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自己就是太阳无需他人照亮

《淮南子》谓：“上下四方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

佛法有世界观。“世”属时间，属天；“界”属空间，属地。因此，佛教的世界观近似中国人的天下观。西方文化属于地上观，因此不相亲、不相尊，故其社会组织有国而无天下。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代表宇宙的天下观，要把握中国文化的基础核心，则必须从时间与空间上进行研究。

阴阳、五行、八卦都是比较抽象的基础理论，仅靠阅读、背熟是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尝试、印证、深化，也就是要做到孔子所讲的“时习之”，方可以转换成属于自己、能回馈社会的真正知识。

拔苗助长

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听说过这个故事， 但我们平时看到的真实事情比这个寓言更多，包括为实现明星梦想、迅速暴富、一夜成名等目标的各种努力与尝试。自己也经常只看到了别人的成功而忽视了去了解其成长的过程。

为了便于大家更好地掌握这些知识，我们建立了下面一对模型，这对模型将阴阳、五行、八卦进行了统一，在这一对模型的指导下，可以很好地梳理自己的内心，把握事物的各个方面，以便有条不紊地实施自己的人生战略。 这一对模型一个是空间模型，一个是时间模型。

一、时间

生活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言语经常先于行动，这是很多人的通病，因此才有“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一个真正孝顺的人感觉侍奉父母很正常，而那些经常将仁义孝道挂在嘴边的人自己做得未必就好。一个在会议上大谈制度化管理的领导，其管理能力不一定就高，一个大谈以人为本的领导，其为人也容易苛刻。

孟子奉行一辈子理想主义，最终也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只好待在家中把自己的理想写成书。在《孟子》中，用一个成语总结了自己的失败教训，就是“拔苗助长”，或许孟子是用这个寓言来反思自己在忽视人的成长过程、一味地给别人灌输最高境界的文化传播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吧!

图三

任何一个人、一件事的发展过程都可以归纳为六个阶段，为什么是六呢？这与《易经》很有关系，简单地讲，三个为一组，代表天、地、人或上、中、下，前三个是低级阶段，后三个是高级阶段，这六个阶段就是：

无→有→阴阳→先天八卦→后天八卦→朴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们现在涉及的就是“道”，如果用文字来描述就非常难，好在老子写出《道德经》，我们可以用他书中精练的言语来勉为其难谈谈这六个“名”与大道的关系。

无：事物的初始都是从“无”开始的，“无”这种事物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就像我们要给“人”和“仁义”下一个定义一样。倘若用文字描述，就可能产生歧义或片面，因此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就像有些人经常对孩子说：“要刻苦学习，将来才能有大出息! ”孩子不愿意听，是因为孩子从本性就可以判断出，“将来有大出息”这个“道”，是不能用“刻苦学习”这四个字所涵盖的。 有些家长可能更认真，就将其知道的东西唠唠叨叨说个没完，试图把有关“将来有大出息”的所有信息都告诉孩子，最后孩子听多了，听烦了，干脆哪个都不相信了。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少说教、多以身作则才是有效的教育方式，而对于一个学习的人来说，抱着一无所知的求学态度去学习方为最佳学习方式。

再英明的帝王也不能保证其生于宫廷之内、 长于妇人之手的继承人能成为能干的帝王，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富不过三代，原因是这些接班人的人生不是从“无”开始的，而是在很富有的舒适环境中成长的。 刘秀、成吉思汗，甚至是王莽，能谱写出比同宗兄弟更雄伟的历史篇章，不仅仅是他们有着高贵的血统，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从相对比别人更纯洁的“无”开始的。

很多家长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出类拔萃，但历史却不断地证明“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个普遍的规律，历代英雄人物皆在少小之时朴实无华。 《黄帝内经》中描述黄帝的成长过程就是这样的一种浑然天成的朴实无华：“昔在黄帝。生而神灵。 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

背水一战

韩信带领着缺乏作战经验的部队，在井陉通过背水一战大胜赵军，采用的就是先无后有之道。

生活中一个经常有多种选择的人，往往不如那些别无选择的人成功，原因皆在于此。 生于安乐容易死于安乐，而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历程方能谱写出艺术人生。

