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亮先生的一封情书

匡　燮

王忠亮先生的《河岳吟》即将付梓，约我为序，一时未敢应允。

我年轻时，曾在华阴县生活过十年，那是个留住我青春的地方，我一生的挚友、最美好的记忆或不甚美好的记忆，都留在了这里。在我的文字中，对华阴我一向不愿意直呼其名，只叫它小城。近日，我又到小城寻旧，一晚，好友李侃良偕县文化馆青年书法家张长久、王忠亮二君来晤，侃良遂提及为序一事。

忠亮先生集书画与诗词联赋于一身，既富文采，又善思考，是小城公认的苏东坡式人物，这本书便收集着他的诗词作品一百五十余首，楹联七百余副，赋记数篇及书画多帧，皆精心之作，实为记录其情其识其才其思其大半生境遇志趣的一本很厚重的书。且内容又多为对故土名山长河的挚爱与吟哦，其泽被乡里，启迪文化之深远更不言而喻。为这样一部大著作序，我担心自己力有未逮。另外，我与忠亮先生不熟。我向之为序者，必为挚友，为相知，为交之深者。比如李侃良所著《河声岳色录》之出版，既促其成，又以为序诱之。然忠亮先生则是我离开小城一年后，才得以调进小城文化馆的， 虽也常闻其名其誉，先生亦说在农村时，我去采访，早有一面之缘，后于文化馆中也曾数与先生谋面，但先生平生不善言谈，短于结交，见面只直立着微笑而已。不仅不能与李侃良、周朝旺和我交往相比，即使与文化馆旧人如贠自树、杨增夫诸君比起来，他与我还是不熟。然而，使我最终决定为《河岳吟》作序的是在我与忠亮先生长谈之后，竟是发现我所了解的忠亮先生与别人介绍的忠亮先生既是相同，又是那样得不同。

忠亮先生是小城西王村人。这个面朝华山的村庄却是东府民间社火“血故事”的繁盛之地。血故事，顾名思义，便是用极其冷艳，极其鲜明，极其果决的血淋淋的民间艺术形式，惊世骇俗，罚恶赏善，以此来治世醒人，也便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民间的延续和传承，具有了种一经具有，便不易更改的操守和品质。先生在他十三四岁的小小年纪，便受家学熏陶，熟读中国四大名著，又天性中喜书爱画。同样的小小年纪便画山画水，画人物，画翎鱼，画山中猛虎，画田里耕牛，却不知临帖摹本，只一味屋里院内的写个满墙，画个满墙。显然，忠亮先生的性格里，是秉承了中国文化及民间传承中所形成的那种执着果毅的质地和基因的。也许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于乡村小学教师岗位上，这才读起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书籍来，是又一副身无分文，胸怀天下的文人心肠。不承想，却为此罹难，成了右派，被遣返回家，再一次当了农民。

这一遣返，整整遣返了二十一年。

在此期间，忠亮先生家男丁少健，可顶立门户的唯他一人而已，境遇极其艰难。他曾先后送走过祖父母、父母、两位叔叔等六位老人；曾为华山挑夫、华山樵夫，每日负重于华山道上；曾住在墓穴里为生产队看管庄稼达数月之久……凡此种种， 了解他的人一说起来，便要皱眉蹙额，轻轻地摇头，表达出难以理解的无奈和同情，那语调也便在喉间被压的低沉起来，便极钦佩地说一句： “那样情况下，还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王老师能熬出来，实在不易哩。”

