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人和一座城的传奇

一个老人和一座城的传奇

吕 雷　赵 洪

一、深圳期待与邓小平一家延续亲情

2009年7月29日，邓小平同志夫人卓琳同志在京逝世，享年93岁。

《深圳特区报》发出消息称：噩耗传来，深圳人民无不感到万分悲痛。

深圳媒体报道：8月8日，深圳市领导专程赴京，“代表深圳市几套班子和全市人民沉痛悼念卓琳同志，深圳的同志远道而来，卓琳同志的子女邓朴方、邓林、邓楠、邓榕像接待亲人一样，给予了热情接待。”

与中央媒体发布的消息不同的是，深圳媒体强调邓家与这个城市特殊关系，表明了邓家与深圳的“亲情”。而且，深圳敬献的花圈摆放在显要位置，派出几套班子领导前往吊唁。

全国各地能以亲情示哀的，只有深圳一城。

消息特别提到：深圳市委书记告诉邓家子女，在深圳，无论是红岭路口的邓小平同志画像前，还是莲花山顶的邓小平同志塑像前，每天都有市民去瞻仰、缅怀，天天鲜花不断。而仙湖植物园里，小平同志、卓琳大姐一起种下的高山榕，已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深深扎根于深圳这块热土上。

深圳媒体的格式化官方语言掩饰不住的是这座城市与邓家那份特殊的亲情，如果理解当今深圳特区面对金融风暴的艰难突围和“特区不特”的困惑，就尤其懂得这份亲情的珍贵。

深圳人记得：在小平逝世十周年忌日，数十万鹏城百姓涌向莲花山小平塑像、红岭路小平画像及他当年两次南巡留下的处处值得纪念的地方，缅怀这位事实上总体设计、命名和“放生”过这座城市的伟人。是他赋予这座城市政治生命及生存权利。

“没有邓爷爷就没有我们的今天”，那一天，深圳中医院的老医生谢寿昌指着小平塑像告诉自己怀里2岁多的小孙子。老人挤进人群，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位置，赶紧招手将自己的家人都叫过来拍照。“我们每年这一天都会来。感谢小平给我们带来幸福，感谢小平给深圳带来美好的今天，我们要永远纪念他，永远感恩。”

自毛泽东之后，没有哪个中国领导人能受到一座城市百姓如此长期膜拜，也没有一个城市市民群体对国家领导人的纪念有如此自发、集中与强烈的表达。他们把小平看做是为这座城市签发“出世纸”（准生证）的人，是长期呵护他们家园的守护神。

小平夫妇远行之后，这座城市上空曾经夺目的光环正被更多城市的光环所遮蔽，尽管深圳的官与民都期待着邓小平一家与她的亲情永久延续，但一个新的时代毕竟已经开始了。

二、深圳边界的景象曾经拷问过邓小平

当年，正当改革的先行者们在小心翼翼地试图突破禁区时，潮水般的百姓却出其不意地用脚板参与了一次“投票”。时至今日，仍没有人深入探究过这次大规模的百姓“投票”对特区的催生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1979年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边界禁区，两个海边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这场惊天骤变是被一则谣言引爆的。有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香港政府申报成为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一位72岁的深圳土著，说起这一幕时不胜欷歔：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眼前，天空阔远，万籁俱寂。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条命作了这海湾的祭献。”当天，老人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5.6”事件再次唤醒了人们对30年来100万民众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逃往香港的骇人记忆。

1949年10月19日，神速的南下解放大军挺进到罗湖桥头却戛然止步，深圳获得解放。但由于中英交恶，双方从1951年便封锁了边界。随后的30年里，深圳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越境“冲卡”群体事件。

第一次是1957年前后，实行公社化运动期间，一次外逃了5000多人。

第二次是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

第三次是1972年，外逃2万人。

第四次是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有7万多人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地拥向边境线，伺机越境。最后成功外逃3万人。对于只有11万劳动力的宝安县来说，这是一次空前的大失血。

小规模的偷渡越境更无日无之。解放30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者有多少人呢？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可以查证，但可以从人口数据对比中得到答案。1970年，当时的宝安县人口是304629人，到1979年，总人口才312610人，10年增加了8081人，增长0.26%。宝安县志有记载，1956、1958年、1962年人口增长是负数。1962年年末总人口下降到26.7万人，比1960年少4.7万人。解放30年，宝安县人口增加3.8万，年平均增长率为0.48%，与全国同期增长率1.93%比，仅四分之一。一些老宝安说：宝安县人30年没有生小孩。沙头角镇的人说：这个有l000余户5000多人的乡镇，解放后向香港流动了累计有两个镇的人。

