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内生机制推动乡村发展

（一）理论发展历程概述

根据韦伯字典的解释，“Endogenous”的意思是从内部发起或者生产。作为一个概念，“Endogenous”来自于植物学分类“内长茎植物”，它意味着从一个尚未出现的机体中起源或者成长。这个比喻将社会看做一个巨大的有机体，创新由内部产生或者简单的指从内部成长。

内生式发展模式的源头可追溯至1971年，联合国社会经济理事会针对不发达地区的项目开发所提出的5点共识（文献号：ECOSOC1582L）：①社会大众应该平等地享受社会发展成果；②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应引入居民参与；③对于进行开发的具体的行政手段必须加以强化；④对于基础设施进行城乡统筹配置；⑤环境保护要彻底。

1975年瑞典Dag Hammarskjöld 财团在一份关于《世界的未来》向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内生式发展”这一概念，认为：“如果发展作为个人解放和人类的全面发展来理解，那么事实上这个发展，只能从一个社会的内部来推动”。这一概念的5个要点，除了上述“发展只能从社会内部来推动”，还包括：消除绝对贫困（Need-oriented）；自力更生（Self-reliant）；保护生态（Ecologically Sound）；必须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Based 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Dag Hammarskjöld Foundation, 1975）。其中“自力更生”的概念得益于经济学者Dudlley Seers，他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基本理念，来源于毛泽东提倡的“自力更生”（转引自日本《经济协力用语词典》，1996）。

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大学组织了一批研究项目深入探讨“内生式发展”，其间重要的理论包括“内生式”（Endogenous）和“外源式”（Exogenous）的对立，对古典经济学的反思，以及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发展，必然带来各国不同的发展道路（鹤见和子，1989）；欧洲学者们在研究南欧乡村地区发展战略的时候，也不断丰富了内生式发展的理论，理论初期主要的提出者包括Musto、Friedmann、Garofoli、Haan和Van der Ploeg，这一时期理论着重点在于对强调乡村内部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与开发，以及本地动员对于乡村发展的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日本展开了一场关于内生式发展理论的反思，反思的重点在于理论变成了一种“自言自语”，即成形的理念之下却缺乏可操作性，这场反思的结果使学者认清了乡村之间及乡村和城市之间网络化的交流与合作（Partnership Collaboration）对于实践这种发展模式的重要作用，并成为近年日本国内的地方自治体合并浪潮的一个理论依据。

内生式发展模式的概念延展过程中，对其自身的丰富和完善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例如，早期对内生式发展的机制探讨主要集中以社区为单位，培养社区自我发展、自主决策的能力，而非对个人能力的关注。内生式发展实践中，社区参与凸显出的农民自身参与能力欠缺导致的对NGO的依赖等问题，使研究转向对个体能力的发展和培育的研究。

随着不发达地区的乡村发展问题逐渐成为全世界共同的课题，对于内生式发展的研究工作也越来越深入，但是总体而言，这个理论还处在发展初期，尚未形成清晰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一些松散的概念的集合。即便如此，这一概念对于一些本地发展项目业已产生明显的指导作用，预示了这一理论未来的发展潜力。

（二）内生式发展的理论内涵

对于内生式发展的概念，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其主要的代表观点如表3-1-1所示。

表3-1-1　内生式发展代表人物以及理论内涵

资料来源：Barke和Newton，1997；Sergio和Boisier，2005；宫本宪一，环境经济学；Declaration of Madrid，2000。

由以上的观点可以看出，虽然对于内生式发展的描述各有不同，但是仍有一些相通的要点，包括以当地人为开发主体、培养当地的发展能力、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文化的多元性和独立性、建立能体现当地人意志的组织、扩大地方自治权力等。笔者总结前人的以上观点，得出内生式发展的内涵应当包括以下3个方面。

（1）地区开发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地方基于内部的生长能力，同时保持和维护本地的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

基于内部的生长能力强调的是摆脱地方发展对于外界资本的依赖，使本地人重新回归到主导自身发展的地位，激发源自地方内部的生长能力，这种能力包括积极应对外界挑战的能力、学习创新的能力、组织动员能力等。

