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国王住在高塔上
她嫁到这里之前姓陈。她在船上与他相遇时,他正夸张地与一张粘在鞋底的不干胶搏斗——左脚踩住,右脚就能得到解脱,可左脚又被缠上了,反过来再重复一遍。她觉得这个男人很滑稽,他不像其他同样穿着亮闪闪黑皮鞋的人那么做作,自然的情绪会显现在他脸上,当他差点撞在她怀里时,一抬头脸上羞红一片。
她是皮料商家的大小姐,见过无数体面公子,吃过无数山珍佳肴,但所有大户人家的骄傲和所有名楼高厨的心血都不能让她满意。
陈家的当家,她的爸爸,读过几年书,自打二十年前那个小胡子郎中满脸堆笑跟他耳语那天起,三个老师被请到家中,他们将把自己的平生所学毫无保留地教授给陈家大小姐。
第一个老师教读书写字,这和平常的老师没什么区别,但还教她骑自行车和杀狗;第二个老师是教琵琶的,当然也负责唱歌的部分,烟酒事项被禁止了;第三个老师看似最轻松,专司麻将,但事实上这倒是最麻烦的部分。女红陈夫人负责,自家的大厨水准也不输大饭店,而拨算盘明掐暗斗,陈老板却没打算让闺女碰,他得给自己将来的儿子保留一点独享的东西。
于是陈大小姐就嫁不出去啦。
当时还没有火车,往来这条航道,人们是坐船的。宽敞明亮,她坐在船里柔软的沙发上时,却还是发现自己不喜欢蒸汽船。它要是患上肺痨可怎么办?望着巨大烟囱时,她就开始回想老家的舅舅一根接一根抽烟,他一咳嗽整个屋子就跟着咳嗽,后来就咯血了,再后来就没了。船上的锅炉声也令她烦躁不安,走来走去的水手统统都板着脸,有可能的话,这将是最后一次乘船旅行。
糟糕的环境会把一切破坏掉,食物、海风、心情以及在一个慵懒的午后能想到的更多无辜的东西。她穿过走廊,正准备回两层以上的住室,在楼梯上遇见了跳着脚的滑稽男人,左脚踩右脚,右脚踩左脚。他把她逗乐了,这很难得,她就走过去探出自己的脚帮他踩下那块神奇的小纸。说来奇怪,她第一次离陌生男人这么近,他的肩膀就在她眼前,她甚至闻到了他身上的味道,并深信他们彼此都在像动物般交换着味道,先脸红的却是他。
“它又粘到你脚上了。”他说。
她笑了笑没说话,继续拾级而上,任凭那块不干胶跟在鞋底,她知道背后的目光一定也像不干胶。这是大小姐矜持的特权。她瞬间就想起了昨天晚上在甲板见到的一颗流星,那是一些细小的碎屑被巨大的星球捕获的欢喜,它的稀缺之处是,那光芒任何人见了都会感受到美,无一例外。
男人的家就在这天要停靠的岸上,时间尚早,她就跟他下船四处走走,第一次就拜访了他独居的小屋。第二天下午船又要重新起航,他送她到岸边,本来按照他的设想,两人的缘分就终止在一声汽笛里了。一想到此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时刻,她就乱了阵脚。他在船下注视着,她走上舷梯,却迟迟不肯爬上去,最后终于跳了下来回到岸上,变成了他结婚证书上的另一个名字,后来在人们口中获得了另一个名字:马太太。
那是战乱的年代,人们上船总是为了逃难,她的父母试图说服整条大船掉回头去找他们丢在半路上的孩子。可船头仍旧笔直地指向一个只有船长才知道的地方,在其他所有人看来,四面的海毫无区别,风景的伴佐是一位富商太太时常在甲板上因思念女儿落泪,她的小儿子则不安地拉着她的袖子,掏出所有手绢递给母亲。
她丈夫的遗传性心脏病在他们结婚十年之后迅速地毁掉了她的生活,以至于当她弟弟终于带着经年寻找的疲惫出现在她面前时,只看到一对相濡以沫的母女,朝阳的房子里每日相夫教子的幸福早已不见痕迹。弟弟告诉她父亲去世了,不分昼夜与同样的遗老们打麻将,就是母亲躲避现实的方式。一些后悔就涌在眼眶里了。至少她觉得自己不应该一时冲动抛弃三位亲人,十年里即使思念他们也无处可寻。她带着女儿去见妈妈,经历了时光摧残的两个女人如此相似,五官的痕迹、举手投足的优雅、内心的骄傲。刚六岁的小姑娘被她舅舅抱起来,镜头里就出现了这世界上第三个与她们如出一辙的女人。
跟那张合照一起被带回来的是藏在大洋彼岸另一个家里的旧照,黄得温润,她最美丽的时光就封存在一个侧影里,像君子兰花盆里倒扣的鸡蛋壳或心宿二一样美好又古老。
十年里她成了这里最会养花的女人。她教每一户人家摆弄植物,不好意思收钱,人们就送她鸡蛋和豆酱。早晨她给豆干煎了一个形状完美的鸡蛋,自己一个人到院子里看她绿色的孩子们,很快豆干的声音从门廊传来,她喊道:“妈妈我还想再吃一个。”
她正忙着给葡萄浇水,就朝声音来的方向喊回去。
“只能吃一个,把汤喝干净。”
“今天星期五,”豆干又喊起来,“星期五是可以吃两个煎蛋的日子!”
“那以后星期五也只能吃一个。”她回答。她发现了准备悄悄爬走的虫子,伸手把它捏下来扔在地上。门廊里没了回应,她本来准备了更多词来对付女儿的语言抗议呢。她收起白铁水壶,想去看看是什么造就了不正常的安静,瓷器碎裂的声音就恰好出现了。
豆干怎么就那么喜欢吃鸡蛋呢?就跟她在二十年前旧家里养的君子兰一样,把鸡蛋壳扣在它盆里,它就能把碧绿的叶子长结实,开的花又大又漂亮。而豆干的爸爸喜欢吃豆干,她也就有了这个小名。
豆干自己跑去厨房找装鸡蛋的篮子,她费尽心机把凳子搬进厨房,站在上面依然不够让她看到篮子里的情况,一只小手在费劲打捞想象中的鸡蛋时,胳膊肘打翻了一摞印着绿花的碗。她从小凳子上摔下来,一片碎下来的豁片正在那里等着割她小手的鱼际。
在响亮的哭声中翻箱倒柜。
自打丈夫去世后她就没找到可以用创可贴的机会,那几片创可贴就在抽屉里呆了好几年,贴在豆干手上时已经不怎么粘得住了。好在伤口不深,豆干哭累时血就止住了,她已经忘掉了鸡蛋的事,还试着帮忙清扫瓷片。
“放着别动。”她对豆干说。
难能可贵的是,从小她就被教会如何蔑视物质。她从不缺少也从不在意金钱,如果她留在父亲身边,当然会一生专注在比金钱更可贵的事物上,可从十年前那艘船上跳下来,没有任何金钱家当的念头在她脑子里闪过,爱的热烈已经把一切烘透,只要带上生命就行。所以过去十年他们不得不过得艰辛一些,名贵的装饰被换成了阳光雨露一样自然的东西,海风让人忘了脂粉。
从母亲和弟弟的家里回来时她带上了新的花种,把它们种下,她决定这次花开之后再也不送人了,她要带到集市上卖,这样那只为了安葬丈夫而当掉的镯子就可以重回它的抽屉,继续在白绢里与它的另一半长相厮守。可今年还有一季没过完,她该怎么告诉豆干,鸡蛋已经吃完了呢?
