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的写作

忧郁的写作

王　迅

第一次见到杨仕芳，是在大明山的一次笔会上。由于我和他基本同龄，又同做过教师的行当，谈笑之间自然十分投机。记得当时的他，神色忧郁，胸怀压抑，但又心存巨大的潜能无处释放。后来才知道，这种精神状态，是作为小说家的他和现实的紧张关系所致。

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当他与现实处于一种十分紧张的关系时，就很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事实上，历史上的文学大师也大都是如此。至少，在这种状态下写出的文字是愤怒的、哀怨的、忧郁的，而不是那种带有小资情调的供人消遣的“小摆设”、“小玩艺儿”。贺拉斯说，“愤怒出诗人。”应当说是很有见地的。杨仕芳是愤怒的“诗人”，但他的愤怒并不是写在脸上的，而是渗透在他的血液中，穿透了他的骨髓。环视我们当前的文学，特别是所谓的“底层叙事”，除了揭露，便是同情，几乎很少有其他路子了。在很大程度上，作家沦为一个为苦难者打抱不平的勇士，但也不过是勇士。这些小说中，我们几乎很难看到那些具有更深邃的眼力和更深层的精神关怀的好作品。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杨仕芳的写作是一种忧郁的写作，一种有效的写作。杨仕芳说，“我所写下的故事并没给人多少快乐，更多地是悲伤和疼痛。”在很多时候，他看到的不是“快乐”，更多的是“悲伤和疼痛”，这种审美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家的忧郁气质所决定的，而这种忧郁的色调也贯穿在他的叙事中，使他的小说产生了很强的现实穿透力。

杨仕芳的小说似乎并不多，但在这不多的文字中，却深藏着他的“秘密”，人性的秘密、生命的秘密、村庄的秘密……杨仕芳的叙事往往在一个因袭着传统文化重负的乡村中展开，叙述着他所熟悉的人和故事。但每一个小说却并不显得雷同，而是以不同的审美视角去观照乡村，探索人性。比如，《阳光穿过我们村庄》从一只蚊子的视角叙述了一段关于乡土和家庭的故事，而《向彩虹奔跑》则以生命的视角探讨生命存在的隐秘。《最后一个夜晚》设置了女主人公疯子亚莲这个特殊的客体，意在照亮和探察乡村社会的人性地图和精神谱系。应当说，杨仕芳对乡村文化的顽固性和劣根性因素的把握是相当到位的，他发现了生命的悲剧性，并感受到因袭的文化重负的压力。这或许与作家自身现实生活中的境况不无关联，杨仕芳在现实中似乎一直在寻找一种突破精神重压的方式。有理由认定，这样的叙述似乎只可能出自像杨仕芳这样的作家。小说中乡村教师对非常态生命实施解救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作家杨仕芳苦苦寻觅精神出路的过程。

杨仕芳说，“我不愿让自己的写作规规矩矩地按红绿灯的规则行走斑马线。”这句话又足以说明了作家的先锋气质。与杨仕芳的乡土叙事不同的是，《我们的逃跑》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作家文学思考的先锋性，显示了他不断超越自我的叙事雄心。写小说就是讲故事，但不能仅仅是讲故事，应该让故事承担起思索的审美功能，使叙述产生追问的意义空间。《我们的逃跑》是一部关于“追问”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真与假的小说，小说通过真与假的交错与辩解，试图揭示人的内心的另一种真相。杨仕芳的叙述直插人的灵魂，在他看来，人对自身经验的真实性缺乏一种决断性，人的生存因此而陷入了荒诞的境地。小说的标题显示的是“我们”的逃跑，但小说中出现的分明是主人公“我”一个人的逃跑行动。显然，作者在此冠以“我们”，是为了强调这种现实经验存在的普遍性，表明逃跑绝不是个体的行为，而是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的隐喻。小说在叙述手法上也是很现代的，采用了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一条线是主人公的逃亡经历，另一条线是主人公对自己的经历的确证。两条线索交织并进，共同推动着故事向前演进。十年的逃亡经历，恍如一场梦，在梦醒之后的现实求证中无一例外地遭到否决。小说在对事件的建构与解构中，极为真实地展示了人类生存现实的荒诞性。作者用一种近似荒诞的笔调，揭示了现实中存在于人内心的真实情状，这种内心的真相，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现代人生存危机的表征。在我看来，这种危机很难说是缘于外在的现实，更大程度上是源自人自身，源自人的心理意识世界对事物感知的复杂性。杨仕芳的叙事具有很强的反叛性，它不仅揭穿了人的意识领域的荒诞经验，也颠覆了我们的日常事理与现实规则。

可以说，这部小说集子比较充分地展示作家的叙事才华和艺术潜质。杨仕芳以他特有的文学思维，探索着文学表述的多种可能性。他才刚刚起步，却以很高的艺术水准去规定自我，突破自我。他的创作前景值得期待，我们更期待他始终保有那种忧郁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