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衡量地区发展的指标已经由单一的经济指标向多元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指标转化，曾经盛行一时的重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外源式开发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乡村发展的需要。在内生式发展模式中，追求的目标是人的基本权力的实现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点与马克思“自由人”的概念也是相符合的，除了经济，生态和文化也被作为重要的指标纳入到考察乡村发展的体系中来，如Jenkins（2000）强调的，保持传统文化在内生式发展模式中的重大影响。

如果换一种表述方式，多元化的发展目标更接近于一种能力的培养，乡村地区只有具备了自发的生长能力，包括积极应对外界挑战的能力、学习创新的能力、组织动员能力等，才能真正实现地区的全面而长远的发展。

（2）为了实现（1）表述的内容，为培养本地发展的能力，最好的途径是以当地人作为地区开发主体，换而言之，使当地人成为地区开发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

“乡村—都市二元对立 （Rural-urban Dichotomy）” （Harper, 1989; Thorns, 2002）的观点在当代已经受到全面的质疑和批判。乡村的存在并不是为了牺牲自身的利益以维护城市的发展，乡村和城市之间应该建立一种新的互相合作、协调的关系。内生式的发展策略不允许外部力量剥削当地的利益，当地人应该成为地区开发的主要受益者。考虑到当地人对于本地的熟悉程度以及对本地利益的维护程度，应该吸取当地人参与到整个地区开发的过程当中。

但同时，这并不意味着乡村将离开城市独立发展，恰恰相反，乡村可以合理利用外部的资金、信息、技术，只要保证整个地区开发仍然是以当地人作为主体即可。

（3）为了保证（2）所描述的途径，必需的措施是建立一个能够体现当地人意志，并且有权干涉地区发展决策制定的有效基层组织。

内生式发展不仅是指导理念的变化，还涉及地方组织的变化，传统的由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式的组织，往往是过高的管理成本和低下的效率，已经不能满足地方日益高涨的发展需求。内生（Endogeneity）几乎是“自下而上（Bottom-up）”、“基层（Grass Roots）”、“参与（Participation）”这些词汇的同义词（Ray，2000）。由于内生式发展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依靠基层力量推动的发展模式，而不是自上而下依靠行政命令推行的发展模式，显然建立一个有力的基层组织是进行开发的重要前提，例如国外发达国家广泛存在着的社区基层组织。在国内，目前这种组织的力量相对较弱，最广泛的基层组织代表为村委会，另外在一些家族观念浓厚的地区还存在着宗族力量。

（三）相近概念辨析

1.内生式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与外源式发展（Exogenous Development）

外源式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解决农村发展落后问题提出的农村发展模式。外源式发展假设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方式（资金、创新、管理、技术手段等）都应来自于地区外部（Ray, 2000）。外源式乡村发展的目标是通过提高农产品生产的收入、加快乡村人力和资本的流动建立乡村与现代化中心（城市）的紧密联系。在实际操作中，外源式发展通过引入外来资本和先进技术，达到地区的规模经济，力求当地经济融入更大范围的外部市场。

外源式发展和内生式发展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这些期望目标上呈现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而实践对外源式发展的扬弃主要是因为外源式发展在地区发展持续性和综合性上的缺陷。外源式发展过度强调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在地区发展中的地位，而忽略了本土文化传统的传承、当地生态自然资源的保护及社会综合效益的提升。

外源式发展与内生式发展在理论来源、基本原则、发展动力、运行模式、对乡村的作用、乡村发展的主要问题、乡村发展的关注点、与市场/技术的关系和运行成本等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表3-1-2提供了简单的列表，比较外源式发展和内生式发展的不同。