门铃响了,她穿过走廊,猫眼里出现了一棵树。豆干发现早餐的筷子此刻竟然还在手里,走廊里三盆不同的菊花盛开着,一个季节天生的主人,强大到不需要任何人的封赐,它们应该随时准备好和主人们一起迎接新的生活。
“车站的告示牌说,您这儿有个房间要出租。”
“是……”
“能让我看看吗?”
“我是要出租,但没打算租给一棵树。”
“我不是树,我是人。不信您开门仔细看,底下有腿。”
车站告示牌上隽秀字体的主人终于出现了,她像街上所有人一样好奇,反复仔细地看着对方的腿,好确认那确实属于人类。我伸手拨开树枝,把脸露出来。
“我也没料到一天晚上它就长这么高了。”我想我在她眼里肯定是奇怪的男孩,“能先让我把箱子拉进去吗,外面太热了。”
发现一双好奇的眼睛比发现阁楼可以通往房顶更让人高兴。我把箱子放在客厅里,跟着女主人走上楼梯,偶然一回头,小小的监视者就退回楼梯侧面的死角里,但一只手留在栏杆上,一个创可贴把我瞬间带回了十年前一个亲切的夏天。阁楼房间里充满各种各样的痕迹。比如一根没入墙中的钉子的昴星团,蜡笔就着它画出另一只眼睛和整个人脑袋。一个圆形顶的小房子,用上了紫和黄两种颜色,旁边的木头上有一块三角形的疤,蜡笔把它想象成朝左边飞速行驶、车顶漫画般地被拉伸的小车。所有的地方都有被擦除的痕迹,但笔痕比想象中更加顽固。
“是豆干画的,嫌不好的话可以贴墙纸。”
“豆干?”
“豆干,过来。”女房东立刻对着楼梯喊,那里就听话地冒出个脑袋来。
那是个小一号的房东,这样的母女根本无需验证,那眼睛和鼻子就是无法毁灭的标签。
“画得挺好,虽然我不懂,”我指着其中一张画,“这是一只狗吗?”
“是狐狸。”
“狐狸的脸不是尖的吗?”
“不知道,我也没见过。”她说。
“那这个圆的呢?”
“是鸡蛋。”
我就不再问了,我早就过了可以放心把狐狸画成狗、把鸡蛋涂黑的年龄。末了我说:“画得真好,千万别贴什么墙纸。”
但听我说话的人怎么突然就哭了,我得说这个女人哭起来比平时年轻,有人嫉妒她的美就让她伤心,却适得其反地成了美的药引,苦得透彻。
虽然我还不满二十岁,但已经意识到一件事。每个男人总得备上个香囊,费尽心机把安慰女人的话搜罗进来,反复演练以备不时之需,防止在关键时刻说出一些没水准的话,让人觉得你的大脑压根连条沟都没平得像白渣渣的豆腐块——
“您别伤心啊,我租下了,我租我租……”
可不管怎样,这天晚上我已经能坐在房顶重新看那些我久违的朋友们了。《夏小正》里说,这个季节刚好又能在很低的地方看见角宿南门,但那是几千年前的经验,今天,至少今晚不怎么适用。
第一次眺望这个村子,一面是海,那是我来的地方,还在靠海的车站睡了一晚;另一面是小山丘,昨天晚上睡不着时,月亮就刚好从那儿升起来。村子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甚至不亚于一个城市。一些三四层的小楼依然没有树高,最显眼的是远远一座塔突兀地立着,所有的房子都仪式般给它让出地方。
我觉得我喜欢这地方,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一回头,那双好奇的眼睛就又退回到阁楼里。我探下脑袋,她继续躲避树和人组成的怪物的目光追击。
“豆干。”我叫她。
这次她头也不回,化作楼梯上的一串塑料凉鞋拍打声。很快就听到了母女俩隐约的睡前私语,这一夜我不会被任何东西打扰,一只拇指长的犀牛被放在空空的书架上,开始它新一轮的警惕。
早晨我摇晃着脑袋下楼时,太太给我做好了清水荷包蛋,小勺子上的甜味瞬间就让我恢复了知觉。餐桌旁的母女俩都看着我,于是故事就从我开始拉小提琴说起。这次豆干不再吵着要多吃一个鸡蛋了,花草的例行浇水时间也一再往后推迟,为了让故事迷人,我尽力添加更多可信的细节,后来不得已有更多不可信的细节,杉针悄悄落进碗里又被悄悄捞起,两个人似乎都没发现。
作为交换的是她的故事,和更多的自酿葡萄酒,豆干吵着也要喝,被允许尝了一小口,并不是想象中饮料的味道,就从椅子上跳下,往客厅跑去了。
这算是我们建立信赖的一步吧。太太带上了她的故事,昨天傍晚哭泣的女人就像是个虚假的玻璃背后的空影。她继续说:“如果不是养活不起豆干,我不愿出租房子。有些话昨晚就该说,但我自己太失态,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不仅因为你我同是这村子外来的旅客,更多原因是你有勇敢的觉悟。”
“我隐约有点后悔,勇敢是害人的东西。”
“是啊,丈夫去世时我也这么想。但很快我就认识到,这才是我啊。”出身永远都不是用以自我介绍的几个字那么简单,几十年前那些教师们精心培养的、父亲竭力营造的,就是她起身时衣服的响动,迈步优雅的质感,不需要高贵逼人,只在不经意间形成一种独特又动人的力量。在她转身递给我的相框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家的男主人。相貌平平,但很体面,这种笑容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小姐第一眼见他就愿意亲近,也解释了豆干的小酒窝。
“树叶需要修剪,”她突然说,“跟我来。”
