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風問題的思考（二）

本刊四月號，拙文《二十世紀文學研究中的A學B學及N學》對於著書立「學」諸現象，曾予揭示。有關種種，應該説，學界有識之士早已覺察。記得當初，所謂「方法」，文學研究領域引進自然科學方法論原則，如三論———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一時掀起熱潮，即已有人説「不」。一位聞名中外的學者，著作被推尊爲「三論」樣板，曾於友人書中説及此事，曰：「劣廚愛下胡椒，庸官多出告示，不重實際的理論家好發空論。甚麽三論、四論、五論，我看還有六論、七論……」我以此告誡文學界一位主事者，未見有動静。數年前撰文，曾加以引述。一九九七年八月，在哈爾濱牡丹江舉辦「二十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回顧與前瞻」國際研討會上，亦曾予以披露。這位學者即爲錢鍾書，年前於北京病逝。終年八十八。其高明見解，對於端正學風與文風，必有助益，因再次加以推介。

學風、文風問題，除了爲金錢立學與爲自己立學之外，以「著名的」這一頂級頭銜互相標榜，亦隨處可見。在社交場合，經常有機會被介紹認識某些「著名的詩人」或「著名的學者」；自己也可能被當作「著名的」而等待對方認識。此等事，不必過於認真。但有些現象，似當加留意。我看過香港作家聯會出版的一份通訊，所載羅强烈《當代中國有没有文學大師》文，曾指出：

日常生活中曾經有無數「文學大師」廉價相送，也曾經有無數「文學大師」招摇過市。一部稍有質量的作品發表後，人們也會激動不已地把所有好話給它貼上去，直抵《紅樓夢》水平之類的話也毫不臉紅地從批評家嘴裏冒出過，致使有的詩人按捺不住激動，雄心勃勃地許諾要爲中國摘回諾貝爾桂冠：經濟大潮漫天湧起，各種「快餐研討」、「紅包評論」更是此起彼伏。

這裏所説「大師」，比「著名的」這一頂級頭銜更加頂級。用作互相標榜例證，當有過之而無不及。有關「快餐」云者，無緣恭逢其盛，但顧名思義，其消息大概亦可探知一二；而「紅包評論」，除了港澳地區所説「賣大包」外，當還有其他意思。真乃無奇不有。

據説，尋找大師一事，經由《當代作家評論》、《佛山文藝》與一批青年評論家磋商，已初步有了結果。即，已經推出不到二十位「候選大師」，分别爲：王蒙、余華、王朔、劉震雲、馬原、莫言、張煒、舒婷、史鐵生、張承志、韓少功、李鋭、王安憶、汪曾祺、格非、蘇童、尤鳳偉、陳忠實、賈平凹。

又據説，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王一川所封贈幾位「文學大師」，已在一片嘩然中寂然無聲；北京大學教授謝冕與錢理群等人所編兩部「百年經典」，也招致山西作家韓石山尖刻譏刺。

兩段據説均采自羅强烈所撰文。就種種迹象看，尋找大師一事，恐未必就此了結。不過，在這裏，應當説明白：我並非反對尋找。但願被尋找者因爲進了「上榜品牌」（羅强烈語）而繼續感到光榮，尋找者也因爲握有審判權（非終審權）而繼續感到偉大。

其實，所謂著書立「學」，與著書立説一樣，作爲社會歷史發展之所必需，並無不妥；標榜「著名的」，推舉大師，尋求名牌效應，亦未嘗不可。現代社會，資源密集；人才與物材，同樣十分密集。一種物品，需要「廣告套餐」一類手段加以推銷；一色人物，需要獵頭公司協助走俏。有時候，黑馬出現，亦非偶然。人造功夫以及過程，必不可少。凡此種種，應當説，都屬於正常現象，或者説，乃進步、文明之體現。相反，如果没有學説，也没有甚麽「著名的」，那麽，這個社會之是否正常，倒值得懷疑。至於有關樹立與標榜，妥與不妥、可與不可，其判斷、裁决自然也有一定標準。一般説來，主要看其是否符合實際。這當就是學風與文風問題。

學風與文風，反映世道人心。所謂樹立與標舉，既可能是自信、自强之標誌，又可能是衰弱、空虚之表現。這裏著重説後者。例如教授，這是一份崇高的教職，所有文明國度皆如此。文化大革命，中斷評審、晉升，教授列歸九等。改革開放，各就各位，教授重新獲得敬重。進入九十年代，不知是不是因爲生産過剩，教授滿街走，即有博導（博士生導師）以示區别；最近，又不知是不是因爲博導缺乏金錢吸引，另有特聘教授以廣招徠。特聘教授，年薪十萬，身價提高十倍。而原有教授，似乎又被打回九等。這是一種樹立與標舉，近乎揠苗助長。再如頭條新聞，乃公衆所關心大事。各大報紙處理手段，包括文字、圖片，多數不會過於離譜。但近來所見，怪、力、亂齊備，色、香、味俱全，而且内容越來越少，標題越來越大，真不知搞甚麽名堂。這是另一種樹立與標舉，相當於三級戲院。此二例，大概都並非自信、自强之體現。而文學批評中，類似不重實際、好發空論，或者毫不臉紅説好話諸現象，應當同屬此例。我曾聽到這麽一個故事：内地有位「著名的」評論家，研究華文文學，對臺灣某詩人，「激動不已地把好話都給它（他）貼上去」，貼得很開心。來到香港對某詩人，照樣「貼」好話，照樣開心。不過，據説某詩人發現某詩人被新貼的好話，與自己撞款，即變得不開心，從此不再買這位評論家的賬。這故事未經查實，但願只是傳聞而已，亦願不致因此而開罪於有關劣廚與庸官。

原載香港《鏡報》月刊一九九九年六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