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刘宝树的本地老人却对上述数字表示怀疑，据他估计全县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万人，参与逃港者不下100万人。

“中国改革实践第一人”袁庚回忆说，那时，港英当局每天从文锦渡押回的非法越境外流人员就有400～500人。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就是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偷偷溜到香港去了。这在当时也算是寻常事，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更心疼的是那只不再划回来的小船。

据深圳地方史记载，从1978年3月开始，万丰村的男女青年每晚一伙一伙地泡在万丰鱼塘、石岩水库、求雨坛水库里苦练游泳技术，以备偷渡。当时，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接连发出了四道“全面禁止偷渡”的指示，并调派上千公安、民兵沿着海岸昼夜巡逻，在广深公路设卡，拦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万丰村民采用乘船、泅海或利用大雨、台风之机从陆上逃至香港的村民就达到了1200人，其中1979年逃港的有320多人，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由于劳动力大量流失，有9万亩土地被抛荒了。金秋八月，沉甸甸、金灿灿的水稻烂在田里无人收割，附近的村庄里几乎难以见到15至35岁的青壮年。

1979年，深圳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张勋甫，发现在上任的头一个月就有3054人次外逃香港，逃出1855人。

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

任何对深圳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1977年11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个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首次闯入了邓小平的视野。他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到广州与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会面。

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

然而令汇报者愕然的是，邓小平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上述材料引自《深圳重大决策与事件民间观察》)。

有文章说：这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其实，如果说外人听不懂这两句话还情有可原，但在广东，是个神志正常的人都听得懂，只不过没人敢明说罢了。然而在当时，只有邓小平才能面对深圳边界景象拷问，深刻领会到先贤孟子的那句名言：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叶剑英也在广州不断地对家乡人说：我们家乡总这样下去不行啊，要想想办法！

1978年，习仲勋刚到广东主政，在视察沙头角时，独自望着对面的香港长久沉思，同样接受拷问的习仲勋此刻不得不面对着活生生的资本主义的样板，不得不面对社会主义与对方令人难堪的对比，这种发展的反差是无法回避的，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绝不能如同鸵鸟一样将脑袋钻到沙子下装着看不见。

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带上秘书一竿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

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河这边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人民币，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港币；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人民币，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到几十倍（当时1元人民币可兑换3元港币）！

香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来的。

也是在这一年的5月14日，谷牧视察深圳时针对逃港现象说出了与邓小平意思一样的话：“现在往那边跑的多，将来一定往我们这边来的多。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谷牧意识到，边民往哪儿逃，取决于那儿有吸引力。对饥饿中的群众大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没有说服力的。正如邓小平说：“现在我们虽然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还没有资格大谈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只有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小平在广州重新设计国是。他与叶帅都住在南湖风景区，叶帅则到小平住处，二人关门密谈。后来公布的史料才透露出来，小平此次到广州，是与叶帅等商议全党工作重心要转移的问题。他说：“文件要以什么为纲？什么才叫工作的纲？这个问题值得研究。现在提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可以，但很快就要转，要结束，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肯定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邓小平回京后对深圳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会议上几次提及。现在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深圳成为小平的试验田之前，当中国下一步如何走还没有定论之前，深圳已经起了一个全国其他城市不可能起的作用—告诉小平：再这样下去，不成。

据于光远回忆，在起草一次大会的重要发言时，小平提出一些地方可以先富起来，他说出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深圳。

到了1984年小平第一次南巡时，深圳农民与香港新界农民的生活反差的事，他还记得很清楚。因此他在深圳短暂的视察日程中，就有了深圳一个渔民村之行。

邓志彪是渔民村的第一任村长，人称彪叔。1984年1月24日，小平抵达深圳。彪叔接到通知，说有中央首长要来，彪叔算是见过世面的农民，他并没有多想是哪位中央首长要来，作为全国首个万元户村，渔民村已经红遍了全国。

彪叔特地穿上了从香港买回来的一件款式很新潮的风衣。

他与村支书吴柏森两人立在村口等，10时许，一辆警车出现了，紧接在后面的是首尾相连的几台中巴车！领导人居然坐中巴？彪叔感到不可思议。当然，这个习惯后来也从北京传到了广州，广州的大官下去，也坐上了中巴。