临近的陌生感令我感到无比奇妙,那就像从腰间两侧,胯上一点的位置被人捏住向上捻,正如我是将要成型的橡皮泥小人。我坐在后院一把小折凳上,许多花草注视着我,我的小杉树在一把园艺剪下落下徐软的胎发,胸口的疼痛告诉我一些新的枝叶正蠢蠢欲动。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件工作是给人做广告。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把那件印着“经济林开采”的广告衫套在身上,我就成了他可以自行走动的广告牌,而且“这树真够挺拔”。老板和三十五把电锯已经做好了今年秋天随时迎客的准备,我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步,一遍一遍在街上绕圈。
在所有好奇的目光中唯有一双格外精明,他从人群中伸出手抓住我胳膊,把我拉进小店里,问我愿不愿意为额外的报酬在脖子里或者树枝上、随便什么地方多加一个小木牌。
“另外,虽然不知道树能不能吃包子,但你要愿意的话,每天早上都可以来吃个饱。”
“我不是树,是人!”我从树枝后面露出脸,好吓他一跳。他倒吸一口气,把指头抠进面团里,面团就从指缝逃出去。
“先尝两个,再带回去两个!”镇定之后他说。
我知道身上已经蹭了面粉,还沾了一种嫌疑。我自己真的只是觉得,挺好吃的包子没有一人光顾,那就浪费了食物和汗水。况且那小广告牌真的轻若无物。
晾衣架丈量的是阳光逃走的距离。
第二天我真的要开始为自己也是个模仿者而感到羞愧了。我已经整整离家七天了,但我觉得像已有七年,我在阳台上模仿着一个讨厌的人,他的动作让我厌恶,但他发出的声响又令人迷醉,越是这种时候我越觉得世界带有恶意。商家大部分时候不需要创造活动,他们只致力于交易,有些时候取巧的方式就像模仿本身一样简单粗暴。另外的原因,善良安插在我身上永远都是负面意义先行。
经过一条商业街的时间不需要很长,刚刚放学结伴而来的少女希望它再绵延上数百倍,甚至整个世界都由商店组成,卖各种新奇的小玩意,装饰她们所有的文具、抽屉和小梳妆台。那样的世界对我来说一定是地狱。
现在我身上不仅穿着最初的经济林广告,挂着包子店的宣传语,还多了西服店的广告牌,一家油漆店企图用“最清洁无害”的红色在我脸上写出地址来,树梢被挂上一只会随着走动均匀落下糖果的小桶,每个孩子在剥开糖纸时都发现了擦鞋店的优惠券。还有一顶倒扣的棒球帽占据了最后一片无人区,帽子正面印着理发店的招牌——一只眯着眼毫无创意的剪子。
一开始我可不是怪物,只是带着棵树。现在我真的是个怪物了。我和我身上所有的零件,连带那怪异的影子招摇过市,走到太阳落山,我和街区一并变得昏黄不堪。最顽强的一个孩子就跟到太阳落山,他把桶里最后一颗糖塞进屁股后的口袋,一跑起来就发现,这回轮到自己遍地播撒糖果了。
我突然就想起上中学时候的事。
一个转校来的小帅哥被安排在最后排,沉默寡言整天发呆,此刻我的想象一定是青蓝色的。不主动结交,不影响任何人,本以为至少可以相安无事。在某些好奇的眼睛里他就连喝水都等到别人接完,最后水桶倾斜过来,用漫长的时间等细流和水垢,足以让所有心怀芥蒂、爱好争斗的小公鸡们读出那种示弱。
但无济于事。他的容貌是天生的,女生的好奇心比男生更重,恰恰是这样特殊的身份,一点礼节性的言语往来都能激怒整个世界。他有天终于被包围在一个莫名的愤怒之圈里,为首的男孩身板似堵墙,稍显瘦弱的就在眼镜片后用目光声援,还有一些异类没有收到邀请,我是偶然间发现的。
我爬上对面墙头,和几个低年级的一起从上往下看到那个小帅哥时,一只拳头刚好揍到鼻子上,他笨拙地坚持了一下,因为越早倒下,那群人就会越早扑上去,在那之前得把脑袋好好埋在胳膊和背的怀抱里。
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只有极少数会被干预,被告发或被巡逻的体育老师发现,偶尔也会很危险。械斗,电影的精神层面不被提及,只有外在形式被笨拙地模仿,还自以为酷得不行。但这就是男孩用来与世界交流的形式——在某种被滥用的情绪中感受和思考,缓慢挣扎着成长。无论是打人的还是挨打的。
所以当我挂着一身乱七八糟的广告在一条新发现的街上被叫住时,满心怀疑这里面有多少“真正的不满”。商业中的人类敏感得不亚于丛林野兽,因为地盘事关生存大计。
挥舞着铁勺,一位头发花白口齿不清的老大爷首先开始了对我的声讨,他的勺子始终没离开过装糖的小桶,我就晃着脑袋好不让他敲到。染布坊的大叔胳膊有常人两倍粗,还刺了只老虎,很威风地站在前排,更多声音就穿过这强壮的墙垛把我打成筛子。
“我真的不是来卖糖的。”我花很长时间弄明白了杂货铺的大妈为何激动,她的声音最大,要挑出来很容易。剃头师傅生气得有理,但他很快就成了对面战线上减员的第一人,因为他架在路边的大锅烧开了,锅盖扑扑直跳。
“对不起,我这就走。”
“把这些玩意全留下!”染布坊的大叔最后说。在一片声援中,我赤手空拳回到最初的商业街。他们想了想,索性连那件林地广告也给我剥了下来,我的小杉树掉了一片枝桠,我心疼得龇牙咧嘴。
“这可不是装饰,这是长出来的,就跟胳膊一样,可不能拿掉!”我躲着他们的包围逃回来了。
晚些时候我回到家,房东太太回来得比我更晚,她问:“你没受伤吧?”看来她已经对街上的动静有所耳闻。
我向她展示了完好无损的四肢,和被粗暴对待的杉。她帮我仔细查看了那些断枝,有些地方用布条扎起来。我们什么时候有了新的共同点——难以理解地对植物产生情感,即便无法得到养育其他宠物一样的回应。我期待的是完美的声音,她又为了什么我不知道。
“正是由于顽固和强硬,那些老人们才能和店铺一起活到现在。”太太在吃晚饭时说。
“难道村里的人不为他们困扰?”
“也许会吧,但所有上点年纪的人都喜欢他们。他们的一切生活都围绕着那些传统铺子进行,生怕有什么突如其来的东西破坏这种宁静。他们年纪越大就越害怕。”
“这样的老人在村子里有多少呢?”