但忠亮先生好像并不一味的这样想，尤其似乎不大太认同这个“熬”字。

自当了右派后，他说，反而使他从空中落到了地上。从此，他不再触动那类哲学、社会学的书籍，转而攻读起语言和文学来，特别是诗词，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黄庭坚，便一部专辑一部专辑的读。没有书就借着读，也买着读，甚至，他说，偶尔，还从书店里偷来读；没时间就雨天读，年节读，农闲读……他说，这时候，他才懂得了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谋生。这二十多年来，他所以在农村画画、写字，编对联，除了个人爱好，他是将这些作为谋生的手段来坚持的，像是《石门颂》书写者那样的民间书手，或者敦煌藏经洞那些经卷的抄写者一样，首先不是艺术，而是谋生。那是一段现蒸现卖，边学边干的漫长时光，几乎伴随了他整整的右派生涯，也几乎成了忠亮先生极重要的做学问的方法之一。近年来，各地“申遗”蜂起，仅小城即有两项国家级、六项省级、两项地市级等十数“非遗”项目。而小城的“申遗”材料，几乎皆出自忠亮先生之手。此等材料，每一份便是篇论证得力、逻辑严谨的论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这些学术论文的写作中，忠亮先生运用的便是他那种搞啥学啥的研究方法。比如他开始并未涉猎过如今蜚声海内外的小城古老的剧种“老腔”，但当“老腔”的“申遗”任务落实到由他撰写申报材料时，他这才认真地作了研究。于是，查典籍，考实物，终于提出“老腔”发轫于西汉时期的观点来。那时，在小城硙峪的黄、渭、洛三水交汇的三河口为南粮北运的水陆码头，朝廷在此建有粮仓，盛极一时。“老腔”便是当年纤夫艄公们的击舷长歌。此论不仅立时为专家认可，且把中国戏曲史的源头从唐宋上溯至西汉，整整推前至千余年前。忠亮先生随之成为对小城做出特殊贡献的一代文化学者。但是，这一学习研究的可贵方法，却是为当年农村的那种环境逼出来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凋敞，许多老人至死都未能照过相，可人们都知道忠亮先生善画，便纷纷请他为自家病榻上的临危老人画像留念。然而，忠亮先生又何尝学过人像素描？又盛情难却，怎么办？便匆匆买来《怎样画速写》、《艺用人体解剖学》两书来读，只凭着天资里那份悟性，奔走乡里，渐次成长为一位人物素描画家。“文化大革命”兴起，城乡都画毛主席的巨幅油画像《去安源》或《登庐山》，忠亮先生应运而出，拿着本《怎样画油画》的小册子，面对粉壁，站在脚手架上，又画起毛主席的巨幅油画像来。不用说，最让忠亮先生饮誉小城的泥塑群雕，且取材本村真人真事的“收租院”，又是一边看着如何搞泥塑之类的书，一边塑出来的。他的结论是，咱虽是右派，村里人却没人把咱当右派看。五类分子挨批斗，咱一次批斗也没有。

如此说来，是忠亮先生保护了文化？还是文化保护了忠亮先生呢？实在的耐人寻味。

不过，我说，队里派你到几十里外的滩地里看庄稼，难道没有个遮风挡雨的棚棚吗？他说，地一旁有个古墓。墓里的死人呢？早就没有了。能住的下活人吗？能，大着呐，睡个人美美的。我说：“滩里夜晚有狼的。”他说：“不怕，编个草门门，把墓穴口一挡就行了。”我倒抽一口冷气，他却说：“正是在墓里看庄稼的这段日子，我才看完了《文言修辞学》和《文心雕龙》两本书。”说话时，那脸上似有得色。那么，华山挑夫的那一年，从山下玉泉院到山上苍龙岭的龙王庙，肩扛两根八尺长的钢棍，一天一趟，你真的就不觉苦吗？他笑了： “说实话， 当时不但不觉苦，还高兴哩。觉得自己成了个真正的农民，别人干得的重活，我也干得的。而且，队里一个工分几毛钱， 当挑夫一天要挣三四块钱哩，那时的三四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呀。”

听的我不胜感慨。

“对，你写了上千副有关华山的对联，是这时写的吗？比如在苍龙岭上一副联：‘愿乞青云酬壮志，更将余勇缚苍龙。’”

“哪能呢？都是历史问题改正后，到了文化馆才写的。”

哦，忠亮先生原是如此平易诚实的一个人呦。

可是， 当那天下午我来到忠亮先生居室闲谈时，我还是深深的震撼了。忠亮先生的家就在文化馆后院，如今，他已是退休了十几年了，那房子却还是退休前那种宿办合一的老样子，甚至使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我在小城广播站的那间宿办合一的老房子来，且似乎比我的那间还要陈旧些呢。

