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聲與絶響

中國當代詩詞創作，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掀起熱潮。投入人數之衆，製造産品之夥，有史以來之所未見。本文依詩詞自身特質及其發展、演變的歷史經驗，就當前作者隊伍、作品文本所出現之問題進行剖析，並對詩官與官詩、詩商與商詩相結合之兩種系列景觀以及詩詞自身之「異化」現象加以披露。以古證今，由此及彼，告諸往而知來者；批評的多，表揚的少，目的在於警示：天外有天，須勇於承擔，大力扭轉「詩多好少」的局面，一代新聲才不至於淪爲絶響。

一 新聲與絶響

澳門三家———梁披雲、馬萬祺、佟立章，跨越多個時代，走過不同道路，其詩詞創作，各有特色，各具成績。就言志角度看，其所作，或著重内在心靈之體驗，於夢魂心影，反映其對時、對事，乃至對人生之種種審視與觀感；或著重外部世界之投入，於大小政事，反映其爲時、爲事，乃至爲人生之諸多理想與抱負，各有自己的内涵與境界。至於言情，有關作品，或欲死欲生，於夢中心上，努力捕捉當時的影像及觀感；或以血以泪，於諸般往迹，加緊回味當時的甜蜜與艱辛，同樣各有自己的煩惱與寄托。這一切，拙文《詩城與詩國》已分别加以描述。———澳門詩城之可稱道者，當然不止於此。以上選擇，一方面固然可能帶有個人偏好，另一方面，也是更加重要的，乃取决於三家本身所具有的代表性。即不僅在詩城，而且在詩國，三家及其作品，都曾産生過一定效應。因此，本文擬就此三家，推而廣之，進一步探討詩城以及詩國當前狀況及前景，希望能够引起注意。

本世紀以來，中國詩壇經歷過地覆天翻的變化。拙文《當代中國詩壇雙向流動現象》（載香港《鏡報》一九九五年九月、十月號）曾指出：胡適登場，新詩出世。原來寫作舊詩的作家，多改途易轍，紛紛做起新詩來。但是，幾十年過去了，所謂用白話寫詩，迄無成功（毛澤東語），某些原來寫作新詩的作家，則轉而專寫舊詩或者寫舊詩而兼寫新詩。這就是我所説的雙向流動現象。經此一變再變，中國舊體詩詞「死而翻生」———胡適當時稱之爲「半死之詩詞」（《嘗試集·自序》），其掄起板斧，必欲將其打殺；到了八十年代，各地詩詞學會（協會）成立，舊體詩詞不僅不再是一條蟲，而且簡直變成了一條龍。十幾年來，隨著改革開放浪潮之興起，中國舊體詩詞這條龍，更是從田間飛上了天。所謂形勢大好，或大好形勢，詩城與詩國，經常都能感受到這一氣氛。不過，如若冷静進行一番思考、反省，做到既説優點，又説缺點；既聽好話，又聽壞話，那麽，我看中國當代詩詞創作之當前狀況及前景，仍有可堪憂慮之處。

這裏，著重説兩個方面問題。作者問題及詩詞自身問題。作者問題，即創作隊伍問題。因爲是一支雜牌軍，人員複雜，素質較差，「詩多好少」的情況，越來越嚴重。這是可憂慮之一大問題。而詩詞自身，主要指其「死而翻生」後之生存能力及競争能力，其生存威脅及競争對象，已非新詩，乃爲愈演愈烈之時代流行曲。競争得過則存，競争不過則亡。這是可堪憂慮之另一大問題。兩個問題，下文將具體探討。

二 腐儒與村叟

這裏所説是關於作者問題。以爲一支雜牌軍。一般説來，所謂雜，不一定就不好，不雜也不一定就好。例如：有一位被稱作「半路出家」的詞學家，便是從副部級崗位上退下來之後，才開始研治詩詞的。而其進行得十分投入，十幾年來出版多種著作，業績並不比專門人才差。這是不可忽視的事實。但是，詩詞畢竟是一種不同於其他玩意兒的玩意兒，除了天分，尚須學識，並非個個都玩得（玩得了或玩得起）。這就是説，由於雜，大家都來玩詩詞，不少人既缺乏先天禀賦，後天訓練又很不足够，於是就玩出許多問題來。這是由作者問題所派生出來的問題。舉其要者，大致有下列數端。

