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吃金属的兔子去哪儿了
在摇篮每天都被擦得一尘不染的时间里,每一个迫不及待的母亲早就为孩子拟好了名字。用来参考的是两条重要意见:孩子的父亲略泛油光的脑门和他的后援辞海,祖母或外祖母请人按照生辰八字的一通掐算。这是一件大事儿,这个名字将伴随一个人的一生,此后它的音节、它的咀嚼质感将停留在唯一的父母、每一位老师、每一任情人的嘴里,能被响亮地以抑扬格呼喊出来,这孩子就将拥有比别人更多的快乐,因为这能与大调产生莫名的谐振。
我为自己新取的名字却要比一家老小共同的忙碌复杂更多。有一些词停留在草稿上,不是以直接告知别人的方式,而是等着被命名,这倒是很新奇的体验。秋天、我的工作和动乱都结束之后,我在一群小孩那收获了我的名字。他们叫我“树哥”。也有人叫我“树人”,一种在古老幻想读物插图上的生物,我在托尔金的故事里见到过。
房东太太有时朝阁楼喊话:“我的小杉树,下来浇点水!”我就小心下楼,躲避着吊灯,到厨房去喝一碗粥。我最喜欢的一个名字——简直来自于电影——是“阿树”,是这条街上一个小姑娘送给我的,她跟豆干差不多大,但留着平头,从来没有穿过裙子,一开始我理所当然认为她是男孩儿。冬天某个傍晚我散步到楼下,她跑过来问:“阿树你愿不愿意来我家工作?”
“工作?是干什么呢?”
“快到圣诞节了,我家缺一棵圣诞树。”
秋天我在大街上游荡的广告工作被一场风波打断了,事实上到最后我几乎没得到什么报酬,没有任何人因此卖出更多的商品,我也就顺带被忘了,刘老板林场里的小树们得以再过一个冬天。
我时常跟房东太太讲,反正养花需要的时间不多,我们可以开一个幼儿园,把那些整天在村里乱跑的小孩都照顾起来,就在广场上教他们认字。我就挂着黑板站在一旁,黑板上田字格里写着大大的“人”字,标着拼音,而当他们终于学到左中右结构的“树”时,我就撂下黑板给他们展示一棵树。以后他们每见到这个字就会想起我来。
但这只是开玩笑。我渐渐拮据起来,已经有几个月没有收入了。
当我认真思考一棵树时就开始羡慕起树来。它们从不喧嚣聒噪,水土阳光一切天然的东西营造了静默的思考者,精神让它直立或遒劲,它的一切贡献都是无意行为:光合作用、水汽循环、水土保持。它的有意行为却是人们为它安排的一切。也许这棵从我胸口长出的树,多年之后被砍下来做成提琴,这使它富有价值,也许到时候我已经不忍心采伐它了。
它又高了一点,遮风挡雨的屋顶反而成了它的阻碍。我把床挪了个位置,好在睡觉时能让它从窗口伸出去。这要真是我的孩子,这般年纪它早就学会解读星空的图案,早就该在关灯后明白,星空为每个人存在,光芒经由时光阻延,你珍惜它时它就属于你。
我那棵小杉树从窗子中伸展出去,未必像我一样笨拙,我口中人们命名的古老星体可能在它那儿是另一副模样,它早已理解了星空排列所暗含的信息,用它构想一部武林秘籍,以此把每一根杉针都舒展得无比锋利。这无比的痛苦啊,夜晚滋长的生命,在床头柜上捏得毫无血色的手让我冷静清醒,翻来覆去的眼泪只有在这时候,谁都不知道的时候,悄悄到来并带走一些东西。
力量很快就变成了枝干的粗壮。我的视线有了新的阻碍。肥厚的枝叶把天花板盖住了,一些书和碟片都沉默在青山深处,闹钟的夜光指针无形得只剩下声音,上一年窗花在玻璃上留下的贴脚已经变得很脏。我的右手在桌面上爬行摸到了铅笔摸到了钥匙,沿着钥匙串又拜访一只名叫“K.K.Slider”的小白狗,它抱着一把永不分离的小吉他,我原以为自己会和自己的小提琴永不分离,就像它现在那样。
我有多久没有拉到过小提琴了?我嘴上说已经好几个月了,我心里说一天也没有。因为我每天都会拉它,一闭上眼睛就拉,力道均匀又平滑,共鸣箱就是我除了胸腔、口腔外另一个腔,我脑子里的声音全都装在里面,需要时就摇晃一下取出来,就像摇一只存钱罐。但我也需要真实的存钱罐。
第二天我起床,洗刷之前就在楼梯下面两盆吊兰之间给那个小姑娘打了个电话。
“我什么时候到你那儿去吧。”我说。
真正的冬天是个遥远的东西。
不知为何,冷总给我这样的感受,深邃又严肃,景色如在画中不可触摸。今年第一场雪来得很早,除了鸟儿,一切都被冻得迟缓了。慢跑的人和他的呵气,缓缓行动的小车上拉了牛奶罐,阴沉的早上对面某家厨房的灯光闪了三下才终于亮起来,我隐约听到了天然气灶被打开的咔嗒声。
我和短头发的小姑娘妞妞正趴在窗边等一个影子,今天她穿了灰色的大风衣,手里拎了一袋每天早上要扔下去的垃圾。她很快就从楼道里走出来,把垃圾扔好,走到路边的站牌下等一辆电车,这时候她朝我们的窗口回望过来,我俩就赶紧蹲下来,我知道树枝已经让我们暴露了,但妞妞未必知道。车很快就来了,所有的人都上了车的一瞬间,我们就获得了安全。
“阿树,给你看个东西。”妞妞说。
她拉着我来到阳台,一只雪白的兔子正在笼中蠕动,它昂起头,我们窗口形状的光芒就出现在它眼睛里。
“它可不是一般的兔子。”她说。
“怎么个不一般法?”
“你得保证不说出去。”
“我保证。”
“它能吃下任何东西。”
“能吃下任何东西?”
“是啊,就算是这笼子,只要它想吃掉……”
“这样啊。”
“你不信?”她看着我很认真地问。
“信!”我说。
“不,你不信!你等着!”说罢她飞快跑出去,我和兔子一起等着她回来。她手里捏了一颗生锈的大螺丝钉。
“来,你喂给它。”她把螺丝钉交到我手里,用小鼻子指了指兔子。
“别闹了。咱们给它吃点菜叶子。”
“你试试就知道了,它能吃,别说螺丝,它连我的皮鞋都啃坏过!”