更让彪叔惊讶不已的是，从第一辆中巴车里走下来的竟是邓小平。公社书记汤锦森，将彪叔拉到了小平面前说：“这是村长。”

不知怎么的，彪叔拉着小平的手，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了下来，他对自己这种表现，很意外也难为情，但当时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小平问了他贵姓，听说也姓邓，然后很慈祥地笑了起来，彪叔这时才将眼泪止住。

渔民村曾经是逃港的重灾区，家乡办特区后，背井离乡的渔民们陆续返回家乡，除了打鱼外，又搞起运输业与加工业，还开办了酒楼，到了1981年，全村户户收入过万元，成为广东第一批万元户村，村里还盖起了32幢两层的别墅楼。

小平一行人转了一圈后，来到了支书吴柏森的家，在吴柏森的小楼中，各种家电应有尽有，都是从境外进来的靓货。

吴柏森说的“广东普通话”，小平听不懂，于是市委领导充任闲谈的翻译。

吴柏森对小平说，现在日子过得不错，人均月收入有500元。

邓榕吃了一惊：“老爷子，比你的工资还要高！”

小平听了后特别高兴，主动拉着老支书要拍个合影。他感慨地说：“全国农民都要达到这个水平，恐怕要100年吧？”

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把话接了过来，如同领军令状一般说：“不用那么长时间，我想有50年就可以。”

小平沉吟半晌没有说话，若有所思的样子，过了一阵他说：“至少也要70年呀，以本世纪末算，再加50年，因为我国人口多呀。”

在村支书与中央领导人比收入时，彪叔在一边吓得半句话不敢说。我们的收入比中央首长还高？这意味着什么呢？一股莫名的恐惧心理从脚底升起，“我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事后彪叔这样形容。他当时担心这会成为一种错误，一种必须改正的错误。如果当时有领导人说这样不行，要改过来，村民不允许比中央领导人的收入还高，他们就会立即改。可小平没有“仇富”，反而很高兴。

小平问：“你们现在的生活改变了，还有什么要求吗？”

吴柏森想了想说：“要求倒是没有什么要求了，就是有点儿担心。”

“担心什么？”小平问。

“担心政策会变。”吴柏森说，“我们搞运动都搞怕了，现在虽然富了，但我们天天都怕政策会变，一变，我们就又变成资本家了。”

一席话使全场静了下来，吴柏森说出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声。小平也静了一阵没有说话。他此次到深圳来，下了决心只看不说的，有话要到北京去说。但他总是在每一个细节上碰到这种没有回旋余地的境地。

他面前这位是农民，他们要的不是对政绩的评价，是实实在在对今后好日子的期盼。小平想了想，采用了一种更含蓄与更深刻的回答：“政策肯定是会变的。但只会往好的方向变，不会往坏的方向变。”

从吴家出来后，小平又看了村文化室，看到村里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和许多奖杯呀奖状呀奖旗呀什么的，他显得特高兴，但是，小平只是听，只是笑着点头，再没有说话。

不说话，并不等于他不惦记着渔民村。8年之后，小平第二次南巡，当他视察皇岗口岸时，88岁的老人来到桥头，到了距深港分界线大约10米地方，小平指着河水问：“这儿是不是深圳河？”

时任皇岗边检站站长的熊长根回答：“是的。”

小平又指着河边一片新楼说：“那么，这儿是什么地方？”

熊长根接着说：“这儿就是渔农村。”

小平说：“不对吧，渔民村不是在罗湖桥边吗？”

熊长根马上解释：“那儿是渔民村，这儿是渔农村。”

小平这才点点头，表示明白了。

三、深圳是小平过河时摸到的第一个石头

1977年7月16日到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一致通过恢复了邓小平的所有职务。

此时小平开始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思考变成行动，而这个行动的开端并不是在北京开始的。后来小平自己说：“我是到处点火。”

他点第一把火的地方，是广州。他到广州得到的印象最深的地方，是深圳。

邓小平关注深圳，还有另一个大背景，这就是在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根据中央的意图，派代表团兵分几路进行考察。一个是港澳经贸考察组，另一个代表团便是以谷牧为团长的共和国第一个赴西欧的政府考察团。几乎是同期，还有一个由李一氓担任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考察了南斯拉夫。

考察团、组出发前，邓小平找谷牧谈话，他指示：好的、坏的都要看看，既要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了什么水平，也要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统一穿着中山装的考察团极其庄重地踏出国门，从5月初一直考察到6月上旬，人家对中国政府派出的访问团极其重视，谷牧他们到处享受了“红地毯”级隆重接待。