腐儒村叟之見，填詞填字數

以爲湊上四句或八句，便可算是一首絶句或律詩，掛上一塊招牌———「沁園春」、「滿江紅」，便可算是一首詞；大量「笑掉人牙」之所謂作品，到處泛濫成災。

「笑掉人牙」，這是湖南一位農民詩人對於文化革命中出現的「填詞填字數」現象的揭露與批評。即謂某些掛著招牌的所謂作品，「仄平聲韻竟全差」，「濫竽充數誤童娃」，「笑掉人牙」。這一現象，在幾百年前也曾出現過。例如：仇遠爲張炎《山中白雲詞》所作序文即稱：

陋邦腐儒，窮鄉村叟，每以詞爲易事。酒邊興豪，即引紙揮筆，動以東坡、稼軒、龍洲自況。極其至四字《沁園春》、五字《水調》、七字《鷓鴣天》、《步蟾宫》，拊几擊缶，同聲附和。如梵唄、如步虚，不知宫調爲何物，令老伶俊娼面稱好而背竊笑，是豈足與言詞哉。

可見，並非人心不古；某些事情，雖未必需要特别提倡，却自然流傳不絶。就當前狀況看，出現這一現象，除了作者主觀原因———或無知或爲著附庸風雅，此外，客觀上或無意或有意之助長及推進，也是個重要原因。

所謂客觀上的助長及推進，主要指：

第一，某些無知或附庸風雅者，並非陋邦腐儒，或者窮鄉村叟，而乃有頭有臉之大人物。因而，其所引紙揮筆，儘管不合格律，却仍被奉爲極品，頒布天下。有關事例，相信已引起注意。不過，爲尊者諱，今暫無須説明。

第二，某些不合格品，往往戴著高帽子，穿著闊衣裳，派頭十足。因而，有關報刊雜誌，大多照登不誤。

例如，在倒數日子，某報所刊《念奴嬌》：

香江奔騰，浪洗去，百年民族恥辱。九七回歸，功勞是，一國兩制構思。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宜國情民意。香港繁榮，港人雙手創造。追憶祖輩昔日，受殖民統治，苦不堪言；歷代朝政軟無能，望收復眼欲穿。喜看今朝，祖國强有力，收復失地。展望未來，明珠奪目生輝。

全篇除字數一項符合規定以外，平仄、韻部，皆十分混亂。純爲政治術語之堆砌或胡湊。既不順口，又不順眼，不堪卒讀。但因以「偉大構思」立題，也就不許説一個不「字」。

此類事例，屢見不鮮。尤其是各種大獎賽，鼓勵群衆，更令得詩壇、詞壇，到處充塞著偉大的空話。

這是客觀上的助長及推動，但與主觀上的無知及附庸風雅，密切相關，都是作者自身原因所造成的。

三 蛇王與蛇手

添足誤以添手，點金而成鐵

前段授課，説學風、文風，曾揭示這麽一種現象：有人語句不通，寫不起整段整段文章，但作起詩來，尤其是存心讓人看不懂的詩，顛倒、錯落，却甚了得。與新詩界友人説及，頗有同感。但是，依我看來，舊體詩詞寫作，情況也差不多。只不過是，新詩問題，有些也許將會留待後現代解决，而舊詩問題，却需提請留意。其具體體現，主要是組詞與造句。這是一種基本功夫，容易受到忽略。詩國處處都有此現象。

先説組詞。主要是詞語搭配問題。就一般常識看，有關配搭或組合原則，最少應有二項：一、符合語法規定；二、遵循世俗習慣。例如「王」與「手」，棋王、蛇王、賭王以及劊子手、神槍手等，已經廣泛使用，不成問題，但是，如更增添以「神釣王」或「神釣手」，我看就得費些斟酌。又如「眼」或「睛」，通常都説獨具隻眼與畫龍點睛，如掉轉過來，謂獨具隻睛或畫龍點眼，看起來就很别扭。此外，既説「開顔」，又加上個「笑」，應當也有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如出現於日常口語，總覺得奇怪，而見諸詩詞，成爲作品，却「習以爲常」。