这是座简易的二层小楼，楼上有明廊，可供远眺。但忠亮先生的居室是在楼下，靠东的那一间， 门西向，房却是南北向的，又窄又长，前后墙上开着窗。进门的前窗下，迎门堵着一张很厚重的方木桌，桌上铺着毡，是忠亮先生的画案吧。案前依墙的是茶几，红黄色，木的，下边摞着碗筷和装着剩菜的盘子，有点狼藉。脚底里是打扫了的，揉皱了的几团废宣纸被推进了几下和案旁。后窗下一张双人大床，床前立着同样红黄颜色的柜橱， 门闭着，不知内有何物。柜侧依着墙一边，可见有宣纸一卷一卷的挤扁在夹缝里，想来也定是忠亮先生的作品了。柜子前顺墙放着老旧的简易沙发，这样，从柜子到门口的地方全部被占领，和茶几相对着。于是，房子满当当的，屋中间只留出巴掌大的一块空地来。屋门外的小院里生着棵又高又大的老榆树，又是下午，只觉得房子里又湿又暗。忠亮先生见我坐不住，忙说：“楼上还有间我的专门画室，正打扫，一会儿我们上去坐。”

我大惑不解起来：什么年代了，怎么还如此潦倒？如今有多少书画家都致富了，忠亮先生的书画那么好，在小城那么有名，难道他不卖字卖画吗？

熟人来求，他就说，喜欢你拿去吧。还能有几个人买他的呢？

张长久先生说得更有趣，他说：“王老师有个习惯，喜欢一大早在院子里，边散步边构思文章或思考问题，每当这时，他就低着头，凝着神，将右手举到耳侧，伸出一个手指头，一点一点的，就像在为他的思路打拍子，一碰见人，他就停了。有一次，我见他这样，就大声对他说，我说王老师，你住后院，我住前院，今后别人再来要字要画，不经我的同意，不能给啊。结果，王老师笑笑，不作回答。我一转身，他就又伸出指头，一点一点的想他的文章，想他的诗句，思考他的书画去了。你看，我们肯定是拯救不了王老师了。”

这就奇了。

便想， 东汉的关西夫子杨震也是小城人，人称“四知”先生，当年，他在上任路上，有个地方官是他的学生，见恩师到来，一则感念恩师，一则也是想要恩师日后关照的意思，便趁着夜深人静，怀揣重金，给杨震送了过来。杨震拒受。那学生便说，老师不必害怕，这件事没人知道。杨震正色道：“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在这里杨震所要坚持的是清正廉洁的个人修为和人格完善。可是，忠亮先生的安于清贫又所为何来呢？

忠亮先生本人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不是不想卖我的字画，只是不想炒作，不想那样自矜、 自夸、 自欺、欺人。人不该只追求物质富有，还应追求精神富有，不断扩大精神空间，让精神获得自由。”

那么，忠亮先生所说的精神空间和精神自由，究竟是什么呢？莫不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吗？

我还是不能明白。

但在我们长谈之后，不经意的闲聊时，才使我恍然大悟。

我说：“王老师，你写了这么多华山的对联，你认为最好的是哪一副呢？”

他脱口道：“自古华山瘦，何日黄河清。”

我愣了一下，惊问道：“你不是早已不再读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书了吗？怎么还在写这样的对联呢？”便玩笑说：“就不怕再被打成右派了吗？”

忠亮先生笑着没有作答。

我一下明白了，教师也好，右派也好，诗人也好，学者也好，也勿论为书、为画和为文，对于忠亮先生来说，在他一以贯之的原来还是中国传统文人埋在心底的那句有关家国情怀的话：“位卑岂敢忘忧国。”这样，他和“四知”先生杨震的不同不也仅仅是一个居庙堂之上，一个处江湖之远吗？于是，这才有了忠亮先生的书和画，诗和词，文章和对联。我也才更加明白了忠亮先生的这本书，何以取名《河岳吟》了。

那是他的所有牵挂和心思啊。

是为序。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九日晨毕于悟道轩南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