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与上下

一、微著与大小

周易哲学是体现万事万物小大与微著关系的哲学，在周易哲学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小大与微著的辩证关系。

世上万物，相辅相成。 微与著、小与大、高与低等等，在《易经》中都是相对而言的。如果没有小，就不会有大，如果没有低，就不会有高。这种妇孺皆知的哲学观，几千年来在中国人生活中成为永恒话题。

“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大事都由小事构成，注重细节，才能成就大事。

当我们在迎来送往的季节中履踏寒霜后，坚冰的冬季就将到来，这是人所共知的自然现象。

这告诉我们，坚冰来前必先降霜，凡事都有由微到著，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

《易经》坤卦爻辞初六给我们诠释了这个道理。

坤卦初六：“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之其道，至坚冰也。

脚踩着了霜，意味着气候变冷，冰雪即将到来。从字面上解释，这是说当寒霜开始凝聚时，冰雪与严寒的冬天就不会远了，需要我们做好过冬的各种准备，防患于未然。

这个卦是说人的见微知著与防微杜渐。 告诉我们凡事要有叶落而知秋的先知先觉与洞察，世界上一切大的坏的事情往往是从小、从点滴的积累显现的，我们时刻保持一种见微知著与防微杜渐的警觉时， 会将这些渐来的灾害消灭在萌芽状态。

人生在世，祸福常有，要免除大的祸患，常保无忧，就不要忘了“履霜坚冰至”的《易》理。

二、上下关系

“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毛泽东晚年对叶剑英元帅的评价。 说起这位吕端，我们可以从《宋史》人物列传中找到他的一些事情。

吕端先做过成都知府，后来被宋太宗亲自拜为宰相。吕端能登上相位，靠的就是行事正直大方。吕端经常讲：“吾直道而行，无所愧畏，风波之言不足虑也。”

吕端的为臣正直大方， 而获拜相之利的史实， 正可与坤卦六二爻爻辞相对应。

坤卦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这个卦讲：正直、端正、广大的品质，因为不守旧习，心无滞碍，就会有大的发达。这是因为地德广大中包容万物的缘故。

吕端当年曾与寇准共事，且位在寇准之上。但寇准力主抗击辽国的侵略，经常直言谏政、毫无顾忌。朝廷中许多臣僚对寇准有看法，觉得他锋芒太露。

而吕端对寇准十分尊敬，在政事上总是与寇准虚心商量，他认为：寇准的直言，是忠贞的品质体现，主张抗辽，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相符合。当宋太宗择选新的宰相时，皇帝、群臣都认为吕端是最好的人选。吕端却说：“寇准才是最适合的人选。”

吕端从政时，李继迁叛西陲，依宋代律法，凡叛将之流都要受满门抄斩的惩罚。当时李继迁仓皇叛变，其母亲因年事已高，被留在家乡。李继迁成了朝廷叛将，他母亲马上被抓了起来。 宋太宗为了昭示对臣僚叛逃行为的严惩，决定杀掉李母。

这时，吕端却从当时的大局出发，从长远考虑，反对杀掉李母。宋太宗全盘思忖后，接受了吕端的意见，却换来了西陲的相对安宁。李继迁去世后，他儿子感激宋朝不杀祖母之恩，终于归降了宋朝。

而吕端一生富贵，终至拜相之尊，真可谓“无不利”也!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是北宋政治改革家范仲淹的精神境界。范仲淹出身基层，对民生疾苦有切身感受和比较深入的了解，他把保民、富民看做是维护封建国家稳固的根本，而这也恰恰是《易经》经纶治国的重要思想。

损卦：艮上兑下，艮为山，兑为泽。这是个吉卦。范仲淹根据卦辞与传的解释，他又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说：“下卦二阳，上卦二阴，取阳资阴。”即损下益上。“然则下者上之本，本固即邦宁。今务取下乃伤其本矣，危之道也。”可是，治理国家又不能不取之于下，怎样解决这个矛盾？他认为：统治者要依据形势变化，取之有时要考虑人民的利益。“损之有时，犹说也；损之无时，泽将竭焉”，他反对竭泽而渔，“古曰：川竭必山崩”，“下涸上枯也”，然后得出历代进步思想家共同的结论：“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景佑元年(1034年)，范仲淹任苏州知府，他在南园买了一块地，本是准备建房安家，阴阳家说风水好，是块宝地，要世代出公卿，而他却因此改变了计划，在这块地上盖起了学舍。 范仲淹说：“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不愿一家贵，而愿天下人都贵，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和崇高情操，是古代民本思想的光辉典范，永远令人崇敬。

《易经》中有“损上益下”的思想，就是说：农民有粮有食，知礼仪廉耻，自觉守法，社会安定，统治稳固。

范仲淹对益卦的解释把这个原则阐述得更充分。益卦说“上卦阳多，故曰育余，下卦阳少，故曰不足”，因此“刚来而助柔，损有余补不足”。他说：“这个卦象告诉我们，治国有十条原则，就是‘自上惠下’，统治者减损，使人民增益。”“天道下济物咸亨，圣人下济万国咸宁”，是“为道大矣”。为什么是一条原则？因为“益上曰损，损上曰益。何也？夫益上则损下，损下则伤其本也，是故谓之损；损上则益下，益下则固其本也，是故谓之益。本斯固矣，干斯茂矣，源斯深矣，流斯长矣。”

范仲淹把“民”当作国家的“本”、“源”，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上与下、统治者与民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下之益上则利有竭焉， 上之益下则因其利而利之，何竭之有焉？”如果无限制的搜刮人民、减损人民，统治者不过是收一时之利。相反，如果人民富庶，“有育黎庶如彼身体”，民富则国强，统治者就可以永享太平，其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