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著書立「學」形式有所改變，但風氣並無改變。如與「文革」相比，一個爲聖人立學，高舉「最最最最」，一個爲自己立學，標榜「天下第一」，似乎並無區别。
一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令人失望
二十世紀文學研究即將宣告結束。在新世紀到來之前，對於過去一百年所走過的道路，所做過的事情，來個總清算，論者稱之爲反省與重述，我看頗爲恰切。
過去一百年，有關論者將其劃分爲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一九〇〇—一九一九年。第二個階段：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年。第三個階段：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年。第四階段：一九七九—一九九九年。四個階段之劃分，儘管尚未將横隔在所謂「近代」、「現代」、「當代」文學之間的藩籬拆除，但其所作判斷，甚是值得注意。如謂：「早在八十年代，就有論者明確指出，一九四九年以後三十年間的文學成就，遠不及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三十年。這招來了不少忿怒的聲討，但大家很快就意識到了，他不過是率先説出了一個基本的事實，一個人所共有的感覺。」又謂：前三十年文學，其實亦不能令人滿意。例如魯迅，在中國現代作家中，無疑是最出色的一位，但以世界文學標準衡量，還不能算是偉大作家。至於最近二十年，則謂：「在八十年代中期，曾有人接二連三地預告過文學的『黄金時代』的來臨。可是，目睹了最近十多年文學艱難挣扎的狀況，我想是誰都不會真以爲自己踩到了『黄金時代』的門檻吧，而二十世紀却已經快要結束了。」因而，得出這麽一個結論：「在今天，一個真心熱愛文學的讀者，似乎確實有理由對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會取得怎樣傑出的成就要表示失望了。」以上依據《批評空間的開創：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序文所列述。著重於文學創作，而文學研究，我想亦相彼此，即就此四個階段加以判斷，其成就當同樣未必盡如人意。故特别加以稱引，以便反省、重述參照。
二 雨後春筍與雨後蘑菇
二十世紀文學及文學研究，既並非一回事，又有許多共通之處。因此，對於共通問題之探討，有關二者，就不擬再加區分。例如觀念問題以及學風、文風問題，究竟説創作，或者説研究，於具體考察過程中，均不作特别説明。前者已於上期所刊《没有觀念，就等於没有靈魂———二十世紀文學研究中一個嚴重失誤》一文進行闡述，本文説後者。
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涉及面甚爲廣泛，而且，隨著時間推移及空間轉换，其表現形式也隨著發生變化。
著書立「學」，當從著書立説而來。照理無可厚非。但是，戴上一頂大帽子，情況就有所不同。這種風氣，興起於改革開放之初，盛行於整個八十年代。尤其是一九八五年，學界稱之爲「方法年」，則興盛至極頂。不僅有中央一級專門研究機構，組織專門人員，樹立新學，而且個别省份生産隊一級，也有類似組織，跟著大樹特樹。一時間，各種各樣所謂「學」者，遍布神州大地。例如：趙錢孫李學，這是本土創造；ABCD學（社會文藝學）或CDAB學（文藝社會學），這是域外引進。諸多名目，應有盡有。當日情形，也許漸已見忘。請允許我將當日所寫文章中的一段轉録於此，以爲見證。文章寫道：
有一部寫改革的小説，曾將社會上出現的五花八門的「公司」，描繪成「雨後蘑菇」，而不説「雨後春筍」。我看有一定道理。偶然間翻閲一本新雜誌，有一篇不太長的文章，開門見「學」，一下子甚麽學、甚麽學，等等等等，就把我搞得眼花繚亂；而定神一看，「ABCD學」，如掉轉過來，變成「CDAB學」，不也是同樣派頭十足嗎於是，我又仿佛悟到了甚麽訣竅。但我想：做學問與做生意畢竟有所不同。希望春江上的某些先知者，不要把「春筍」變成「蘑菇」。
文章題稱《傳達·傳染及其他》，載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晚報》。所記乃當日著書立「學」之一景觀。以爲做學問不同於做生意，希望保留一方浄土。這是「方法年」所見現象。
三 爲金錢立學與爲自己立學
進入九十年代，文人下海，著書立「學」得到進一步拓展。主要是商品化及國際化。在這方面，中國人似從未説「不」，文化人也無例外。你有牛津版《世界名人録》，可以收取人民幣；我即有天津版《國際名人傳》，照樣收取美金。你有《二十世紀文學大師文庫》，可以編排座次；我即有《跨世紀文化藝術研究院》，照樣封官許願。一次上當受騙，再次上當受騙，不再上當受騙。相信不少人有此經驗。但是，也有人花錢買聰明，一次上當受騙，即如法炮製，跟著騙别人，引人上當。此類事例，舉不勝舉。我就收到無數此類信函。只可惜，我這人一毛不拔，不會上當。這是一種集團式經營模式。大多有一定背景，並有較爲完善之「利潤分配細則」。如規定：凡協助其物色樹立對象者，可從費用中提取若干爲獎金。明碼實價，童叟無欺，頗有一套營商之道。此外，有一種模式，猶如「賭大細（小）」，雖單槍匹馬，亦搞得有聲有色，熱鬧非常。主要是比拼戴高帽子。你有「國際華文詩人協會」，我即有「世界華文詩人協會」，甚至「桂冠詩人」等，一個個往名片上擺。而其所謂「國際」及「世界」者，在香港本土據説並無會員。但是，作爲經營者，對於這一些，均在所不計，其目的只在於將自己炒熱。營商之道，同樣頗有一套。兩種模式，略有不同，但都可做成一盤生意。於是，真正文化人，在這種情況下，已是很難找到其立錐之地。這是九十年代著書立「學」之另一景觀，亦即所見現象。
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著書立「學」形式有所改變，但風氣並無改變。如與文化大革命相比，一個爲聖人立學，高舉「最最最最」，一個爲名人立學，或爲金錢立學、爲自己立學，標榜「天下第一」，似乎並無區别。因而，在這一意義上講，是否可以説，最近二十年，同樣也革了一次文化的命。這就是所謂學風、文風問題。至於這一問題，對於文學創作及研究所造成的影響，則當另行加以探研。
原載香港《鏡報》月刊一九九九年四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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