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广告似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其效用似乎也很简单,多拉几家广告,好像只是替本店胚胎时期多收入几个钱就完了。其实不然,因为伯昕先生的作风,即在拉广告之中,也替本店广结善缘,替本店创造了无量的同情和友谊!他完全用服务的精神,为登广告的人家设计,我从前已经说过,他是具有相当的艺术修养的,独出心裁替登广告的人家作义务设计,做得人家看了心满意足,钦佩之至。不但把它登在我们的刊物上,而且在别处的广告(登在各日报上的广告)也用着同样的底稿,每次总是迫切地期待着我们的设计。因此我们的广告多一家,便好像多结交一位朋友,他们对于我们的服务精神,都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平日固然继续不断地登着长期的广告,遇着要出特号,需要增加广告的时候,只要伯昕先生夹着一个大皮包,在各处巡回奔跑一番,便“满载而归”。
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基础是异常薄弱的,要请一位同事设计广告,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情,幸亏有了多才多艺的伯昕先生,简直“出将入相”,出门可以到处奔走拉广告,入门可以坐下来制图绘画,替各种各类的商家货物写有声有色的说明!他如果只为着自己个人打算,撇开我们这个艰苦的岗位去替自己开个广告公司,至少他是一个小小的财主了,但是他的满腔心血都灌溉到本店的经济基础上面去;为了集体的文化事业,忘记了他自己的一切要求。但是我们如果放大眼光,为国家民族的文化着想,为一个文化机关培植基础,比个人成功一个财主,两相比较,其贡献于社会乃至人类孰大,却无须我们解释而已可瞭然的。
(原载1940年2月24日重庆《店务通讯》第87号,署名韬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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