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道與父道

我出身貧寒，没有家學淵源，但我的師生情緣不淺，從小學開始，就一直遇到好老師。這對於我的學習與深造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我的多位老師當中，霞浦黄之六（壽祺）、永嘉夏瞿禪（承燾）以及海寧吴子臧（世昌）令我最爲難忘。他們把我當作親生兒子看待，我把他們當作父親一樣敬重。而三位老師當中，六師和我往來的時間最長，前後相加，將近三十年。

一

我是一九六〇年八月考上福建師範學院中文系，到了六師門下的。那時，全年級八個班，三百多位同學；全系四個年級，同學一千多。六師是系主任，大家都稱呼「黄主任」。黄主任未在我們年級任課，到了第二年，才代替另一位老師，爲我們講《離騷》，整整講了一個禮拜。親聆教誨，這是印象最深的一課。黄主任的聲音很清脆，聲調很優美，加上形象、生動的分析，授課效果非常之好，令全體同學贊嘆不已。同學們不僅欽佩其學識、才華，而且欽佩其爲人師表。那時傳説，黄主任曾在一次全院師生大會上表示：他擁護中國共産黨，但是他暫時不能入黨。因爲他的身體是父母給的。依循古訓，老母在堂，尚不能「獻身」。不够黨員條件。許多同學都將黄主任當作自己學習的楷模。不過，在衆多弟子中，要想真正登上先生的門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中文系四年，每次考試得五分，科科考試得五分，這一榮譽記録，我曾保持了兩年。到第三年，突然産生偏科思想：决定專攻宋詞，報考宋詞研究生，並且悄悄做了準備。但由於根基淺，很難使學習走上軌道。自己摸索了幾個月，我終於鼓起勇氣，前去拜訪黄主任。那是一九六三年四五月間，由一位霞浦的同學相陪，誠惶誠恐地走進了黄主任的家門，向黄主任請教有關詞的問題。黄主任熱情地接待了我，並先和我談談家常，安定我的情緒，而後認真地爲我解答問題。黄主任很高興，答完問題後，並將詩與詞作比較，爲我講述詞的特點以及早期詞的發展情況。這是我從事詞學專門研究的第一課。

此後，我繼續讀詞和有關詞學研究的書籍，並曾一次又一次地登門討教。那時，我雖未曾説明準備報考的事，但黄主任還是十分認真地爲我講述所有問題。到了一九六四年春，參加招考研究生全國統一考試，並於四五月間接到初步録取的通知。果真是杭州大學宋詞研究生，導師夏承燾教授。一聲春雷，全系轟動。黄主任非常高興，親自擔任指導老師，幫助我寫作論文。從選題到草擬寫作提綱，乃至整個寫作過程，黄主任都十分重視。寫成初稿，逐字逐句細加批改，並且提請系裏全體古典文學老師審閲，而後逐條逐條指導修改。這篇論文題爲《龍川詞研究》。爲了這篇論文，黄主任曾連續幾個晚上不睡覺，甚至生病住院，也將我的文稿帶到病房審閲。這篇論文爲我被正式録取爲宋詞研究生創造了條件，而且這也是我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我因此學會了怎樣獨立進行學術研究。

考上杭州大學研究生，這是我平生最快意的時刻。接到正式録取通知書，全系同學都爲我歡呼。臨别之時，黄主任特地預備家宴爲我餞行。那一天，黄主任也很高興，先爲我書寫條幅我和黄主任的愛女幼嚴在一旁，幫助鋪紙磨墨。黄主任興致勃勃，所寫的字又有力、又很瀟灑。寫完之時，落款壓寶，頗有點躊躇滿志的意思，只可惜，誤將「無限」寫作「無數」，變成「無數風光在險峰」。黄主任自己不覺得，等我告訴他時，已經來不及了。我很喜歡這幅字，説錯了一個字不要緊，而黄主任一定要重新寫過。黄主任説：「發現問題，要及時説出來。」這件事給了我一個教訓，而黄主任並無怪罪之意。席間，有説有笑，十分愉快。臨行之時，我送畢業照給黄主任，黄主任也命幼嚴拿來相册，由我挑選。黄主任還預備了幾封信，讓我帶交瞿禪先生以及他的老師朱師轍先生和他的好友吴茀之和蔣祖怡教授。黄主任語重心長地告誡我：要尊重老先生，才能真正學到東西；對於老先生的思想觀點，不要隨便批判，不然就不會教你。

二

到杭州大學，從夏瞿禪先生學習宋詞，先是「革命化」教育，再是下鄉搞「四清」，後來是文化大革命，真正學習時間只有一年多，但我牢記黄主任的話，真心實意地拜師求學，獲益仍甚不淺。