她急了,把螺丝夺回去,撅着嘴蹲到笼子边,把螺丝钉从缝里塞进去。“喏,早饭。”她对兔子说。
“可别真让它吃啊!”我吓了一跳。
“阿树!”妞妞皱着眉头瞪我,“既然阿树身上都能长出树来,凭什么不相信我的兔子不能吃钉子?”
这下可把我问住了。我为什么不相信呢?因为兔子看起来纯良温顺吗?
“快看!”小手抓住我的袖口,我也蹲下,这有点困难,很容易失去重心。我扶着一只躺椅,看见兔子正抱着螺丝钉往嘴里塞,螺丝钉就一寸一寸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它嘴里,吃完了它就歪着头看笼子外的两人,不知道在喃喃自语着什么。
“信了吧?”妞妞问。她的手还在僵持着呈现捏螺丝钉的形状,螺丝钉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我最后眨巴眨巴眼,说:“我信。从一开始我就信。”
圣诞树提前一个月被摆放在家里,期间还必须照看妞妞,陪她玩耍。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必须把自己调整成另一种状态,对所有的事物保持好奇,对世界充满热情和善意。据我所知所有父母都有这样的期盼,柔和的钢琴声响起,一只红色的皮球沿着力学上理性的轨迹跳动出门框,然而物理定律却不能预测一个婴儿的蹒跚,她在下午的阳光中抓住了它,木马已经忘了自己为何要摇动。所以语言习惯也随之改变,叠字和疑问句大量出现,字正腔圆以展示一种规范。有时一切都源于童趣,仅仅因为童趣。
如果第二天早上妞妞对你说:“我们的兔子不见了。”此时应该如何回应?
“它怎么不见的,笼子完好吗?”这件事应该你自己悄悄去确认,笼子门敞开在那儿,里面已经什么都没了。“别的地方又有什么痕迹?”这些细节显而易见,第一个齿印留在白瓷碗上,然后是勺子,果盘里的三只苹果只有一个遭遇不幸,杯子打翻了,牛奶造就了一个新的国家(正像几块饼干互相碰撞能模拟出新大陆那样)。这样一来地板上就出现了脏兮兮的爪印。“窗子为什么不关上?”求全责备不应该由你来干,而且毫无帮助。“我们去找它回来。”你们不是已经这么做了吗,从窗口探出身子,一排管道已经搭设了空中栈道。“它临走时没跟你说什么吗?”你觉得应该问这句。你想到自己离家出走还留了张纸条,现在也不知家里如何了。
“你可真逗,”妞妞说,“它可是只兔子啊,又不会说话。”
偶尔会被她教训,这就是我最感到开心的地方。她说我们去找回来,我立刻就答应了,哪怕要为此翻山越岭。
我小学二年级那年夏天最热的时候,古人相信草叶腐烂会变成次年的流萤。拎在我手里的正是每天用来浇花的那只小红桶,里面已经有半桶水,但一条鱼也没有。我跟在父亲身后,另一只胳膊下夹着小钓竿,期盼着今天它的收获。
黄河经历了最后的山丘,再往下百公里,所有的能量都敛在水面下,成了温和书生。
浅滩里不见得有大鱼,但白鲦就够我们兴奋了。我把小桶放在黑色的大桶旁,眼见一条条鲫鱼和白鲦上钩,却不许父亲往我桶里放,我要等漂亮的鱼。我藏在帽檐的阴影下,想着一尾马郎美丽的小红眼儿。鱼漂很快动了,一段异常柔软的灰色背离开水面,把身上的线抖成S形。天色渐暗,时间已经不会陪我们等更美丽的小家伙了。我看到泥鳅的小胡子时说,我要它。于是这灰溜溜的小东西就染浑了我的小桶。等我们离开河边,我已经收获了三条小泥鳅,我把小桶放在阳台上,用花叶遮好阳光,把水盛满,每天看它们激动的样子。
泥鳅有着怕生的小狗一样的亢奋,有人接近,就会牵动它们浑身的肌肉,释放难以置信的活力。此时收音机里放的是舒伯特的磁带,小提琴就像抖动的尾巴,钢琴是晃动的波纹和击打出的水花。但小狗总有一天会跟你熟的,它渐渐开始允许你摸它的脑袋它的背,你的手指可以顺着挠到它下巴,它就安逸得失去警戒,把眼睛眯起来。泥鳅在我的小桶里待了两个月,却仍为我的脚步声慌张。
一天我又走近我的小桶时,两条泥鳅正在为我的到来,或者同伴的消失茫然地慌张,我四处寻找丢失的泥鳅,最后在角落里发现了已经痛苦死去两天的扭曲的尸体,它已经干成了木乃伊。一种前所未有的后悔开始让我痛苦。
后悔不比单纯的伤痛或悲哀,这是另一种像拧着心筋一般的难受,仿佛世界上所有的美好都不能保存,它们的逝去只因为我的照顾不周。它们太有活力,所以水桶不能太满。尽管如此,从小桶里跳出来对它们来说仍然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把手伸进水桶,剩下的一大一小两条泥鳅,又开始在我手指缝里来回逃窜,让我的指头拂过它们背鳍,但从不让我轻易抓住,挑逗如难以获得的爱情。
妞妞像随时都要哭出来,我明白这种难过,更明白这种后悔,我们下定决心要去找她的兔子,哪怕它死去了或我们死去都要彼此再见一面。就像我的手从小桶里拿出来,水滴落在晒干的小泥鳅身上,我多希望它能从此活过来,但水来得太晚了。
从窗口爬出去对我来说很麻烦,把树枝探出去之后,得马上扭动身体,让树枝贴着墙壁,这样我跨坐在窗口时才不至于栽下去。双脚很快就碰到了窗下两根管道,发觉它足够结实后,我的手就离开了窗台,我转身帮妞妞也跳出来。三楼,不高也不低,但站在外面还是有点心虚。
“你害怕吗?”我问她。
“怕。”
“那你回去,我去找它。”
“不行,我也要去。走着走着就不怎么怕了,我爸爸说走夜路就是这样。”
“那行,咱们走。”
我亦步亦趋的脚尖就开始往前挪动,一开始很小心,说实话我不怎么信任脚下的管道。后来就越走越快了,妞妞紧随其后,一直抓着我的衣服。我们沿着一道浅显的爪印跟过去,不知道要跟到什么地方,但两个人已经下定决心,哪怕要走到山那边也无所谓。突然妞妞“啊”地叫出声,我马上伸出手抓住她胳膊,生怕她掉下去。
她说忘了关窗,于是沿着原路返回。我在原地愣了愣,不放心,最后也跟着一起回去。然后我们又要折返重新走一次,她的手又拉起我的衣服,让我走慢点儿。我们从两栋楼中间走过,两个老爷子正在下面专注于一匹马的跳法,谢了顶的大流士与白头亚历山大,精心的布局法让他们对路过的两个人毫无察觉。我示意妞妞停一停,下面那片小战场,严峻得一丝风都没有。
我突然心血来潮,想给他们捣捣乱。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我知道一直存活在体内的十岁的我又要觉醒了,他跳出来惹麻烦也好闯祸也罢,我觉得挺有意思。我看见那个十岁的我蹲下来从两颗脑袋中间仔细瞄着棋盘,突然大喊一声:
“把车挪到右边!”