“大概会有一小半吧。但是似乎越来越多人被他们感染,有了难以置信的情结,他们要过一种旧式的生活,扇布石和磨刀声让他们心安。”
“我还不能理解。”
“你就想一下自己习惯认同的东西到了晚年突然要面临消失的危机。”
一颗炒豆子掉进粥里,灯光映出淡油花,排斥与入侵要形成厮杀。
我觉得既然他们不欢迎,我就不到那儿去,这事就完了。但我的雇主们大多很气愤,他们在小广场上聚集开会,几个人坐在跷跷板上,另外的人就在对面席地而坐。
商议的过程非常简单,随着愤怒的人不时起立,跷跷板的平衡就被打破,另一边本来高高跷起的人就使劲摔下去。年轻的老板们意见一致,街道属于村子,他们的雇员有权利使用。如何争取使用权的问题,他们分成两派。腼腆的包子店的老板觉得,跟老头们实在没理可讲,只要永远记得那条街属于自己。染着一头亮丽色彩、烟不离口的理发店老板却坚持要用“战争”夺回土地。“理在我们这边,你们怕什么?”最后他总结说。
第二次会议换了更大的地方,这次附近所有的小老板,他们的朋友、女朋友、同学全来了,篮球架都被手脚麻利的人们占领了。他们搬来冰箱,发着饮料,决定好好讨论一下。两个半场很明显着了不同颜色,无害的白主动聚拢在西边,剩下鲜艳张放的颜色全在东边。
一场口干舌燥的争论与辩解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最后东边的人险些要动手,但西边出乎意料地主动道歉并立刻散去了。更重要的原因似乎是他们中有几个体弱多病的贫血晕倒了。球场上剩下的是一些激进分子,穿着夸张的颜色,晒一整个下午的太阳也没有让他们的活力消散,几只篮球马上就以各种轻佻的姿势扔进筐里,把篮球架打得梆梆响。
这是一场闹剧。我甚至都不该来。这帮年轻人年龄和体格都比我大一号,跳跃着碰撞着,呈现一种我不能立刻理解的美。我比他们幸运的是,我能有一片随身树荫,稀稀拉拉的枝叶虽然不能把无孔不入的阳光完全遮挡,但身处影斑下会有莫名其妙的愉快。我曾经注意到我妈妈每次开热水管都只开一点,她坚持认为这样水会变凉一点。所以有一棵树为你把阳光打碎,可能阳光就真的凉了一点。
我比他们不幸的是我身上长了棵树。我突然要命地疼起来。最初种子在胸腔里的疼痛永远集中在一点,它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某个位置,才能冲破肌肉和皮肤,勇敢地见到世上的阳光。一旦它长大,我猜,这阳光雨露任它挥霍,如鱼得水,它虽然看起来静止不动,但内心就和获水的鱼一样雀跃。我知道,它是我的孩子,知子莫如父。它在这阳光下生长所带来的新的疼痛,是不同以往的全身裹覆式的折磨,就好像曾经在每个夜晚灼烧我胸膛的小火苗突然把我全部点着了。
我能感觉出杉树根部的生长,它在无边的黑暗中逐步探索,缓慢但执著,并不比人类的眼睛贪婪探索着茫茫宇宙更迅速,于是树根抓捏汲取的力量就反反复复根深蒂固,肋骨上形成膨胀。
在这个下午,这种蔓延令我痛彻心扉,微风在树梢的每一次轻抚都好像化成揭疤的动作,把我连根拔起,整个躯干撕开又重组,我的心脏会曝露在阳光下,动脉和静脉与早已黏连的韧皮或结缔被强行分离。这就是孩子的反叛。我痛苦得简直要失去知觉,阳光在枝叶间依然不失炫目,不知待了多久,这种痛觉渐渐消退,我想站起来,却感觉不到自己的脚在何方。立刻有人扶住了我。
“你好。”一只大巴掌伸过来,我不得不扒开树枝看他的脸,逆光形成了一片黑影。
“这是我表哥,上个月才过来。”理发店的老板从后面走过来,向我介绍那个人。一个耷拉着眼皮,穿着宽大的紫色T恤的年轻人,脖子里挂着个很不相称的玉石菩萨。我很快握住了那只手,并在它的帮助下站起来。突然的失血让我的脑袋懵了一下,我想如果我是这村里的年轻人,大概要被分到白组吧。
“不舒服吗?”握着我手的人问。
“还好。”
“我们留下的人,有个共同点。比起利益受侵害,懦弱更令我们愤怒。你也一样吧?”他突然这样问我。我想了想,继续装出病怏怏的样子,笑了一下。
“那天你真的挨打了?”理发店老板问。但我还来不及回答,他表哥就一眼瞪在他脸上。他无奈地说:“得,我闭嘴。”表哥开头,问题换成了:
“那天他们对你动手了吗,那帮老头子。”
身高差距让我自然地与菩萨双眼对视,然后如实回答。
“没有真的‘打’,他们很粗暴地把我身上的广告扒下来了。”
“你受伤了吗,抓痕也算。”
“有抓出来的印,另外小树枝断了许多。”
“很好。”他重复着,“很好,很好。”
关于他的计划,表弟一问立刻就挨了骂,灰头土脸地打篮球去了。走之前那个人又特意嘱咐我说:“你很重要,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伤痕。”我假装没听到,给他鞠了个躬表示感谢。
我再见到他时门外已经聚集了许多人。
“我不想让你去。”太太端着浇花的水壶,看到门外的阳光里站满了比太阳更鲜艳热烈的一群人,轻轻掩上门对我说。
“我也不想让自己去。”我说。
但门被推开了,一颗玉菩萨从探进来的脖子上垂下,那个耷拉着眼皮的表哥一点儿也不介意女主人微皱的眉头,他甚至嬉皮笑脸地在视野里窥探一圈,最后说:“会很快把他还给你的,阿姨。毫发无损还给你。”
一个庞大的队伍成行,浩浩荡荡穿过整个村子。路过商业街,许多脑袋从窗子里冒出,和更多尾随的小孩一样也弄不清这支队伍是要去做什么。那些脑袋瓜里装的什么,我很清楚,因为我们这些成虫就是从他们孵化来的。
就像“结婚”等同于“亲嘴”一样,“队伍”必须和“打仗”联系起来,这些词语在他们那儿仍带有色彩,有一些色调相同,温和柔软,可以搭配在一起共同装扮一个人、一只猫。
我觉得耷拉眼皮的“表哥”小时候一定是孩子头,孩子头一定永远是孩子头,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趿拉着大号拖鞋的小孩从后面跑过来,他的拖鞋大到足以把脏兮兮的脚趾头顶出鞋面,仔细看才发现,原来是那鞋头从袢带处折断了。他也是孩子头,毫无疑问,这是两代首领之间的对话。
“你们是去打仗吗?”他问“表哥”。
“就是打仗。”“表哥”回答。
“那带上我们。跟谁打?”
