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几次所说的几件“轰动的事情”,都是有关于经济的事情,也就是关于银钱经手的事情,关于这方面,本店有一个特点,就是必须请会计师查帐,出证明书。除《生活日报》的股款本息全部归还外,为马将军捐的款,为十九路军捐的款,都经过上海潘序伦会计师查帐证明无误。我们都根据会计师的证明登报宣布及印发征信录。我们认为这个手续非常必要的。这不但是本店保持读者的信任所必要的手续,而且即我个人也受其赐,因为后来有人企图破坏我在社会上的信誉,公开用文字诬蔑,说我把替马将军捐的巨款私吞下来,用来办书店,并用为出国的费用,但是我不怕,因为我们再把会计师的证明书制铜版在报上公布,什么阴谋都无所施其伎俩。
不但关于上述的几件事而已,自从本店开办以来,每年度的收支,都请会计师查帐出证明书,即在抗战以来的帐目,虽因迁徙无定,未能早查,但最近也逐一由会计师清查了。少不了的会计师,他是我们在经济上绝对诚实的证人。我们向来是要请教他的。我们对同事向来是经济公开的,最重要的就是有会计师的查帐和证明书。我们的事业是由艰苦中产生出来的,我们的同事所以能在很艰苦的情况中共甘苦,共同奋斗,固然是由于有着为进步文化而努力的共同目标,同时也因为我们大家都是靠工作取得生活费,没有不劳而获的分子,并因为我们的经济公开,偶有一部分的赢余,也是用到发展事业的上面去。甚至因为历年的资金不够,应分的一些股息和一些红利,都一古脑儿用作事业的维持费和发展费,大家并无怨言,也是由于请教了少不了的会计师!
(原载1940年6月30日重庆《店务通讯》第96号,署名韬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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