請看某氏所作《念奴嬌·慶祝建黨七十周年》：

天翻地覆，數不盡、一代風流豪傑。艱苦鬥争七十載，推倒大山三叠。烽火南天，騁馳敵後，王氣金陵滅。江山一統，五星紅旗獵獵。極目萬里新程，送窮别白，邁步從頭越。改革十年收碩果，内外交流棋活。温飽先臻，小康在望，更入高科列。衛星遥控，九天飛去邀月。

這首詞與前文所謂「填詞填字數」者相比，似略有進步。因爲作者已注意到平仄及韻部問題。即大致能够按照詞調格式規定填寫。但其對於政治術語之堆砌，同樣欠缺功夫。諸如「送窮别白」，文理欠通，又與毛氏「一窮二白」之原有論述相抵觸，甚不足取。又，「一代風流豪傑」，重叠拼凑，亦甚牽强。這是中華詩詞學會「會員作品選」所録作品（見《中華詩詞》第三輯）。可見具有一定「水準」。

再説造句。主要是成語即現成詞語及語句之入詩入詞問題。例如：「回眸一笑百媚生」，以之入詞，成三字句，作「回眸笑」，通與不通？「發揚光大」，以之入詩入詞，成五字句，能否改作「發揚又光大」？諸如此類，在具體運用中，或生吞活剥，或點金成鐵，經常出現差錯。

請看某氏所作《采茶樂》：

雨霽山頭蔚翠蒼，姑娘結隊采茶忙。三三五五摇摇擺，緑緑花花艷艷妝。樹樹株株挑剔遍，疏疏落落塞盈筐。金烏西墜呼歸去，説説談談笑靨張。

將「摇摇擺擺」改爲「摇摇擺」，將「説説笑笑」，换作「説説談談」，如口語中這般表述，恐怕要有相當勇氣，起碼應不怕「笑掉人牙」。而作爲一首七律，類似「成語」，結隊登場，却如此無所顧忌，其讓人奈何不得。

又，某氏《江城子·贊安源煤礦總工李敬存》：

天涯何處訴衷腸。晉江旁。意綿長。不迷海外，祇愛我山鄉。化作安源煤一塊，燃自己，獻熱光。卅年風雨費思量。不思量。志難忘。魂繫華夏，豈畏履冰霜。報國常嫌時日短，明月夜，走山岡。

不僅點化成語「不思量，自難忘」，而且簡直要將蘇軾之整首詞剥開來，吞下去。只可惜，將其糟蹋得不成樣子。

二例同見諸「會員作品選」，説明並非絶無僅有。

四 打油與打水

缺少一個「觀」字，依舊未入門

以上所説，乃因觀念錯誤及訓練不足所造成的問題。一般説來，有關作者充其量都只能算是門外漢，其所謂作品，無論如何，都難以達到及格綫。這就是説，有關問題比較淺顯，易於發現，也易於解决。但是，某些作者，既具有一定文字基礎及語言表達能力，又熟悉詩詞格律，却寫不出好的作品來，這就比較難辦。

所謂好的作品，是有一定標準的。如從詩言志的要求看，好的作品，應當是有個性、有自我的作品，亦即有靈性或有靈魂的作品。相反，没有個性、没有自我，亦即没有靈性或靈魂的作品，就不是好作品。例如梁披雲《北行雜詩》之《大明湖》曰：

老殘遊記尚依稀，千里初逢合有詩。幾曲芙蕖萬楊柳，大明湖上立多時。

詩篇寫大明湖，有《老殘遊記》的依稀記憶，有眼前鮮明物景，但更爲重要的乃有「我」———「大明湖上立多時」之詩人自我。這就是靈性的體現，就是好作品。當然，詩人之自我，並不一定非得讓自己站出來直接説話不可。亦即「以我觀物」，使得「物皆著我之色彩」。有時候，「以物觀物」，同樣有詩人自我存在。問題的關鍵，就在於一個「觀」字（參見王國維《人間詞話》）。這是衡量作品高下優劣的一個重要標準。而某些作者之所以寫不出好的作品來，其根本原因，我看就在於缺少一個「觀」字。這是凭借一定的天分與學識所達致的藝術境界。

