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秉锷
《黄河故道人家》是董尧先生与赵杰先生联袂营构的采风札记。
二人的创作优势几乎可以傲视群伦—都是笔耕不辍的作家，一老健，一青春；都是滨黄河而居的土著，一南岸，一北坡；都是怀抱“黄河恋”的文人，梦于斯，醒于斯……
这种对接，我不知道是谁先提议的，但“一拍即合”的可能最大。所谓惺惺相惜，其实是文心的投缘及使命的共担。
我没有向赵杰先生询问。心照不宣，言辞已经多余。
倒是董尧先生主动向我说起经营《黄河故道人家》的悠悠情怀：黄河的变迁，九曲九折，千里万里，都有水利专家们记其苍黄反复；而黄河人的存在，尤其是黄河沿岸庶民百姓们的存在，基本上处在天生天灭、寂寂无闻的状态。毛泽东的诗句“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可状其仿佛。黄河奔流万里，咆哮万里，黄河人匍匐万年，沉默万年，这落差实在太大了。作为黄河子民的后代，董尧先生说，不写出故黄河人的爱恨情仇，心有不甘。这“不甘”的结晶，就是对《黄河故道人家》的惨淡经营。
“惨淡”云者，则专指走访、记录、整理、润色等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而言。
听了董尧先生的自述，在我的脑海里，每每呈现出这样的画面：浩浩汤汤黄河水，茫茫苍苍黄河塬，走行着一老一少两个采风者。披一身梨花，映一脸晚霞，在蓦然回首的那一刻，遥远的天极，传来亘古交响的鸡鸣犬吠和井田牧歌……
能不能接通今昔而唤醒游魂呢？这关乎天人相感的玄机。
而愿不愿回馈乡邦并反哺厚土呢？则关乎与教同发的良知。
我深知，董尧与赵杰二先生对于黄河与黄河人是虔诚而敬畏的，所以他们的采风文案，与虚构的文学故事无关，与颂圣的音乐小调无关，而一以“民间史”的风标彰显着黄河父老的生存顽强—有“人间喜剧”，也有“人间悲剧”；有“治世箫鼓”，也有“乱世血泪”。唯如此，这《黄河故道人家》才具有朝花夕拾的史鉴价值。
我与董、赵二先生，虽然分属两省、三县，而从故黄河的流域图上看，却又是“小同乡”。我的家乡是沛县敬安镇，南距黄河北大堤仅6公里，离董尧先生的家乡萧县刘套镇董楼村径距20公里，离赵杰先生的家乡铜山何桥镇赵台村径距15公里，并呈三角形鼎足相望。其联系纽带，即为故黄河。祖祖辈辈枕着黄河讨生活，所以我理解他们的黄河情缘。
这儿，插叙一点百姓记忆：我们当地人，称黄河大堤为“高陡”；称筑大堤为“打高陡”；老人说，“打高陡”是每年秋后家家出人的“官活”；称黄河泛滥，叫“上黄水”；村村备铜锣，遇黄河有险，则鸣锣示警，锣声相递，瞬间即百里惊动……
而今，黄河远去，黄河记忆也渐渐式微。本来，徐州与黄河就了不相干啊！
黄河与徐州结缘，用水利专家们的话说，皆源于“黄河夺泗”或“黄河夺淮”。一个“夺”字，将那个灾难性的背景加到徐州大地及徐州人身上。
远古的徐州（彭城），地处汴、泗交流的三角地带。泗水南下，汴水西来，在彭城城角汇为清流，再南下入淮。鉴于泗水是淮河最大的支流，所以徐州自古即是“淮河城市”。
因为黄河夺泗，其主流借古汴水、古泗水东入于海，所以徐州一度又成为“黄河城市”。
黄河夺泗最早或是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决于瓠子（在今河南濮阳西南），东注巨野泽，再由泗水入淮河。此次夺泗仅维持了23年，即被堵塞。
黄河长期“染黄”徐州的历史始于南宋绍熙五年（金明昌五年，1194），黄河决口于河南阳武，东南流向江苏沛县，冲入古泗水河道，下泄入海。此次入侵，开始了为期 662年的黄河“夺泗入淮”的历史。至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于河南兰阳（今兰考）铜瓦厢决口北徙，才结束了“夺泗入淮”的局面。
662年，少说也是二十好几代人啊！黄河，在改变着徐州地形地貌的同时，也年复一年地改变着徐州人。所以黄河“染黄”徐州的过程，既是一个“物化”山河的过程，也是一个“归化”众生的过程。唯因这黄水、黄沙、黄尘的四季相伴，徐州人才终于习惯了黄河恬静中的暴戾或暴戾中的温情，以至生死相托，视为乐土。天人感应的绵延性影响则是，在黄河改道北行并与徐州及徐州人疏离了一百六十多年后，徐州人依然保留着关于故黄河的种种记忆。
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是见证了原始农耕的粗朴、领略了传统村镇的人和，于石磨、石碾声中感受过历史的蓝天白云；复在信息化、城市化的骤然降临中，承受着网络便捷、浊流漫延、噪音聒耳、信义失落等等。“大转折”的正、副价值，都被我们承受了、习惯了、消化了。因而捧读《黄河故道人家》，我似乎又加深了这种“乡土沉沦”与“乡土升华”交相叠映所触发的失落感或飘零感。
与休闲者的走马观花不同，二位先生的“采风”则在坐地扎营、朝夕拥抱的静观中，融进了更真切的时代反思和生命反思。自然，这黄河记忆的焦点，也从未游离于对黄河父老、黄河儿女们的关切。
董、赵二先生的新作，集纳了二十多个短章，铺排了二三十个家庭和数十个人物的故事，借助对黄河背景的历史拓展，升华了徐州人的黄河生存及黄河记忆。
2015年7月7日
定稿于徐州黄河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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