“坏人。”
“谁是坏人?”
“不许问!”
“打仗为什么要带棵树?”小“孩子头”指着我问,其实他们的好奇心更多来自我。
“表哥”想了想,说:“有些人打仗是用枪的,有些人用旗、用号、用脑子。也有的用树。那不是棵树,是个举着树的大哥哥。”
一群小孩就被口哨声叫来,把我围住,孩子头问我他们可不可以摸摸那棵树。回答是不行。
今天最郁闷的是理发店的小老板,他坚持说不应该带上小孩。“我不觉得小孩很烦,但是我们不能影响他们。”这就为他赢来了屁股上的一脚,虽然不重,但那鞋印很滑稽,他甚至不敢拍掉。
“你懂个屁!”他表哥让他一边呆着去。
“我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他跑到我这儿悄悄说。我把手里的矿泉水递给他,虽然已经被焐热了,他还是接过去咕咚咚灌了几大口。
路过包子店时我见到了白组的领头人,他正在吃一块冰糕,我们走过去时冰糕就跟他一起一声不吭化了一手。他和许多人交换了意味深长的眼神,目光到我这儿眨了两下,转身回店里去了。他像个Adagio[1]。我在心里大声念出来,A,D,A,G,I,O,我胸腔的痒来自渴望被触摸的手指,星辰的轨迹,玫瑰,黑洞,F孔,毒瘾要发作。
人们传说国王神通广大,一夜间就在村里建了堵墙,墙从东到西,村子就变成南北两半,正好把新旧两条商业街划开。北边稍小,所有愿意在街边剃头、新年自己撕布缝衣、把剪刀菜刀蒸锅用上一辈子的人都被赶到那边去了。南边大,那儿的人可以坐在开了空调的大厅里设计潮流发型,在洋服店对国际品牌评头论足,一次性生活用具修无可修,坏了就换,新陈代谢。
这件事在我们看来当然有另外的解释。今天以前我对国王的概念一无所知,平天冠的画像、故事里的夜莺、扑克中的小胡子,看起来遥远又茫然,村子中树立的高塔立刻给我添加了新的印象。
我们走到大广场时就被拦下了,只有“表哥”带着我继续前进,我们走近那巨大的黑色高塔。在入口处我又被拦下,“表哥”一个人被允许进塔,我就在原地等他。向上望不到头,国王过的是云端的日子。向内望不到头,一片漆黑,国王过的是神秘的日子。穿着黄色制服的卫队队员一声不吭把自己的小马扎让给我坐,我就坐下,向他道谢他也不回应,我知道这是规矩。不多一会儿“表哥”的脸从黑漆漆的门洞里浮现出来,仿佛在里面染了一层墨。“我们走。”他说。
第二天墙就立起来了。
所有人都享受自己喜欢的,不入眼的东西都隔在一墙之外。
传闻中的北村是一种叮叮咣咣的情怀,起初他们为这道墙高兴,脸上有颗痦子的老头从仓库收拾出磨刀石,捡起长条板凳,一口哑了十三年的痰吐出去,他喊起了今天早上第一嗓子。北村的人们开门看,敲剪子头的小锤就挂在他腰间那条用了好几年的裤带上喜悦地晃悠。
所有在坚持的行当都松了口气,所有丢掉的行当都被捡了起来。铁匠四十五岁的儿子被要求生火炉子,生手生脚呛了一脸灰。他从屋里跑出来,差点没撞倒一辆羊角把自行车,那是吹糖稀的拉了一麻袋白糖回来,晚一会儿就能开锅煮了。楼上窗户被关上,两个人关在玻璃上。回到屋里老王的媳妇一百万个不高兴。因为他们家老王每天早出晚归,拎着三弦跟别家老太太眉来眼去,茶铺重新开了,她的醋坛子也打开了。她不爱他,他们是被人介绍认识的,稀里糊涂过了一辈子,却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能为他伤心,以至于做了一辈子的馒头第一次忘了在最后留扎头。
依他们看来,这墙就是他们的长城,他们早就想自己修起来,把自己圈进去,每天都在酒醉茶醉中达到自我之境。对面的年轻人永远都不会知道有一天在抽屉里捡回一对鸳鸯板的快乐,两片黄澄澄冰凉凉的饺子,声音永远伴随着馋人的梨膏。
北村似乎比南村的冬天来得快,教了一辈子书的葛老头认为这是冷空气从北往南吹的结果。眼看一天比一天冷,街上却一天比一天热闹,仿佛这欢乐的日子一直要延续到最后,最后那个最后。
其实许多老人心眼里永远是悲观的。染布坊的老刘今天把店门关了,可从大清早他就没闲着,和几个老伙计一起赶往村东头,那里有今天第一场追悼会。告别、随礼,之后马不停蹄,在中午之前到村西头,炎热和悲伤让他们在追悼宴上没有丝毫食欲,六只黑瓷碗把酒分了,但没有要第二瓶。
日落之前,第三场正在村北等着他们,老刘借来了三轮车,几个人连推带蹬一路向北。“老刘,歇会儿。”同伴喊。但是停不下来。一种前所未料的恐慌开始慢慢占据他们的心:街道太空旷了,能燃烧的一切都快要烧光了。其实北村未必全是老人,在世界的各个地方,总有年轻人愿意接受传统,然而传统太容易被苍老吞噬,村子的划分实则以心的年龄。
在接下来我要展示的南村画面中第一幅是这样的。
香烟硬纸盒上的塑膜被抽了下来,在想要重新套回去的过程中那双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它轻捏着成型的塑膜——那就像是烟盒透明的记忆躯壳——把烟盒屁股从塑膜开口处塞回去,两个角很顺利,另两个角绊住了。它调整角度,终于第三个角也硬撑了进去,但最后一个角已经被拉扯得力不从心,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多张大点蛇口,再多吞下一点。这样尝试了许多次,塑膜终于在右手里团成团丢进纸篓。他就站了起来。
我所租住的人家保存有许许多多电影碟片,在一个充沛的雨季我被困在那间阁楼小屋时就经常找来看,有时候房东太太也来陪我看,她的表情往往与画面的情绪不相照应,因为令她沉醉的已经是另一场电影了。
我从小就沉闷,受益于此,我有了更多独自思考的时间。我逐渐意识到画面与文字不可调和的细节。那双手揉捏过塑膜、之后离开桌面,随着它的主人在房间踱步,我只提到了一个不确定的男人,他在我的脑中逐渐成形,但我不打算从一开始就把他的身份透露出来,是的这不是一个新的人物。但在影片里画面遇到了难题,一种传递信息的失控:
画面出现男人身影时,不得不提前告知很多细节,人们熟悉的声音和紫色短袖T恤、稍壮硕的身材、耳垂厚实,一根两股盘绕的红绳出现在脖子里,它的对面毫无疑问坠着那个漂亮的玉菩萨。据许多人所知的一部推理漫画里为了调和这种矛盾,所有的案犯都被描绘成紧身黑衣鼻尖高挺的形象,成为善意的笑谈。
他很快转过身来,我就坐在他对面,看到那双耷拉的眼皮。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演员,但许多人天生给人特定的印象——长得像小姨的姑娘在照片里露齿而笑,沙发上坐着张奸猾的脸。而他则恰如为“表哥”而生。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他是南村的表哥,所有人的表哥。屋里所有的烟都从窗户跑出去了,但我还是忍不住咳嗽。我的画面像他的心情一样不顺畅,很快他眯起眼睛问我:“你怎么看?”
