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落后，山村衰退现状的基本表现
山村经济落后、人口凋敝是普遍不争的事实。经济的落后由人均纯收入来体现。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报告，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2007年实际增长8.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实际增长8.4%，按2008年农村贫困标准1196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仍然有4007万人。村民收入微薄，温饱都成问题，无力改善生活，更无从发展科教文卫事业了。从表2-2-3中可以看出自1983年以来，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贫富差距一直在增大。
表2-2-3 1983—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对比 （单位：元）
从深层次看来，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超过正常的尺度，不仅仅影响山村的发展，更是决定国计民生的最重要问题之一。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4567.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1182.5元）的7.2倍。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有专家认为我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8》提供的127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表明，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中国。这种状况说明，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高于中国的历史高点，长此以往，城乡差距和两极分化将影响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经济区位不利是制约山村发展的首要因素
首先，山区和高原占国土的2/3，绝大部分位于第一和第二级阶梯，缺乏经济发展的区位优势。位于第三级阶梯（特别是江南的丘陵部分）的山村，如杭州的梅家坞，却是另一番景象：梅家坞原本只是杭州近郊大山里的一座小村落，梅家坞人世代以植茶、采茶、炒茶、卖茶为生。2000年，从灵隐到梅家坞的梅灵隧道开通，大大缩短了梅家坞与外界市场的距离，将梅家坞推进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往日平静的小茶村顿时喧嚣起来，遍地茶楼林立，车水马龙。经过5年的整治和创建，梅家坞茶文化村已有160余家乡间茶坊，村里还专门成立了多语种接待室，为前来观光的宾客讲解梅家坞茶历史、茶的采摘、炒制和茶的功能等内容，并进行茶艺表演。梅家坞茶文化村已成为杭州对外的一块“金字招牌”。
其次，由于山村所处的地理地质环境复杂，和平原地区有着天然的迥异，道路建设的技术难度增大、成本增高。同时，山村的经济底子薄弱，大部分地区没有修路的技术和资金能力，导致很多中西部山村交通阻塞，与世隔绝。
区位的劣势和交通的阻塞给山村发展带来两方面的制约：①“进不来”，外界的物资、设备等不容易也没有途径进入山村，外援山村的发展，帮助村民脱贫致富；②“出不去”，自身的特产等资源无法走出山村，很难给村民带来经济收益。
山村要得到发展，改变贫穷、衰退、落后的面貌，首先就要实现道路的通达，形成较为有利的区位优势。在地方居民和政府没有能力自行解决的时候，需要国家财政的拨款援助，但这样的援助往往不够及时或者根本无法得到。[2]
（三）资源禀赋迥异，山村发展参差不齐
并非所有的山村都未得到发展，而是因为资源禀赋和区位等因素的迥异，绝大部分的山村是贫穷和落后的。全国各省份的农村地区因为资源禀赋的不同，农民的收入也存在着显著差异，如表2-2-4所示。
表2-2-4 全国各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变化 （单位：元）
可见，2000年北京、上海、浙江地区的农村人均纯收入超过4000元，而其他的绝大部分地区都不足2000元。[3]杭州近郊的梅家坞，按地形的划分属于丘陵地带，是山村的一种，但借助茶叶和杭州的资源、区位优势，它的发展却远远超越了普通的山区农村。
河镇彝族苗族乡，位于赫章县西北部，距县城81千米，毗邻云南省彝良、镇雄两县，古代归属于历史辉煌的夜郎古国管辖，如今归属于贵州省赫章县行政区域。由于受历史、自然、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这里出现了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水土流失严重，生态恶化，基础薄弱，交通闭塞，经济发展缓慢，文化落后，劳动力素质低等问题，是中国最贫穷山村之一。[4]资源禀赋、区位交通的差异使得山村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四）气候、环境、生态系统恶化，与山村衰退直接相关
从地理分布上来讲，中国生态脆弱区主要分布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区、南方丘陵区、西南山地区、青藏高原区及东部沿海水陆交接带的山地（见图2-2-1），这里既是生态破坏最典型和最强烈的区域，也是贫困问题最集中的地区，未来这些地区还将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种种挑战。
图2-2-1 我国贫困县与生态脆弱区在地域分布上的一致性与重叠性