十年「文革」，從第一次全國大串連，直到後來的鬥私批修，我都曾積極參與，但對於批判舊文化、批判「反動學術權威」，我則一直有著不同的看法。走出校門，我仍記掛著我的老師———黄主任和瞿禪先生。

一九六九年間，我獲知瞿禪先生在嘉興農村，但未取得聯繫，到一九七三年間才接到瞿師的信。而與黄主任則於一九七一年間就取得聯繫。那時，黄主任下放周寧，寄給我《竹枝詞》十首和勞動詩章若干首。我寫了一首七絶寄奉黄主任，詩云：

最喜先生寄竹枝，盎然情趣我能知。何當遂我歸來願，籀易更聽唐宋詞。

黄主任隨即賜和一詩，云：

喜爾生花筆一枝，能鎔古典寫新知。老夫耕罷饒詩興，日盼飛鴻寄偉詞。

接到黄主任的信和詩作時，我正在福建省三明鋼鐵廠公幹，似已在工農兵行列。但是，我始終不相信「讀書無用論」，總希望有一天，能够「歸隊」，再到黄主任門下，聽他講授唐宋詞。「籀易」，即黄主任書齋名。不久，黄主任從鄉下調返福建師範大學，重理舊業，給了我很大的鼓舞。

一九七二年夏天，黄主任陪同中文系師生到三明搞教育革命，曾到我家作客。那時，我剛有個家，居住六十幾平米的套房，生活條件比高校好得多。經過「再教育」的黄主任，曾悄悄地對我説：「要是我就不走啦！」不過，他發覺我信念堅定，决心繼續以往的詩書事業，就積極想辦法幫助我調往師大。

一九七四年九月，我被調往省裏注釋法家著作，這就是「福建省李贄著作注釋組」。黄主任已先到這個組。這是爲調我到師大所做的準備工作。注釋組一共十餘人，部分爲廳級和處級的下放幹部，部分爲高校教師，工農兵代表是後來才進駐的。明祖凡同志任組長，計克良同志任黨支部書記。下放勞動期間，人們稱黄主任爲「老黄」，在注釋組叫「黄老」，而我和另外幾名老門生，仍然稱呼「黄主任」。黄主任擔任其中一個小組的組長，專門負責注釋工作，我就在這個小組。另一個小組是理論小組，負責寫作評論文章。

黄主任對工作極端負責任，所有查書、注書工作，不僅自己帶頭做好，而且非常注重對組裏每一個成員進行具體指導。尤其是對我這名老門生，則更加從嚴要求。我因爲在基層工作了幾年，心比較野，喜歡「走江湖」，以爲半部《辭海》通李贄，做起注釋來，往往非常迅速，有没有問題，自己也不太在意。但黄主任則很細心，往往爲我找出許多問題來。黄主任常常告誡我，要認真讀書，打好基礎，最好從經史開始，再攻子集。説：「趁現在年富力强，要抓緊學習。」同時，黄主任還處處用自己的行爲爲後輩樹立榜樣。比如，我們有問題向他請教，能解决的就當場解决，一時解决不了的，决不敷衍了事，而常説：「我查書看看再説。」有一次，黄主任突然叫住我説，這個字應該如何如何解釋，有什麽依據，並將有關資料一一羅列出來，而我則一時不知道是怎麽一回事。但想想，却猛然醒悟：原來這是我幾天前所提出的疑問；我自己忘記了，黄主任仍一直記在心上。黄主任視力不好，看書有困難，寫字也慢，却如此盡心盡力地幫助後輩；對於黄主任的這種精神，我們幾名老門生都十分感動。

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研究法家著作，評法批儒，這是大勢所趨。但是，黄主任這位老知識分子，却往往有自己的意見。有一次，黄主任曾認真地問我一個問題：「陳亮和朱熹不是好朋友嗎？爲什麽還有那麽大的一場鬥争？」這是針對我的《南宋時期儒法之間的一場大論戰》而提出的[1]。因爲我在這篇文章中，將陳亮和朱熹劃歸兩個不同的陣營，所以我回答説：「認綫不認人嘛。」這是當時的政治套語。黄主任聽了，微微一笑，也就不再追問下去了。應該説，我當時的思想，「左」的烙印還是比較深刻的，只是還够不上「左派」的資格罷了。不過，黄主任以及我們幾名老門生，其實都是些書獃子，亦即儒生，從根本上説，大家還是有不少共同語言的。所以，我們常常利用工餘時間，一起在注釋組所在地———省委黨校的美好園田裏作「百步走」。