“可能会出问题。”
“我不关心会怎样,我们其实失败了!”他小眼睛睁开,使劲看着我身上那棵树,在拼命想着什么。我就跟着他的神情走,不至于破坏表哥的威严,和房间的气氛。
南村平静的生活不会为一道墙改变,他们的世界里本来就没有防备和抗拒。在象棋盘里,他们是进攻用的车和炮。收获最大的一群少年每个中午都在广场上轮滑,地面上摆了许多障碍,轮子的滚动和尖叫声就以各种方式躲闪着从障碍间绕过,在地面上留下浅显的印,交叉流畅舒展,让人想起卡门涡街、巴纹或者阴阳鱼。生疏的小孩狠狠跌跤,大家都笑,只有他哭。这种欢乐就好像是,早在一个星期以前,这样的午后总要被迫与天花板上的一个黑点,或者不敢开声音的小电视一起度过,墙把家长们隔到另一边去,暑假就无限期延长了。
但自由不是。起初他们以为是吵闹声把那群大男孩引来的,直到第一个争辩的人挨了一巴掌,他们看见被称作表哥的人被簇拥在中间,一群人很快占据了广场,他们就匆匆消失了。
“你得站在我这边。”表哥悄悄对我说。
“为什么是我?”我问他。两个词语,或者几个数字,每个都像正确的,我却非得跟其中一个走,得到两分或者一分不得,这是我最讨厌的事情之一。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还有人为这样的事情乐此不疲。
“不需要你带什么感情色彩,你不是白不是黑,不是我的紫,也不是杉树的绿。你现在是透明的,我站在你身后,你把我的紫色折射出去。”
“你总得让我知道,你想拿我做什么?”
他的手撩上去拨弄一下刘海,不愿回答我。
今天中午来的全是原来彩色的年轻人,他们又很快用战队的方式分为两拨,一场似曾相识的辩论又开始了。对面的人觉得应该为南北分隔高兴,因为这正是不得不遵从的原则,与相似的人生活在一起,与矛盾的人隔离开,这样不去改变别人也不受他人影响。
表哥很快从有人为他撑起的伞下走出来,走到强烈的阳光里,阳光吞没了他的轮廓线。“你们就为了这个参与到抗议中来的?”他问。他接下来有很多话被所有人期待着,所有人闷不吭声,几个人始终看着我,读报栏玻璃里一块绿隔板把他们全染成绿色。
“你们只是想摆脱一种控制:被安排的工作,出生前就铺好的路,在几岁相亲并结婚,婚车白或黑。我很明白你们的痛苦,在我的老家,”他顿一顿,好把自己拉回一个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之外,拉回到从小长大的地方。然后他继续说:“在那里人们甚至不需要儿女做任何决定,孝顺的唯一方式就是听从,父亲就是一切的主宰,这听上去很可怕,事实上更可怕,只要父亲错了你就必须跟着错,错误被无限扩大。
“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喜欢的地方做喜欢的事,和心爱的人结婚,让儿女成为他们想成为的样子。这将始终是人们的理想,永远只有少数人可以实现,许多人不愿反复讲,因为美好的向往被他们理解成鼓吹和煽动,影响了他们的安定。这些人很多藏在白色的掩盖下,他们上次已经退出了。
“你们比这些人强百倍,你们动心思去抗拒这些东西。观念的抗争尤其艰巨,我的家乡也并非穷乡僻壤,但几十年也难有改变,用墙隔开这种简单的方法如何能解决你们的困扰呢?满足于一时的恩惠,你们将永远不知道什么是我们真正应该取得的。我们打个赌,那道墙不会撑过明年这个时候,等它倒下,你们恐惧的一切会卷土重来,真正能战胜这种桎梏的只有你们的心!”
说教者将被另外的说教者反对,演化成群体与群体间的反对。跳出来的身穿红色的少年在人群中显得格外年轻,身材瘦弱,个子矮小,却有着不相称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化成声音成为反对的钢铁,很快为自己赢来更多追随者,以对抗表哥那种“不正确的东西”。
“墙不会倒下。”他喊。确定了所有人都把视线集中过来,连表哥也盯住了自己之后,他又重复道:“那堵墙将永远屹立!”在他身后这声音被放大许多倍,不需要喊出来也能听得到,杉树的叶子都震颤了。
这阳光将是最后的暑气,从今晚开始野草花要盛开,五谷渐渐成熟,汉案户,寒蝉鸣,北村的老人们永远在念叨一些南村不想要懂的东西。
第二天我还没睡醒,太太就来敲门。她把电话听筒从楼梯拽上来,连线上所有弹簧一样的卷曲都绷直了,它穿过吊兰枝叶,穿过楼梯扶手,在二楼小走廊打了个角度,终于在我的阁楼门前停下,太太的手还在与它的弹性作斗争。
我很好奇地问:“为什么不让我下楼去接呢?”回答则是——
“正好是个机会,我早就想知道它究竟能拉多长了。”
这时的她比豆干更调皮可爱,围裙上一只卡通熊会让人产生错觉,有的姑娘一辈子都是小姑娘。我赶紧把话筒接过来,一边盘着线一边往楼下走,她跟在我身后下楼。电话里头传来表哥的声音:
“喂喂?”
“喂是我,有事吗?”
“有事!今天千万不要出门!”
“怎么了?”