这可吓了两个老爷子一跳,他们顺着声音一抬头,看见十岁的那个我正冲他们吐舌头。下了一辈子棋的两个人怎么也想不到,对弈者时刻防备的捣乱支招者这次竟从天而降,而且还是棵树。他们又看见跟在我身后的小女孩,惊慌地叫道:“你们……你们怎么爬这么高,可别乱动……”右边的老头马上跑起来,边跑边喊人拿梯子过来。左边的老头怕我们掉下来,就在原地等着,但我们站得稳当当,他就忙里偷闲去瞅棋盘,悄悄把车挪到右边去了。
我对妞妞说:“他们下棋最不喜欢被打搅,等他们搬来梯子,咱们屁股就要开花了。”
妞妞说:“那咱们快跑。”
我一手牵着她,在管道上小步跑起来,跑得那两条钢管颤颤悠悠,我有点害怕。我们知道左边那个老头发现我们消失了,只听他惊慌地叫:“哎?人呢?怎么不见了?……这局我可赢了!”
在天上跑,可悬着心呢,管道沿着墙壁拐弯,我马上停下来喘口气。妞妞开始在白色的呵气里偷笑,我也跟着笑,贴着墙壁站着笑,生怕自己掉下去。
“你们干嘛呢?”
我们背后谁也没有注意到的一扇窗子里,轻声一句问话就把我们的笑容蜡住了。
一个蓬头垢面的小男孩扶了扶眼镜,又问一遍:“你们干嘛呢?”
我们正好站在他的窗边,有点尴尬地和他对视着,他的房间像他的头发一样乱糟糟的,只怕再看下去他就要生气了。
“我们不是贼,我们在找兔子。”
“刚才那只吗?”
“你见到了?”
“岂止是见到了,它跳进来吃了我的数据线!”男孩拿出了他的手机,冲我们晃晃,继续说,“我没办法传东西了!”
“对不起,我们会赔你的。”妞妞抢着说。
“你们的兔子吗?”
“是啊,一不留神让它给跑出去了。”
“你们平时都是喂它电线的吗?难道比白菜还好吃?”
“不不,平时它就吃白菜,但别的也都吃,比如钉子啊瓷片啊。”
男孩在眼镜片后盯着我们,告诉我们这句话他一点儿也不信。
“你在跟谁说话?”房门外突然有人问。男孩一把抓住窗帘往左边一扯,房间顿时暗了下来。他一边喊着“没人啊”一边又低声对着窗外说:“躲一躲,我妈。”
但男孩的妈妈已经兀自推门进来,一句话也不再问,直奔窗边把窗帘拉开。窗外一个人也没有。她就把自己的脑袋伸出去左右看。她看到了两只惊飞的鸟正穿过树荫,窗台上留着雨滴把灰尘洇开的形状,一点可疑的痕迹都没有。她退回来,反复审视了房间和她儿子,又一声不响走出去关好门。男孩没有立刻喊我们,走过去又把门打开。他妈妈果然还站在门外,见到这情形也就悻悻而去,不再监听了。
男孩的妈妈当然看不见我们。我们又从房子拐角处退回去藏好,一动也不敢动。良久,我让妞妞探头去看,因为我的目标实在太大了。她刚悄悄从墙角露出一只眼睛,就发现了男孩同样探出来的脑袋,他迅速向我们招手。
“老余,他们在那儿,那栋楼上!快!”我听见刚才的两个老头之一在喊。我们为了躲男孩的妈妈,却又曝露给老头们了。我一把抱起妞妞跑到男孩窗前,说:“借光躲一躲。”两扇窗旋即洞开,窗边小桌子上的物件被一把捋开,我们钻了进去踩着桌子跳下。只听老头们的嚷嚷声已经追到楼下,变成了一片疑惑不解。
男孩又开门去看他妈妈的动向,门外一个人也没有。
“谢谢你!”我说。
男孩若有所思地打量我们,说:“我认识你,秋天那时候他们带着你游行来着。”
“是啊我这么特殊的家伙……不过我是被迫跟他们一起去的。”
“我知道。”
“啊,我们刚才跟老爷爷们开了个玩笑才被追赶的,可不是做了坏事!”我连忙补充道。
“我们是为了找兔子。”妞妞说。
“讲讲那只兔子呗。”男孩说。
“它平时可乖了,但一直没人跟它玩,它才跑出去的。”
“兔子也会寂寞吗?”
“那当然,它又不会说话,它说话我也听不懂,我不知道它喜欢吃什么就什么都喂它,它一定嫌我家不好……”妞妞说着又要哭起来,我连忙安慰她,生怕她又把男孩的妈妈引来,那些小泪花就只开在我手上。
“早上醒了我见它正啃着我的数据线,简直被吓呆了,等我回过神儿来它早就吃了个干干净净跑了出去。”男孩瞪大眼睛,仿佛兔子在啃数据线的情形正在眼前。
“它往哪儿跑了?”我们问。
“就顺着这根管子……”他指着窗台下面我们来时的路说,“一直往前。你们要继续追吗,老头们已经都走了。”
我们立即跳出窗外,试试看兔子要把我们带去什么地方。
“你们等等。”男孩喊。他正把自己的手机、游戏机往兜里塞,又抱上了手提电脑。然后是这些设备的充电器、各种电线。
“你干嘛啊?”
“带上我,我也去。我也是只兔子,在这儿忍不了了!”他说。他已经收拾停当,全身上下鼓鼓囊囊的。
“去倒是也行,带的东西也太多了吧?”