韩信背水一战，项羽破釜沉舟，就是通过用无生有的法则，最终取得别人不敢想象的胜利。

无→有：我们看小孩子很快乐，因为他们总是处在接受新事物的过程中，如第—次吃上雪糕、第一次去游乐场、第一次坐飞机等，当人们第一次接触—个新的事物时，是很让其感到兴奋的。

同样，一个人开始给自己确立一个目标的时候，也是干劲十足。 因此《道德经》上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灵，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 ”这里的“一”就是“有”的概念。

有→阴阳：在我们刚刚接触某一个事物的时候，仅仅看到了它简单或好的一面，当我们满怀欣喜开始走近它的时候，发现它还包含困难的一面或者在我们看来是丑陋的一面。

例如一个人要去自己憧憬已久的某单位，确立目标后执著地去应聘，这个阶段就是“有”。虽然有很多困难，但在“有”的精神状态下，不把这些困难当困难，更不在乎别人的非议，执著地前进，正是有这种“有”的精神，才导致了最终的成功。

但当他成为这个单位一员的时候，“有” 的热情逐渐降温， 并发现这里虽然好，但也有自己不喜欢、不愿意接受的另一面。这种看到事物好的一面，同时又看到差的一面，并将其对立起来的状态就是“阴阳”。

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两方面的内容。了解到这一点，就是一个人认识程度的提高，这就像井底之蛙爬上地面，河伯见到海洋一样。因此《道德经》上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在此阶段，认识到一个事物中所包含的两个方面，也就了解了真实世界。圣人的做事法则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同时看到阴与阳，则离圣人之道就不远矣。

阴阳→先天八卦：在初期阶段，我们从混沌的无知状态到了执着的兴奋，从执着的兴奋又发展到了认识的痛苦(发现了事物的阴暗面)，这些都是人率性的表现，属于认识的低级阶段。 一个普通人要改变命运，必须学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跨越，“阴阳→先天八卦”阶段是完成这种跨越的关键。

要实现这种跨越，必须要善于利用不利因素。如我们学骑车，当发生倾斜时，总是下意识地向相反方向扭把以求躲避危险，等掌握了迎着倒下的方向拐把技巧，才真正算是掌握了骑车之道，这就是在推动阴阳，当时那种不敢相信自己可独立控制自行车的兴奋，让人一生难忘。工作中一个严厉的领导总是让我们不快，但如果在其严格的要求下工作一个时期，就会发现自己得以迅速地成长，这也是阴阳互动的结果。八卦图中阴阳鱼的样子，就是这种阴阳互动的体现。

先天八卦是个武士的形象，作为武士，不仅仅是一味地进攻，也要学会攻防结合，有时卖个破绽也是击垮敌人的有效方法。 因此《道德经》上讲：“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不懂得推动阴阳，就不能感悟“道”的力量。

先天八卦→后天八卦：有过一次推动阴阳的经验，会让自己感受到这种阴阳互动带来的成功喜悦，并更加大胆、广泛应用到生活工作中的各个层面，有条件的时候利用条件，没有条件的时候善于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成为一个“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知者，成为一个“知进退，利武人之贞”的英雄。

因此《道德经》上讲：“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朴：知识不是学出来的，而是反复在实践中融会贯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越来越丰富，在成功与失败中不断地接受检验，到最后很难说出是哪些因素导致了最终的成功，这很像佛法中的“空”。

当我们向成功人士求教的时候，他们很少会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将知识与实践融为一体，不会脱离环境与过程去单纯讲成功的诀窍，这就像真正负责的中医给人看病，会根据天时、病因、性别、年龄来决定处方和用量，并根据患者服后的情况随时调整处方，对自己身边的每一位患者负责，绝对不会搞所谓的中医科学化， 去研发出一种特效药， 对外声称可医治所有人的某一种病症，而忽视每个患者的时变与内外因。

成功学之父拿破仑·希尔曾经写过很多励志的书，他试图用言语来描述成功的各个因素，想研发出能适用于所有人的成功之术，但看过此类书的读者都感觉到这些成功要素的堆砌与真正的成功无关。 《细节决定成败》是一本非常不错的书，但我们都知道，成败不仅仅是由细节这一种因素决定的。

真正的道理是不能割裂成一些独立条目来描述的， 就像人不可被割裂地看成各种器官的组合一样。只有善于将各种要素有机地混为一体，方能具备人的真正精神，方能使自己的层次高于其他人。