他已经习惯无视我的问题了,听筒里那只嘟嘟怪兽又开始打鼾,我却没什么睡意了。我回头看我的房东,今天早上她整个人比自己女儿还要少女,一脸不解回看我。
“外面出什么事了?”我问她。
“不知道,我一直在修剪葡萄。”
豆干很快跑上来,她说:“妈妈,外面好多人。”
我们跑下楼去,豆干忘了把门关上,在走廊里我就看到了一群年轻人穿着红色从门前跑过,叫嚷声惊动了流浪狗,它在街边某个地方冲人群拼命吠叫,我看不见它。门很快就被关上了,豆干被抱起来放回到客厅她专属的小椅子上。
我和太太谁也没有说话,她打开电视寻找着哪个台在放动画片,我突然想到了个地方。当我看不清时,就爬上房顶。
我将看到色彩的潮水。从新近的电视节目中我得知,几千年前的希腊雕像不是白色,刻刀给了它们肌体,画刷则赋予神采,博物馆的人们用强光扫过雕像的眼睛,人们的另一只眼就在一瞬间察觉了色彩,在直角坐标系里它呈现出蓝的曲线。在遥远的敦煌和秦陵,色彩也同样逃不出时间,于是就无需背负太多隐喻,作画者的眼睛具有另一种神奇力量,可以将眼前所见进行分解,有时候靠的是经验,更多时候可能凭借感觉。这是我永远不具备的能力。
如果站在更高更远的地方,全城的少年身着的色彩就会融合,第一抹绿还没干,更多的黄就紧接着刷进来,被稀释过的三倍的红正和顽固的大面积灰色缠斗,所有的颜色都直接在布面调和。拳头取代了本来不着色的干刷,叫喊声充当了湿润的清水,再也无需费尽口舌,所有的少年都在与拳头交易,帮派实力从复杂又微妙的东西变成了简单的肌肉力量。我藏在树枝后的双眼没有停下难过的搜索,但那个紫色的稍微有点丰腴的身影却一直没有出现过。
房东太太也跟着来到了屋顶,她立刻就攥住我的手,无意间碰到的哪一根脉搏把她的担忧尽数告诉我。
这房顶离村中那道墙很近,北村一些老太太一开始还坐在自家门口,后来就纷纷跑到墙下,把耳朵贴到墙上,怎么也想不出对面那声音的意义。直到有人喊,孩子们在打架,别打了,别打了。所有老太太就跟着一起喊,别打了!那是她们的儿子孙子,她们想着有人倒下了,手帕不能扎在伤口上,就只能抹眼泪。她们捶打墙,想要过去看一看。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奶奶,她仍裹着小脚,别人都出门时她根本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她见别人哭就跟着一起哭。
“有什么能让他们停下来?”我问。
太太的双眉拧成八字,两人一筹莫展。
我没有强力粗壮的胳膊,没办法把两个火爆的男孩双双扭翻在地,我该做点什么阻止这场混战呢?
“对了!”太太扒开树枝寻找我的脸,“你最大的力量就是音乐!你唱歌!唱给他们听!”
“可我不会唱歌!我从没唱过……家里有小提琴吗?”
“没有,但豆干有个一排孔的小哨子,你等等……”她转身往楼下跑,边跑边喊着她女儿,要她把自己的玩具箱翻出来。我着急地等在房顶,一会儿听到了零碎物件被倒翻在地的声音,一声惊叫,然后听到豆干说:“妈妈它在你脚底下!”等太太再急匆匆跑上来时手里就多了个踩扁了的塑料小排笛。
它有七个笛筒,我吹了一下,其中一个音已经吹不响了,剩下的也不是很准确。我想了想,用尽全身力气开始吹一首《彩云追月》。我奋力要把每一个音符传得更远,要让它传遍全世界,要让那不很遥远的山为我共鸣,我所嫉恨的柔弱要在声音里变成力量,抚慰所有被激情冲坏脑子的人们。
但笛声是哑的,有时候只能发出一个毫无意义的单音,我又忍不住也想哭,我的力量就因软弱无法施展,我还不够强大,我的小杉树也无法抵御狂风暴雨,它需要藏在屋檐下,藏在我那美丽又温柔的房东太太的怀里。
暴力一旦失控,就会很快扩大,无数男孩栽倒在地很久没再爬起来,一些令我厌恶的钢管被从床底翻找出来,拿到街上,肆意无度地挥舞着。但我很快看到了画布上一股新的色流,一身醒目的黄上衣白裤子的队伍开始驱散殴斗的人,很快他们就从街上消失了,只有等待被清扫的血迹和打翻的垃圾桶、打碎的花盆留在那里。
“国王卫队应该早点来的。”太太看着高高的塔,抱怨道。
我们客人的头上贴了止血棉,在沙发上落座。为了腾出地方,豆干在女主人的命令下开始收拾自己的物什,看起来要花上很长时间,因为所有的蜡笔都找不到它们的盒子,随手翻开的图画册被椅子压住一角,豆干正为一只娃娃寻找她的脑袋,而那脑袋被来访的表哥坐在屁股后——我看见她金色的头发了。最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帮着小姑娘收拾家当,一大一小两个姑娘拖着小纸箱回卧室去。
我直瞅他额头,他的小眼睛就算盘珠般拨动了一下,然后说:“没事,一点儿淤血。”顿了一顿,补充道,“但去包扎时医院住满了。”
“人们以后也没办法坐下来谈了吗?”我问他。
“本来就很勉强,一群小孩儿各自搬着自己的小算盘,都想用这事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就为起哄捣乱看热闹,他们哪受得了这么耗着……说实话我也有点焦躁。”
“那还要争斗下去吗?”
“我也不太清楚。”他说着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捻出其中一根,但没立刻点上。
“这里禁烟。”突然重新出现在客厅门口的豆干说。
“对不起。”表哥把烟收起来。
“也禁止获取不义之财。”豆干继续说。
我们愣了愣,我问她:“你说什么?”
她迅速地摊开手掌心看了一眼,又迅速把手藏起来。“不义之财。”她的小眼睛里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正义,把我惊呆了。
“你们打架就是获取不义之财!”
我问她:“你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吗?”她立刻摇摇头,又看看手心。然后她说:“我们班里的男生也打架,天天打,为了抢个小铲子都打。”
我知道这是她妈妈教她的,她不喜欢这个表哥,不喜欢整天在街上乱窜的暴力分子,在经历了昨天惊心动魄的全城殴斗之后更是如此。男孩们可以长大,把曾有的美好的和不美好的统统抛弃突然变成另一个人,但唯有打架永远不会被忘掉。打架简直是这个星球上所有雄性的终极任务。她妈妈很快也出现了,费了点力气把她抱起来,豆干长到这个年纪已经开始有点沉了。
“我们不是在抢小铲子,是为了更重要的东西啊。”表哥冲豆干笑了。
“不愧是我的女儿,她身上有可贵的东西。你们来,都来,上来屋顶。”太太说着,率先和豆干两人笃笃上楼去了,我们也跟上去,笃笃笃。
表哥第一次站到这屋顶上,看到前所未见的景观,包括全村低矮的房子,树,远远的塔和墙的另一边。
“你知道昨天墙对面发生了什么吗?”我的房东换了一种掐腰的姿势,瞪着比她高出一个头的大小伙子。
“对面?”
