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雍
岁月如流,转眼间到北大光华攻读EMBA毕业近十年了。虽然时近十载,但“北大情结”对我而言是“从来也不用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燕园湖光塔影,长堤烟柳的风光如画,是难得的静心读书环境。只是那时候求知心切很少驻足欣赏。最令人难忘的是北大人。无论是儒雅师长还是莘莘学子都具有家国天下的博大情怀和科学民主的精神。在光华367学习的两年中,我们从以厉以宁为首的一大批学术大师们的言传身教中,不仅掌握了EMBA必须具备的经济管理知识,而且继承了他们那济国救世、敢于担当的北大精神。
这十年间,偶尔应邀回北大参加各种学习和活动,往往是来去匆匆,总觉得与老师和校友的交流意犹未尽。但其中与我保持经常性联系的却有几位亦师亦友的北大人,最为我敬仰的是张维迎教授和姚长辉教授。
说到张维迎教授我就想到民国时期的北大教授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曾说:“我不是学问中人,我是问题中人。”显然,这是梁先生的自谦之辞。现在看来,梁先生无疑是大有学问之人,并且是一个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只是因为他关注社会问题,为解决问题敢于直言而成为所谓“问题中人”。
在我的心目中,张维迎教授是继承北大“科学民主”传统、敢于在探讨问题中做学问的新北大人,即使处于风口浪尖亦不改本色。曾记否,张维迎教授与林毅夫教授关于市场经济的争辩,与郎咸平关于国企改革的讨论?我们姑且不论其孰对孰错,也无法最终判定其对与错。我们只能说,他们作为同时代的经济学家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因此,有人给予张维迎教授经济学界的“斗士”称号。
其实,“斗士”只是张维迎教授从事理论研究、做学问这个侧面形象。早在367班攻读经济管理学的两年间,从他对我们的谆谆教导中,我们就深刻感受到他是一位睿智而又风趣诙谐、自信而又平易近人的长者。
毕业之后的2009年,我们筹备成立北大光华EMBA湖北校友分会时,张维迎教授对我的具体组织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他与武常歧教授一同出席揭牌仪式,并在同期举办的论坛上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2012年,张维迎教授应邀出席在武汉举办的中国缘公司年会,在汉的校友们便相约一同去拜见老师,邀请他来公司小坐,还想趁机向他讨教此后国家经济形势走向的看法。尽管次日老师要做电视直播的论坛演讲,日程安排很紧张,但还是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公司的几个同事特意买了老师的著作,要我带去请老师签名,老师也欣然应允。老师就是这样平易近人、直率随和,对学生们的请求,只要可能,他便会尽力而为之。
我与姚长辉教授的交往就比较频繁了。其中缘由不只是因为他担任我们公司的独立董事,更重要的是,姚教授具有东北汉子那种豪爽而又稳健、智慧而又实在的风采。无论是当年攻读于光华367的课堂上,还是后来闯荡于市场商海中,姚长辉教授的品格魅力和他在经济领域的理论成果都深深地影响着我。
曾记得我们公司筹备走向资本市场之际,我多次登门请教,姚老师均欣然为我释疑,每次会面都能让我有拨开云雾见青天之感。
我们多次邀请他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起初他难免心存顾虑,皆婉言推却。奈何不过我们的心诚执着,他终于应允。而后,姚教授不遗余力给公司工作以悉心指导。由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公司的上市之路不太顺利。姚长辉教授屡次给予我们以鼓舞和支持,他笑道:“我担任独立董事的其他公司都上市成功了,你们也不会例外的。”
张维迎、姚长辉二位教授代表着北大人的典型形象。一方面,他们是我们的老师。他们都凭借其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以社会担当者的角色发声,对国家经济政策旗帜鲜明地提出具有强烈针对性、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他们在课堂上又谆谆教导莘莘学子,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不少校友或称为行业的领导人物,或成为政坛新秀。
另一方面,当他们的学生走向社会,战斗在各条战线的工作岗位上后,他们又像是我们的朋友一样,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指导和支持。我作为企业负责人,历经行业的起落与企业的兴衰,亲历企业的改革改制。在老师朋友般的精心指导下,我始终秉承北大的科学、民主精神,牢记把社会责任和员工利益放在首位,因而率先走出一条国企改制探索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道路。我们公司的改革改制成为十八大后国家发改委和统战部的调研案例企业,其中渗透了张维迎、姚长辉这样亦师亦友的北大人的智慧和心血!
回顾十年奋斗历程,仰望星空,壮心不已,北大之于我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北大人之于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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