因此《道德经》上讲：“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 故大制不割。 ”

从“无”到“朴”这一过程，是个本末的关系过程，这个过程就像日月一样不停地循环发展。我们既不能一味“舍本逐末”地缘木求鱼，也不能“崇本息末”地淡定修身。故《易经》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的就是这种本末兼顾的人生理念。

俗话说，道不远人，现在我们就举个身边的例子说明一下“时间”之道。

上初中时听老师讲胡汉和亲的故事，听过就忘了，对胡汉和亲这事一点也不上心，这个阶段就是“无”。

后来学了一篇课文，了解了王昭君的一些故事，又看了董必武写的诗句“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闷，舞文弄墨总徒劳。”敬仰之情由然而生。此阶段对应的就是“有”。

昭君出塞

汉朝虽是为一个强大的帝国，但也不能总像汉武帝那样时时刻刻攻击来犯的匈奴。汉元帝善于在正确的时刻做正确的事情，通过昭君出塞，换来的是长期的和平。昭君的故事，成为我国历史上流传不衰的民族团结的佳话。

长大后，特别是看了《汉武大帝》电视剧后，深为他驱逐匈奴的气魄所感染，也了解了成吉思汗驰骋天下的豪迈，就感觉当时昭君出塞时汉元帝的懦弱和匈奴王的好色，不是英雄所为，内心很鄙视他们。此阶段就是“阴阳”。

后来经历了不少坎坷，体验到事情是一步步做出来的，不可能一开始自己就能处处占上风，通读了《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明白了胡汉和亲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对后世的贡献，重新开始敬佩这两个帝王了。 此阶段就是攻防转换、阴阳互动的“先天八卦”。

有了这个经验与认识，才使自己在工作生活中开始把握阴阳之道，看历史的时候也能从正反两方面去理解当时的人物与事件，明白了审时度势之理，懂得了伸缩进退之道，自己的能力与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有节奏地发挥自己的各种才智。 此阶段就是和谐发展的“后天八卦”。

随着经历的丰富和承担的责任加大，知识和理论更加地融会贯通，做起事情来游刃有余，干的越来越多，话却越来越少，言顾行，行顾言，万事都以谦逊、乐观的心态去应对，做起事情来也更加果敢、弘毅，掌握了“执其两端而取中间者也”的中庸之道。 此阶段就是浑然一体的“朴”。

任何一个事物的成长、发展全过程皆可用这个时间模型来规划。例如我们很想知道人与社会的奥秘，其实人与社会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奥秘可言，就像我们小时候喜欢探索一个地洞的奥秘一样，冒着被老师和家长严厉处罚的风险。经过多次历险，最终发现那也就是个防空洞或溶洞而已，没有什么惊人的奥秘。 人类与自然界不存在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奥秘，存在的皆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普遍规律，我们可将这种朴实无华的本质对应为“无”。

人类之所以能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其核心在于权力与财富可以传给自己的子孙。 而在动物界，想要当首领或拥有与雌性的交配权，必须通过自己不断地学习与拼搏，当然也包含在一个时期的韬光养晦、委曲求全，一切靠自已；父母是无法帮助其成就辉煌的。自然万物遵循的是“一切适度”的“无”的境界，但有了权力与财富的继承，使人类更加地进步、文明，正是这种对财富与权力的追逐，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们将这种状态对应为“有”。

由于社会上一部分人对财富与权力的追逐，就造成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巨大差异。

虽然人生来平等，但现实中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命运好坏之说，人们在享受人类文明带来繁荣的同时， 也相对地感觉到自己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公平与行动上的不自由，因此开始呼唤平等、自由与民主。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人只要是在文明社会中生活，是不可能达到蛮荒时代那样的自由的。一个群体要强盛，必须要有一个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的首领去统领大家，带领并约束大家向和谐的方向发展。在尧舜的部落时代可以选贤，在社会利益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岂是修生养性就能培养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首领呢？因此，在缺乏英明领袖的文明社会中，必然要加强法治。 人类这种既要呼吁个人自由，同时又要求加强法治的矛盾行为，我们也可将其对应为“阴阳”。

