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子弹飞》和中国的未来

《让子弹飞》和中国的未来

当张艺谋陈凯歌们陷入自己的宿命，开始远离或避开现实敏感的题材时，姜文用这部影片表达出毫无妥协的姿态。可是，让子弹飞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期待。至于飞向的是平民的躯体，还是沉默的铁门，那并不重要。

埃里克·霍弗曾在《狂热分子》一书中探讨了群众运动的共有特征，尤其是那些陷入狂热的乌合之众的人格特征。那些积极投身群众运动的往往是一些失意者，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无可救药，从而渴望逃离自我，寻求重生，将生命托付给某项神圣伟业让他们感觉不错。而群体运动可以将个人的责任、恐惧、无能得以体面地掩埋。

张牧之开始的判断是不准确的。分银子改变不了什么，银子被迫拿回去才有了怒气。有了怒气，加上枪，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过，猫在门后面的老百姓，毕竟还不是彻底的无产者失意者，他们还是要掂量两个阵营的赢面的。而当张牧之开始宣传黄四郎被抓住时，他们才会做出真正的抉择，提上枪，冲进碉楼，搬走黄家的财产。

没有必要去分清真假黄四郎，因为从土匪变身到县长也就是一转眼。男人们都妄想改变世界，而女人的生存逻辑反而更通透和实在。“县长是谁我不管，反正我是县长夫人”。

当然，生存能力最强的，不是黄，也不是张，而是假扮成汤师爷的马县长。马邦德们好好地在吃火锅，突然车子就栽水里了，可这不要紧。为了活命，照样叫土匪为恩人，照样一门心思帮主子出挣钱的主意。这才是典型的能屈能伸的中国人性格。别人的儿子死了，他理性得一塌糊涂，说杀人诛心；自己喜欢的女人死了，他号啕大哭，大哭之后照样利落地对着恶霸大呼恩人，不管一分钟前九筒和四筒们打得多热闹，反正他只管和自己的牌。所以，去剿匪的路上，让马邦德死去，是理想主义者的姜文在嫉妒现实主义者的葛优，所以刻意跳出电影的逻辑，也只有这样，张牧之才能背水一战，直面黄四郎。

现在，轮到影片中的发哥了。我怀念《上海滩》、《英雄本色》中的青年周润发，而不是《卧虎藏龙》、《让子弹飞》里面的老头周润发，这和演技无关，而和青春的回忆有关，那些青涩的激越飞扬，在日渐圆融的举止下无迹可寻。正如辛亥革命之后的既得利益者黄四郎，20年的岁月一翻而过，决绝正蜕变成残忍，聪明早沉淀为世故，理性已凝结成冷血。

“没有你，对我很重要。”这不仅仅是张牧之的意淫，也是姜文在电影中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彼时彼刻，正如此时此刻。而此时此刻，却又恍若彼时彼刻。几千年来，悲观者永远看到，无论暴力革命如何进行，死去的都只会是黄四郎的替身，而要让黄的真身体面自裁，那是永远的一厢情愿，一厢情愿。

有影评说，子弹飞最大的硬伤就是“从始至终都是高潮”。可我觉得高潮只有一处，就是张牧之四兄弟骑着马，在广场大声呼叫，却没有人搭理他们那一段。这就是现实，就是最常态最真实的现实，就是把刺刀架在脖子上普通人也只能默念忍辱偷生的现实。

《让子弹飞》还能有什么样的结局？革命之后又该怎样？斯大林开始屠杀战友，华盛顿回到他的农庄，切·格瓦拉却只有继续战斗。张牧之呢？他能有多少选择？既然他不愿成为另一个黄四郎，那么他的兄弟只好带着女人去上海享受人生，火车缓缓地开走，正如片首缓缓地开来。骑白马的他，在中国，哪里会有未来？

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