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与官场文学

官员、官场与官场文学

王跃文

我写了近二十年小说，引人注目的是我的所谓官场小说。有种说法，叫我“官场小说第一人”。我是不敢承认这个名号的。我不是中国第一个写官场小说的人，也不是写官场小说最多的人，更不是官场小说写得最好的人。尽管热心的读者朋友给了我相当多的赞誉，我自己惟有惶恐而已。但有评论家认为，自从十年前我的《国画》出版，引发了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热，这也许是个事实。可能所谓“官场小说第一人”，就是从这件事上说起的。不过，这也不足以把这个名不符实的名头挂在我身上。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即使没有《国画》的出版，中国当代官场小说也会因某个机缘热起来。也许会因别人的某部小说，引发这个热潮。不管人们如何看待中国当代官场小说，它的横空出世已经是不可忽视的文学事实。可以想象，百年以后研究这个阶段的文学史，闭着眼睛也绕不开这个事实。有这么多的作家写官场小说，每年出版这么多的官场小说，官场小说又这么受读者欢迎，这已容不得谁承认或不承认其存在。而某些官场小说出版后所面临的尴尬境地，同样会是今后人们研究这个时期文学、社会和政治问题极有价值的个案。

为什么说官场小说热必然会出现呢？或者说，为什么近二十多年来文学会如此关注官场？肯定是有原因的。我们考察民间语言的变化，就可发现某种奥秘。语言的春秋笔法，在读书人这里是门学问，有时还需专门教育才能够掌握。但是，普通老百姓不经意就在使用这种表现手法。事实上，目前的官员与官场是两个民间定义的概念，而与之相对应的正规概念则是干部和党政机关。

后来更加规范和细化，干部细分为党务工作者、国家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等等；党政机关细分为党委机关、政府机关、国家机关和军警机关等等。但通常挂在人们嘴边的却是两个民间概念：官员和官场。这不单纯是民间语言习惯问题，而是传达着复杂幽微的社会心理，即人们对官员人格以及官场生态的认识和判断。有意无意间，老百姓运用的就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也就是说，老百姓通过集体无意识的措词选择，不动声色地表达了自己对官员和官场的感情倾向。

这种情感倾向是耐人寻味的。如果我们不迂腐到逢字必查字典，就应该注意到“官”这个字在中国从1949年开始已经转入贬义，用三十年以前流行的话说，就是这个“官”字已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干部”这个似乎带有革命和进步意味的词，取代了旧时代的“官”字。三十年前军队里也不讲“官兵”，而讲“全体指战员”。1949年以后部队对“官”的新说法是“部队指挥员”，对兵的说法是“战士”。人们只有在对上级表示愤怒时才使用“官”这个字：你们当官的如何如何！我们家乡老百姓早在多年前骂那些做事懒懒洋洋的人，会说：你像个官！而现在的情况是老百姓把进入公权部门的人员都称作“官”。

我们尽可以去批评民间情绪的盲目性，但民间情绪的产生不是没有来由的。如果我们正视民意，就应该认真研究和对待民间情绪。因为它是社会动态的风向标。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用词的变化，从中都可窥见社会心理的微妙状态。我记得大概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官场上开始叫领导为老板。老板也是一个自1949年就已经死亡的词，因为它指的是私营企业的财产所有人，或旧时候有名望的戏班演员。1949年之后，私有企业主消亡了，而且其政治成分是剥削阶级；演员也叫文艺工作者了。所以，老板这个词不用了。

最近四五年，官场开始叫领导为老大。老大是什么？老大是黑社会头子。老大做得很大了，也被叫做老板。杜月笙被人称作杜老板。戴笠也被人称作戴老板。也就是说，1949年以后，老板和老大的词性色彩都是非常不好的，说白了就是贬义的，甚至是黑色的。目前的官场里老板和老大这两个词，实际上是对官场“家长制”、“一言堂”、“江湖气”和“帮派气”等特征的描述。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都被人们欣然接受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官和官场这两个词，反映出的是社会对官员及其活动范围的鄙视或不满；而老板和老大这两个词则不同，不光老百姓喜欢把它们挂在嘴边称呼官员，官员自己也乐于别人这么叫他。一方面反映的是百姓对官员的俯首帖耳和羡慕向往。下级叫上级老板和老大，含有下级对上级的顺从、臣服、谄媚的意思。

