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与艺术人生

不管你是一位成功人士，还是一个普通人，都必须具有完善的人格，这种人格如果仅仅用外在的言谈、举止来衡量，自然是不全面的。

财富不是最让人快乐的东西，精神才是最让人愉悦的。有成就的人羡慕年轻人朝气蓬勃的精神，年轻人向前辈学习的时候，也要学习他们的自强、拼搏精神，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成长和学习的快乐。

《论语》开篇即云：“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yùn)，不亦君子乎！”体现的正是这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可以塑造出一段精彩的艺术人生。

虽然人类社会在不断地发展，但越往后发展就越缺乏这种人的精神。现在的80后，特别是90后常常遭人诟病，总说他们缺乏一点什么。我们经常说一代不如一代，不是说新的一代在体质、技术、知识方面比老一代差，而是新的一代在精神方面往往弱于先辈们。

很多人都说孔子开创了文化的先河，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是至圣先师,但孔子最推崇的不是自己的学识,而是周公的精神。

周公是一个实践家而不是一个纯思想家。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思想、实践密不可分，如张良、诸葛亮、曾国藩等。 读书不是仅为了做学问或著书立说，而是为了实现—个君子的价值，推动社会的发展，干出一番事业，而不是像小人—样学知识只是为了谋取一份稳定和待遇不错的工作，寻求—个养家糊口的职业。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其表述的含义是最初人类学习是为了提升自己改造自然、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而现在的人学习的主要目的多是为了更好地成为别人使用的工具或满足父母对自己的期望。

周公

周公是文王的四子，辅佐武王之子成王度过了新帝国建立不久的动荡年代。周公还把帝国中最不稳定的东部留给自己，承担起国家的重担。为了进一步巩固周朝政权，他还“制礼作乐”，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 他还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以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

周公将自己的才学付诸实践，奠定了周王朝八百年的基业。孔子述而不作，只是对古代原有文献进行整理，因为他看中的是文献中传递的精神而不是单纯的文字或思想。

孔子发现这种精神后，将其应用到实践中，使鲁国得以大治，其他诸侯国看到后都很害怕，就用了一条美人计，送给鲁国国君几十个美女，使其数日不上朝。孔子只好离开这个国君去他国谋职。本来孔子这样的人才哪个国家都很需要，但孔子显现出的精神风貌太曲高和寡了，曾有一个大臣与孔子谈过话后对他的下属说：“见到孔子感觉像见到了太阳，再看你就感觉是垃圾。”那个下属则说：“待你将孔子引荐给我们大王，那大王就会感觉孔子像太阳，再看你就是垃圾了。”这句话因此提醒了那个大臣，就开始阻挠孔子见到他们的国王。

孔子的弟子都很厉害，在多个国家任要职。因此，各路诸侯对孔子很尊敬，但都不敢聘用他，担心孔子振臂一呼推翻他们。孔子的弟子都很崇拜老师，但他们并不仅仅是崇拜老师的学问，而是崇拜老师的人格与精神。

当别人赞美子贡的才学之时，子贡却说自己与老师相比差得太远了。他对老师的评价是：“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颜回对老师的评价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倘若孔子仅是个夸夸其谈、卖弄学识的人，是个缺乏精神魅力的人，那弟子们肯定不可能会给他如此高的评价。

孔子(前551—前479)

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相传收弟子多达三千人，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 在世时巳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的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孔子生活的年代， 学问和社会是密不可分的， 而现在大专院校的各个学科，理论是理论，社会是社会，只谈知识而不传精神，学生自然不会对老师有那样高的敬仰了。《礼记·学记》中讲：“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现在著名歌手的歌曲仍然能让大家传唱，但很少有老师能让学生继承其志向了，善教学生的老师越来越少了。当然，我们认为，这不全是老师的问题，也与教学内容和择业导向的问题有关。教室越来越好，教学手段越来越先进，知识越来越专业，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越来越弱化，科研和课题越来越重要，教学内容只注重技能而不注意价值观，择业导向只注重谋生而忽视人生观。

那时的书籍不多，孔子并不要求他的学生像现在老师对待学生那样死记硬背、应付考试，也不会要求他们非要写出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文不可。对于悟性高的学生，孔子就与他们谈论《诗经》，孔子曾有—个学生感觉老师可能留了一手，就问孔子的儿子孔鲤：“你爸单独与你在一起的时候都教你什么东西了？”孔鲤答道：“我父亲就是问我最近看《礼经》、《诗经》了没有。”我们知道，“礼”可以端正一个人的行为，“诗”可以抒发一个人的志向，从而焕发一个人的精神，而论文、专著是不可能体现这些的!