“所有的老太太都在哭。”
“……为什么?”表哥一脸不解。连我也没想到,她的一只巴掌就这么扇过来,毫不留情地抽到他脸上,打得他晕头转向,腿一软差点坐在房顶。
“因为你们在打架,她们是你们的妈妈。”太太说。
“我绝对不认同你们的争执,为了什么权益去对抗一帮老人,又因为什么分歧去殴打自己的朋友,无论你们目的是什么,这都是不义之财!我教豆干的第一件事叫‘妇人之仁’——知道这个词里为什么不用‘懦’而用‘仁’吗?这就是你们这帮破小子不懂的事,而我女儿豆干今后将比你们强百倍!
“我听孩子说起过你,你像是个读过书的人。总有人说妇人之仁是成大事的阻碍,但书上讲这个词总要引用两个人,一是宋襄公不愿乘人之危,二是楚霸王不忍杀刘邦,在我看来这两人怎么都算得上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成为男子汉比成功更重要。”
表哥的脸挨了一巴掌,又气鼓鼓地涨红,他强忍着怒火说:“阿姨你什么都不懂,有些东西是非得用激烈的手段才能赢来的,包括最初这个村子的建立、包括您正在享受的安定生活!”
“我当然什么都不懂,我不需要懂,我只要知道没有仁爱之心的人再怎么正确也只会惹人厌烦,他们将永远得不到姑娘们的爱,我家豆干永远也不会选择这样的夫君。你们要只会争斗,就回到自己的世界光荣伟大去!这道墙建起来还没半个月,无论它是否符合你们心意,其实它早就在你们心里修建了很久,你们排斥老人的世界,你们争斗时他们却在关心你们。在你们的世界里,矛盾永远是主题,斗争永远是纲领,它的可怕之处就是,巨大的主题将永远无暇顾及个人幸福而且会轻易摧毁它,个人意愿将会被情绪洪流无情吞没,任何仁爱都将失败,这也正是我无比厌恶政治的原因。豆干还有一点很厉害,她自己都看出来你们的争斗如同儿戏,你们看来自己就像在做很伟大的事业,在那儿的人看来这就是幼儿园的小男孩争夺沙堆里的小铲子。我真为豆干感到骄傲!”
一根手指指向高高的不可分辨的塔顶,一只鸟都没有,一片云也没有,一点儿风吹的动静都没有。阳光照在塔上,有一串黄褐色的反光紧紧贴在表面,随着它外表的起伏弯曲变化,随着它的高度无限延伸。
“争执的无聊我同意,我也所知甚少,但我是在争权利,不是争权力。我们能先从这儿下去吗,其实我一直都恐高。”表哥说。
我扶着表哥小心下楼时,心里在想,这番话未必不是说给我听的,但我始终认同男孩争斗的成长方式,表哥的做法未必全盘皆错。就像表哥对一开始白组的理解不一定准确一样,太太的理解也是不准确的。晚上我心不在焉地喝粥,不知不觉盯着太太看了好久,直到她们两个都把饭吃完了,她凑过来突然说了这么一句:“小看妇人的话,就让你吃大亏。”我吓了一跳,赶紧稀里哗啦喝粥,想了想,又问她:
“我也是男孩,我如果也赞成表哥那种方式的话,你怎么看?”
“你不一样。”她说,“你是我的小艺术家,艺术家神经系统发达,敏感如姑娘,你得成为豆干的姐姐。”她说完莞尔一笑,不知是否在开玩笑。这晚我的话更少了,直到我小心翼翼把小杉树放回阁楼最宽敞的地方,才逐渐想到,我能做的事,比如在屋顶吹一只排笛,就如妇人力挽狂澜,音乐在这时候的力量表现就和“妇人之仁”是一样的。
这晚南村建起许多新的墙,较之前矮,而且粗制滥造。这些矮墙沿着街道划分出一块块格子,格子又与格子相连,免得意见不同的人们互相碍眼。据说一位登高的长者提到:圣餐中人们分食带网格的小饼,格子的交叉象征了耶稣受难,尔后就有了村子一样盛着痛苦糖浆的华夫饼。许多南村的年轻人趁着月色溜到高墙边,各种各样的背包被扔过墙头,他们就找到了好爬过去拾回家当的理由,这我后来才知道。
很快北村也来了叛逃者,就像是为了营造对称美刻意为之,为了“杀死自己的国王,好让莎士比亚写成戏剧”。广场上的轮滑少年消失了一段时间,很快又卷土重来,用每天下午永不枯竭的能量重新开始画流线,那些痕迹将会留在地面上直到下一场大雨来临。神秘的观察者从某个地方久久注视着这样的场景,直到几个人全累了,并排坐在了树荫底下,他终于冲出来。
他的古怪模样吓了他们一跳,这种惊吓很快就被故意地延续,他们早就看清那是个人不是鬼怪,但几只轮子还是尖叫着踉跄逃开。他们中手脚最笨的那个跌了一跤,同伴们远去的声音让他分外慌张,可他越着急要爬起来,带轮子的鞋就越不配合,他终于要落入那个怪老头手里。但老头枯瘦的手竟递过来一只棉花糖,雪白的,仔细看的话,有什么亮晶晶的东西藏在里面,鼻子甚至能闻到空气中的甜味儿。
“别怕,送你的,吃吧。”老头看着他,像看自己五年前被带走的孙子,他约莫也该这么大了,他要是送给别人家的孙子棉花糖,就会有别人送自己的孙子巧克力。有什么事从时间里漏出去了,只剩下一点存在过的影子,他似乎就要抓住它。在北村日复一日的自得里,如果这棉花糖做好却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愿意吃,难不成自己还用没牙的嘴一点点抿化它不成?他终于不再为孩子们嘴里的蛀虫神经紧张了。
“你们也有!”老头冲着跑远的小鬼们喊,他们站在更远的树下令双腿内扣,原地不动保持着平衡,想弄明白这老头是干嘛的。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跑过高墙,墙被扒开个缺口,它再也拦不住村里人自由来往。缺口越开越大,国王终于下令把它扒掉,用剩下的石头堆了个台子,台子上面砌着小型纪念碑,上面写了年月,写了这件事。一双眼睛正在阅读着,刚看到第三行,雪就下了起来,瞬间就什么也看不清了。
【注释】
[1]Adagio:慢板。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