山村的特殊地质地貌条件，决定了其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山村生态系统的恶化主要表现为土壤水源污染、山体裸露、生物多样性减少、酸雨、塌方、泥石流等。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山村居民自身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另一方面是外界环境污染对山村的影响，也不排除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更新。生态系统的恶化使得原先生存环境恶劣的村民生活更加困难，加速了山村的凋敝萧条。[5]
山村的落后衰退，使第二、三产业无法发展，村民没有别的经济来源，为维持基本的生存，只有向脆弱的生态系统索取，生态系统陷入恶性循环。
山村的贫困首先反映在收入的减少上，但是“气候贫困”却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由于与气候相关的灾难呈上升趋势，人类面对灾难束手无策，乐施会[6]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到2015年，与气候相关灾难的平均受灾人数可能会增长50%，升至37500万人。随着气候的加速变化，这一数字很有可能会继续升高，包括此类灾难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增加，而贫穷和不平等将使更多的人只能居住在高风险地区，如河滩、陡坡以及贫民窟。当灾难来袭时，他们就会处于无以应对的情况。然而，并非仅仅是受媒体关注的灾难才会影响到贫穷群体。气候变化的影响愈加严重，例如降雨方式的改变和冰川融化，在日益吞噬人们养家糊口的能力。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近就警告说，到21世纪中叶，超过10亿人处于断水断粮的境地，而仅非洲就占了6亿人口。有预测称，到2020年，非洲的一些国家的主要作物（例如玉米和稻米）收成会减半。
世界绿色和平组织与国际扶贫组织乐施会共同发布《气候变化与贫困——中国案例研究》报告[7]，指出气候变化已成为中国贫困地区致贫甚至返贫的重要原因。95%的中国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地区，已经成为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绿色和平组织与乐施会表示，如果不马上采取积极的应对行动，气候变化将削弱中国的扶贫努力，并可能对中国实现长期减贫目标造成严重阻碍。该报告指出：中国的贫困地区和对气候变化格外敏感的生态与环境脆弱地带，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气候变化导致了冰川退缩、干旱加剧、森林植被萎缩、水土流失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等灾害，使得这些生态脆弱区的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贫困地区人口受气候变化恶果影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林而达教授在专门为该报告所作的序言中称：“造成当前致贫原因较过去进一步复杂化，地区差异大的原因很多，但气候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报告对中国甘肃永靖、四川马边以及广东阳山等3个典型的因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贫困县进行了分析，通过案例表明：气候变化正在影响这些地区的粮食生产、用水条件、房屋设施、牲畜养殖等基本生活生计，造成了外出移民和返贫等后果。受全球变暖影响，中国地表气温将持续上升，生态脆弱区的环境将进一步退化。同时，受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薄弱、教育及卫生等基本社会服务水平低等限制，贫困地区应对灾害能力更为薄弱。
（五）“三农”问题突出，山村发展举步维艰
“三农”问题特指中国内地的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从而产生的经济、社会问题，包括贫富悬殊及农村流动人口与农村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实质表现为农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农村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村面貌落后，经济不发达，被形象地喻为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农业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种田不赚钱，产业化程度低。山村土地贫瘠，没有足够的耕地，同时二元制结构使得城乡贫富差距悬殊，很多青壮年劳动力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农民工”大潮，而缺乏劳动力和劳动技能的妇孺和老人则留在了山村。许多山村的普遍状况是十室九空，田地荒芜，村子失去了生气和活力（见表2-2-5）。
表2-2-5 我国农村劳动力现状（1983—2006年） （单位：万人）
由表2-2-5可见，青年人虽是山村发展的生力军，但他们没有留在山村。人口结构的老化、青年人的外流严重阻碍了山村的发展，加速了山村的衰退，引发了对“三农”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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