儒家当然也有论文集，那就是《礼记》、《论语》，但这些东西都是孔子的弟子和门人在孔子去世后写的。 孔子在其教学过程中看中的正是一个人的精神与实践，而不是脱离精神的纯理论，孔子的教学理念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注重的是精神、人格和社会价值。

文化就像一条河，从源头开始，汇聚各种溪流和小河，越流越宽阔，最终奔流到东海，精神代表的就是这种汇聚和向前奔腾的状态。我们在说一些人失魂落魄就会用到“神散”这个词，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神散”的现象非常多，孔子如此好的学说后来遭受到“焚书坑儒”、“批林批孔”等历史事件，其根本原因就是后人丢失了孔子在文化传播中侧重的精神， 而片面引申、 发展孔子某些言语中的思想，形成诸多凝聚力不足的支流而导致的后果。

南宋

南宋已经偏安一隅， 地域不如魏晋时期的南北朝。 堪比后唐时期的五代十国，已经失去了“中国”的味道。文化方面只能寻找到“内圣”而体现不出“外王”。

在唐朝之前人们推崇两大圣人：周公和孔子，两个都是社会实践家，从宋朝开始就变成了另外两大圣人：孔子和孟子，这让所有人都感觉做学问就是在研究思想，将精神与实践从文化中剥离开来。

宋朝从历史上讲是中国比较弱的时期，原因何在呢？因为宋朝的创业者赵匡胤兄弟两个特别喜欢读书，打仗的时候都拉着几车书去前线。所以导致这个国家的风气都是文绉绉的，内部矛盾用杯酒释兵权的温和手段解决，对外不是迫不得已绝对不轻易反击，能媾（gòu）和就谈判。哪怕自己的爸爸、哥哥被抓走当人质自己也不生气，好不容易出个能征善战的岳飞，也给抓回来杀了，停止直捣黄龙的步伐。整个国家缺乏强悍的精神，在宾服四夷方面更没有大的建树，整体缺乏改造、推动社会发展的实践，因此在纯思想研究方面达到了—个顶峰，从而孕育出了二程的心学和理学。

心学是由哥哥程颢(hào)创立的，类似现在我们经常说的唯心主义，感觉万物都由心生。其中有个著名的故事很好地体现了心学的概念。

程颢的嫡传大弟子王守仁一次与朋友去山里旅游。 正好赶上满山的杏花开放，朋友就问他：“此花自开自放，花开花落与我心何相干？”王守仁回答了一句至今被唯心主义者传诵的佳话：“在你没有来看花之前，这些花与你的心都同归于寂静，当你一看到这些花的时候，这些花的姿态和颜色，一下子在你心中明白起来，怎么可以说花不在你心中呢？”

如果你没有太明白此夫子的学问，我们再举一个通俗的例子。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炒股或炒黄金，提前按一个价格输入一笔交易，俗称“下单”，就等着股价或金价接近这个价格，倘若股票或金最终达到了这个价格成交，并以此为转折开始上涨或下跌，那这个股民或“金民”当时的感觉就像自己是个股神或“金神”一样。

这种用自己理想的预期与现实的碰撞，就是心学的内涵。倘若股票或黄金没有走到这个价格，自然就成交不了，眼睁睁看着利润的流失，那就成不了唯心主义的股神或“金神”了。

这样的亏吃多了，就转而闷头研究各种股票和黄金的技术面和消息面。而这种彻底脱离人的主观谋划、冲动、恐慌与绝望，完全以数字、分析为基础来指导实践的法则，就是理学所涉及的内容与范畴。