前面二个阶段造就了人类的文明社会，但没有形成文化社会，也就是说没有形成“观以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和谐文明。 当人类像同时追逐多只兔子的狼一样在追求财富和权力之时，有一些人开始不用自己的小聪明和蛮力闯天下，而是学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发现怨天尤人是错误的，而从内心追求民主，通过自强得自由才是根本，这种不责人而反求自身的认识提高，体现在一个人自身所具备的仁义、修养方面，我们可将其对应为阴阳互动、立于不败的“先天八卦”。

以仁义、修养为基础，建立一整套完善的道德体系来维系整个社会的发展，这种个体与社会相和谐的文化系统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礼”，可将其对应为和谐发展、与时俱进的“后天八卦”。耶稣指导人们去“爱自己的仇人”，达到了“先天八卦”的境界，因此我们经常将宗教说成是文化而不是文明。但若要达到“后天八卦”的境界，必须要使自己从诸神保佑下的苍生转化为天人合一、顺时而动的识礼之人，无论是祭祀礼仪还是婚嫁、结盟之礼仪，注重的是—个人的赤诚之心通达天地而不是繁琐铺张的形式。

“礼”虽然是可用文字或仪式展示出的社会发展最佳法则，但它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因为“礼”流于形式的时候很容易趋于僵化。对那些没有亲身经历前几阶段之人，“礼教” 只是照耀其前进的明灯而不能当成最终的奋斗目标和量体裁衣的规矩。而层次高的人已经与这些“礼仪”在内心、行为上融合在一起，因此在“礼”之后仍要进一步，那就是“朴”，达到无形的境界。 我们都听过“呆若木鸡”的故事，一只斗鸡，从好争斗最终变成静静地站在那里就可将对手击败的境界，就是“朴”的境界，佛教将这个“朴”的最高境界称之为“空”。

瞎子摸象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应验这个源自古老印度的寓言，特别是在发表对某人、某事的看法方面。

百家争鸣是文化繁荣的象征，但孔子只阐述了问题的一半。老子阐述了另一半，其他人连1/8都谈不到。如果某人能用眼睛轻松地看到了大象，还会兴冲冲地对别人讲吗？

习惯上，我们总是喜欢迅速地得到“朴”的知识，或让自己迅速达到“朴”的状态，但这种方式都是“拔苗助长”。就像我们谈男女平等、民族平等，如果忽视各群体的成长过程，只看最终目标，那结果必然变成了男女等同、民族间无差异的错误观点。 现在的教育体系把培养人才变成了教育产业，用多媒体来教学，用计算机来判卷，使技术手段逐渐凌驾于人生与社会之上，一味地追求知识的全面性而忽视一个人认识与实践的提高过程，一味地追求教学、考试手段的划一而忽视师生之间精神、道德、志向的交流，使知识与现实脱节，常常酿成“拔苗助长”的苦果。 这就像资助贫困是人类的美德，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简单的一个结果，当一个困顿之人得知救自己命的善款来自—场载歌载舞的义演或灯红酒绿的募捐酒会，他该作何感想？他还能通过发奋努力回报社会吗？

二、空间

“瞎子摸象”的故事大家可能都听过，这种事情在我们身边也屡屡发生，特别是在专家学者做学问方面。

例如孔子传下一部《论语》，朴素地论述了人文。 但后人有的谈浩然正气，有的谈淡定心语，各执一词，儒家不屑道家，墨家嘲笑儒家，就是同门的孟子和荀子也意见相左。 我们经常听到“文人相轻”这四个字，其原因就是文人脱离了现实，在文化中各自摸各自的，一抱住大象的某一个部位，就兴奋地停止不前，开始著书立说，这样彼此对骂、指责对方就很自然了。

而作为实践家，走的路越长，干的事越多，就能更好地将知识与现实浑然一体地结合在一起，最终殊途同归，其结果就是“英雄惜英雄”。哪怕是与目标不—致的人也能抵足而眠。 这些事情让我们想起另外一句中国古语：“侠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道德经》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大概说的也是这个问题。

中国人做学问，并不追求理论有多高，注重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体现。因此中国人做学问的目标是“内圣外王”、“秀外慧中”， 是一个文武结合的统一体。中国历史上优秀的人物很少著书立说，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在现实中体现他们的思想价值，方为人生正道。