听我这么说,他想了想,把电脑放下。我还是摇头,他又把游戏机放下。最后干脆连手机也没带。“是了,要跑就什么都不带。”他也从窗户跳出来,成为我们这小队伍的第三个人。“嘿,这就跟打游戏收同伴似的。”他又习惯性地扶镜框。
“你们知道眉间尺吗?”
“什么尺?”男孩问。
“就是个人,他爹叫干将,他娘叫莫邪。他爹被楚王害死了,他给他爹报仇。”
“啊,我听说过。”妞妞叫道。
“这楚王命干将给他铸剑,传说用的铁一是他夫人抱柱受孕所生,二是一对藏在兵器库里吃铁的昆吾山兔子的胆。你们明白什么了没有?”
“不明白。”两人一起回答。
“我想说,这只神奇的兔子,说不定就来自昆吾山。它能吃下铁,也就能吃数据线,也能吃咱们脚下这两根管子。幸亏它没动这念头,不然天然气可就漏了,咱们也没处可走了。”我停下来一口气说完,两个人呆呆看着我,眨着眼睛想。
男孩也不大,七八岁的样子,因为太瘦,显得整个人就剩下个脑袋。他可能觉得我又在胡扯,就什么也不说,只管听我安排。管道上的脚印早就不见了,接下来除了硬着头皮继续沿大道走没别的办法,但这一筹莫展可不能让两个小孩看出来。
我拍拍手。“走吧。”我吐出呵气来,三个人继续前进,从更多窗口走过,吓更多人一跳。
我的手冻得通红,但不能放进口袋,那样容易摔倒。我见妞妞手上戴了毛线手套,一道粉红一道白,看起来就很暖和。“妈妈给我买的。”她说。男孩说:“我也有,忘了带。”“什么样的?”妞妞问他。“黑不溜秋的,很难看,”他回答,“我妈妈说戴着暖和就行,不用讲究好看。”妞妞说:“我要是找到兔子,就不戴手套了。抱着它可比戴手套暖和!”
她把两只手套拱在胸前,装作已经抱着兔子的样子,抚摸兔子脑袋,给它顺毛,这样它就不会再逃跑了。
“我姑姑家养了小狗,摸起来也是很暖和,还会用很暖和的舌头舔你的手。”男孩说。
“什么样的狗?”妞妞又问。
“小的,很能叫唤,叫起来能叫一下午。”
“那,它好看吗?”
“我姑姑觉得好看,我姑父觉得不好看……就是不是那种所有人都喜欢的。”
“那你喜欢吗?”
“我不怎么喜欢小动物,但是我养了小火龙。”
“什么是小火龙?”
“游戏里的,能喷火。”
“那你们家做饭就不用烧气了。”
“是游戏里的,不是真的。游戏里也不用做饭。”
“哦。那吃什么?”
“什么也不吃,游戏里也不用吃饭。”
“哦。”
男孩被妞妞问得有点烦了,转来问我。
“讲讲你那棵树呗。怎么来的?”
“有点没劲,跟我爸怄气就种了。”
“什么情况?”男孩扶眼镜。
“你知道小提琴吗?我爸拉小提琴把我比下去了,我想种棵树做把新琴比回去。”
“你会拉小提琴?我也学过,但没学会。”
“我会一点儿,”我想了想,“拿过点儿奖。”
“就跟我们班长一样,他也拿过奖状,每次晚会他都在班里拉。”
“差不多吧。”
跟小年轻人说话,自己也会变得年轻。年轻的意思就是,我虽然都二十了,仍然可以不顾安危地胡闹,领着两个小孩在天然气管道上寻找丢失的兔子,脚底下是三层以下的村子,那个卖棉花糖的老人刚把小车停在路边喝一口水,一抬头就看见了我们,举起的杯子就停住了。那像是三只迁徙的鸟,一只大的带着两只小的,各种原因盘旋在猜测里,他们在冬天来到时还没能跟上大部队,此刻驻足在楼房上为更远的旅途养精蓄锐。
这样的三个人绝对不符合跟踪的要求,我们太引人注目了。在燃气管道上奔走的树,一个戴眼镜的小孩,另一个戴手套的更小的小孩。好在兔子绝对没有什么反侦察能力,我们只要能看到它,它就绝对跑不了了。我一边带着队伍往前走,一边静下心想,兔子留下的痕迹有些很容易消失,就像沾了牛奶的脚印。但它的影子留在人们心里,那可不容易消失。我要是走过山头看见鲜花和蝴蝶,就要记上一辈子。
我们逢人便问。有这样一只兔子,这么大,白的,你看到没有?
我们很快发现它这一路上可吃掉了不少东西:一位阿姨的漏勺正摆在厨灶上,那团白色的小机灵鬼跳进来把它咬断了;它吃掉了汤先生的纪念币,空留个盒子给他,让他气急败坏,在他的心情更糟之前我们赶紧开溜;某扇窗前我们发现了愁眉不展的姑娘,她的羽毛球拍线断了,她下午就没办法去见那个教人打球的帅哥了,球拍从窗口递出来时我一眼就认出了那熟悉的齿痕。
我让男孩算一算到目前为止应该赔多少钱(“别忘了把你自己的数据线也算上”),他的眼睛就向左上方翻动,嘴里念念有词,费劲纠缠。我们坐下来等他,把双腿从管道上垂下去,一群好奇的小孩围了过来,问:“你们在上面干什么?”我连忙打手势让他们别打扰男孩的穿针引线。不多时他算好了。“335块。”他说。
“妞妞。”我叫她。
“嗯。”
“咱们……再这么追下去,不见得能追到,赔的钱却越来越多了。”
“那怎么办?”
“最容易的办法就是,现在立马掉头回去,这只兔子跟我们无关了,再也不用赔谁。然后我们到动物福利院挂名等着领养另一只。”
“但那不是它!”
