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自2000年撰写博士论文开始,就研究中国的乡村旅游,本书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的成果。2006年,笔者结合在浙江省遂昌县挂职县长助理的机会,倡导农民入股、分工合作、自治经营的“遂昌公社”乡村旅游模式。此模式以村为单位,统一规划,由基层自助组织统一经营,不需要家家办执照,也不需要家家开餐厅,形成产业链。即一个“农家乐”村庄只有一个对外营业窗口,变个体经营为集体经营,成功避免内部杀价;只有一个或几个食堂,其他农户经营适合自身的多种产业,实现综合效益,成为社区综合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中国农民,弱在没有有效的组织。但同时,笔者明确反对20世纪50—80年代给我国带来灾难的“集体主义经济”,因为其实质就是计划经济或权力经济,由于经济决策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实行统一的强制性的资源配置,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它的低效率。“遂昌公社”的本意,不是“集体主义经济”,而在于有效的组织和市场营销。
同时,在笔者的其他规划(黄山市乡村旅游国家示范区规划、杭州市西湖区新农村建设规划、温州市乡村旅游规划等)当中,“内生式发展”作为指导思想之一,也做了比较多的实际应用,也得到了多方面的鼓励和赞许。
总结自身实践,笔者同意Ryan“当地人应参与旅游管理,分享权利和旅游带来的利益,这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观点。[1]笔者认为,相对于经济、环境、社会三大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关于“机构”(Institution,如民间组织、社区惯例等)的研究远远不够,而包含“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四圈观点被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21世纪议程》所采用。[2]笔者从CSD的视点出发,认为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是目前我国山村旅游研究的重头戏(见图1-3-1)。
图1-3-1 本研究在“山村可持续发展”中的定位
针对多个研究对象,我们采取了多种研究方法(模型、案例、问卷、对比研究、规划应用等),围绕着“内生式发展”理论展开。首先,我们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和系统动力学模型(System Dynamics)探索“农家乐”内在的发展机制。其次,通过对比研究,解释社区主导模式(Community-Led)的三种类型。再次,通过对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在云南的YUEP项目和浙江联众休闲产业集团的公寓式乡村度假项目进行案例分析,试图为山村农民挖到“第一桶金”。总结自身实践,笔者认为,“社区主导”型发展模式、扶贫资金的运作模式、基于宅基地的土地利用创新,是目前进一步发展我国山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三大突破。最后,通过黄山市古村落群和遂昌县两个乡村旅游规划,完整展示了我们对一个山村区域的整体开发设想,其中有些规划内容已经进入实施阶段。
注释
[1]Ryan C. Equity, management, power sharing and sustainability-issues of the “new tourism”. Tourism Management, 2002,23(1).
[2]Robert P A. 怎样判定可持续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通讯,199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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