包括孔子在内的传统文化人从未看中是否要在有生之年创立一套思想体系后著书立说并给人宣讲，他们看中的恰恰是知识的社会价值， 而不是个人的名利，这恐怕也是中国历史上很多未有机缘投身实践的大学问家将自己的毕生所学假托黄帝、周公、诸葛亮等实践家之名以传后世的原由吧。而我们现在很多做学问的偏偏喜欢将别人的东西搞过来发表以提升自己的学术地位，这难道是“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另—种文化意境。

图四

宋代名儒范仲淹，有一次到祠堂求签，问以后能否当丞相，签辞表明不可以。他又求了—签，祈祷说：“如果不能当丞相，愿意当良医。”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他长叹道：“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该做的事情。 ”这就是“不为良相，愿为良医”典故的由来，体现出中国人掌握文化的目的所在，倘若不能造福万民，也要对身边的人有所帮助。毛泽东说过，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当我们提出要讲述“圣王之道”的时候，很多人并不感兴趣，因为这与他们的现实生活太遥远。当我们将圣王之道分割成“圣人之道”与“王霸之道”，还是没有人愿意听。 “王霸之道”也就是英雄之道，又将英雄之道分割成“英才之道”和“雄才之道”，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就有兴趣学习“英才之道”，因为各大招聘网站上的广告都是在招聘英才而不是招聘雄才，更不会招聘王霸之才和圣王之才。若掌握了“英才之道”，大家感觉就可以让自己有—份薪水不菲的工作，所以都愿意听听“英才之道”了。

商鞅见秦孝公，第一次讲的是帝王之道，还没有讲几句就发现孝公已经睡着了，事后孝公埋怨举荐商鞅的景监给他介绍了一个没有用的人。

过了五天商鞅又托景监再次见到孝公，这次谈的是君王之道，结果还是老样子，孝公又睡着了。

这样商鞅就摸清了孝公的兴趣所在，在第三次见面的时候，开始谈霸术，结果通宵达旦地谈了好几天，孝公一直兴趣不减。

当然，我们中的多数人还不是秦孝公那样的一方诸侯。在此我们就直接从“英才之道”谈起，如果大家感觉有价值，自然就会有兴趣去了解其他的道，最终会发现一名生活在盛世的中国人，若要让自己具备中国人的精神，圣王中的哪个道都不能少。

草木中最隽秀挺拔的为“英”，动物中最斑斓活跃的为“雄”。

“英”对于我们人类，就是在静止状态下表现出的与众不同，也就是聪明。 用人单位习惯上偏重于知识的教育经历，而忽视对胆识、毅力的考察，所以招聘广告上打的多是“诚聘英才”。

“英”的内部也分阴阳，“聪”为阴，“明”为阳，“聪”的含义是“制定战略”，“明”的含义是“捕捉战机”。

我们经常感觉自己很聪明，原因是我们在某—件事情上考虑得周全或者是发现了机会，仅仅是“聪”或者是“明”而已，很难做到既“聪”又“明”。

“诸葛一生为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句话充分体现了“聪”与“明”的辩证关系。

兼才与偏才

中国文化的“道”讲的都是最高标准，现实中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就是不偏不倚、坚定不移的“中庸之道”，也是很难实践或坚持下来的。 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都不可避免地有所偏差，如毛泽东、张良偏“英”，成吉思汗、韩信偏“勇”。 但他们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因为大多数的人几乎是完全走极端的偏才，而不是像他们一样能够调和阴阳，各有兼顾。

诸葛亮字孔明， 字一般是古人给自己起的， 因此诸葛亮的做事风格偏重于“明”。例如耍小聪明借个箭、借个东风，给刘备等人几个锦囊，舌战几个腐儒，对付个把蛮王，脑子还很够用，但在辅佐明君、使用人才、攻打曹魏等大问题上，却经常束手束脚，最终把自己活活累死在五丈原。我们在感叹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之余，也要看到这个历史人物的局限性，特别是作为一个聪明人物代表的局限性。

吕端是宋朝的大宰相，“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个典故就是来自于他。吕端在小事上装糊涂而在大事上不糊涂。郑板桥曾书写“难得糊涂”四个字提醒自己。的确，做到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世之人经常在行事与判断上多“明”而少“聪”，不是被眼前利益所迷惑就是为一己之私而怒发冲冠，这样的人怎么能说他是聪明人呢？

