年代初做到了省政协副主席。老三做了国共两朝医师，名气大过当政协副主席的老二。前些年老二老三还健在的时候每年清明必定回乡给祖宗上坟。轻车简从，来去匆匆，从不张扬。杨其良所做的第三件事而今尚有目共睹，我们家乡方圆百里内所有的风雨桥凉亭石板路几乎都是他当年出资建造的。如今幸存的几块功劳碑的首士榜上，无一例外都把他的名字排在榜首。

以上是这个故事的背景材料。进入故事前还得先交代故事的另外一个人物，那就是我的祖父。我的祖父名叫吴匡。吴匡是个穷人，穷得田无丘地无角，只有一座两间带一个包厦的木楼。这座木楼现在被我心安理得地继承了下来。他究竟哪年哪月起到杨其良家打长工已无从考证，因为在我父亲七岁的时候他就死在了外面。他的死就成为这个故事的开端。

民国二十一年，杨其良的老大在桂林国中老二在桂林松坡中学读书。农历五月十二日，插完田三天后杨其良派吴匡给兄弟俩送钱过去交伙食费。给杨其良的儿子送钱不是送光洋银票，而是赶牛或抬猪到桂林去卖，换成现钱交到兄弟俩手上。杨其良因为热衷于置田买地并出资修路架桥，家中基本上没有现钱，可他家有的是猪牛。每每他的两个儿子要用钱，他都得卖牲畜。

这回卖的是一头大水牯。要说我的祖父干这事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他轻车熟路地赶着水牯出了门。以往祖父干这事往返大约五天时间，可这次五天过去不见祖父回家，十天以后还是不见人影，杨其良和我的祖母都十分着急。第十一天早上，杨其良套上草鞋亲自上路，到了桂林找到两个儿子，一打听说是我的祖父早已卖了牛把钱交到了他们手上。杨其良一听这话知道大事不好，急慌慌就往家里赶。回到家，他叫上家族里几个男人和两个家丁，带上家伙沿着去桂林的路仔细搜寻，在金竹坳的山洼里找到了已经腐臭了的吴匡。我的祖父身上有八处刀伤，脑袋被石头砸烂，红红白白流了一地。

杨其良赶紧报了官。据分析，我祖父赶牛出山时被强盗盯上了，以为他卖了牛肯定揣一大袋银子回来，于是在半路打劫了他。官差忙了一阵，也没查出凶手来。

杨其良厚葬了我的祖父，给了我祖母一笔抚恤金，并让她到家里当女佣，帮助他老婆春娘操持一大家子家务，使她每年有一笔固定的收入。从那后，我的父亲也跟随我的祖母吃住在杨家大院中。

我的祖母在我的祖父死去时只有二十五岁，虽然出身贫寒但模样周正，内聪外秀，吃苦耐劳，深得杨其良老母亲的喜爱。老太太没把她当外人，大事小事由她拿主意。

杨家坐落在寨子正中，四座宽敞的吊脚楼，两横两竖，中间围着一个大天井。四周一堵砖墙，高过瓦面。民国12年我们寨上一场大火，烧毁了近三百座木楼，他的四座木楼因被砖墙围在里面而安然无恙。杨其良慷慨大方，善交各路朋友。他家有一层木楼装了十余间房，专门用来安顿过往客商。补锅的，劁猪的，卖纺线轴的，耍猴的，唱戏的，杂货客，弹花匠，一应外人，他都热情接待。不收钱，任你吃住。我祖父死后的第三年，从湖南靖州过来一位专门给农户印被面的印花匠，落脚在杨家大院中。印花客二十八岁，未曾结婚。后生手脚勤快，在院子里见什么干什么。嘴巴甜，懂礼数，很讨老太太欢心。老太太一辈子关在高墙里，从没出过远门，就常常让印花客陪在自己身边说话，讲些外面的世事。一来二去，印花客认识了我的祖母，二人一见钟情，只是不敢明白相爱。老太太看在眼里，有心撮合这门好事。于是出面聚集了我们吴家家族的男人们，晓以大义，话里话外全部是要让我祖母改嫁的意思。

我们吴家在本地是个小家族，且一家穷过一家。族里十几号男人，没一个认得字的，更没人懂得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行为规范。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义，穷人没那么多讲究。自家一日三餐还顾不过来，哪有心思顾得上一个没有男人的女子！想嫁就嫁吧，少一对孤儿寡母族里还少一分累赘！于是大家都默许了我祖母改嫁的事。

