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運動，距今已八十餘年。這場運動原來由巴黎和會外交失敗所引發。五月四日，北京十幾所學校學生三千餘人，聚集於天安門，所提口號是：「外争國權，内除國賊。」金水橋南豎起一面大白旗，上寫一副對聯，曰：
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
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
目標乃針對著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人。後來，這場運動演變爲一次文化革命。毛澤東説：「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没有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爲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立下了偉大的功勞。」（《新民主主義論》）這是中國爲二十世紀所創造的一件偉大作品。
首舉義旗，適之胡適
八十多年來，對於這件偉大作品的解讀，曾給學界不斷造成困擾。尤其是舊文學與新文學，至今尚有許多問題糾纏不清。因而，作爲「首舉義旗之急先鋒」（陳獨秀語）———胡適，自然有些不堪。無論生前，或者身後，似乎都一直遭到圍剿。以爲「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實際上至其將死，仍然不知如何與眼下這一鬧嚷嚷的大千世界相適應。而作爲經過革命風雨洗禮的學界，同樣，也不得安樂。
「五四」之前，留學美國七年，胡適已爲文學革命做足準備。一九一六年，有《寄陳獨秀》一函，提出革命口號，並列舉八事，爲其具體主張。此函刊《新青年》第二卷第二號。陳獨秀稱之爲「今日中國文化界之雷音」。依照陳氏意見，胡適將此函「衍爲一文」，成《文學改良芻議》，於《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刊發。此文雖較爲温和而謙虚，但仍然被當作「一個發難的信號」（鄭振鐸語）。「五四」期間，胡適與陳獨秀齊名，其道德文章所體現的革命精神，不僅受到青年學生崇拜，而且孫中山、毛澤東乃至魯迅，對其皆十分贊賞。要是歷史就此爲其畫上個句號，説不定胡適這個名字即可與「偉大旗手」並列。只可惜，造化弄人。在許多方面，無論新與舊之間、東方與西方之間，或者共産黨與國民黨之間，胡適皆處於極其尷尬的位置。八九十年間，不是其思想、行爲錯位，就是别人之思想、行爲錯位，駡之、捧之，翻來覆去，真有點讓人啼笑皆非。
胡適曾經自我標榜：「吾於家庭之事，則從東方人；於社會國家政治見解，則是從西方人。」（《藏暉室劄記》）但是，無論於哪一方面，始終似皆未曾討好。私人事情且不説，只説出處大節。一九三七年九月，就任中華民國駐美利堅特命全權大使。第二年，有照片贈友，並題詩曰：
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在政治上，其取向似乎已明白剖示。任滿歸來，效力國民黨，亦頗獲蔣中正器重。之後，一度在紐約當寓公。但他的身份與當時的環境，總是難以協調。一方面，他既以民主鬥士的姿態出現，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爲，另一方面，又不肯放棄學者身份，經常到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借書，繼續考證《水經注》。而現實皆不盡如人意。唐德剛説：胡適之的確把哥大看成北大。然而，「哥大並没有把胡適看成胡適」（石原皋《閑話胡適》）。淒清困窘的現實，令其深切體會到金錢的重要。因此曾向其忘年友唐氏説出一句心底話：「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一九五八年四月，由美轉臺，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仍然被當作個人自由主義之象徵，但四面受敵，令得其難以高談「民主自由」，不得不提倡「容忍」，以爲「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自由的根本」（《容忍與自由》）；並令其心臟病不斷發作，終於在捧與駡之噪音中未能容忍而倒下。此等遭遇，當並非胡適所能預料。至於在大陸，其所遭遇，同樣亦並非胡適所能預料。在其生前，儘管已在政治上因極右傾向被痛加批評，但是，在思想、文化上，往往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諸如對於舊文化、舊文學之解讀，處處都曾打上胡氏印記。而在其身後，所謂「胡適熱」，彼岸亦遠遠比不上此岸。此二種非所預料，合而觀之，便是我所説困擾及難以理解之意。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是一九一九年間，胡適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文中所提出的口號，乃有關方法問題之通俗表述。只十個字，簡單扼要，至今似已經家喻户曉。例如，上文所説預料，實際上就是一種假設。胡適一生，執著於這一方法。拼命地做人，拼命地做學問。在許多問題上令人難以理解，所謂德業、事功、言語，三者未必可不朽。但我相信，這十個字也許將繼續流傳而不朽。這也就是説，胡適所留下的半部《中國哲學史大綱》、半部《白話文學史》及其他著作，可能或者已經被後來者所取代，而其所標榜的方法，却難以取代。
就文學革命而言，胡適將中國文學一分爲二：一爲生動之活文學，一爲僵化之死文學。毫無疑問，這當是一種「大膽的假設」。其劃分依據，爲表現工具，即語言。比如白話或文言。這就是胡氏文學觀。據此，既可以打破此前依朝代或文體討論文學演進之慣例，重寫文學史（參見陳平原《胡適的文學史研究》），又可以爲新文學之開創與建設，提供樣板。其雄心可謂大矣。而且，就胡適本身而言，亦並非只是假設而已。在新與舊争鬥其間，胡適乃以極大勇氣，努力付諸行動。這是胡適「爲大中華，造新文學」之理想與追求。
在建造新文學的實踐中，胡適提倡文章革命（文學革命），爲新文學的詩歌創作提供形式。他將《生查子》減半，作成一首五言四句小詩，提示以填詞的形式與方法寫作新體白話詩。如《希望》三首，收入《嘗試集》，成爲胡適的代表作。誰也不知道，那是一首詞。這是從當時一起留美的一位女生陳衡哲那裏得來的靈感，是他寫作新體白話詩的秘密。對此，胡適頗引爲驕傲。但是，八十多年來，胡適之所提示，似乎有點徒勞。一方面，治新文學者，不把胡適當一回事，以爲幾首白話詩，乃「小脚放大」（嚴家炎《五四文學革命的性質問題》），枉費其苦心；另一方面，治舊文學者，避重就輕，避難就易，借機「解放」，亦誤會其用心。於是，當今詩壇，新體白話詩苦於尋覓不到生路，「白話舊體詩」———大量不講格律之「格律詩」，泛濫成災。亦即，舊文學被當作死文學，白白挨了一刀，新文學之作爲活文學，活得也並不怎麽精彩。這不知乃誰之錯。但願二十一世紀，能够重新來過。
原載香港《鏡報》一九九九年五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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