图五

说到中国哪个真正达到英才标准的，我认为，那就是毛泽东。只要认真地看过五次反围剿、四渡赤水、论持久战、三大战役等相关文献就很难不同意这个说法。

当今有人主张彻底地放弃中医，央视还找一些专家来与那些人进行辩论，最后也没有辩论出一个什么结果。其实要驳斥这些狂妄之人，最好的方式就是问他们读过几本真正的中医经典或以前是否吃过中药，倘若没有读过医书并吃过中药，就让这些人闭嘴，或让他承诺一辈子不吃中药。这就像对待故意捣蛋的孩子一样，没有必要就某个问题与他展开不会有结果的辩论，用事实说话即可。

聪明仅仅是个人脑里面的事情，而一个笨蛋能累死十个聪明人。 我们知道，靠一个人是做不成大事情的，要做大事，必须手下有人才，周围有朋友，要与社会进行广泛的接触。 英才是难以服众的，只有雄才的性格特点，方能率领一个群体一致地向目标迈进。因此，一个人不仅仅要懂得英才之谋，还要懂得雄才之略，这样才能保证战略的实施与执行。

“雄”也是一分为二的：一是“力”，属阴；二是“勇”，属阳。

“力”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力气，如果单纯讲力气，去健身房要比坐家里看书更有作用。 这里的“力”是一个人的实力，这种实力可让他人听命于自己的安排，如威慑力、财力、物力、盛名、权势甚至包括女人的魅力等，这是一个人聚众成事的基础。

“勇”是一个人的果敢。 别人不敢做的你敢做，这样最终才能把事情做成，才能给其他的英才和雄才做表率，让他们更加佩服你、归附你。

偏才英雄

历史上的英雄多为偏才英雄，只要有一个方面发挥优秀，就能脱颖而出成为人中龙凤。阮籍登广武，观楚、汉战场，乃叹曰：“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这种感叹一直延续至今。但一个国家的文化没能孕育出兼才英雄，这些偏才英雄出世后便无人能与其争锋，他们成为扭转乾坤，改写历史的英雄，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如果事事都要讲民主，这就存在很大隐患，就像我们决议一件大的事情，通常都是多数人力求稳妥，不敢冒险，顾忌个人的利益得失，此时只有敢于承担责任、有牺牲精神、目光远大的人方敢站出来力排众议，敢于接受这个挑战，才能把这件大事办成功。 古代开国的帝王，近现代崛起的企业家，其成功皆离不开这个“勇”。

袁绍和洪秀全曾经在实力上与其他对手相比占据绝对的优势，但他们两个皆不果断，一个因为儿子病了不去打后方空虚的曹操，一个攻下南京后就沉溺在财色中不思进取，力而不勇，错失良机，导致他人趁机崛起，最终难逃失败的下场。

历史上陈胜最勇，以自己一介平民的身份挑战灭六国的秦朝；王莽也很勇，敢于窃取天下。他们做的是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更何况做。“勇”让他们迅速地崛起，但这种崛起勇而无力，根基不牢，危若累卵，很快就坍塌了。

天下第一雄才当属成吉思汗，他从一个被部族遗弃的孩子开始，最终成为欧亚的霸主，手下听命的悍将之多，控制的疆域之广，让世人不能不佩服。

英雄的事迹我们可以从史书上看到学到，因为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英才属于“外秀”，雄才属于“外王”。而那些作为“内圣”、“慧中”的东西，我们只能从古代经书中寻找，史书中的案例却很难找到。

“内圣”、“慧中”其实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智慧”。

一个人的智力水平体现在其知识的丰富程度上，当然这个“智”不是西方推崇的智商，对中国的智者来说，能背诵不列颠百科全书之人的价值就是那本书钱。智商并不能成为评价能力、制定工资的标准， 倘若智商这个东西真有现实价值， 那它早就上美国总统竞选的台面了。

图六

“智”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 当然这个“知识”不是我们习惯上说的书本知识，而是与现实紧密联系，有价值观、道德观、天下观的真知。

“知”的含义是知晓道理，就是要掌握世界上普遍存在的规律。这就像猜谜语的本事一样，别人说“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个白胖子”，你会说“噢!是花生。”走到外面，发现踏上了霜，就知道河面马上就要结冰了，冬天快到了。这种对没有看见的事物能知晓，尚未发生的事能预料的能力就是“知”。