接下来，便是水到渠成，我的祖母便嫁到了湖南靖州。在我祖母出嫁前夕，杨其良出面阻止了我的父亲随母下堂，将他收养在自己的家里。从那后，父亲便在杨家客不客主不主地生活着。

杨其良有三儿一女，他的老三和我父亲同年。杨其良没把父亲当外人，他让父亲与他们一家同桌吃饭，与老三共睡一床被子。和他家的四个儿女一样，每年缝一套新衣裳。

第二年，父亲和杨家老三一道被杨其良送进学校启蒙。老三一摸纸笔，就表现出奇特的读书人的天分。父亲生性顽劣，在学堂里坐不下，一摸书本就头疼。他勉强读了两年，怎么也读不下去了，任杨其良怎样苦口婆心地劝说也无济于事。杨其良于是和妻子春娘商量：当年我不让他随母下堂，为的是今日送他读书，日后奔个好前程，也对得起他死去的父亲。可这孩子冥顽不化，怕只怕留在身边我们教导无方，将来难成大器，倒误了他一辈子。我想好了，还是将他送回他母亲身边，让他跟他继父学一门手艺，日后也好混口饭吃。春娘虽舍不得，但听丈夫说得有理，只得忍痛答应。

于是，杨其良便把父亲送到靖州我祖母身边。祖母嫁过去后，三年内为印花客生了一男一女，家境不算宽裕。杨其良前脚刚回到家，父亲后脚就撵了回来。通的一声跪在了杨其良脚边。良伯，你就让我在你家做长工吧，我做牛做马也不离开你。

一听这话，春娘早已泪流满面。

也许生就穷人的命，也许血管里流的是长工的血，父亲读书不行，对挖田种地却有着浓厚的兴趣和超人的悟性。从那后，他再也不愿和杨家老三睡一张床铺了，整天喜欢和一伙长工混在一起，他们下田他也跟着下田，他们上山他也跟着上山。十二岁上他便会耙田犁地，十五岁的时候，对十二道农活已滚瓜烂熟。

春娘见父亲小小年纪便整日在山上摸爬打滚，于心不忍，便和丈夫商量，想过继父亲为干儿子，让他跟随丈夫学习打理家业，日后名正言顺继承一份田产，可杨其良坚决反对。他对春娘说，我留下他的初衷，并不是将他收为蛉螟，如果现在过继他，必然会引起村人的非议，说我黑人家的孩子。我想好了，这孩子是个勤快人，就让他在家里扛几年活，摔打摔打。靠劳动吃饭，是庄稼人的本分。过些年他长大了，送他几亩田地，让他成家另立门户，这样，对他死去的父亲也算是有个交代。

转眼父亲到了二十岁，长成了一条高高大大的壮汉，成了杨家的领工。这年，春娘四处托人为父亲保媒，春娘挑肥拣瘦前后为他相中了不下十个姑娘，有富户的小姐也有穷人家的女儿，可父亲一个也没看上。春娘心里焦急多次逼他，父亲只含含糊糊地说还没到成家的时候。

春娘哪曾想到，父亲看中了杨家的小姐。杨家小姐名叫秋兰，是杨其良最小的宝贝千金。因为她最小，又因为是独女，父母对她就多了些溺爱。说来也怪，她对自己的三个亲哥哥倒有几分生分，唯独对我的父亲特别亲，从小在父亲的背上长大，一天到晚围在父亲身边哥长哥短地叫个不停。

秋兰长到十八岁，出落得如花似朵。像是懵懂未开，又像是落花有意，她仍然像条影子似的整日不离父亲左右。这年，从三江过来一个名叫杨瓜的土匪头子，带了一班草寇驻扎到了我们寨对面名叫落地坡的大山里。这伙草寇不扰民，专杀富济贫。即便是土匪，也懂得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更懂得要和当地百姓保持鱼水关系。他们不为难杨其良，却时常到杨其良家中吃大户。每每他们光临，杨其良便杀猪宰羊热情款待。