一九四九年以後，黄主任經歷了無數次運動，每次運動幾乎都是批鬥對象，惟獨這次評法批儒，並未被當作儒家而遭到批鬥。但是黄主任赤子之心永不改變，他並不因儒家被批判而把儒家的東西説得一文不值。比如《周易》，「文革」以前及「文革」當中，是極少有人敢問津的，而有一次，我則在黄主任的書案上，發現一本十分古老的《周易讀本》。我知道，這是黄主任所心愛的一本書，當是紅衛兵時代偷偷留下來的。我好奇地翻了幾頁，對黄主任説：「這本書原來竟這麽有趣，講得很有道理，很好。」黄主任即刻回答：「當然很好囉！」不過，黄主任並未再説些什麽，可能料想我也不一定有勇氣看下去。作爲「評法批儒」的一分子，黄主任對於儒家確實有保留意見，而對於法家，同樣也不願意瞎起哄，始終保持著獨立的精神。

在注釋組三年，與黄主任朝夕相處：一起吃飯，一起工作，一起「百步走」，我們的心是很靠近的。這是另一種形式的課徒授業，我學到了許多書本上所學不到的東西。

三

「四兇」覆滅，我準備重新報考研究生，黄主任知道後十分支持，曾對其他門生説：「議對很有志氣。」而我在備考期間，又有機會聽了黄主任的一堂課，那是他爲三明市中學語文教師所開設的中國古典文學講座。黄主任的這堂課，從頭講到尾，講得很周全，很有系統；通過聯想、思考，我的有關記憶也全部浮現腦際，我的思緒跟隨著黄主任在古典文學的王國中周遊了一大圈。有了這堂課墊底，我也就順利考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二次當上了研究生。這是一九七八年間的事。

到了北京，再次深造，黄主任仍不斷對我進行鞭策和鼓勵。我於一九八一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獲得文學碩士學位，而被分配到《文學評論》編輯部工作。一九八二年夏，黄主任率領研究生晉京進行學術訪問，因我當時正趕著寫作《詞與音樂關係研究》這部書，黄主任則不辭勞苦，與研究生一起擠公共汽車，從北京師範大學招待所到我的住處看望我和我的妻兒。那時我住在東直門外西八間房，從西到東，要轉三四次車，但爲不耽誤我的寫作，黄主任便親自來了。黄主任説：「能寫出書來，比陪我遊玩更有意義，希望快點看到你的書。」記得那天，黄主任和我家人一起，自己動手，吃涮羊肉，大家都很盡興。此後，我的書正式交付出版，我並且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於一九八三年秋，第三次當上研究生。在我攻讀博士學位期間，黄主任爲了替他的老師吴承仕先生整理出版遺著，曾多次晉京，親自主持具體工作。他住在北京師範大學小紅樓招待所，業務上雖有助手幫忙，生活上的許多事情却須要自己打理。有一次，我見他一個人在食堂排隊買飯，心裏很是過意不去。但他一心爲著老師的著作，並不在乎什麽艱苦與不艱苦。其時，黄主任已年届古稀，却像以前初入師門那樣，畢恭畢敬、兢兢業業地工作；在他看來，尊師重道，這是每個人所必須具備的美德。

黄主任讀一輩子書，教一輩子書。他將師道和父道一樣看待，把一切都奉獻出來，而自身之所求，則很微小、很微小。黄主任少年喪父、中年喪妻、老年喪女，在人生道路上，可以説是相當不幸的，但他還是把教書、育人的大事業擺在首位。前文説過，黄主任曾因堂上有老母而未敢「獻身」於黨。在家中，黄主任是個大孝子。他一直把老母帶往身旁奉養。但黄主任一心一意爲著事業，却將家庭重擔落在師母身上。師母嚴氏，知書識理，未曾參與社會工作，全力主理家政。國家困難時期，她憑著自己的手藝，將每月國家供應給專家的極有限的黄豆等製成各式各樣食品，讓一家渡過難關。這件事，直到師母逝世後好幾年，黄主任還常常提起。「三反」、「五反」時，鬥争十分激烈，「運動員」集中在一起吃、住，不得歸家。據説，黄主任當時也曾産生過自殺的念頭。而且，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女兒幼嚴出麻疹，他仍無法回家照看。結果，師母因過度操勞，患上了不治之症，幼嚴也因爲麻疹未好而留下致命頑疾。「文革」前夕，爲了醫治師母的病，黄主任曾忍痛出賣自己積存多年的藏書。架上任人挑，一共賣了八百元。但是，賣書買藥，仍救不了師母的命。一九七六年，幼嚴腎病復發，住入省立醫院，黄主任拜托朋友，四處求醫，也仍逃脱不了厄運。