“识”是另一种能力，当别人把一个自己从未见过的东西放到你面前，自己一眼就能鉴别出这玩意儿的来龙去脉。如鉴定古董、戳穿骗局、认清假冒伪劣产品等，这种对发生在眼前事物的辨识能力就是“识”。

“知”有些像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栏目，而“识”类似《鉴宝》栏目。生活中要提高自己“知”的能力，最有效的就是破万卷书，要提高“识”的能力，最有效的则是行万里路。

战争装备与社会装备

当我们准备打一场战争的时候懂得给自己装备前人制造好的先进武器。 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却未求教有经验的高人给予指点。

当我们打算走过自己的一生之时，很少有人用前人的思想来武装自己，而习惯让自己的大脑和心赤手空拳地去应对各种生活难题。

当代人大都受过不同程度教育，或多或少都读过一些书，但现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其根本原因就是现在人都感觉自己是个有知识的人，但却没有分清“知”与“识”的辩证关系，更没有分清自己大脑中的哪些知识是别人刻意灌输给我们的，哪些是我们主观想象出来的，是否是我们源于客观得到的真知，导致最终掉入别人设下的圈套。

在电视广告中，我们被反复地告“知”送礼要送什么东西，祛斑用哪些技术，人体中有哪些毒素和这些毒素的排法，生活中我们被人告“知”地上捡到的那个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旁边楼中住着名医，或在旅游景点遇到老乡并给你讲述茶叶的品质或玉器的鉴别方法。这些强化班、短训班使我们在短时间内提高了自己“知”的层次与活跃程度，而当骗子把假货或骗局真正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做决策的时候，大脑一定会听从那个满腹经纶而又兴高采烈的“知”的建议，而把那个呆头呆脑、朴实无华几的“识”晾在一边。

生活中，大到竞选广告，小到产品宣传，哪个不是通过杜撰一些本不实际的东西强加于人们主观思想上的“知”，使大家感觉自己知识渊博，最终在行动的时候犯下“识”的错误？

同样，重“识”轻“知”的危害也是严重的。 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喜欢利用能看得见的东西，如打仗用枪、代步用车、做饭用锅等，正是这种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识”，使我们过上了文明的生活。

但是在我们思想上， 仍喜欢利用自己的思维形式做决策而不习惯用前辈留下的经验。仅凭自己大脑去决策与赤手空拳去参战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此，一个人要适应当代日益激烈的竞争社会，必须要善于吸取前人留下的经验，而不要妄想自己没有经过生活洗礼就能走出一条辉煌的人生之路。

“慧”是圣王诸要素中最隐含的因素，属于阴中之阴，因此女孩的名字中多用慧。

“慧”是由“修”、“养”两个要素组成的，“修”就是“改正缺点”，“养”就是“培养优点”。

很多人感觉自己经常在积极地改正自己的缺点，如外语不好就去报名学外语，学历不高就去自考，钱够多就去清华北大上MBA，最后逐步发展成车不好就换一辆，房子不好就再买一套，媳妇不好就包二奶。

但上述这些都是外修，与圣王之道关联不大。

我们习惯上的改正缺点类似西方学说中的“木桶原理”，就是一个人能有多少水，是由自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但中国文化教育出来的人不是被人提来提去的木桶，而是能为社会普降甘霖的圣人和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侧重的是一个人的层次。木桶追求的是职业，而圣人和英雄看重的是事业。

人的自然本性都是一样的， 既不是孟子所说的性善，也不是荀子所谓的性恶。 人天生都是自私的、自以为是的、容易自满的、成功后喜欢自夸的。 自私、骄傲、贪图享乐不用教，人人都会，而谦虚、勤奋、宽容，如果从小没有受过很好的家教或经历过磨练，长大后很难形成这些良好习惯。一些自负的人总是说自己可以保证像荷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 而我们更喜欢听一个实践家讲出的格言：“小米与糠放在一起，早晚会被猪吃掉。”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钻石和玉石之所以价值连城，是因为其稀缺，所以一个人要有价值，必须要让自己与石头区别开来。

古代加工玉的时候，首先要顺着纹路将荒料“切开”，露出玉质，之后再用锉刀将玉石缝隙中的石头“搓去”，这个过程就是“切磋”。 通过切磋，就可以让其成为一块真正的玉，与普通的石头严格地区分开来。