那不是它。她说。可她实际上不能分辨同样大小的两只白兔,一只是从她家里逃出来用捣蛋之心破坏世界的,一只是可以安安静静待在每一个小姑娘怀里乖巧老去的普通兔子。她坚持认为自己能认得清,坚持说她的兔子化成灰她都认得,这话我在任何痴情人口中都听到过。我能这么想,真为自己害臊。
“如果找不回来,我也不回去了!”我看着她很难过。这事我不能教她,在代价面前放弃所追求的。许多人都顺从,但我希望她不是,我跟她一起跑出来不是为了泥鳅的痛感,而是因为这个。她要是长大点就会反问我,阿树你不就是为了打败父亲,忍受着痛苦种下这小云杉,又不远千里跑到我们村子来吗?我怎么回答?我无话可说,我只好支持她,让她也感受痛苦。谁真正爱这些孩子们,谁就会拥有一种巨大的温柔,不是你拥抱星空,而是星空拥抱你。
没有人知道一只鸽子为何恰好扑棱棱落到房顶上,印证着两个事物之间天然古老的关系——鸽子、房顶;房顶、鸽子,紧密相连。鸽子还没来得及日常性地抗议热水器对它领土的侵占,低沉的叫声永远携带怒意,一只灰白色的屁股就笨拙地露在楼檐之外。从妞妞那儿望过去,我看见另一个男孩,迅速调动的焦距就把他架在窗台上的胳膊、他笑眯眯的脸、托在腮帮上的右手推到我面前来。
“四眼儿,你在跟谁一起玩啊,不怕回家挨打吗?”那个男孩吆喝道。
“要你管!”我身边这个男孩回应道。他立刻低声告诉我:“这是‘尖嘴猴子’,我不太熟,他比我高一年级。人人都讨厌他,他嘴里没一句实话。”
“尖嘴猴子”小脸细胳膊,笑起来就像戏台上滑稽的丑角。他眯成缝的眼睛不紧不慢地打量着我们,仿佛在看什么有趣的把戏。
我们站起来朝他走过去,躲过另一户人家一扇危险的朝外敞开的窗,他的目光始终追随我们如偶遇的流浪小狗。
“这不是有名的那个树嘛。”他细声细气地说。
“有名?”我问。
“他们都知道你,你是大英雄,把一帮老不死的赶出去,又立了道墙。”
要一句话激怒第一次见面的人也是种本事。我已经对这个小屁孩失去兴趣了,也不打算就着这话头接着谈下去。我领着我的队伍,打算视若无物地从他的窗口越过去。
但他突然说:“刚才我抓了一只兔子。”
“在哪儿?”妞妞急了。
“我把它拿到厨房,用刀背拍扁,丢锅里煎成煎饼了。”
“你胡说!你……你赔我的兔子!”妞妞已经攥着小拳头朝他胳膊上捶了过去,但对方可是“猴子”,粉色的手套被轻易躲过,捶在了窗台上,她哭了起来。
我连忙把她护在身后,想要教训一下这顽劣的少年。他精明得很,立刻拉紧了窗,在玻璃后面冲我们吐舌头。我让两个小朋友走在前面,假装一副要离开的样子,那扇窗果然着急地打开了。我立刻从杉树底下伸出胳膊——胳膊不算长,我的个子也不算高,兴许手指算很长的,这是我的骄傲,它们已经把“尖嘴猴子”那一握粗的小胳膊牢牢掌控,用那可以在繁劳的音乐会上捏住琴弓三个小时的力量攥他在手。
他马上大喊大叫起来,像所有的弱者一样,如果声音能转化成切实的力量,他就是宇宙第一大力士。
“你再叫!”我吓唬他,“再叫我就把你喂兔子!”
“兔子早跑了,兔子往南边去了!”他喊。
“别信,他满嘴胡话,见没见过兔子都是回事。”男孩悄悄说。
我把“尖嘴猴子”的胳膊交给左手,右手拧住了他耳朵。“来我问你,我是棵神树,你要是说谎我能听出来,那你就小心自己耳朵。”
“哎哟,放手,问就问,哎哟……”
我装模作样咳嗽了一下。“你说谎了吗?”
“我当然……”他精明的小眼睛转了转,马上明白这是个陷阱。他要是承认,我就要拧他耳朵,要是不承认,那本身就是撒谎,我还是要拧他耳朵。但就算不说,他的耳朵也已经开始疼起来。
“你到底看见兔子了没有?”我大声问他。
“疼,疼……”他回答。
“往哪去了?”
“疼……”他的手指停在了一个方向。
“给我们带路!”
“疼啊,疼死了!”他总结道。
妞妞说我脑袋瓜好聪明,又掌握了一门猴语。
队长不在,郭宇就故意把备忘笔记写成弧线,第一行最长,第二行按照某种他脑中的规律收减,第三行更短,直到最后形成一个扇面,他上个月新换的钢笔就沿着它们的轮廓画出扇骨,缀上流苏,如果还有空白就再画一只美人手,当然手比较难画,让他失去耐心。
他环顾四周,值班室里只剩他自己,钟表在费劲地缓缓搅动,粘稠又无形的物质让窗玻璃上他的影子一跃而起。他对着玻璃上浅显的映像整理着装,把制服上的风纪扣也小心扣好,然后他双手从桌上端起一团空气按在头上,那是一顶毡帽。他把铭牌从胸前摘下来,正面朝下扣在桌子上。
此刻他已经不是村里的消防员(见习)了,而是遥远的奥伊米亚康口呼白气的农户,他从门后捡起桶,打开房门装模作样走出去。他设计自己将遇见一个贼,手里扬起的桶刚要砸下却放弃了,他不想吵醒妻子,她昨晚有点发烧,吃了药一觉睡到现在。他既要拦住那贼,又要蹑手蹑脚!要是队长在就好了,队长能跟他演对手戏,队长上学时在话剧社打过杂。
他对消防员(而且才见习)没什么热情,他喜欢表演。这样的模拟练习片段,几乎每天都在他脑海里出现,设计矛盾、调动肢体,这是全心全意的快乐。
你说与一个假想出来的人双双滚在不存在的雪地中无声地搏斗,最后累得自己一头大汗,这有什么快乐可言?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对方”也已经筋疲力尽了。“他”是个贼,也不敢声张,这正是安排者的得意之处。雪进到脖子里,真冷啊,他打了个哆嗦。那个贼在旁边仰躺着,已经全然不顾雪地的温度了。他看着他,他也看着他。“即时反映。”他想。他把手伸向对方,想要握一握。或许这个贼也是为了自个儿生病的妻子才被迫盗窃的,这样他就可以回屋摸出伏特加,给他倒一茶缸同情出来。敲门声响了。
“小点儿声,别吵醒了她。”他心里暗暗骂着。但敲门的哪理他这一套,反而越来越使劲,一边敲还一边喊着:“有人吗?消防队的呢?”门框抖下些墙灰,郭宇不得不强迫自己从表演里回来,这样才能吆喝一嗓子:“谁啊!”