黄主任爲當代《易》學大師，有關占卜等事，他是有一定研究的。但是，對於生命現象，對於命運，仍認爲有許多問題是解釋不清楚的。在幼嚴病重期間，因每天陪同黄主任到醫院探望，黄主任曾告訴我一件事：有一位老前輩爲他批命書，其中二句云：「妻雖賢美，或當再娶。」爲幼嚴批命書，從一歲批起，甚麽時候幹什麽，遇到什麽事，都批得很具體，並説這女孩前程很好，很有出色，但批到三十六歲就不再批下去了，説：「這以後的事情就别説了。」爲什麽批得這麽準，這麽靈驗？黄主任只是摇摇頭，感到十分無奈。

痛失愛女，黄主任的晚景顯得淒凉。「百步走」過程中，有一次突然提起夏瞿禪先生，説：「夏老好得有吴聞，要不誰來照顧他呢？」當時，我並不領會黄主任的話意，等到來到北京，看到瞿禪師處處需要吴無聞師母扶持之時，方才有所省悟：「再娶」的話是否也當兑現？於是，我感到很後悔，當時未曾給予幫忙。後來，聽説也有人想幫忙，但黄主任都婉拒了。黄主任經常對人説：「我七十歲入黨，七十歲才抱孫。」他已下定决心，把餘生獻給中國共産黨、獻給教書育人事業，同時也獻給兒孫。因此，對於自己的一切也就不願意多考慮了。

我在黄主任的關懷和指導下，斷斷續續當上了三次研究生，創造了二十六年的高學齡紀録。學習過程中，我牢記黄主任的教導，把師道當父道，真心實意地向老師求教，我的老師也真心實意地向我傳授知識。在攻讀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之時，夏瞿禪先生也住在北京，他十分關注我的攻讀情況，而我的指導老師吴子臧師，則帶病參加我的博士學位論文答辯，直到一切手續辦理清楚，方才住入醫院。夏瞿禪師和吴子臧師病重期間，我曾日夜守候在病榻邊上，並且爲他們送了終。但黄主任病重，我則未能隨侍左右，也未及見上最後一面，這件事給我留下了終生的遺憾。

我和黄主任最後一次相聚是一九八七年冬天。那時，我應邀前往泉州參加李贄學術研討會，路過福州，就住在黄主任家中，並和黄主任一起驅車赴會。會議期間，黄主任和大家一起在泉州、南安一帶，尋找李贄的遺蹟，一起探討問題。黄主任興致很濃，曾當場揮毫賦詩，並曾給泉州開元寺留下「金聲玉振」四個堂堂正正的大字。同時，黄主任還和我以及黄拔荆等幾名老門生合照留念。大家都爲黄主任有如此健康的體魄和如此充沛的精力而感到高興。此後，黄主任又往東北、西北參加學術會議，進行學術考察，每次出遊，都寄給我一批别有情趣的詩詞作品。一九八九年秋，我因事赴閩，正巧黄主任出遊未歸，不得相見。一九九〇年春，黄主任赴美講學，但歸國之後，即發現胃癌，而且住入醫院即告不治。那正是福州的大熱天。黄主任跟身旁的人説：「天太熱，叫議對不要來。」黄主任直到生命垂危之時，也還是爲他人著想，而我又錯失時機，未能在六師大人離世之前趕去見上一面。

來到香港，四顧茫茫，我最崇敬的三位老師都已離我而去，我也被迫爲謀稻粱之計，「朝九晚六」，每天忙得團團轉；但我曾做過一個夢：黄主任正在爲一幅畫題辭，而所題之辭就是《離騷》上的句子。在我心中，仍然念念不忘老師所傳授的詩書事業。我將抓緊利用工餘時間，勤奮寫作，將老師的未竟之業繼續發揚光大，而以此作爲對我的老師的最好的紀念。

一九九二年九月九日於香江之敏求居

原載北京《人物》一九九三年第三期。又載《易學宗師黄壽祺》，《福建文學史資料》第三十輯（一九九三年·福州）。

[1]批林批孔期間，我曾將《龍川詞研究》的背景資料，按照當時的理論框架，寫成「大論戰」一文，並在《福建師範大學學報》上發表；到北京後，始還以真面目，將黄主任所審定的《龍川詞研究》稍加整理，改題《陳亮及其〈龍川詞〉》正式發表在《厦門大學學報》上（見一九八二年增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