7月中旬，各路考察团、组先后都回到了北京，几份考察报告分别转呈了中央。这几个报告，在中央高层和元老中引起轰动，对于后来创办经济特区以及对外开放，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赴南斯拉夫的考察团的报告中提到：同样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有多种模式。这对小平发动改革开放和“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可能大有启发。

无独有偶，想在中国划出一块地方来“搞搞震”（广东话，搞点出格事之意）的人中，广东的领导人是第一批想吃螃蟹者。这个灵感起自胆大包天的吴南生，他想在老家汕头弄个类似出口加工区一样的名堂。

1979年2月28日下午，到汕头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吴南生返回广州，当晚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就到了他家中。此前吴南生曾给他发了一个电报，电文中提到了这些想法，但语焉不详。习仲勋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知道他有更精彩的东西在肚子里没倒出来，故恨不得立即交心。果然，当晚两个人谈了很久，畅所欲言，在广东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3月3日，广东省委召开常委会，吴南生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太困难了，国民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应该怎么办？既然三中全会决定解放思想，我提议广东应该先走一步。我是个喜欢下棋的人，先走一步，叫做先手，先走一步这个子怎么下呢？我想，可以先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比较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他们先进的东西引到我们这儿来。

常委会上，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事来得太突然。只听吴南生又说：“如果省委同意，这事就交给我去办，我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搞出事了，杀头就杀我的头好了。”

吴南生以项上人头作抵押，充分估算了失败的代价，并且主动请缨当先锋，习仲勋挂帅就更淡定了，他说：“要搞，就全省一起搞（此话说得气冲牛斗），4月份中央要开工作会议，我们要赶快准备一下，向中央打报告。”

这就立即带来一个问题，向中央打报告，那么广东就要向中央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广东到底想搞一个什么名堂呢？这可把吴南生难住了。

吴南生他们将好几个名字摆弄来摆弄去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贸易合作区”？总也不得要领。此时离进京时间越来越近了，习仲勋与吴南生就真的叫这个未出生的孩子的名字给憋住了，猛想起叶帅不正在广州休养吗？两个人遂径直去找他求援。听了两个人的汇报后，叶帅十分高兴：“好啊，这个事，你们不妨先直接向小平汇报，听听他的看法！”

小平办事就是不含糊。他听说广东要划个地方搞对外开放，居然为一个名字老定不下来为难，马上说：“就叫特区嘛，当年陕甘宁就是特区。”

小平一锤定音，正在孕育中的孩子有了名字。这个名字再次体现了小平务实的政治智慧。你在字义上没法给一个特区定性，它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进而言之，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字面上定不了性，但它又是与现行体制的既成框框不一样的特殊地区，要不怎么叫特区呢？定不了性不要紧，可以实现特殊政策就行，实际上就等于给特区开了绿灯。

尽管特区是小平提的，但北京当下就有了不同声音：陕甘宁那个特区，是政治特区，而广东的特区，不过是经济特区。

这倒提醒了习仲勋、吴南生：既然不是政治特区，那当然就是经济特区了。对，就用这个名字。如果说要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经济特区这个委婉的提法，就是足以抵抗非议的一块“大石头”—是邓小平为勇闯激流的改革开放先驱们摸到的第一块过河的“大石头”！

中央工作会议提到了改革，但如何改，并没有明晰的提法，直到会议闭幕，华国锋所作的闭幕词也没有提到广东、福建提出的开放问题，因为这两个省提出的问题，被打算作为特例，放在会后再处理。

会议中，习仲勋又向邓小平作出专题汇报，邓小平说：“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就叫特区！”接着他又说了一番让人血脉贲张的名言：“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要特别注意这句话！这才是此段话的中心意思），杀出一条血路来！”

小平一锤定音，等于给深圳特区开出了“出世纸”（准生证），使广东、福建的形势在会议上发生了逆转，对外开放、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议题成了会上最热门的话题。

在北京参加会议的张汉青21日致电省委汇报说：“中央希望广东放手搞，要试办出口特区。划出一定地区作为侨胞与港澳同胞的投资场所。如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上海的崇明岛。外国厂商可以直接投资办厂，地方也可以与之办合资企业。”

小平要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摸着石头过河，是因为此前中央决策加速四个现代化却遇到了资金不济外汇不足的瓶颈。而深圳声称不需国家外汇同样可以搞出口加工区，不向中央要钱，这可是相当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现在难以想象的是：小平当时就预料到在深圳这个地方会出现决定中国命运走向的争议，并且累及他88岁高龄还要再次到深圳去为其正名。