“有人。开开门,你们能出警吗?报案的。”
他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对这不合时宜的访客颇为不满。门打开了,他看见一群吆五喝六的老爷子站在门外。
“官儿老爷,”为首的叫他,“你们的车能出去救人吗,仨孩子被困在楼顶了。”
一群人七嘴八舌讲述事情的经过,可谁也讲不顺溜。他皱着眉耐心听,结果为首的老头一把抓住他手脖子。“快走,救人要紧。你是队长吗?车你能开出来吗?怎么就你一个人在?”
“你等等。”郭宇从他手里逃回来。他回到屋里拿起自己的铭牌别在左胸口,上面写着,职位:消防员,括弧,见习。他想了想,又把铭牌取了下来,拉开抽屉,从里面摸出另一张铭牌出来。那上面的人不是他,是他队长。这是去年以前用的老铭牌,边角都磨出了黑色,上面写着,职位:消防支队长。他深吸一口气,把这张铭牌别上去。
“我是队长。咱们走!”他对一帮啰里啰嗦的老头们说。
消防笛大老远就响彻街道。一辆红彤彤的消防车踉跄从拐角驶出,除了驾驶员是个穿戴整齐的小伙子,车上拉满了老头,车外还挂站着几个,他们找到了潇洒地乘风破浪的感觉,大声呼喊着指挥方向。街上的人纷纷驻足,想弄明白出什么事了。“哪儿着了?”他们问着。“心,心着了!”郭宇听见窗外的老头喊,做出拍打胸膛的模样,一点也不像老头。
他们驶过重重楼房,看见一堆人聚集在前面,车就开不动了。那堆人也是老头,他们呼喊着,抬头看着什么,跟着什么往前跑,像前面有饵。车上的老头纷纷跳下来,加入了那堆老头中。刚才为首报案的那个领着他,他们拨开人群,郭宇顺着他皱巴巴的手掌的方向看到,在天然气管道上,一棵树(?)领着三个小孩,正向前奔跑。上面的人跑到哪儿,下面的人就跟着跑到哪儿。
“我们跟上去。”老头说。
郭宇也想知道上面的人在干嘛。他年轻,腿脚利索,很快就跑到了最前面。他看见那棵树其实长着脑袋,不过给许多树枝挡住了,树从他胸口长出来,他就像棵冬虫夏草。
后面跟着的是三个小孩,第一个看起来年龄很小,戴着双手套,一副慌慌张张的样子。后面两个稍微大点,一个戴着眼镜,边跑还边伸手去扶镜框;另一个奇瘦无比,他双手捂着耳朵,表情痛苦。他从下面看时,那小瘦子也在偷偷瞄着他。在这奇怪的组合身后,不仅一群老头叫嚷着跟着他们,让他们小心,楼房上的窗户也纷纷打开,无数脑袋像开花一样冒出来。晾晒的衣服在绳上颤抖了,鸽子都不飞了,它们在房顶一起围观。这可真是奇景。郭宇想。难道他们在演戏?
再跟着往前跑,他看见了最前面的东西。原来领头的不是身上长了树的怪人,而是一个跳跃着的毛团,白乎乎的。它跳着跳着,四肢清晰了,耳朵显现了,他终于看清那是只白兔。它正顺着管道的方向奋力奔跑,一步也不肯停,天知道那最最前面,兔子再往前,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吸引着兔子。要是他们这么没完没了跑下去,就顺着管道出了村,一直到郊外的供气公司了。他边跑边在裤子口袋里摸手机,慌慌张张拿反了,他倒过来开始查电话本,想给队长打电话。这样消防队其他人可以提前在供气公司拦截,如果兔子不改道的话。
但兔子不知何时停下了。于是管道上的四个人也停下了。我们的见习消防员(正在扮演消防支队长)也停下了。他身后无数老头也都停下了。打开的窗户和窗户上的鸽子也不例外。他看见兔子耳朵正在微微抖动,鼻头使劲嗅着什么,所有人都安静了,都在看着它要干什么。
夏天的时候,村里到处是蝉,晚上蝉不叫了,蛐蛐就暖场,没有一刻是安静的。冬天恰好相反,且不说虫子们都在躲避严寒,雪好像把平常的声音也吸净了,车流人流默默地走,叫卖的小贩一张口只吐出雾气,两个并排行走的人互相读着嘴唇,一切都进入了无声电影。郭宇想,热闹这个词就是形容夏天的,就像冷静之于冬天,但它们却不是严格的反义词,安静是他的妻子,而热情是她的丈夫。他仿佛能听见自己脑子叽里咕噜的运转。
兔子安静地呼吸,它坐成一团可疑的蠕动,它耳朵已经高高扬起,像在空气中搜索信号的收音机天线,它正仔细分辨着每个频率里的嘈杂,而真正的信号来自我们每个人发出的声响。兔子的耳朵放下了,它从二层楼窗户上方不远处的管道上一跃而下,直直地朝树下一堆积雪里落去。所有人都尖叫,在场的那个最小的小孩,被树人护在身后,叫得最厉害。她挣扎着从树枝下逃脱,一只小手套落了下来,一声不响掉在新扫过的大街上,所有人的心又再次悬了起来。
“长官,快去救他们!”老头们说。
郭宇拔腿就往消防车那儿跑,但看样子车开不进来了,这里人太多了。他大老远看见一只包裹从老头们的头顶传过来,他认出那是消防气垫。
“不好意思,我们自作主张了。”老头们说。
“干得好!”他回答,那派头像极了他们队长。人们围上来,迅速把气垫拉开,瞄准了几个孩子的正下方并铺好。他们正在哭闹着,那场缠斗还没结束,他们随时都可能掉下来。但是气垫软绵绵地摊放在地上。郭宇第一次遇见这情形,脑袋不灵光了。他编各种小品段子时的机智全都不见了。
“长官,怎么充气?”一个老头问。
对了,充气,充气……充气阀在车上!车开不进来!