另一方面反映的是，官员因认同自己的身份而产生的种种优越情绪，如高高在上、沾沾自喜、心安理得、踌躇满志，甚至妄自尊大、忘乎所以和飞扬跋扈。有位省级领导住在长沙某个有名的公务员小区，他告诉我说，从住在里面的官员看，他们的职务越高，则觉悟越低，脾气越大，修养越差，形象越糟。

我们透过官员、官场、老板、老大这四个词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心理，可以印证一个事实，即中国人对官和官场的心态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是对官和官场的不满，另一方面是对官和官场的艳羡。我这种表述其实是过于简单的，中国人对官和官场的心态复杂得几句话难以说清楚。

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有蔑视权贵、不畏强权的传统，而现代生活中有些官员的不良表现以及司空见惯的官场丑闻更让老百姓产生仇官情绪。另一方面，做官是尊贵的，官场利益是巨大的。官场对社会资源的控制甚至垄断，决定了它是这个社会里利益最大的所在。为什么公务员考试这么热？以至于被人称为“国考”？根本的原因是利益驱动。

三十年改革开放，社会群体的利益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有反复、有整合，但现在我们回头看看，只有公务员的利益是最稳固的。也就是说，官和官场的利益是最稳固的。所以，社会上又把公务员考试叫做“考碗”。这个碗不光是铁饭碗，而且很可能是金饭碗。

利益向官场的集团化聚集，使得这个行当越来越具有诱惑力。社会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公权利益私人化，灰色利益正常化，腐败利益日常化，这是个普遍趋势和现象。老百姓如果有意见，人家可以翻出国家政策、法律，证明他的利益是合法的。可以这么说，搬出堂而皇之的理由，为部门或自己个人谋取利益，这是近几十年来最常见的官场套路。

就拿改革来说，这是近三十年中国的时代最强音。中国三十年，就是改革三十年。但是，有很多闹剧、丑剧、悲剧，都是假借改革的名义上演的。一个国有企业的总经理，仅仅因为头上戴着一顶官帽子，一夜之间成为私人持股的大股东，摇身而为千万富翁（是否有亿万富翁我不知道），这是“改革”。一个好好的国有企业，因为上级政府或上级领导一句话，就违背企业职工的意志而让民营企业来控股改制，导致流血事件，这也是“改革”。私营老板靠打点和钻营，获取国有资源开采权，随之而来的是对资源的掠夺和浪费，对自然环境进行破坏，这也是“改革”。有些国有企业老总把所谓的企业自主权同官场不良习气神奇地结合起来，合法地腐败而置底层员工利益于不顾，这也是“改革”。

前几天《三湘都市报》报道，2003年三一重工10位高管以1782万元的价格买入公司的挖掘机业务（即现在的三一重机），六年后的今天，又把这些资产以19.8亿元的巨价卖回给公司。巨大的溢价差，引发巨大的争议。有人说是当年蓄意低价买走，上市圈钱之后又以巨额价格卖回给公司。如此倒腾六年，平均每人178.2万元的投入，回报却是人均1.98亿。这也是改革。垄断行业的高管们，凭借国家给予的所有优厚条件，按照所谓的“绩效工资制”获取巨额薪酬，这也是改革。最近国家出台政策，准备调整垄断行业高管人员的薪酬制度，打破所谓分配法宝的“绩效工资制”。