这年六月，杨瓜从湖南临口镇弄回二十多头黄牛，一时卖不出去，浪在山上又怕丢失了，于是便关在杨其良家的牛棚里，每日派手下人轮流割草喂养。连关了五天还没找到买主。杨其良心里不高兴，就找到杨瓜说，大哥，你可要体谅我的难处，我知道你们出门不带家，你们常来常往，我可以招待你们饭菜，必要时可还可以送些钱给你们。可你们这样大张旗鼓地把这么多牛关在我的牛棚里，知情的说我借圈给你们养牛，不知情的会说我和你们串通一气，我怎么向官府交代。只这一句话得罪了杨瓜，他当时不说什么，只阴着脸命令手下人将牛赶上了落地坡。可是到了晚上半夜时分，秋兰下楼倒马桶，被杨瓜的手下人一方粗帕将嘴堵严，扛上落地坡。第二天放出话来，让杨其良拿两千现大洋赎人，三天不见钱便要撕票。

杨其良一听这消息又悔又急。悔的是不该一时气短得罪了杨瓜，想不到杨瓜如此狠毒，全不顾往时情分，竟绑架了他的爱女，急的是两千大洋的赎金。其时杨其良正筹建聚龙桥，家里所有的现钱都已投了进去，换成木材瓦片堆在河岸边。虽然有的是好田好地，但三天内叫他上哪找买主去！春娘已昏死过去好几回了，他要照顾春娘又要想办法凑钱，只半天时间，胡须长出了半寸，整个人瘦了一圈。

我的父亲是傍晚时分才知道这消息的，他什么话也不说，吃晚饭时扒下了四碗饭后倒头便睡。半夜，院子里的人都熟睡后，他悄悄地从床上爬起，背上一把柴刀摸上了落地坡。落地坡方圆百十里，父亲从小就在山上砍柴烧炭，捕鼠放蜂，一草一木父亲熟悉得就像自己的十个指头，而山上纵横交错的山路，他蒙上眼睛也不会走错半步。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杨家大院早起的长工见天井边阴沟旁的地上有个黑影在蠕动，走近细看，见是杨瓜，身上像捆粽子似的被葛藤捆了个结结实实，嘴中塞了一把干稻草，在地下哼哧哼哧地挣扎着。吓得长工一声尖叫，把一院的人都惊醒。一夜未眠的杨其良听到外面喧哗，出门一看，吃了一惊。要说，杨其良也算得上是个胆大人，他知道这事是父亲干的，心里虽然害怕，但事到如今就像踩在深水里，那裤脚是挽起也湿放下也湿，只能豁出去了。于是派人上山送信，用杨瓜交换小姐，好生成交，一旦动蛮，先将杨瓜砍了。

杨家小姐于是平安回到了家中。可从此杨其良便和杨瓜结了仇。一不做二不休，杨其良咬咬牙，卖掉了四十亩好田，买了七十条快枪，经官府批准，在寨上成立了自卫队，专门抵御土匪的侵扰。第三年，我们邻村一个名叫阮少贤的农民拉起队伍占山为王，将杨瓜赶回了三江，我们寨才获太平。后来，杨其良将七十条快枪全部捐给了阮少贤。为这，杨其良解放后的又一大罪状便是通匪。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县里有关部门为阮少贤平了反，认定他不是土匪，是农民起义领袖，杨其良通匪的罪名随之消失。这是后话。

民国三十四年，整个夏季阴雨连绵，大田里正扬花抽穗的禾苗十之八九不能灌浆。到了秋天，寒露风来得早，一半以上农户一年到头颗粒无收。第二年，大饥饿便像瘟疫般蔓延了我家乡的九村十八寨。杨其良几乎免掉了全部佃户的租谷。家中蛇大眼粗，难免捉襟见肘。他筹备了近两年的建聚龙桥一事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

杨其良家有许多良田。离家远的田一般就近雇佃户耕种，我们这一带老辈人把佃户称作种匠，他家雇有四十多个种匠。近处的田则养长工长年耕种。据说杨家最多的时候养过二十多号长工。可我父亲在他家打长工的那几年，他只养七个长工长年照料农事，插秧打谷时忙不过来便请零工。杨家请零工是件很隆重的事情，每年必杀猪宰牛招待零工们。