“怎么充气?”他重复道,像是在问自己,也像是在问老头。
“大家让路,把车开进来,把梯子架上去!”为首的老头喊。他满脸通红,比下任何一局棋时都激动,他挥舞着胳膊,让所有老头都闪到一边去。没那么容易,老头挤着老头,所有老头腿脚都不灵便。
“用这个!”有人喊。人们抬起头,看见二楼窗户上探出个脑袋,手里抓着打气筒。
“那行,咱们这就把气垫打起来!”老头们又围了上来。
第一个老头在打气筒上运动了几十下,气垫似乎还没看到动静,他就已经累得喘不过气。第二个接着他继续打,他的身体好一点,但不出一分钟就越打越慢,每往下压一次都要费尽全身力气,人们喊他,快点啊能不能行啊!郭宇立刻把气筒接了过来。他拼命地打气,老头们拼命地给他鼓劲儿,气垫一点点鼓起来了,他的脸憋得通红。人们叫喊着,引来了一片云,太阳光就被挡住了,一个个雪堆上晶莹细小的反光点消失了。
随着一声响亮的呼喊,那个最小的孩子终于掉下来——毋宁说她是自己选择跳下来——落进气垫宽厚的掌心,不等人们关切地围上去,她就翻身跳下气垫,哭喊着朝旁边的雪堆跑去,但谁都没注意那只兔子哪儿去了。就像在医院产房里哭声是种喜悦,她的灵活跑动、她的哭声也显示着安全,人们高悬的心算是落下了大半,但上面还有三个人。没人关心兔子。
与树连为一体的那个人喘着气,他目光追随着那个落下的孩子,而后又落到郭宇身上,准确地说是他的消防帽上,消防帽的警徽上。
“向消防员致敬!”他喊。他双手摆出个架势,摸索着一个无形的玩意,他注意到身后两个小孩还呆呆站在半空中,就轻敲他们脑袋,他们就被迫给他打拍子——戴眼镜的那个拍着手,另一个会打很炫的响指。然后他就继续自己那个神秘的召唤仪式,郭宇看出来了,召唤的是小提琴,这也是个演员,等他下来要好好跟他交流交流!他很配合地装作欣赏对方的演奏,尽管他根本听不见那曲子,他也不认识肖斯塔科维奇。空中乐队演奏的第二首是《鳟鱼》,他们自己报幕。
树人掉下来时气垫发出“噗”的一声闷响,那是棵杉树,下落的冲击力折损了不少针叶,一丛飞到年轻的消防员脸上,吓他一跳。戴眼镜的小孩也跳下来,发出怪叫,眼镜腿折了。最后一个瘦猴似的小孩捂着耳朵纵身一跃,无声无息地陷进了气垫里。
下雪的时候我正坐在一张小竹凳上,怕我凉,妞妞把自己的小坐垫拿给我。
妞妞的爸爸非常生气,他本想让我回去。(“你怎么敢……!!”)
“我们还能买到合适的圣诞树吗?”妞妞的妈妈问。这样她爸爸就只顾生闷气了。最后他说:“你去坐在沙发旁边,不许再跟妞妞讲话,你只是一棵树!”
今天已经是平安夜了,还不放假,妞妞的父母上班临走前很不信任地关上所有门窗,好像我俩没办法自己打开似的。但我已经连开窗的念头都没有了。妞妞平常一个人在家,他们根本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些什么,她哭了一夜,她妈妈安慰她说,晚上会带点心回来。今天是平安夜,没有人关心兔子。
我坐在沙发旁的小竹凳上,想着晚上的灯光,电视里的热闹场景,三个人本不该被我听到的家庭私语,电话铃打断了我。
妞妞跑过去接起来,很快回头对我说:“是爸爸。”然后又回到电话里跟爸爸应答,最后她告诉我:“爸爸说每隔半个小时就会打电话回来,要是我们再跑出去,他就从单位跑回来看着我们。”她说话时眼睛还红肿着,我从树枝间露出脸好告诉她我在看着她,在冲她点头。
“阿树,爸爸不在家,你可以说话的。”
我知道,但我就不。
她跑来坐在我旁边沙发上,看看我,我正在读一本去年的杂志,介绍数码产品、服装和时尚小玩意。她把自己陷进扶手坐垫和靠垫组成的凹槽里,穿着毛茸茸拖鞋的双脚就被带离地面,弯下腰,脑袋深深埋在膝间。不多时我就听到从那隐藏的地方传来呜咽声,渐渐变成清晰的啜泣。为了把脸完全挡住,她的左手从右胳膊下探出来,只待我的手越过树枝和沙发把它握住,她就顺势把我的胳膊收揽入怀,用它擦眼泪。幸好我已经不用说话。语言算个什么呢?这样或那样的时候,我思考着。
爸爸的电话很快又响了,她抽泣着去接起来,支吾应了几声,很快挂掉。她说:“阿树,爸爸今晚可能要回来得晚,我们得自己去买些彩灯。”她的声音里还带着小雨过后湿漉漉的痕迹,轻微的痰音让她的嗓子低哑,给人的感觉就像外面街道上阴沉沉的天色。
街道上人不多,我仍牵着她的手走着,像昨天一样。雪花细碎又绵长,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昨天清扫过的大街又开始重新积雪,这让我们的步伐变得缓慢。这是个肃穆的世界,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气氛。据我所知村子里会为圣诞庆祝的只有小孩和恋人,无一例外他们都会得到礼物,礼物总是不嫌多的。所以为年轻人开的店,也都象征性地做了圣诞装饰,而大多数传统店面过的是自己恒久世界里毫不特别的一个冬日。我想尽管人们把墙拆了,新旧融合却仍然艰难迟缓。
我们路过街边的传统小吃店,妞妞买了两只煎饼果子,但她吃不完整个的,所以我吃了一个又半个。渐渐她就忘了兔子的事了。她仍是个孩子啊,一些小恩惠就能让她迅速与周围世界和好如初,我失去自己的泥鳅时也是,我得到了新的动画片光碟。吃着吃着她就笑起来。
“很好吃!”她说。
食物给人的慰藉是最体贴的,它实实在在温暖你,不知不觉变成你回忆的一部分。欢喜和忧愁未必总有音乐相伴,但食物每天都在吃,次次吃次次不同。冬天每年都要过,但每年都不同。今年十二月我一个人被留在店外的长椅上,因为对我来说进店是件麻烦的事。我坐在商店门口的长椅上,一队小学生被体育老师带领,在路边变换着队形。男生先走,从高到低,最高的女生跟在最低的男生后面,然后又慢慢变成四列并行。
我透过玻璃寻找妞妞,她正穿越两排货架,手中已抱着一大串彩灯,然而还在寻找什么。她消失在一排酱油瓶之后,一会儿又从糖果货架走出来,出来时手中捏着两袋酸奶。她走到了一张大减价海报挡住的地方,我把屁股往一旁挪,不舍地离开一片刚刚暖热的地方。收银员在无声地敲动键盘,钱柜默默弹出,妞妞正在自己的小荷包里找着硬币,我突然发现她的头发长长了,虽然不够扎起来,但至少与那些小男孩有所区别了。