某些作者缺少「觀」字，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即主要表現在對於兩種題材的描寫及反映上。

第一，對於自然物象的描寫及反映。

由於缺少一個「觀」字，某些作者的描寫及反映，往往只側重於物，而忽視自我。因此，雖頗爲極其所能，却仍然感動不了人。類似某某八景或十景之咏以及大量模山範水之什，即屬此例。

第二，對於社會事相的描寫及反映。

同樣，由於缺少一個「觀」字，有關描寫及反映，大多只是名詞、術語的堆砌。因此，雖頗極富麗堂皇，却仍然吸引不了人。各地所謂大獎賽，成千上萬，便是例證。

這一些，大概就是所謂没有個性、没有自我，亦即没有靈性或靈魂的作品。這類作品，與某些擺明車馬，就是要打油的「市井彈唱」相比，當有所不如。因「市井彈唱」，時有佳篇，或可讓人嘗一嘗真正牛油的滋味（打油詩另稱「牛山體」），而這類作品，打的是水，又帶有油味，甚是難以讓人接受。

五 風騷與雅頌

以上所説是關於作者問題，以下説關於詩詞自身問題。主要是詩詞質性以及詩詞職能的變化。有關變化，既與作者問題密切相關，又是社會政治、經濟以及思想、文化諸因素變化所造成的。大致説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雅頌多於風騷，舊經義變新經義

講授「古代韻文」，我曾引導學生論證這麽一個題目：《詩經》是詩不是經。我以爲，中國詩歌，就其本源看，是有一定獨立性的。即使從「詩」到「詩三百」，經過孔子之正與删，也未曾將其變成爲政治的附庸。現傳三百零五篇，十五國風一百六十篇，占居大多數。所謂「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何休《公羊傳》宣公十五年注），食、事以及男女間怨恨，一直是詩歌的主要咏歌對象。這是中國詩歌不斷發展、不斷獲得成功的一個活的源頭。

但是，當前創作却有掉轉過來的現象，即雅頌多於風騷。而且，所謂雅頌，大多成爲某種政治觀念的圖解。政治，已與千百年前的經義一樣，成爲當今社會的新經義。因而，當前創作，使得詩詞質性發生變化。

例如，郭沫若的《水調歌頭》。從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二日所作《慶祝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之所謂「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所作「粉粹『四人幫』」之所謂「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真是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以至此後所作《工業學大慶》之所謂「抓革命，促生産，憑『兩論』。使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等等，便是那個時代不斷更换著的政治觀念的圖解。

文化大革命以後，經過再批判，或反思、探索，原先那一套，似乎已被揚棄。例如，有一位革命家、詞人，當説及自己的創作時曾指出：幾首小令「反愁」，屬於一種詭辯，不足爲訓；若干長調「批修」，現在看來，自己却修得比人家更厲害。以爲平生所作，只「國慶夜紀事」之《水調歌頭》一首，較爲滿意。因而，極不贊成出版自己的集子。這是對於政治圖解的一種自我否定。態度十分嚴肅認真。不過，要將被掉轉的現實翻轉過來，重新確立風騷的主體地位，却並不容易。因爲文化大革命之後，圖解的事實仍然存在。儘管其内容與形式已經發生變化，即舊經義亦即舊的政治觀念，或許已經被抛棄，但新經義亦即新的政治觀念層出不窮，仍然成爲没完没了的圖解對象。這就是促使詩詞質性及其職能不斷變化的一個外在因素。有關事例，下文另叙。