民国三十五年，父亲二十二岁，是他在杨其良家扛活的最后一个年头。这年，杨家虽然也经受了上年的灾荒，家中并不宽裕，可毕竟是船烂三百钉。春娘为春插做了精心准备。她腌了几坛好草鱼，杀了一头肥猪，插秧时请了六十号零工，前后做了十六天。第十六天晚饭时，请两个厨子做了几道好菜，在大堂上摆了七桌，每桌让一个长工陪着，管零工们吃饱喝足。杨其良一家老少却躲在里间吃饭。酒至半酣，父亲心想，零工们都是乡里乡亲的，今天是最后一顿饭了，应该让主人出面和大家敬杯酒，说几句感谢的好话，于是便进到里间去请杨其良。父亲进到里间，见杨家一家老少就着昏暗的桐油灯吃零工们上顿剩下的饭菜。一股淡淡的馊味弥漫了房间。父亲眼睛一热，眼泪就流了下来。从那后，父亲对杨其良夫妇就更加敬重了。

五月端午，杨其良家的秧全部插了下去，长工们放假休节。正是满山杨梅红遍的时候，秋兰要我父亲带她上山采杨梅。征得春娘同意，我父亲背上背篓和秋兰上了落地坡。坡上杨梅哪树甜哪树酸父亲了如指掌。

父亲带着秋兰来到大山深处的一株大杨梅树下，秋兰一抬头，但见满树杨梅红里透黑，或成球或成串挂在绿叶间。秋兰一声惊呼抢先爬上树去，叉开两腿大嚼起来。父亲放下背篓，也想爬上树去，猛抬头，从裙筒里看见了秋兰两条白生生的大腿。父亲只觉得眼前一黑，全身的血液都涌到了头上，腿肚子无端地抽起筋来。

我父辈的男人女人们都不兴穿内裤，我也是初中毕业那年才穿上了平生第一条内裤。

父亲全身乏力，疲软地靠在杨梅树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秋兰见状，赶紧溜下树来使劲摇着父亲，哥，你怎么了？

父亲喘息未定，一句话也不说，眼睛死死地盯着秋兰看。

哥，你到底怎么了？你莫吓我啊！

秋兰，我看见了……

你看见了什么？

你那裙子……

春兰意识到了什么，脸腾地红了。

父亲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了，鬼使神差般扑了过去，将秋兰一把死死抱住。

山风习习，绿树成阴。太阳照在树冠上，树阴下的草地上有斑驳的光影。杨梅虽甜，可父亲和秋兰尝到了比杨梅更甜的禁果。

当晚，秋兰随即向母亲说出了她的心事，她要嫁给我的父亲。春娘这才明白了父亲的心思。她是从小看着我的父亲长大的，对父亲的品行十二分的满意，便和杨其良商量。谁知遭到了杨其良的坚决反对。

杨其良虽说是个开明的财主，可他终究没有勇气将自己的爱女嫁给一个长工。这之前，我一直对杨其良的这一做法不可理喻。当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当我静下心来设身处地站在他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换位思考的时候，我终于理解了他。我在想，即便是今天，农村富裕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观念更新了，可我那和我一样当农民的儿子想讨一个老板或干部的女儿做老婆简直比登天还难，更何况是门第观念十分深入人心的旧社会呢！这样一想，我理解了当年杨其良的固执与偏见。

半个月后，杨其良将秋兰嫁给了下河一个财主的儿子。

秋兰出嫁的第二天，父亲悄没声息地从杨家大院搬了出来，回到了他父亲吴匡留下来的那栋又黑又矮的木楼中。

回到家，父亲倒头便睡，直睡了三天三夜。这其间，春娘来看过他，和他说了许多宽心话，并真诚地向他道歉。杨其良也来看过他，还亲自给他送来十五亩保水田的地契。父亲一句话也不说，躺在床上眼睛翻白，像是死过去一般。

三天后，父亲起床，一把撕碎了杨其良放在他床头上的地契，削一根上好的水棉木扁担，走向了通往湖南的山路。从那后，父亲成了一个挑担的脚夫，常年从湖南挑米过广西，又从广西挑生姜辣椒过湖南，挣一份血汗钱养活自己。

父亲与杨其良再一次见面，是在一年以后聚龙桥的通桥庆典上。

我们寨子门前有一条大河叫流源河，有二十来丈宽。它从落地坡的大山深处汹涌流来，在寨子前面转了个弯突然变缓，留下了一个十里长潭，然后浩浩荡荡地向柳江奔去。因为河床太深河面太宽，一代接一代，我的祖辈都没有能耐在河道上架一座风雨桥。两岸山民来往，只靠搭船过渡。每年山洪暴发，便会出现翻船沉船事件，年年都有一两个冤魂沉入河底。在流源河上架桥，成了历代山民们的共同心愿。

