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兵入关，战场自北向南逐渐蔓延，仅以数十万清廷八旗的武力，欲想平定关内广阔明朝疆土，显然远远不够，倒是后来不断招降明朝降将降兵，随战随补，这才解决了兵源不足的问题。到大军南下兵临广州时，也就是尚可喜和耿继茂的两藩清廷汉军担当攻城主力，鲜有八旗铁骑的身影。史载清廷立国多年后乾隆年间，才有八旗兵分批从京津一带，陆续调入广东与汉军共同驻防，之前，广州可说并无成建制的八旗兵。史书《驻粤八旗志》当年如此记录：“乾隆二十一年裁汰汉军之半，派拨满洲兵来粤合驻……”此乃最初约一千四百名满兵入驻广州接替汉军的开始，市内大市街（今惠福西）一带划为旗兵屯驻地。光绪年间人数最多时，连同随军家属，拖家带口，这批满人约为六千余。
当年清政府对这支正宗的八旗子弟兵的衣食住行，实施了颇为优厚的“食钱粮”全包养，一名普通士兵每年可领到的钱粮供奉：饷银四十三两，米二十三石五斗九升，此外还供给住房和马匹，仅此一项，就已相当于当今有大套间和私家车分配了。满兵本人和直系亲属若逢红白喜事还另有补助，红事六两，白事十两，甚至连孤寡老人也有妥善的终身照顾。按照当年生活水平，较为节俭的话，一名满兵的薪俸养活一个七八口之家不在话下，中下军官和高级将领则更高于这一水准的几倍乃至几十倍。一套优厚的满人供奉制，确保了一众子弟兵将士终身衣食无忧，清朝政府的主要目的，乃是把这支八旗武装永远掌握在手，锻炼成死心塌地的一支御林军，终身为清廷效力尽忠。满兵及其家属“唯武是道”，除了舞刀弄枪习武以外，若有其他“不务正业”另图发展，都无一例外加以严防，并订立了许多禁律不可逾越一步。
清代广州驻兵（后方可见六榕塔）
最严格的规定有“四不准”，不妨看看当年这道皇上御笔亲批，俨如“紧箍咒”般的四条戒律吧：不准学习生产技术，不准从事工商业经营，不准擅自离城十里，不准与其他民族通婚。迫使这批来粤八旗子弟“独沽一味”，走习武从军的唯一人生道路。一句话，除了习武骑射，站岗操练，再无旁事。
历史进程风云际会，到了晚清，历经与外国列强多次交战，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以及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的连续冲击，清政权已是大厦难支，岌岌可危了。实行了一百五十多年的“食钱粮”厚遇，逢此乱世亦无可奈何即将走至尽头。虽然八旗兵是万万不可裁汰的，但待遇连年“缩水”。首先是红白二事的补助相继取消，保障晚年的养老金又减少了……清同治年起社会颓象加剧，物价渐涨，广州的满人经济生活好景不再，日子越来越难“熬”，满人怨声四起，对政府有所抱怨，部分人也滋生了意欲摆脱旧制束缚，早日另谋出路的异想。当年广东将军增祺对此有所体察，遂在祖传的“四不准”上有所松动，网开一面，曾专门开设了一间纱绸厂安排满人就业挣钱，让他们学习最时兴的织造技术，相当于当今青年人的“电脑热”。继而又允许满人既“食钱粮”，又可加入警队当差，每月多领一笔额外的饷银。但由于始终人数有限，时间亦短，救得其一救不得其二，解决全部广州满族近万人生活水准“走下坡”的困况谈何容易，于是乎，跳出“食钱粮”另觅生路者层出不穷。
部分家境好又有门路的，就想方设法送子弟到广州同文馆（今朝天路小学）学外文，当年设有英、法和德文教习。这可是当年一间满族“富二代”和“官二代”的学校，同治年间官方开办，专收满族八旗子弟学外文，学位有限，汉人鲜有机会入读。后又改名“译学馆”，再改“两广方言学堂”。学成后博得了该馆学历，一纸毕业文凭在手，就可以通过介绍或投考，入职粤海关，涉外经商或在邮政局谋到一份好差事。此乃一条“香饽饽”的上佳出路，但先后统共也就七八十人沾了光而已，杯水车薪。
清末民初，旧政权倒台，随着社会的急剧变革，更多缺乏文化的八旗青少年，身无特长，只好降下身段“再就业”。逐渐从事小商贩买卖，年轻力壮的不少被吸引从军从警当差。而中年失业生活无着的男性，也转行到摆卖这一行当上来，导致满人做小贩，街头讨生活的日见其多。女性则在街坊的帮助和教导下，学做“穿牙刷”“纳鞋底”和“织带”等较简单轻松的手工艺。以至多年后，凡属这类营生开业，业主都选择靠近广州满人居住的地域，因为熟习手艺者可就近招募，此是后话。当年清朝政府对八旗子弟“高薪养忠”的“食钱粮”制度腐朽落后自酿苦果，最终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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