六 學詩與立言

立言重於學詩，舊羔雁换新羔雁

以上所説，側重於質性。以下著重説職能。

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篇》）實際上，在此之前，所謂詩已爲各諸侯國之公卿、大夫所廣泛引用。不僅於祭祀、宴會、典禮，用作儀式中之一項重要程序，而且於社交場合，用作交際工具。據統計，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所載有關借賦詩以達致社交目的之事件，即有二十八例（參見袁梅《詩經譯注》引言）。這説明，所謂學詩與立言，在詩國早已形成風氣。

當今世界，文明、開放，學詩立言傳統，自然可得以進一步發揚光大。不僅僅詩國賢俊，大多雅好諷咏，即使洋人，對此也未遑多讓。比如香港回歸，中英争拗，一方引用唐人李白詩句———「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比喻談判前景；另一方以美國傑克·倫敦詩句———「寧化飛灰，不作浮塵」，表達最後觀感，這便是典型例證。

在一般情況下，詩之用以立言，對於增添其社會職能，當頗有助益。但是，就其自身之發展、變化看，詩之被廣泛引用，却未必是一件好事。這就是説，對於立言有用，起碼可加强其陳志或言志之效果，而對於學詩，尤其是發揮詩之所以爲詩之特有功能，則不一定有用。例如，「文革」結束後，爲被打倒的老幹部平反昭雪。被平反者盛行發表詩詞作品以抒懷，被昭雪者由其親屬發表詩詞以明志。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北京某大報，於某氏病逝不久，曾發表其遺作《金縷曲》，並附説明：據某氏的親屬記憶，此詞寫於一九六五年初。原詞無標題，詞牌名爲編者所加。其實，此遺作並非某氏所作，而乃發表於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該大報之《賀新郎》，題稱「新年獻詞」，作者是趙樸初。這就是「獻詩陳志」或「賦詩言志」之另一種表現方式。而此風一開，所謂學詩立言，便促使詩詞職能之進一步政治化，並且使得詩詞質性也隨著變化。即由某種政治觀念之圖解，進而蜕變爲一般公卿、大夫用以禮聘應酬包括平反昭雪之羔與雁。這一變化，除了有利於某一政治目標之實現以外，相信對於詩詞自身，不一定能有甚麽好處。

一九八七年間，在岳陽召開的全國第一次當代詩詞研討會上，有人批評詩詞創作，謂其題材狹窄，存在四多四少現象；歌頌多，暴露少；自然題材多，社會題材少；應景贈答題材多，觸及社會生活題材少；吟咏古蹟、憑弔古人題材多，對歷史作科學反思的作品少。認爲，這就是平庸的表現。並指出：「平庸是舊體詩作者致命弱點，也是舊體詩振興和繁榮的大敵。」所説甚中肯。而此四多四少，我看正是詩詞之蜕變爲羔雁之具的必然結果。

所以，王國維將中國文學史上詩與詞這兩種詩歌樣式升（興盛）與降（衰微）之關鍵，歸結爲這兩種詩歌樣式之是否被用作羔雁之具，其論斷未必完全正確，而其所揭示現象———詩至唐中葉以後，爲羔雁之具，故五代北宋之詩，佳者絶少；南宋以後，詞亦爲羔雁之具，而詞亦替矣（《人間詞話》）———這却是今之所謂學詩立言者，所當引起注意的現象。

七 詩官與官詩

有關當前詩詞創作中的問題———作者問題及詩詞自身問題，已如上述。這是在横斷面上所進行的分析與探討。以下即從縱深點上，進一步加以發掘與追尋。不過，不準備説得太遠，而只説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所出現的兩種景觀：詩官與官詩相結合之系列景觀及詩商與商詩相結合之系列景觀。

先説詩官與官詩問題。在詩的國度裏，詩與官或官與詩，本來就已結合在一起。諸如太師陳詩（《禮記·王制篇》）及使者采詩（劉歆《與揚雄書》）等，當是最早的一種結合形式。而且，自古以來，凡是有名有姓的詩人、詞人，又幾乎都當過官。這一切均説明，無論寫詩當官，或者當官寫詩，本來都是很平常的事。亦即，既謂之爲詩，著眼點就應放在詩上，而對於詩人之當不當官或是否當大官，則似乎不必看得太重。但是，當詩之由民間走向臺閣，事情就並不那麽簡單。例如：一九八七年間，某詩詞學會藴釀成立，有人即於北京某大報發表「雜吟」，對其結合形式提出異議，以爲「一文一武兩皮包」。當今世界，詩與官結合或者詩官與官詩結合，究竟好與不好？有關争議，甚少見諸報刊文字。依我看，似有重新提出討論的必要。