民国三十二年，杨其良捐出三千大洋承头造桥，取名为聚龙桥，两岸山民一呼而百应，有出钱出米的，有献工献料的。眼见得材料快备齐的时候，三十四年一场天灾，风雨桥只得停工。三十六年，风调雨顺，山民们的生计有所好转，杨其良便再度紧锣密鼓地筹建聚龙轿。

作为首士，杨其良在建桥的派工摊料工作中得罪了寨上一个土财主，那土财主就放出谣言蛊惑村民，说杨其良在造桥过程中贪污钱米，部分不知真相的村民也跟着瞎起哄。这话传到杨其良耳中，他只淡淡一笑，什么也不分辩，一如既往地造他的桥。

八月十五中秋节，风雨桥落成，举行了隆重的通桥庆典仪式。流源河两岸九村十八寨的龙灯队、狮子队、芦笙队都聚拢到了风雨桥头。县长亲自参加了庆典活动。两岸站着了几千名看热闹的山民。那天父亲恰好从湖南挑米回家，也凑上了这分热闹。

正午时分，仪式开始，首先是县长致词。他高度赞扬了村民们架桥修路的美德，激励村民要励精图治，勤事桑农，战胜自然灾害，共建美好家园。县长致词完毕，随从捧上一块镌有“功德无量”四个金光闪闪大字的匾牌递给县长，并高喊杨其良的名字，让他上台接匾。参加仪式的村民大声欢呼，掌声响彻流源河两岸。

突然，人们见杨其良手提一杆鸟枪走大步走上台来，径直走到县长身边。嘈杂的人声立即静了下去。杨其良对县长深深鞠了一躬，并没接过匾牌。他回过头，面对台下用左手圈在嘴上高喊：父老乡亲们，谢谢县长抬爱，可我杨其良无颜领受。我虽承头造桥，但自身力量微薄。今日通桥，全仰仗各界仁人志士的鼎力相助和父老乡亲们慷慨解囊，并非我个人功劳。今天，我只想向父老乡亲们讨个清白。有人说我昧了造桥钱米，我有口难辨是非。我这枪里上了三筒硝药一颗马子，如果我杨其良用了一分黑心钱，它将打碎我的脑袋。如果苍天有眼，就免我一死，我将用我的残生，赎我平生罪孽。说时迟那时快，杨其良呼地掉转枪口，顶在自己脑门上，狠狠踩动扳机，只听得叭的一声脆响，打燃了引盘药。人们一声惊呼，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无助而又无奈地等待着那一声枪响。似乎过了很久很久，又似乎只是一刹那，那撕心裂肺的枪声并没有响起。人们慢慢睁开眼，只见那枪口仍顶在杨其良的脑门上，红蓝相间的火苗裹着浓烟缓缓地从鱼嘴中倒喷而出。

放下，快放下！不知谁带着哭腔颤颤地喊，所有的人似乎都回过神来。快放下，快放下，求你了！有人带头跪了下去。齐刷刷地，两岸密密的人群顿时矮下去了一截，黑压压跪了一大片，哭声霎时震天动地。一滴硕大的泪珠从杨其良眼角渗出，顺着他的鼻槽缓缓流下。杨其良裂开嘴艰难地笑笑，缓缓移动枪口，刚移到耳边，通的一声闷响，子弹擦着他的发际带着呼啸声飞向了高空。

静静的，流源河也屏住了呼吸。

杨其良双脚一软，对着乡亲们慢慢跪了下去。

当天晚上鸡叫时分，父亲悄悄把一包碎银从高墙外抛进了杨家大院里。那是他的全部积蓄。

关于杨其良向自己开枪的故事，从小到大，父亲向我讲过十次，我从老一辈口中听到过一百次。

1951年，土改工作在我的家乡全面铺开。一个名叫张队长的干部带了五名土改工作队员进驻我们寨上。他们一进村，首先便四处访贫问苦，不知怎么就访到了田无丘地无角的我父亲家里，要把他培养为土改根子。父亲是个本分人，对革命道理一窍不通。他说我不当根子，我还是挑我的担子吧，挑惯了担子，一天不挑就肩膀发痒全身发胀。张队长就耐心开导他，给他讲革命道理。父亲一来年轻不谙世事，二来觉得当了根子能为乡亲们做点事也是值得，便答应了张队长的要求。于是，父亲与其他几位土改根子和工作队一道，给农户们定阶级划成分，退租退押分田分地，斗地主分浮财。父亲公平正派光明磊落的为人以及他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深得张队长和工作队员们的敬佩，很快，他便当上了农会主席。