老子在《道德经》中专门讲了这个物以稀为贵的切磋方法：“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不自见故明，不自伐故彰，不自是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因此这个“修”不是像木桶原理一样补充我们不会做的，而是要去掉那些习惯上我们善于做的大众秉性，就像对荒料切磋一样，最终让我们变成洁白无瑕的稀有玉石。

下面讲一个与“修”有关的经典故事：

魏文侯的公子魏击在路上遇见了国师田子方，下车伏拜行礼，田子方却不作回礼。

魏击怒气冲冲地对田子方说：“富贵的人能对人骄傲呢， 还是贫贱的人能对人骄傲？”

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能对人骄傲啦！富贵的人哪里敢对人骄傲呢？国君对人骄傲就将亡国，大夫对人骄傲就将失去领地。失去国家的人，再也不是国君了；失去领地的人，也就不再是大夫。然而贫贱的游士呢。话不中听，行为不合意，穿上鞋子走了，到哪里得不到贫贱呢!”

魏击连忙谢罪。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物质与形式上的差距，我们容易认识并能设法积极赶上，就像看到别人买车自己也买车，看到别人穿名牌自己也穿名牌一样，但对于自己的放纵与随意，如贪婪、骄傲、独断等，我们经常感觉不到这种错误的存在，有时还感觉自己很有个性。“修”就是要修掉这种放纵与随意的心。

生活中我们仔细观察一下那些真正有实力的领导，穿着不仅朴素，在他们的言行中还处处体现出包容与随和。那些暴发户不仅衣着鲜亮，而且越低俗则越狂傲，唯恐落在他人之下。 同样是社会中的杰出人物，有实力没实力，有文化没文化，有魅力没魅力，一眼就可以看出。

“修”是修我们与生俱来的缺点，“养”则是养我们与生俱来的优点。修养仅仅是与个人有关的事情，而与其所处的社会文明程度无关。 因此，我们不能说生活在21世纪的人就比生活在19世纪的人有修养。 同样，我们也不能说美国人就比非洲人有修养。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对一个人的修养有很大的影响，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自己的优点所在。下面讲一个普通人的故事，或许对我们了解“养”的概念有所启迪：

小王从来没有上过班，在家就是忙家务、伺候丈夫。经朋友介绍，到一家集团公司做保洁。 她很感恩这家公司让其有接触社会的机会，因此她对人非常好，干活也出奇地勤快，员工的茶杯还没有喝干，她就马上给满上，桌子、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 才干活一天，人事部门就通知她没有试用期了，因为领导说从未见过这样勤勉的人，破格提前转正。

随着公司业务的扩大，新组建了一个科技类子公司，集团抽调一些骨干去新公司工作，那里待遇比集团公司高，小王也因出色的表现被派到那里，虽然仍是保洁职位，但工资却比以前多了不少，平时还有福利。

小王在新单位工作一段时间后，无意中看到了一份工资单，发现高管的年薪过百万，这让自己心里很不平衡，从此工作也不专心了，桌子、地面越来越脏不说，老总的办公室也不给打扫了。当时领导和各部门忙于新公司的开业，三个月后实在看不下去，就让人事部门辞退了小王。

小王的心中有一颗幼苗，它能让小王以一颗感恩的心去愉快地做事情，因此小王能得到领导的赞许，并让自己的命运迅速得到改变。当小王看到新公司的工资单后，她就不再给这棵幼苗浇水了，最终小树苗枯竭而死，导致小王最终被领导辞退。

当我们还是个幼儿的时候，内心中有许多的幼苗，有好奇幼苗、谨慎幼苗、坦诚幼苗、果敢幼苗、忠诚幼苗、宽容幼苗、爱心幼苗等，一片郁郁葱葱，但随着我们的长大，开始逐渐忽视了对一些幼苗的浇灌，最终让心灵中的一些幼苗慢慢地枯萎，失去活力。虽然我们成人了，但也失去了童年的那种充实。

“养”就是尽我们所能将这些幼苗都培养成隽秀的果树，让其开花结果，让我们有个快乐充实的艺术人生。

让一块玉石成为一件珍贵的玉器，首先是要对其进行雕“琢”成型，之后打“磨”抛光，这样才能成为价值连城的宝物，“养”就是这样的一个琢磨过程。

诗经中“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讲的就是君子的修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