理学是弟弟程颐开创的，发展的程度要比心学强，因为理学相对唯物一些，比较贴近现实的生活。 我们知道万有引力定律、勾股定理等知识，这些实际存在于客观世界，不以人的进化程度、知识水平变化而变化的规律就是“理”。 理学的核心就是万物皆有理，它的存在必有其理由。所以理学家见到什么东西都要“格”出个理来，俗称“格物致知”，哪怕你昨天晚上单相思睡不着觉、今天忽然想吃肯德基、明儿想去山上唱一首歌这种事情也要寻个理出来，中国人有时喜欢认个死理儿，恐怕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曾经有个理学家，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坐在竹林中要“格”出竹子的理，差一点身心憔悴而死，最终仍—无所获。 可惜那个时代没有科学启蒙。倘若当时理学家们稍微转变一下思路，估计就不会给牛顿、爱因斯坦留下什么机会。

非常遗憾，理学不仅仅没有向自然科学迈进，反而进入了另一个歧途，妄图用理学观念来解决社会问题， 当时将中国文化带入这条歧路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朱熹。

为阐明朱熹的学说，让我们以建造房屋为例。—幢房屋要想建成，必须按照建筑学的原理来构造。这些原理是永恒存在的，甚至即便世上没有—座房屋，建筑学的原理还是存在着。任何人要想成为一位伟大的建筑师，就必须充分懂得建筑学的原理，按照建筑学的原理来设计、施工，这样，他设计建造的房屋才能牢固持久。不仅大建筑师，任何人要想建造牢固持久的房屋，都必须遵循这些原理。那些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外行建筑工人，在建造房屋时，或许是靠本能，或许是靠一点实际的经验，他们对建筑学的原理或者不懂，或甚至根本不知道，结果他们所造的房屋，由于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建筑学原理，因而不能牢固持久。

在朱熹看来，构建和谐社会的图纸和原理早已存在，就存在于《四书》、《五经》中。《五经》是当初孔子给学生们规定的学习参考书，《诗经》以道志，《尚书》以道事，《礼记》以道行，《乐记》以道和，《易经》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很全面。《四书》是抽出《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再加上孔子的《论语》和孟子的《孟子》，构成《四书》。朱熹并按照理学的观点给《四书》加上了批注，国家录用人才考试的时候不仅仅要考《四书》的内容，而且还要按照朱熹制定的所谓标准答案去回答。

只要一个人学会了《四书》，并通过相关的考试，那么这个人就是国家的人才了。 这种从经书中剥离精神，以机械、片面的方法选拔国家人才的方式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由于朱熹仅仅是个书生而不是社会实践家，阅历的浅薄和胸襟的狭小导致其对《四书》有很多错误的解释，误导了很多读书人。

朱熹出生时宋朝已经丧失淮河北岸的中原地区三年了，最多只能叫南宋了。南宋周围都是一些文化底蕴不深但善于在马上作战的武夫， 他们正在消化刚刚接触到的中国文化，同时也不习惯在湿热的南方地区作战，因此暂时放缓了进攻的步伐。偏安—隅的宋朝在长期的和平阶段孕育出诸多的安乐型的文化精英，享受着文化给人带来的愉悦与和平。

朱熹(1130—1200)

朱熹对《四书》、《五经》的注释最终被确定为考试标准， 主要得益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因上辈是农民，曾经想找朱熹为祖先，以光宗耀祖。刘伯温规劝道：“万岁是九五之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朱熹怎么能够成为万岁的祖先？”虽然朱元璋未认朱熹为祖先，但科举中的内容却严格按照朱熹制定的标准来执行。此举虽然使文化得到了普及。但最终也致使朱熹版的儒学成为禁锢思想的桎梏。