杨其良理所当然地被划为地主成分。工作队通过详细摸底，对他的田地和家财做出了分配方案：杨其良近处的田分给村里的穷人，远处的田分给当地的佃户。他家的四幢木楼，一座当作土改工作队办公室兼卧室，其余三座分给本寨十九户无房户。杨其良和春娘将被赶出，住进他家的一座旧牛棚里。

工作队没有想到的是，在分杨其良的财产时碰上了一件棘手事：工作队把房子分给村民们，却没有一家主动搬进去的；工作队白天把杨其良家的谷子被子家具分给穷人，穷人们却在夜晚悄悄给杨其良挑回去。如此反复几次，工作队只得吓唬村民们，谁要是再把东西退给杨其良，就是与地主同流合污，就是反革命，就要让民兵捆起来送到县里去蹲监狱，村民们才十分无奈地将分给他们的浮财收下。到了晚上，村民们便一个个悄悄溜到牛棚里对杨其良说，良伯，你不要多心，东西暂时放在我们那里，等到工作队走了以后我们再给你送回来。分给农户的田，他们虽然都种了，但到了秋收，家家都把谷子给杨其良送去。

张同志是个南下干部，在部队当过文化教员，是个斯文人，办事一向和风细雨。可这回他也恼了。他想，杨其良是个十分顽固的地主，不从他身上打开口子的话，土改工作就无法顺利进行。于是，他决定召开斗争大会，狠狠斗一回杨其良。

张队长为这次斗争大会做了精心准备。首先找几位老穷人诉苦，然后找到我的父亲，要他控诉杨其良对他剥削压迫的罪行。

父亲对张队长说，我虽然是他家的长工，但他对我很好，从来没压迫剥削过我。

张队长说，你这人一点阶级觉悟也没有，你想想，你父亲是怎么死的。

一说到自己的父亲，我的父亲不说话了。

张队长又说，我听说，是杨其良把你赶出他的家门的。

父亲于是勾下了头，他想起了秋兰。这是他心上的痛，这痛更甚于父亲的死带给他的痛。因为他父亲死的时候他才七岁，不懂人事，没有深刻地体验失去亲人的那种痛苦。可失去秋兰的时候，就像天塌了一样，他痛切地感受到了世间的冷暖和人生的无奈，就像自己的心被人用刀剜去一般，这种痛是刻骨铭心的。从那后，他对这事一直耿耿于怀。如今被张队长勾起，不说是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可说是点燃了他心中的怒火。

可谁能想到，在斗争杨其良的大会上，父亲上台刚刚讲了几句张队长教给他的开场白，台下的群众立即起哄，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你有脸在台上讲话，要不是杨其良你早就饿死了！你下去吧！并朝台上砸石子。张队长这回动怒了，让民兵当场捆了几个带头起哄的人，斗争会才得以继续下去。可经过一番闹腾，父亲没有了发言的心思，他干咳了几声，翻了翻白眼，不知该说什么好，只得讪讪地走下台来。

父亲砸场后，排在他后边的几个发言人谁也不敢上台了。斗争会就这样不了了之。

土改工作进入到追挖地主老财阶段。工改工作队几经追问，杨其良没交出半块光洋。张队长受到了组织上的严厉批评，并让他回到县里参加学习。学习回来，他组织父亲一班土改根子开会。他说，我们在土改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主义思想，我们对阶级敌人太讲客气了。不能这样，革命是一种暴力行动。他说某某村打死了一个地主，某某村吊死一个富农，人家都挖出了许多地主老财的底财。他决定对杨其良采取暴力行动。

于是，再次召开斗争大会，对杨其良追挖底财。三句话不到，几名工作组的同志便用绳鞭沾了水轮流对杨其良进行拷打。杨其良吃打不过，交代了在他家天井的柿子树下埋有光洋。张队长带了民兵在柿子树下一挖，果真挖出了一罐大洋来。

初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工作队的士气，就连父亲也想不到杨其良真埋有底财。第二天，接着召开大会，张队长命令手下人将杨其良吊半边猪。杨其良痛得哇哇大叫。吊了半个时辰，杨其良脸上发紫，又交代了另一处埋钱的地点，他家猪圈下面。民兵掀开猪圈一顿乱挖，果然挖出十四根金条。