首先，説好的一面。我以爲，八十年代，一批退居二綫的老幹部，在詩詞創作雜牌軍中所起領導作用，對於詩詞事業之復興及進一步發展，甚爲有益，其功不可没。其主要體現，乃在於老幹部之充分發揮「餘熱」———自身所藴藏之剩餘熱量及人剛走茶未全凉，自身於官場所遺留之剩餘熱量。例如：籌組詩詞學會（協會），要車有車，要房有房，這都不是一般舞文弄墨者之所能辦得到的。當然，當舞文弄墨者一旦做上了詩官，其能量也是不可估量的。所以，短短幾年時間，詩詞組織遍布全國各地，包括澳門。詩詞的事，已被提上政協八届二次會議，頗受重視。這當都是大好事。而且，有些老幹部以詩詞説政事，也時有佳作出現。例如安徽徐味所作《長征六十周年有感》二首：

一舉驚天唤國魂，雪山草地忒艱辛。今宵舞困樓心月，曾照長征路上人。

魚水情深絶對真，不真何以得生存。輕車重訪長征路，怕見鄉親未脱貧。

詩篇借紀念長征以抒寫觀感。謂長征乃驚天動地之舉，歷盡艱辛，唤醒國魂：六十年前，軍民魚水情，也正因爲此情之真與深，軍隊才得以生存，長征才取得勝利；而長征勝利，奪得政權，長征路上鄉親，至今仍未脱貧。我手寫我心，既寫出老幹部心聲，又寫出老百姓心聲，已完全廢棄「歌德派」那一套，甚爲難得。

其次，説不好的一面。這裏所指乃合以後的分以及大量官詩，主要是政治順口溜的出現。由於詩官與官詩，二者都帶著一個官字，所以分也就無法避免。尤其是某些具有較大影響力的詩詞組織，更是一開始即藴藏著分的危機。例如座次安排、職權分配等，時常因此而打上官司。這都不是詩詞之福。至於大量合格律或不合格律的政治順口溜，也因作者的關係，占據重要位置，則更加造成災難。有關事實，拙文《中國當代詞壇「胡適之體」的修正與蜕變》（載香港《鏡報》一九九六年二至五月號）已揭示，此不贅述。

八 詩商與商詩

以下説詩商與詩的問題。就詩國固有傳統看，詩與商或商與詩之結緣，機會似乎並不太多。但是，自從九十年代，文人「下海」，神州大地，包括港澳，却呈現另一景觀，即詩商與商詩結合之景觀。這是詩與商或商與詩互相需求的結果。由於步入九十年代，老幹部官場餘熱已發揮不了太大作用，社會上所謂「學而優則仕」，已逐漸變化成爲「商而優則仕」。因此，某些缺少金錢的詩人需要商來雪中送炭，某些占有金錢的商人則需要詩來錦上添花，這便促使二者結合。而結合之後，可能兩相滿足，皆大歡喜。一方面，只要有錢（不一定來自贊助），就可以出書，詩集、詞集大量印行；另一方面，只要有詩（不論合格與否），就有人寫序、寫跋，捧上殿堂。而且，各種各樣的杯，各種各樣的獎，大比大賽，則更加將詩壇搞得熱氣騰騰。這便是詩商與商詩結合之事實。

