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自2000年撰写博士论文开始，就研究中国的乡村旅游，本书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的成果。2006年，笔者结合在浙江省遂昌县挂职县长助理的机会，倡导农民入股、分工合作、自治经营的“遂昌公社”乡村旅游模式。此模式以村为单位，统一规划，由基层自助组织统一经营，不需要家家办执照，也不需要家家开餐厅，形成产业链。即一个“农家乐”村庄只有一个对外营业窗口，变个体经营为集体经营，成功避免内部杀价；只有一个或几个食堂，其他农户经营适合自身的多种产业，实现综合效益，成为社区综合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中国农民，弱在没有有效的组织。但同时，笔者明确反对20世纪50—80年代给我国带来灾难的“集体主义经济”，因为其实质就是计划经济或权力经济，由于经济决策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实行统一的强制性的资源配置，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它的低效率。“遂昌公社”的本意，不是“集体主义经济”，而在于有效的组织和市场营销。
同时，在笔者的其他规划（黄山市乡村旅游国家示范区规划、杭州市西湖区新农村建设规划、温州市乡村旅游规划等）当中，“内生式发展”作为指导思想之一，也做了比较多的实际应用，也得到了多方面的鼓励和赞许。
总结自身实践，笔者同意Ryan“当地人应参与旅游管理，分享权利和旅游带来的利益，这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观点。[1]笔者认为，相对于经济、环境、社会三大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关于“机构”（Institution，如民间组织、社区惯例等）的研究远远不够，而包含“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四圈观点被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21世纪议程》所采用。[2]笔者从CSD的视点出发，认为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是目前我国山村旅游研究的重头戏（见图1-3-1）。
图1-3-1 本研究在“山村可持续发展”中的定位
针对多个研究对象，我们采取了多种研究方法（模型、案例、问卷、对比研究、规划应用等），围绕着“内生式发展”理论展开。首先，我们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和系统动力学模型（System Dynamics）探索“农家乐”内在的发展机制。其次，通过对比研究，解释社区主导模式（Community-Led）的三种类型。再次，通过对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在云南的YUEP项目和浙江联众休闲产业集团的公寓式乡村度假项目进行案例分析，试图为山村农民挖到“第一桶金”。总结自身实践，笔者认为，“社区主导”型发展模式、扶贫资金的运作模式、基于宅基地的土地利用创新，是目前进一步发展我国山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三大突破。最后，通过黄山市古村落群和遂昌县两个乡村旅游规划，完整展示了我们对一个山村区域的整体开发设想，其中有些规划内容已经进入实施阶段。
注释
[1]Ryan C. Equity, management, power sharing and sustainability-issues of the “new tourism”. Tourism Management， 2002，23（1）.
[2]Robert P A. 怎样判定可持续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通讯，199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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