表3-1-2　外源式发展和内生式发展的差异对比

资料来源：Lowe等，1998；Van der Ploeg J和V. Saccomandi,1995。

虽然内生式发展在上述诸多方面表现出与外源式发展的显著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内生式发展完全排斥外来资本、技术。相反，内生式发展强调充分利用外来技术、资本、市场，在社区内部自主决策、自主发展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外部有利条件，为社区发展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在乡村发展模式的外源式发展和内生式发展的比较研究中，Amin和Thirft（1995）提出了乡村发展的第三条路——内生与外援的平衡利用，并以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作为基础理论进行了概念阐述。台湾学者李承嘉教授通过文本分析、个案研究等手段整理了ANT应用于乡村发展“第三条路”的理论联结：强调人类（个人与团队组成）与非人类（自然环境、文化、制度、资本、知识等）的对等性，人类与非人类因素共同联结成一个异质行动者网络；注重地方内与地方外的联结，抛弃内生与外生的二元思维模式，通过行动者的行动网络将内外部资源有效联合；行动者网络与乡村发展的共建，两者相互影响，并且通过协同作用重整自然与社会、内部与外部的对等关系。

2.内生式发展与参与式发展（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参与”的概念源于20世纪40年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为一种工作方式，即地区群众参与建设并管理社区的基础设施。参与式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完善，主要包括了三层含义：从政治学的角度，“参与”是对弱势群体赋权使其能够参与发展决策并在变革社会结构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参与”是社会成员在社会活动中平等对话、平等互动的过程；从经济学及发展援助者的角度，“参与”是通过身体力行的管理社区事务从而提高效率的过程。总之，参与式发展是发展主体积极参与、全面介入发展过程的一种发展模式。^[1]其基本原则是：建立伙伴关系；尊重乡土知识和群众的技术、技能；重视项目过程, 而不仅仅看重结果。

由此可见，在内生式发展的内涵中包含了参与式发展的基本理念，即发展主体参与发展决策、构建发展活动、共享发展成果。两者都要求发展主体具备参与决策的能力，因此需要培育社区成员的发展能力；两者都鼓励社区成员成为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利用社区成员对当地资源的熟悉和了解，发挥其在发展决策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上的优势；两者都倡导在全民参与的前提下社区成员共享发展成果，实现自力更生的目的。

然而在实践项目中，有学者对参与式发展与内生式发展的区别进行了反思：发展应包括客观上的发展（经济、文化上的发展）和主观上的发展（个人能力的培养、对发展意识的再认识和社区整体组织能力的提升）。进一步说，两者相辅相成，客观上的发展会推动主观上的发展，主观上的发展是为了客观上能有所发展。而参与式发展更强调客观上的发展，内生式发展先强调主观上的发展，通过主观的发展促进客观发展的实现。更进一步，个人主观能力的发展需要在竞争的环境中培育，内生式发展不排斥内部竞争，而是强调通过内部竞争达到资源的整合和有效利用，而参与式发展少有涉及内部竞争，更强调参与的普遍性。

还有学者认为，参与式发展强调“公平”理念，而内生式诉求的只是“公正”，而在社会发展的实践中，绝对公平是极难达到的，客观公正却可以通过程序合理、方式得当等方法获得，因此，内生式发展更具现实指导价值。

3.“内生式发展”与“内生增长”（Endogenous Growth）

鉴于内生式发展和“内生增长”在国内学术界存在一定的研究边界模糊的情况，在此，笔者将两者的概念做一个简要澄清。

内生增长理论作为西方宏观经济学新近发展起来的一个理论分支，它并不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有一个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共同接受的模型。确切地说，内生增长理论是一些持有类似观点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各种增长模型构成的一个松散集合体。其包括的共同观点是：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经济不是依赖外部力量的推动就能够实现持续增长的。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在考察经济增长的源泉时，大多数理论家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内生增长的主要的三类观点包括：①策略性互补和需求外溢模型；②边干边学和技术扩散模型，主要继承了Arrow在贸易以及经济增长方面的理论；③内生的技术进步与回报递增模型，内生增长理论中以此类的模型占主导，其又包括Romer生产要素外溢效应、Lucas人力资本积累理论以及垄断竞争与R＆D理论（菲利普•阿吉翁等，2004）。

将内生增长和内生式发展的理论进行比较以后，我们发现，这两个往往会被混合使用的名词事实上是两个概念。虽然内生增长理论里关于知识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观点也为一些倡导内生式发展的学者所借用，但是总体而言，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仍然比较明显，它们分属不同学科，针对不同的现实背景，拥有不同的强调重点（见表3-1-3）。

表3-1-3　 内生式发展和内生增长理论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