那麽，究竟應當如何評价這種結合？我看，應就具體事例進行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

先説詩人之集子大量出版問題。詩集、詞集大量出版，如從數量上看，似乎並無壞處。但是，如從質量上看，却未必是一件好事。因爲所謂詩國，時常發現一些詩詞集，其中所收作品，或者徒有詩與詞之外表（形式格律）而無其實，讀起來一點味道也没有，或者根本連外表也不要，純粹胡謅，令人不堪入目。這是一個方面，認錢不認詩。而另一個方面，如果没有錢，詩寫得再好，也難以出版。例如：滬上詩人富壽蓀，寫了一輩子詩詞，及至老去，只能以若干油印本以示同好。比起市場上許多中看不中讀的集子來，真可悲哀。前陣子，詩界前輩六樓居士（劉逸生）曾在澳門某報，就此事抒發感慨。

再説商詩問題。近代以來，以商人、實業家身份而寫出好詩詞的例子，並非絶無僅有。但是，要由殷商一躍而爲儒商，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位朋友，雄心勃勃，既要建造一個想賺多少錢能賺多少錢的商業王國，又要當一名能够創造歷史的大詩人。我曾向其提出這麽個問題：究竟賺五十六個億容易，還是寫五十六字（七律）容易？這位朋友不曾即時回答，而過後仍表示，二者都應努力做到。在此，衷心祝願其成功。

最後，説大獎賽問題。這當也是兩結合的産物，關鍵仍在於錢。在一般情況下，於得閒（空餘）之時，湊湊熱鬧，也未嘗不可。只是應當明白；於主事者而言，這可能是一筆一以當萬的大生意，而對於詩詞創作而言，相信並非正途。

九 唱衰與唱好

從縱横兩個不同角度看，中國當代詩詞之當前狀況，乃頗爲複雜。尤其經歷八九十年代兩個結合之後就更是雜上加雜。當前，不僅一班公卿、大夫，借助詩詞這塊招牌，光宗耀祖，而且某些販夫走卒，也扛著這塊招牌，通街行走。所謂「全民皆商」，似頗有轉變成爲「全民皆詩」之態勢。這大概就是所謂呈現出前所未有之繁榮局面的一種蹟象。

例如：一九九二年，中華詩詞學會、新華社、中央電視臺、《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報社在北京聯合舉辦詩詞大賽，參賽者二萬有餘，參賽作品近十萬，幾乎有全唐詩的兩倍之多。真乃空前盛舉。

大家都來玩詩詞、唱詩詞，與上文所説兩個結合一樣，都具有好的一面及不好的一面，亦即有唱好與唱衰之别，同樣應當具體分析，區别對待。例如：一九九二年之北京大賽，獲獎作品輯爲《金榜集》出版，其中就有些許佳作。而香港回歸前之另一次香港大賽，參賽作品，厚厚兩大册，估計也有上千之數，但是，希望從中找出十首稍微像樣的篇章來，却比沙裏淘金更爲艱難。

就當前狀況看，所謂唱衰，大致表現在：一，社會上有些人，包括作者或非作者，利用詩詞作爲謀取利益的工具，導致詩詞産生「異化」，亦即上文所説質性及職能之蜕變，令得詩不像詩，詞不像詞。因而，嚴重削弱其生存能力及競争能力。二，魚龍混雜，泥沙俱下。朱熹所謂「一日作百首也得」（《清邃閣論詩》）之篇章，充塞詩壇。亦即「詩多好少」的情況日趨嚴重，甚是令人缺乏信心。有關「異化」或蜕變問題，上文已述。至於信心問題，我看只要留意一下眼下之大量出版物，也就清楚了。兩個問題，對於詩詞現狀及未來發展，都有極大影響。這就是説，自從文化大革命以後，「見龍在田」，至八十年代中期，「飛龍在天」，詩詞之社會地位已迅速提高。目前，其所面臨的危機，已不再是將要被人打死的問題。傳統詩詞這一條永遠打不死的神蛇（某詩人語，見《中華詩詞》發刊詞），可能將自己「異化」爲螟螘（蠅蟻）。而且，其所面臨的挑戰，也不再是新體白話詩，而是時代流行曲。因爲，經過幾十年的争拗和實踐，新詩與舊詩打了個平手，至今已出現雙贏局面。這一點，可以兩位老詩人———臧克家及艾青的觀感作證。在爲自己舊體詩稿所作序文《自道甘苦學舊詩》中，臧克家曾宣稱：「我愛新詩，更愛古典詩歌。我寫新詩，也寫舊體詩。『我是一個兩面派』。」而在爲《馬萬祺詩詞選（二集）》所作序文中，艾青則表示：「中國詩歌發展到當代，出現了雙水分流的局面：多數人從事新體自由詩寫作；一部分人喜歡舊體格律詩詞。我主張不薄彼此，大路朝天，各走半邊。」這説明，隨著時代發展，舊詩已與新詩平起平坐，平分秋色。但是，其所遭逢的新對手，却比舊對手更爲强大。這對於「死而翻生」的詩詞來説，無疑是一次更加嚴峻的考驗。