因此，在朱熹看来，周公作为一个实践家，能平定叛乱、维护统一、治理国家，与他的现实生活与理想有很大差距。而那个从小没有受过什么磨炼，将一生为理想主义而奋斗的孟子很对自己的胃口，所以就一把推翻了周公的牌位，把孟子尊为“圣”，与孔子排列在一起。这就像武术本是强身健体、杀敌卫国的实用技能，但在和平年代，世人不再重视扎实的功夫，而喜欢观看艺人的花拳绣腿一样。

当初孟子为了行走江湖方便，就口头给自己注册了—个专利：“孔子唯一正宗传人。”朱熹也把这个传统继承了下来，说自己是“孔孟之道唯一正宗传人”。

他几乎把中华文化搞成了衣钵相传的宗教，排挤其他学说，将其他流派打成异端，供奉《四书》为儒教的圣经，导致后来的读书人为了考试而学习，死记朱熹的批注，硬背《四书》的章节，僵化《五经》的道义，越来越读死书，彻底的丧失了中国文化的精髓。

宗教的产生，是为了解决人心的问题，但解决不了人脑的问题，崇拜会让人冲动或麻木地做事情。

科学的产生，是为了解决人脑的问题，解决不了人心的问题。假设、实验、推理会让人身心憔悴，当代的各种职业病、吸毒、抑郁症、年轻人自杀问题的根源往往就在于此。

中国文化的精神在于同时兼顾心与脑。可让人保有赤子之心，同时具有圣王之智，既让人有中和的心态，也让人具备弘毅的志向。 我们看到那些真正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长者，他们不仅仅聪明睿智，而且还健康长寿，不仅能吟诗作赋，还能帮助国家出谋划策，在朝不仅能治理国家，还能带兵打仗，在野不仅能教化乡里，还能悬壶济世为百姓诊病。就像范仲淹所言“不能为良相，但为良医”。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这就是以中国精神为核心的艺术人生。

中国精神的辩证法不在于逻辑与推理，而在于身心与大脑之间的调和。

看中国历史，生死关头、成败关键处，从来不缺乏这种精神与艺术。如项羽垓下被围，苏武塞外牧羊，无不流露出一种超成败、越生死的礼乐精神；文天祥被囚禁，从容赴死，其忠君爱国之道义精神表现无遗，其撰写的《正气歌》，即超越道义之上的一种艺术精神的流露，其感人之心，更超越其从容赴死之上者。 西方人则没有这种艺术修养，所走出的只有“胜者王侯败者寇”这条路，中国人吟诗作赋、琴棋书画与家、国、天下紧密结合的境界，也是西方人所望尘莫及的。

科学、艺术皆本来源于自然，科学偏向外，艺术偏向内，科学偏重物，艺术偏重心。科学仅为人生一道具，而艺术则为人生之本体。西方艺术偏重科学化，而中国则科学亦艺术化。 换言之，西方人视天地大自然亦如一物，力求以科学来加以征服；中国人则视天地大自然则如一大生命，一流动欢畅快活之大全体，科学亦当为艺术之用。

中国人的这种精神与艺术人生是很难动摇的，其建立的文明也是无比辉煌的。当西方人拿着他们制造的各种机器来中国炫耀的时候，并不能影响国人对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因此西方人只好通过鸦片来侵蚀中国人的心灵，以换取他们想要的财富与生活品味(中国的胡椒、瓷器和茶叶结束了西方人粗俗不堪的饮食习惯)。在这方面，我们当今的中国人要向古代的中国人学习，学习他们超越物质、财富的快乐精神和艺术人生。同时也要了解到，就是在我们得文化脑震荡后(1840年后)的半个世纪中，欧美的普通百姓生活仍过得并不比中国人充实、惬意、有品味。

要谈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当今不得不首推两个民族的代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犹太人从没有国家到建立了一个国家，而巴勒斯坦人为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一直与以色列顽强地斗争，这两个民族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但并不值得我们学习。

巴以问题

两个敌对民族的问题不能仅仅靠武力、经济、和谈来解决。佛教讲“用大慈大悲”化解一切就是用文化来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但要让一个人具有真正的慈悲之心，需要有很深厚的文化积淀才行。

