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案例地在各变量上的表现

两个案例地在各变量上的分析结果，整体归纳如表3-3-9所示。

表3-3-9　案例地在各变量上的分析结果

注：组织公民行为、组织有效性的数值为均值。

（一）社会网络变量分析

社会网络密度是测量网络整体结构形态，表示网络连接度的指标，指的是网络体成员间彼此互动的联系程度，密度高就表示网络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和其他成员的联结关系多，密度低就是每一个成员间相互联结较少。在社会网络密度方面，龙坞茶村和山沟沟村的总网络密度（衍生、情感、咨询与合作四种网络密度的总平均）如表3-3-9所示，结果显示山沟沟村的总密度数值明显高于龙坞茶村（龙坞茶村：2.18%，山沟沟村：14.89%）。网络密度值越高，说明山沟沟村经营户之间的互动程度越高，产生的情感、信息与资源交换也较多，成员之间的合作联结也更多。网络密度值低，说明龙坞茶村经营户之间的互动程度较低，成员之间的咨询和合作联结较少。

社会网络集中度是中心性最强节点和所有其他节点中心性得分的实际差距总和与最大可能差距总和之间的比率（Scott，2000），是衡量整体网络结构集中的程度指标，用于描述网络围绕某一中心节点来组织关系联结的程度，基于程度中心性测量的网络集中度对节点的本地控制特别敏感。龙坞茶村和山沟沟村的总集中度（衍生、情感、咨询与合作四种网络集中度的总平均）数值如表3-3-9所示，结果显示山沟沟村的总集中度数值明显高于龙坞茶村（龙坞茶村：6.41%，山沟沟村：50.24%）。集中度高，显示了山沟沟村的人际网络权力较为集中，组织的向心力、凝聚力较强，从社会网络图和标准化程度中心性指标中不难发现中心节点是山沟沟景区和农家乐协会，显示了这两者在山沟沟村的重要地位，同时，农家乐大户和乡村精英也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龙坞茶村的集中度偏低，从社会网络图和标准化程度中心性指标中不难发现该村的人际权力并未集中在特定中心节点上，而是较为分散，向心力和凝聚力相对较弱。

总的来说，龙坞茶村是水平网络的典型代表，组织化程度较低；山沟沟村则是水平和垂直混合网络的典型代表，组织化程度较高，两者的网络结构和组织化程度有着明显的差异。

（二）组织公民行为变量分析

乡村旅游组织中的组织公民行为在乡村旅游组织正式的分配机制和规章制度中尚未得到明确或直接的确认，经营者主动执行对组织目标有贡献但超越工作角色要求的事项，具体包括认同组织、提出增进组织绩效的建议、与村民协调合作、维护人际和睦、保护组织资源、具有责任意识、自我学习以提高服务质量、营造对组织有利的外在环境等行为。

由表3-3-9可知，龙坞茶村的组织公民行为总值为3.7637，高于中间值3，其中得分最高的是人际和睦（4.1556），说明龙坞茶村的人际关系状况较好，认同组织、责任意识、协助村民以及保护组织资源的平均值分别次之。山沟沟村的组织公民行为总值为4.1370，其中，认同组织方面得分最高，表明山沟沟村的村民归属感强，乐于为组织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展现了较强的主人翁精神；其次是人际和睦，表明大多数经营户不会为了一己私利而破坏组织内部和谐；协助村民、责任意识和保护组织资源次之。两者在保护组织资源上均得分较低，说明经营户在保护乡村旅游资源上意识相对淡薄，有待进一步提高。

调查数据显示，山沟沟村在组织公民行为上与龙坞茶村差异显著，在组织公民行为各维度的“认同组织”、“协助村民”、“保护组织资源”、“责任意识”方面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山沟沟村的评分明显高于龙坞茶村；而在组织公民行为的“人际和睦”上不存在统计学的显著差异。可见，两个案例地在人际关系上均较为和睦，但与龙坞茶村相比，山沟沟村的乡村旅游组织向心力和凝聚力强，村民更乐于相互协助、咨询与合作，乐于保护组织资源和乡村品牌，责任意识较强。

（三）组织有效性变量分析

乡村组织有效性是乡村旅游组织提高组织绩效，提高组织成员及利益相关者满意度，增强组织生命力，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组织有效性方面，两者均值分别为3.3587、4.0272，可见，龙坞茶村属于中等水平，山沟沟村属于中上水平，经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两者存在明显差异，山沟沟村的组织有效性明显高于龙坞茶村。可见，山沟沟村在组织绩效、利益相关满意度、组织生命力等方面强于龙坞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