张队长激动万分。就连父亲也开始怀疑杨其良的诚实。第三天，工作队的同志将杨其良两手两脚反过身后捆做一把，脸朝下吊在了大梁上，还在他的背上码了四个砖头。从早晨吊到中午，吊得杨其良几次昏死过去，可他一口咬定自己的钱财已经全部交了出来，断没有私藏的了。

当天半夜，父亲悄悄摸进了杨其良的牛棚。春娘正在给丈夫搓药，见父亲进屋，两人都吃了一惊。春娘恭恭敬地赶紧给父亲让座。父亲不坐，他站在床边对杨其良说，良伯，你到底还有没有不交出来的钱？

杨其良看了父亲一眼，一句话也不说。

父亲接着说，你这把年纪了，应该懂得命比钱重要。如果有的话你就赶紧交出来，如果没有你就赶紧逃跑，跑得越远越好，不然你会被吊死的。父亲说完，掉头走出了牛棚。

可杨其良没有逃跑。其后又连续被吊打了几天，见再也追不出底财来，张队长请示了上级，将他一把捆了，送到县里，投进了监狱。这一关，一直关到1960年才获释放。

我长大后听老人们说，土改运动搞到后来，越搞越复杂，越搞越凶险。大村斗小村，大姓斗小姓，强者斗弱者，许多富农甚至小土地出租都被无辜打死。杨其良吉人天相，在大牢里躲过了这一劫。

春风秋月，白云苍狗。转眼到了文化大革命。父亲已从农会主席、初级社长、高级社长做到了大队支部书记。这时候的父亲，政治上已成熟了许多。那些年，杨其良作为劳改释放犯和地主分子双重身份，理所当然地一直受到父亲的管制。可父亲一般不为难他，有时还暗暗放他一马。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作为大队支部书记的父亲，难免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了许多伤害杨其良的行为。因此两人的关系十分微妙。父亲在村头寨尾碰上杨其良，见四周无人，便轻轻叫上一声良伯，如果有旁人在场，父亲便视若无睹，昂首挺胸地从他面前走过。

即便这样，父亲也脱不了干系。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杨其良便被揪了出来。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杨其良就占了地、反、坏三类。后来又有人说他与台湾的老大串通一气伺机反攻大陆，又加了一顶特务的帽子。于是每日里被游街批斗。那时我已读小学了，我亲眼看见有好长一段时间，他和几名五类份子被关在大队部里，二十四小时监管。每天见春娘踮着小脚给他送饭。后来，红卫兵冲击了大队革委会，有人贴出大字报，说父亲是杨其良的养子，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于是，父亲就被夺了权。

我还记得，父亲那段时间情绪很是低落，夜里常常睡不着觉，动辄对我们兄妹横眉竖眼大发脾气。一次，在斗争杨其良大会上，父亲也许是心中有火，也许是为了秋兰，也许什么也不为，仅仅是为了当众划清与杨其良的界线，他鬼使神差般上台打了杨其良一个很响的耳光。回家后，那只手便莫名其妙地肿了起来，直肿了三天三夜。后来虽消了肿但不断根，每逢阴雨天便发肿发胀疼痛难当。这几十年，他跑遍了县里市里所有的医院，有的说是风湿有的说是脉管炎，终没诊断出病因。打了无数针吃了无数药都不见好转。这怪病害得他到了晚年痛苦不堪。更使父亲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耳光打掉了他多年来在寨上树起的威信。人们都说他手痛是报应，是老天的惩罚。从此，高高大大的父亲在人前就不大直得起腰来。

“文革”中期，武斗盛行。沧海桑田，今非昔比，又一代人长大了，当上了红卫兵或造反派。对于杨其良，他们只知道他是阶级敌人，是五类分子，是全大队乃至全公社最大的地主。世态凉炎，人心不古，杨其良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他不堪蹂躏，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将一包当时处处有卖的用来毒鼠的磷化锌拌进红薯稀饭里吃下，死在牛棚里。死的时候七十九岁。第二年，春娘被他的老三接了出去。从此，杨家在我们寨上消失了。

父亲那一巴掌没能保住他支部书记的位子。从那后，他便回到家中，手不痛的时候老老实实地种田种地，手痛的时候或在家休息或外出求医。直到死去他也不知道他的手到底患的是什么病。

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在想，也许是我的祖父客死他乡没法保佑我们的缘故，我家世代出农民，我父亲是，我是，我的儿子也是。我坚信，将来我的孙子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