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學界將中國一八四〇年以來的文學界定爲三個階段，屬完全意識形態化的劃分，並無文學上之依據，是二十世紀文學研究中的一個嚴重失誤。
承《鏡報》同仁厚愛，讓我在此評藝説文。不知不覺中，已經過去四五年了。由於固守陣地———詞學，秉承一條古訓———述而不作，令得推出文章，可能給人一種隔世之感，而且漸行漸遠，頗有脱離讀者之趨勢。因此，從本期開始，將有所變化，敬請讀者諸君留意並多加指教。
一 端正觀念，改進方法
一九九三年秋，應聘前赴澳門大學執教，這是我生活道路上的一個重要轉折。我早就盼望有一個講臺，可對自己平生所學加以檢驗及推進。入職之時須面試，但負責人葉蜚聲教授第一句話却是：我們給你安排了五門課。真是喜出望外。當時所説五門課，即：古代韻文、古典文學專題、古代小説、古代戲曲，以及《詩經》，或者唐詩與宋詞。每學期四門，每周十二課時。五六年來，我所教科目，除上述五門外，尚有：大學國文、中文應用文寫作、《論語》、唐詩、古代戲曲以及碩士班之古典文學研究。諸多科目，自以爲《詩經》教得比較好，亦即比較吸引學生，易於激發興趣；古典文學專題或古典文學研究乃所偏愛，亦頗有些成效。但無論如何，我所教課程，目的都在於幫助學生端正文學觀念，改進學習方法，以獲取更加豐富、更加新鮮因而也更加有用的文學知識。
幫助學生獲取知識，教書即教會學生如何讀書，乃一重要途徑。而書之能够真正經得起教與讀者，實在並非易得，尤其是二十世紀有關文學研究之各種書籍。儘管涉獵範圍極其有限，但我發現，觀念失落，似乎即爲此類書籍之共同點。觀念，就是一種idea ，即通常所説的指導思想，或靈魂。觀念失落，除了説明其盲目性以外，主要指喪失文學自身觀念，即以其他觀念如政治鬥争觀念或意識形態鬥争觀念替代文學觀念。當然，在某種情形下，有所替代可能比無所替代要好，但是我以爲，這種替代必須是合理的，否則就將造成自身觀念的失落。而觀念失落，與之相關的其他問題，諸如模式（model）、方法（method）以及語彙系統（Vocabulary of System），都將隨之失落。這些都是我講解、推介有關書籍時所遇到的問題，所謂傳道、授業、解惑，皆由此入手。
二 三段劃分，世紀失誤
例如，有關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之界定與劃分，即將一八四〇年以來的文學稱爲近代文學，將一九一九年以來的文學稱爲現代文學，將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文學稱爲當代文學，其依據乃歷史上出現之三大政治事件———鴉片戰争、「五四」運動、大陸解放，這就是政治對於文學之替代。但是，這是一種不合理的替代。因爲其用作依據的標誌，即三大政治事件之主要特徵，諸如由閉關鎖國到門户開放，由封建專制到科學民主以及由國民黨管治到共産黨領導，這完全是政治而非文學。换句話説，此三個階段之界定與劃分，實際上並無文學上的依據。所以，經過這一替代，文學研究就完全從屬於政治，完全意識形態化了。不僅三個階段文學研究陷入困境，而且總體文學研究，尤其是文學史研究，也更加難以找到頭緒。上文所説各種書籍之觀念失落，其根源恐在於此。這是二十世紀文學研究中的一個嚴重失誤。這一失誤，出自大陸學界，却已在臺、港、澳地區迅速流行。大學有關中國文學課程，包括教科書，至今仍然依此模式設置。所謂見怪不怪，三四十年來，這種替代已由不合理變爲合理，由謬誤變爲真理，難以得到糾正。數年前，我撰寫《以批評模式看中國當代詞學———兼説史才三長中的「識」》一文，曾揭示此失誤。之後曾以《文學研究中的觀念、方法與模式問題》爲題，多次在課堂和有關研討會上進一步加以探討，希望學界能够關注這一問題。
三 糾正失誤，重建觀念
不過，我對於糾正這一世紀失誤，仍然充滿信心。新世紀即將來臨，再過十年、二十年，所謂「當代」與「現代」，都將成爲過去，而作爲其分界綫———一九四九年，也將受到質疑，因爲這一年只適用於大陸，並不適用於臺、港、澳地區，這是常識問題；到時候人們將突然發現，二十世紀文學研究實在太搞笑，所有不合理的替代都將被抛棄。這是對於盲從文學之一種懲罰。當然，這種懲罰尚須待以時日，就目前狀況看，問題並不那麽簡單。例如：近年學界大量刊行以二十世紀領頭之各種書籍，諸如《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以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等，儘管已突破近代、現代、當代三段界定、劃分模式，其用作依據之二十世紀，並非文學之所獨有，自然科學與哲學同樣適用，此類書籍實際仍然尚未真正確立文學自身的地位。這説明糾正失誤尚須著力於建設，即將由不合理替代所造成失落之觀念，重新找回並建造完善一整套與之相適應之模式、方法以及語彙系統。這當是世紀之交文學研究所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我友劉再復，有志於重寫文學史。去年五月，在科羅拉大學爲「金庸小説與二十世紀中古文學」國際研討會作「會議導言」中曾指出：二十世紀初中國文學已逐步分裂爲兩種不同流向：「一種是占據舞臺中心位置由『五四』文學革命所催生的『新文學』；一種是保留中國文學傳統形式但富有新質的本土文學。」這兩種文學「一起構成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兩大實在」。這一判斷值得注視。儘管其用作判斷的依據———價值觀念及文體創造，所謂奴婢思想與自由精神，單維現象與多維現象，實際並未真正消除意識形態的統制，或者説只是一種形態取代另一種形態，其藝術心靈尚未完全浄化，而且，所謂白話文學寶庫之締造，也説得比較籠統，但就整體而言，有關判斷不僅爲重寫文學史展示藍圖，亦爲文學本體地位的確立邁出了重要一步，有利於重建文學觀念，故特意轉述於此，以備參考。劉文題爲：《金庸小説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載香港《明報》月刊一九九八年八月號。
原載香港《鏡報》月刊一九九九年三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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