牵着手回去的路上我们喝掉了那两袋温水暖过的酸奶,雪没有要停下的意思,客厅的时钟已经走到了一天中最好的时光——那片无论什么天气都已经热情减退,却仍含情脉脉的下午。彩灯刚接上电,立刻就闪烁起来,很简陋的彩光都能让我们心情愉快,有了闪烁的小玩意,日子就变成节日。
我们动手把这些小灯缠在我身上,我伸手够不到的地方妞妞就站在沙发上帮我布置,她装扮我就好像装扮自己的娃娃,一种特定的神态,精致小巧的慈爱。她绕到我背后时我们听到了窗口有节奏的敲击声。我们循着声音转头看客厅那扇大窗户,三个人正在窗外的世界冲我们挥手。分别是眼镜、猴子和消防员。他们是从窗外的管道一路走来找我们的,就像我们昨天干的那样。
他们跳进来,从身后拿出各自的礼物。妞妞尖叫着首先打开了眼镜的小礼包,一辆小汽车停在里面,沉甸甸的,车门还能打开。车底下压着礼物卡,写着:
妞妞圣诞快乐!——眼镜
他允许我们用“眼镜”称呼他,这是个荣耀,别人这么叫,他就会生气。
尖嘴猴子的礼盒出奇地大,也出奇地轻。我们都怀疑地看着它一点点被打开,盒盖子被揭起来:里面果然什么都没有。
“我的礼物就是个笑话。”他说。眼镜呸了他,说他抠门,他反驳说这叫创意。妞妞却很开心,看到他们就很开心。
我没想到的是消防员也来了。他戴着他的帽子,上面有属于他的徽记,擦得干干净净,不落雪。他的礼物是一个笑哈哈玩偶,一拍它的头,就有一串像被歌剧演员高难度顿唱出来的哈哈声,把我们尽数包围,彩灯在我身上闪烁着,三个人身上带进来的雪花都悄然化了。
消防员展示了他的新铭牌,上面已经去掉了“见习”两个字,他已经正式成为村子的守护者。他对我说:“我听了你说的那个作曲家,很震撼!”我找了支铅笔,正如有人说它是食指的文明后裔,在早晨的报纸上写:“爱一个消防员,就爱所有的消防员!”
有一个景象恒久地占据着我的想象世界:1941年列宁格勒,肖斯塔科维奇搭乘的响着警笛的消防车(它有一种邮票上独特的红)驶过赫尔岑街47号,三楼的一个窗口正高傲地检阅他,由冲突构成的眼泪就立刻化作《时代》杂志封面的金色头盔,所有卑劣粗鄙野蛮就在此永久止步,再也无法前进直到它们死亡!
“那天你们的第二首曲子我也听了,很美。”他说。
他的评价如此简单,很震撼,很美,再也没有其他可以找到的形容词。但这恰恰简练且准确。我就着《鳟鱼》想了想,留下点我的礼物。
鳟鱼在向往自由,兔子也是……泥鳅也是。我写。捕鱼人多么可恶啊,他搅浑了水,把鳟鱼抓去了。我们追在兔子后面跑,是想捉住它吗?一开始是,后来已经不是了,我们想要跟着它跑,无论跑到什么地方,我们向往它。我们站在了所有人的头顶上,他们必须仰望我们,我们有所追寻,却要付出随时都可能摔下来磕破脑袋的危险。这之后我们被人指责,但我希望你们仍有追寻兔子的勇气,要知道,这勇气难能可贵。
“我们以后还会这么跑来着。”眼镜说。
别再轻易这么干,这确实很危险,全是我的错。看起来我在怂恿你们做一些危险的事。我继续写。
“他是在打比方。”尖嘴猴子说。
“我希望能有更多时间陪你们出来干傻事,”眼镜说,“我希望登上最险峻的山峰。”
不错,你的兔子就在那儿等着你。我回答。
“我希望以后说的谎都能成为现实,比如我说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裤兜里就冒出拿不完的钞票来!”尖嘴猴子也跟着说。
说谎这事儿以后还是少干为妙。
“你少管,我就是要骗所有人!”
那也挺有趣,以后你可以是个小说家。我写到这儿,停下来一笑。
“那么我也来说”。消防员想了想,“我慢慢喜欢当消防员了。可能我这辈子没办法成为演员,但我要成为最会演戏的消防员。”
他的声音让杉树枝颤动了,我感到胸口那种疼痛又开始发作,我却没有镇痛药丸。好在天色已暗,与他们告别时没有人注意到我脸上已经没有了血色。他们沿原路返回,小心谨慎。
我则跌回椅子上,有一支根茎似乎蔓延到了我的最里面,触碰到我不设防的核心,像要把我整个人钻透。我浑身的震颤很快化成了汗水,寒风从洞开的窗口吹进来很快将它们冷却,它们又出现,我甚至连听觉都丧失了,只看到妞妞焦急的脸色,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出现,就像播放重复的胶片。
这一切消失的时候我首先看到了彩灯还在亮着,屋里的灯光也打开了,显得安详平和。妞妞端来水,用的是她的专用茶杯,上面有只小熊。我仍在纸上写,没事。爸爸妈妈很快回来了,夜晚回来了。妞妞要说什么,可她始终没说,一直到第二天晚上下了一天一夜的雪停了,她送我出门。
“阿树,我希望还能跟你一起找兔子。”她说。
我仍需恪守规则,她爸爸远在楼上看着我们,渐暗的天色让亮窗里的黑色脑门凸显出来。
“明年你还能来做我的圣诞树吗?”
我想可能来不了了,你爸爸不会同意,这太危险了,我就是蛊惑人心的蛇。我吐出的信子如火焰燃烧,很容易把人点着。我自认为我是大海的蛇,虔诚地围绕阿尔戈号游弋盘旋,我所讲的全是不能被时光摧毁的。
我看到那个余光里的影子消失了。
“听音乐吧,我要说的”,一个郑重的停顿,“全在里面。”
我终于还是没能守信,可能要为此自责,但有些话不说出来会更让我后悔。于是我立刻看到了代价。
在我退回积雪的街道,从妞妞的家庭舞台中退场时,我见到了她转身的一瞬间背光的脸侧面一道神奇的光弧。那是不应该有光亮的地方,遥远的宇宙深处茫然又寂静,一百亿光年以外的超星系团后方的一道狭长光亮被哈勃望远镜拾取,那是亿万年前古老窑口烧制引力透镜、爱因斯坦环的一个残片。它的动人之处是,它比我们更理解宇宙的时光,我们却不知它来自何方,何以被超星系团扭曲成遥远缥缈的光之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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