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次谈起寒松是于民国二十年加入我们这一群的。但是这件事却不很简单，《生活》周刊在民国十八年由单张改成单本之后，虽已踏上了更向前发展的第二个时期，羽毛似乎较前略丰了，但是仍然是很窘苦的。我们当时虽很想正式请老艾加入，可是经济力量不够，还是力不从心。这并不是因为老艾在物质上提出了什么高的要求，一点没有，因为他是完全以热烈的同情心来想加入共同努力的。他当时也只需要三十元一月的生活费就够了，可是说来惭愧，我们再三考虑，依据当时“总的经济”，还是无法决定。于无办法之中想出一个办法，我和他商定每期由他替《生活》周刊写一篇关于青年修养的文章，把稿费凑成三十元左右，同时在办公室里加一张办公桌，请他来办公！这似乎太难为了他，但是他并不计较，很诚恳地替我们努力。他原号涤尘，在第一篇文章上叫我替他取个笔名，我就随意代取寒松两个字，这就是寒松之由来。他又很虚心，有时我觉得他的文章需要重写，他就重写，三写他就三写！以这样菲薄的待遇，在工作上又这样苛求，而老艾总是诚诚恳恳地帮助我们，这真不愧是一颗“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寒松”了！我们当时本想请他担任在我们算是破天荒的总务主任（以前没有），但是月送三十只大洋，还要以稿费补充，还要说什么主任不主任，实在说不出口，所以并没有对他说出什么名义，他也不知道什么名义，只是热心帮我们工作就是了。我还记得我们寥寥几个人挤在一个小小房间里开什么“业务会议”，围坐在一个极小圆桌的周围，真做到了“促膝”的程度，在这里面你也可以看到两目炯炯光着头的老艾，一腔热诚在他怪慢的一字一句都下着重音的话语里表现出来。
（原载1940年3月16日重庆《店务通讯》第90号，署名韬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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