40多年前，以色列通过“六日战争”扩大了自己的领土，当时举国欢腾，而今除了土地，以色列还得到了什么？是持久的安宁？是强者的荣耀？还是邻邦的心悦诚服？以色列仍然在全民皆兵，谨慎守卫着毫无战略纵深的弹丸之地，周边阿拉伯国家与其稍有纷争，以色列立刻从头到脚全副武装。

巴勒斯坦人虽然在经济、军事方面远远落后于以色列，但他们从未惧怕过以色列的强大，哪怕用自己的身体做炸弹也决不向强大的对手屈服。

九州

中国文化是彼此密不可分、和平共处的内陆文化，具有以核心文化包容其他文化的天下观， 无论是大禹划分的九州还是商朝建立的中央商都是以本国文化带动周边文化的天下观，唐朝鼎盛时期万国来朝的盛况，以及郑和七下西洋，正是这种内陆文化的体现。

巴以和解一直设想有张路线图(路线图在中国被称作“道”)，美国等国家不遗余力地在路线图上做着工作，几经周折，现在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终于相信，在当前的文化体系下，这张路线图很难有所作为，其原因在于该路线图一味地关注利益，而忽视了人类的精神，自然做事也缺乏艺术性了。

武力是永远不能让人心服口服的。下面这个故事足可以说明这一点。

晋武帝决定将三国中仅剩的吴国消灭，任羊祜（hù）为大将镇守荆州。在荆州边界，羊祜对吴国的百姓与军队讲究信义，每次和吴人交战，羊祜都预先与对方商定交战的时间，从不搞突然袭击。

对于主张偷袭的部将，羊祜用酒将他们灌醉，不许他们再说。有部下在边界抓到吴军两位将领的孩子，羊祜知道后，马上命令将孩子送回，后来，吴将夏详、邵颉（jié）等前来归降，那两位少年的父亲也率其部属一起来降。 吴将陈尚、潘景进犯，羊祜将二人追杀，然后，嘉赏他们死节而厚礼殡殓，两家子弟前来迎丧，羊祜以礼送还。吴将邓香进犯夏口，羊祜悬赏将他活捉，抓来后，又把他放回，邓香感恩，遂率其部属归降。

羊祜的部队行军路过吴国边境，收割田里稻谷以充军粮，但每次都要根据收割数量用绢偿还。打猎的时候，羊祜约束部下，不许超越边界线，如有禽兽先被吴国人所伤而后被晋兵获得，他都如数送还对方。羊祜这些作法，使吴人心悦诚服，十分尊重他，以致都不称呼他的名字，只称“羊公”。

对于羊祜的这些做法，东吴的统帅陆抗心中很清楚，所以常告诫将士们说：“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晋书·羊祜传》)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晋吴两国的荆州边线处于和平状态。 羊祜与陆抗对垒，双方常有使者往还。 陆抗称赞羊祜的德行度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 ”

一次陆抗生病，向羊祜求药，羊祜马上派人把药送过来，并说：“这是我最近自己配制的药，还未服，听说您病了，就先送给您吃。”吴将怕其中有诈，劝陆抗勿服，陆抗不疑，并说：“羊祜岂鸩（zhèn）人者!”仰而服下。当时人都说，这可能是春秋时华元、子反重现了。

吴主孙皓听到陆抗在边境的做法，很不理解，就派人斥责他。 陆抗回答：“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于祜无伤也。”孙皓无言以对。

公元278年，羊祜患病加重，他推荐很有军事才干的杜预接替自己，不久过世。武帝听到这一噩耗，“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泪沾须鬓，皆为冰焉。”消息传到荆州一带，“莫不号恸、罢市、巷哭者声相接。吴守边将士亦为之泣。”

羊祜死后二年，杜预按羊祜生前的军事部署一举灭吴，完成了统一大业，当满朝文武欢聚庆贺的时候，武帝手举酒杯，流着眼泪说：“此羊太傅之功也!”

