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偶然在西报上的“补白”里看到这两句怪有趣的话:
“A gossip is one who talks to you about others;a bore is one who talks to you about himself.”
如把这两句话勉强译成中文,大意也许可以这样说:“喜欢闲谈的人,就是对你瞎谈着别人的事情;令人讨厌的人,就是对你尽谈着关于他自己的事情。”我说“勉强译成”,因为一种文字的幽默意味,最难一点不走漏地译成别一种文字,但是无论如何,大意是可以明白的了。我尤其注意第二句,即“令人讨厌的人,就是对你尽谈着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一个人谈到自己的事情,往往要罗罗嗦嗦地拖泥带水地说个不完,使人听了感觉到厌烦,诸君也许已经有过这样听得不耐烦的经验吧。我有鉴于此,所以向来对于“自述”一类的文字不愿写。
最近因为在香港办了几个月的报,回到上海以后,有不少朋友问起在香港的情形,我便写了好几篇《在香港的经历》(登在《生活星期刊》),原来不过随笔写来,拉杂谈谈而已,不料有好多读者写信来勉励我要多写一些,大概还不觉得怎样厌烦;但是在香港几个月的经历就不过那一些,所以登了九期就把它结束了。可是经了读者的这样怂恿,我又转着念头,想要尝试写几篇《二十年来的经历》,不知道要不要引起诸君的厌烦。倘若读者听得厌烦,我希望不客气地写信来警告一下,我便可提早结束,或不再写下去。
我这二十年来的经历,想从小学时代谈起。当时我所进的是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校长是沈叔逵先生。他是一位很精明干练的教育家,全副精神都用在这个小学里面,所以把学校办得很好。我们那一级的主任教员是沈永癯先生,他教我们国文和历史,——我最感兴趣的科目。他那样讲解得清晰有条理,课本以外所供给的参考材料的丰富,都格外增加了我的研究兴趣。我尤其受他的薰陶的是他的人格的可爱。我这里所谓人格,是包括他的性格的一切。他的服饰并不华丽,但是非常整洁,和我所不喜欢的蓬头垢面的自命名士派的恰恰相反。他对于所教授的科目有着充分的准备,我对于他所教的科目有任何疑难,他都能给我以满意的解释。他教得非常认真,常常好像生怕我们有一句一字不明瞭;他的认真和负责的态度,是我一生做事所最得力的模范。他并没有什么呆板的信条教给我,但是他在举止言行上给我的现成的榜样,是我终身所不能忘的。我自己做事,没有别的什么特长,凡是担任了一件事,我总是要认真,要负责,否则宁愿不干。这虽然是做事的人所应该有的起码的条件,但是我却永远不能忘却永癯先生给我的模范。此外令我倾倒的是他的和蔼可亲的音容。他对于学生总是和颜悦色的,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动过气;我上他的课,比上任何人的课都来得愉快。但是他所以得到学生的敬爱,并不是由于姑息,随便,撒烂污,却是由于认真而又不致令人难堪。我当时敬爱这位先生的热度可以说是很高很高,但是并未曾对他表示过我的这样的心意,现在这位良师已去世多年了,可是我一生不能忘记他。
当时我们的一级里只有二十个同学,因为人数少,彼此的个性相知很深,现在有的做医生,有的做律师,有的做工程师,有的服务于邮政局。陆鼎揆律师也是当时同级里的同学之一。在国文一课,我们俩是劲敌。每星期有一次作文,永癯先生批卷很严;最好的文章,他在题目上加三圈,其次的加两圈,再次的加一圈。此外仅于一篇之中比较有精彩的句子的点断处加双圈。每次文卷发下来的时候,大家都好像急不及待地探听谁有着三圈,谁有着两圈,谁有着一圈,乃至于下课后争相比较句子点断处的双圈谁多。有的同学紧紧地把文卷藏在课桌的抽屉里,压在重重的课本下,生怕有人去偷看它,那很显然地是一个双圈都没有!当时我们那种竞赛得津津有味的神情,大家都感觉到深切的兴趣。有了这样的竞赛,每星期都受着推动一次,大家都的确容易有进步。
(原载1936年10月25日上海《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21号,署名韬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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