十 坐井與見天

這裏所説，主要是詩詞的出路及前景問題。亦即詩詞之當前狀況既然如此複雜，那麽詩詞之創造者，究竟應當如何面對危機、迎接挑戰？這是可堪憂慮的問題，也是十分值得探討的問題。因水平有限，見聞有限，只能就個人觀察之所得，説些意見，以爲進一步探討提供參考。

第一，應當反對井蛙之見，看看井外的天。

這裏所指是一種簡單説「不」的觀念，諸如「傳統詩詞永遠是一條打不死的神蛇」等。這對詩詞自身發展，即如何保持其生存能力及競争能力，我看並無益處。例如：唐聲詩及宋歌詞，二者均曾由當時流行曲發展成爲時代新聲，即成爲有唐一代及有宋一代之代表文學。但是，「各領風騷數百年」，時至今日，在新的流行曲已經廣泛占據歌壇的情況下，唐詩、宋詞這一往昔流行曲，究竟能否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那就並非靠説一個「不」字，便可「大吉利是」（萬事大吉）。尤其是臺、港、澳歌壇，新的流行曲與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相結合，已融入現代的生活。在這情況下，如簡單説「不」，以爲新的流行曲只追求刺激，歌詞並不好，那就很危險。這是井蛙之見的一種表現。而另一種表現是，自我感覺良好。即不説N o ，而説Y es。例如詩城，二十平方公里，四十一萬人口，出了多少詩人、詞人，印行多少詩集、詞集，便以爲世界之最。但是，就未曾檢查一下，許多詩集、詞集，哪一些可搬上臺面，哪一些屬於不合格品。時時、處處，喜歡「大陣仗」（大場面），實在不大好理解。

第二，應當提倡「無意做詩人」，防止詩詞的「異化」或蜕變。

就作者與詩的關係看，「無意做詩人」，乃將詩擺在第二位，將人（作者）擺在第一位。用詩作爲陶寫性靈的工具。其所爲詩，亦詩亦人，乃爲真詩。而非「無意做詩人」者，將詩擺在第一位，將人（作者）擺在第二位。用詩圖解政治觀念，用詩充當羔雁之具。其所爲詩，無詩無人，乃非詩也。我想，如果明白這一道理，有關「異化」或蜕變現象，就當較少出現。

第三，愛惜資源，支持環保，扭轉「詩多好少」局面。

這是編者與作者自律問題，似乎屬於個人私事。因爲出版自由，誰也不能干涉。但是，這又是一件關乎詩詞生死存亡的大事，不能不提請注意。因爲如果任憑某些不三不四的詩詞作品充斥市場，必將敗壞讀者的胃口。十分明顯，這對於詩詞之面對危機、迎接挑戰，乃非常不利。所以，我曾向某大型詩詞叢書之主事者建議：用控制數量的方法來保證質量。並曾在詩城所舉辦的一次詩詞寫作國際研討會上呼籲：愛惜資源、支持環保；少出或遲出個人詩詞集。我以爲：没有質量，就没有出路，没有前景；没有質量，所謂新聲，就將成爲絶響。

附記：

本文共十則，於「敏求居説詩」專欄發表。見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三十一日澳門《澳門日報》「新園地」副刊。並曾提交一九九七年十月在昆明召開的「全國第十届中華詩詞研討會」。網上刊布後，曾載湘潭《中國韻文學刊》二〇一一年第三期，又載北京《中華詩詞年鑒》（二〇一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