羊祜在战场上交的朋友，不仅包括己方的将士，而且还包括刀枪相向的敌人。在官场上留下的美誉，让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想起来就痛哭流涕。羊祜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多，他们用自己所掌握的中国文化谱写出精彩的艺术人生。以色列前总理沙龙在早期一直是个鹰派，在绝大多数巴以双方的民众眼中，沙龙永远是一只好斗的“战鹰”。 沙龙坚决反对巴拉克打算将约旦河西岸95%的土地以及几乎整个加沙地带的土地移交巴勒斯坦的计划，声称他上台后绝不会再向巴勒斯坦人出让一寸土地。但从2004年开始，沙龙下令撤离加沙地带的17个犹太人定居点。

有浑厚文化底蕴的羊祜和晚年的沙龙都懂得“服”是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上佳手段，只可惜沙龙明白得太晚了。沙龙走完其伟大的—生，但可惜没有走出像羊祜一样的艺术人生。一个人在一生中承担重大社会责任的机会不是很多，身居高位并能把握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则是更难的事情。这不仅仅需要很高的天赋，还要懂得不断地从先人的文化中吸取营养，不去犯常人习惯犯下的那些错误。

中华文化是典型的内陆文化，内陆文化的特点之—就是“服”的文化。从精神上讲是“心悦诚服”的艺术。 其原因是内陆文化的民族都认为人类是共同生活在一块土地上，低头不见抬头见，虽然风水轮流转，—旦转到自己的时候，做事也不要太过头，所以做人要讲艺术。

而孤岛文化则不同。一旦本国的军事技术高于其他国家，就喜欢用侵伐的方式处理与他国的关系，赢了就占领并对其改造，输了就退回到自己的孤岛或逃到一个无人岛或一块新大陆重新定居。因此孤岛文化认为天下都是各自独立的，并喜欢按照自己的标准搞扩张，不知尺满，不知欲节，感觉天下总有落后于自己的新世界以待开发，因此缺乏包容天下的气度与格局。 在边界上建立隔离带，早在两千年前就被中国人尝试过并最终废弃不用， 但当今仍有很多自认为文明程度非常高的国家却在不断地建设这种围墙， 其原因是这些国家只懂得追求物质文明，而不明白国际化的大同文化。 只讲“伐”而不懂“服”。

大禹将已知国土划分为九州后，为了更好地管理各个部落，根据与都城距离的不同，对亲疏不同的诸侯建立不同的国际关系。

“中国”的含义就是首先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做好本国事务，保持经济、文化的先进性和辐射性，再根据能力去帮助周边的国家，与其建立和谐友好的正常邦交，并维护世界的文明秩序。

这就是古文中“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的寓意。

我们经常讲一个人要有精神，一个民族要有精神，但很多人并不清晰“精神”这两个字的准确含义是什么。

“精”在汉语中的意思是精选出来的米粒。是保证来年丰收的根本；“神”的本意是传说中的天神，高高在上地俯瞰众生。

“精”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物以稀为贵”的属性，精而不滥；而“神”则是脱离我们肉身的一种纵观全局的洞察力和包容万物的胸襟。

一个人曾向成吉思汗介绍他所信仰的神住在城中那座金碧辉煌的神殿中，成吉思汗听后哈哈大笑，认为—个真正具备无上能力的神应无所不在，不可能将自己放在那个小房子中接受人类献上的祭品。因此成吉思汗允许在他的疆域中，各个民族的人民皆可以自由信奉自己的神，而成吉思汗在进行重大决策之时，只去上山祭拜他所信奉的长生天。祈求神给与他掌控全局的精神与力量。

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指挥战役的时候，并没有让自己的思想局限于自己一方的利害中，而是能让自己看到整个战局、整个中国、整个民族的大局，因此方能百战百胜。

回顾我们人生当中，凡是辉煌的时刻，必定是自己的神超越个人之身、纵观大局之时；凡是低谷阶段，必定是自己的神深藏于内心、不见旁人之日，届时哪怕是自己为天下之奇才，周围全部是机遇，也不能有半点作为。 因此《孙子兵法》有云：“故善战者，求之于势。 不责于人。 ”

让自己常保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同时具备内圣外王的头脑与智慧，践行为天下与老百姓服务的艺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