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如只想在香港办一个地方的报纸，只想以西南为范围，《生活日报》实在还可以在香港继续办下去；但是我们办《生活日报》是要以全国为对象，而且看到每天堆满桌上的全国各处读者的来信都要求“迁地为良”，歉疚的情绪时刻在我们的脑子里回旋着，同时我们还有扩充股本，增广规模的大计划，于是便毅然决然迁移上海来筹备出版。
我一方面在香港完全以自己筹备的一笔款子试办日报，完全以毫无党派的民众的立场办报，正在排除万难，埋头苦干的时候，一方面却时常听到不可思议的意图中伤的谣言。有的朋友告诉我，有人在造谣，说我得到南京某巨公十万元，以离开上海为条件，于是就把这笔不清白的款子在香港办起报来。又有朋友告诉我，有人在造谣，说我得到西南的钱，替他们办机关报。这绝对冲突的谣言竟同时传到我的耳朵里，真使我觉得好气又好笑。正在这样遭受着莫名其妙的冤曲的当儿，忽然得到老友曾虚白先生由上海寄来的一封诚恳慰问的信：
韬奋学兄：
连读赐寄《生活日报》两期，异常高兴。不客气的说，从报人技术的眼光来批评，这两期我实在不敢恭维，并且要说一句太简单了；可是从朋友的立场说，惟其简单，可以证明你这份报经济的并不充裕，间接证明了我在此间听到许多不利于你的谣言的毫无根据。你还是纯洁的，还是在种种不利的环境中挣扎苦斗着。就凭着这一点信念，我感到非写几句去安慰我海南奋斗的同志不可了。
从你报上接二连三的×××记号上看来，我知道港方检查压迫的利害或者更甚于上海；从你们引《时事新报》“阿国惨败的教训”句中，也发现了大批×××记号一点上看来，知道你直接受到的帝国主义的压迫，比较我们更要利害。咳！在这时代何处真是言论自由的乐土！我同情你的苦痛，可是我不赞成你在港出版的计划。
关于你编辑技术上，我有几点供献：
（一）改换字体：你的报是中型报，要在小范围内容纳大量的新闻，所以必用小体字，老五号是不行的，必改用新五号或六号字。
（二）新闻紧缩：路透电等，应重写，摘其精华，要言不烦。
（三）初办时切勿广拉广告，徒陷于一般报纸低折扣登大幅广告同样之困境，应集全力注意推广销路；待销路有把握，然后创小幅广告而高价之例，应登者亦可踊跃。
（四）本报专电似太少。报纸人才应向外发展，编辑部有三四人主持足矣，其他重要人员应分驻各处。
这是我想着的几点，顺笔书此，毫无系统，望恕潦草，并颂笔健。
弟制虚白手启。六月十七日。
这一封充满着诚挚友谊和主持正义的信，好像在我患难中从天上降下来，使我发生很深刻的感动，这也是我生平最不能忘却的一件事。
我在香港常自恨力量微薄，当时《生活日报》的规模太简陋，但是不料正惟其简陋，使造谣中伤者不能尽售其技！
关于香港新闻检查的情形，我以前曾经谈过，凡是有关英国的新闻或言论，检查得特别严厉，因为那里是完完全全的英国的殖民地；可是关于抗日救国的新闻或言论，却比较地可有相当的自由。
曾先生是新闻界的一位经验学识俱富的健将，他的指教是很可宝贵的。不过在印刷业那样落后的香港，六号字根本没有，新五号字极少，所以只有死笨的老五号。我为着这件事，老早就和工头开了好几次的会议，结果是不可能。新闻重写，我们的计划中原也有，后来已渐渐的实行了。在香港的《生活日报》的广告却一开始就很神气，据熟悉香港广告界的朋友说，我们的广告价格已和该地原有的销路最大的日报分庭抗礼了。关于全国的重要通信网，后来也渐渐的精密起来。
此外我在香港所感到的精神上最大的欣慰，是共同努力于报务的几位共患难的朋友始终不灰心，无论环境怎样困难，他们总是鼓着勇气干着。他们的坚毅的精神，赤诚的义气，和真挚的友谊，是我所永远不能忘的。我深信我们在这样挣扎苦斗中所获得的极可宝贵的经验，对于将来重振旗鼓的《生活日报》是有很大的裨益的。
（原载1936年10月18日上海《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20号，署名韬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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