我觉得目前的世相是混乱的、暧昧的、动荡的、难以定义的。当今中国最大的病相，我以为是假。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真与假之间辨析。说的和做的不一样，标榜的和真实的不一样。比如，依照某种标榜，国家干部或公务员，他们是人民的公仆，可我们看到的往往是高高在上的老爷，老百姓得看他们的脸色，而不是他们看老百姓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哪怕我们自己是国家干部或公务员，我们也没有体会到自己是在做公仆，而是在行使大大小小权力的官员。当然他们中间也确实存在着孔繁森，但绝对不会太多。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社会图景眼花缭乱，混沌模糊，难以辨析。全社会在进行诚信教育的时候，诈骗之风却愈演愈烈。就拿手机短信诈骗来说，可谓猖獗至极，危害极大。相信每个手机用户都收到过各种诈骗短信，我每年至少收到100条以上，我光今年就中百万大奖三次，中本田奥德赛轿车两次，笔记本电脑一次，让我把钱打到什么银行的不知道多少次。

中国目前有手机用户7亿多，也就是说每年至少700多亿条诈骗短信在中国大地上横行。这么大海量的诈骗短信，对中国人心理的负面冲击会有多大？我们能不人人自危吗？我们还会轻易相信别人吗？当然，发这么多的信息，对电话公司是很大的收益。还说句题外话。我发现网上有各种算命法，有算手机号的，有算姓名的，有算星座的，都是通过发短信获取答案。我怀疑这是某些公司开发出的消费陷阱产品。这是极不道德的，既赚了黑心钱，又宣扬愚昧的迷信。

中国近几十年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国家经济实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各种公益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

如果要问，目前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总根源在哪里？我说在官场（权且把这个词当中性词来用）。理由简单说来是两条：一是官场是负责社会治理的，治理不好，难辞其咎；二是官场种种不良表现包括腐败现象，直接导致不良影响和后果。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场风气不好，必然影响社会风气。做企业如果必须通过行贿才能办事，最轻的后果是把贿赂费用打入成本，进而抬高产品价格；官员如果贪污腐败，企业干吗要讲诚信呢？官员如果索拿卡要，商人为什么不坑蒙拐骗呢？老百姓看到官员是贪官，自己为什么要做模范公民呢？如果天天在电视新闻里表演亲民、表演廉洁、表演勤勉的官员，你突然发现他原来是个伪君子和腐败分子，我们怎么会再相信唾沫横飞的政治许诺？

回顾历史，官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是逐步滑坡的。童话是人类远古的记忆。我们在古老童话中，通常看到国王、王子的形象多是正面的，普通百姓会赞美王子同公主的爱情故事，也会向往这种理想的爱情；历史发展到后来，官员在百姓心目中仍然是知书达理、道德高尚的形象；但现在官员在人们心目中不是这种形象了，尽管公务员考试越来越规范，可是入行之后的发达，大家都知道是“功夫在诗外”。

冷静地讲，德才兼备的干部还是很多的。可在生活当中，你官做得再大，人们都在猜测你到底是怎么上去的。所以说，目前中国社会道德水平低下，官场要负主要责任。我这么说绝不是危言耸听，不少地方政府平时最擅长的所谓辟谣，说白了就是骗人。我们稍稍留意一下新闻就会发现，只要哪里出问题，政府马上出面作一番解释，通常就是辟谣。但随着事件调查的深入，最后往往证明政府最初的辟谣是在说谎。

比如周老虎事件、躲猫猫事件、70码事件，政府最初是说了谎。这岂不是在直接教唆人们不诚信吗？有时候官员讲假话到了不自觉的地步，而听者也视其为正常。我们听得最多的假话，就是“我代表什么什么”。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是被过度代表的社会，有的甚至是被恶意代表。口口声声代表我们的人，我们并没有授权给他们。他们代表了我们的权力和利益，事实上是剥夺我们的权力，侵占我们的利益。这是最大的骗局，这是体制性骗局。所以说，目前中国骗子多、骗术多，空前的多，官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说到底，人们对官员和官场的意见，归结到本质和根源上就是对权力公正的意见。人们对权力的公正有怀疑，进而对社会的公正有怀疑，对财富的公正有怀疑，对一切机会的公正都有怀疑。权力的不公正，引发道德大混战。权力公正是起始公正，起始公正有偏差，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