深圳前市委书记李灏认为：小平同志作为唯物主义者，他不能过早下结论，特区刚办了四五年时间，当然不能轻易说是成功的。但是他斩钉截铁地说，中央试办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意思就是这个试验不能动摇。所以他当时说了这个话，特别是题了词，这是给深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题词。他针对当时的思潮，明确指出，办特区的决心不能动摇。没有小平拍板也不会建立特区，没有小平同志1984年那么坚定的话，我们特区早就收摊了，就不会有后面的实践和经验。

最后小平终于在上海感叹浦东开放晚了，事实证明上海再不开放必将落后，小平三次南巡大大加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小平第三次南巡时，在从深圳乘船前往珠海的途中曾打着手势对广东干部们说：不要挡，不要挡。充分说明老人敏锐地觉察到时代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当。

无数个深圳和变异的深圳被全国地方官们复制出来，现在深圳人觉得特区不再特了，不是中央不再给他们独享的政策，而是比深圳还特区的地方如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全国都特了，特区还能再特吗？

四、深圳既是小平的实验田，也是他的课堂

小平给深圳特区开出了“出世纸”，也在深圳学到了很多东西，哪怕是在匆匆忙忙的南巡工夫。很多回忆文章都提到他在深圳说了很多话，都是些石破天惊一锤定音的话。其实他更多的时候是看，只看不吱声，他是做过学徒工的人，多看多听、多问少说是他早年的看家本事。他很善于学习，观察敏锐，理解透彻，而且对事物的认识不先入为主。以他的阅历与资历，能如此虚心而诚恳地学习，在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领袖们中是十分罕见的。

1984年1月26日，小平第一次南巡到了蛇口，袁庚向他汇报时，小平来了兴趣。小平到深圳一直是只看不说话，到蛇口视察时他也不说话，只是听得很认真。但此时他要求到那个铝材加工厂去看看，“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小平说。

到了工厂后，他兴趣很浓，这里看一看，那里摸一摸。他摸着生产出来的铝材说：“很滑溜啊。”又凑到跟前仔细看铝材的包装上印的英文。他问：“这是要运到美国去的吗？”

袁庚说：“是的，这些全是要出口到美国的。”

小平此次在深圳，没有对他看到的任何事物发表评价，但仅在蛇口有一次例外，这就是当袁庚汇报到那两句著名的口号时他说：“对，很好。”

当时袁庚说：“我们蛇口，有两句口号，叫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袁庚汇报时心里还直打鼓。有人对这两句口号很反感，说，蛇口搞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又是要钱又是要命的。但他还是将这两句口号做成大广告牌立在路边，而且在小平面前提到了这事。

小平的女儿邓榕脱口叫了出来：“我们在路上看到了！”

也许是小平只看不说，她也有些着急，不过这一次小平简短而直接地肯定了这句口号。袁庚非常高兴，因为这两句口号引发的争论，不是如今我们能想象得到的。

小平也很高兴，尽管他还是把住嘴就是不出声，但兴奋之情已经溢于言表。到“海上世界”吃午餐的时候，小平便怂恿服务员给他倒茅台酒，倒一杯就喝一杯，一下子喝下去3杯，一边的邓榕见势头不对，就将他的杯子给夺了过去。

小平在深圳时就是不开口，深圳市领导们很着急，委托人暗示小平对深圳工作做些评价，但小平就是不开口：“我只看不说，现在不说，回北京再说。”

他回到北京后，召集了几个中央负责人谈深圳的情况，还谈到了扩大开放的问题。小平提到了蛇口：“深圳发展得很快，蛇口发展得更快。为什么？因为给了他们一些权力，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当年国庆游行，上头通知蛇口也出一台彩车。这台经过天安门向小平致意的彩车，悬挂着这两句标语。它与北大学生打出的“小平您好”一样，成为当天最夺目的标语。而那两句标语的原件，1987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它确实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小平提到，“要学习借鉴全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就是说是全人类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物质的精神的一切文明成果。学习要有一个课堂与实验室，深圳就起了这个作用。

小平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魄力启动了改革开放，但他一直对小国新加坡有着浓厚的兴趣，曾力主在苏州工业园复制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模式。殊不知新加坡的李光耀对深圳一直长期观察并始终抱有信心。他认为中国如果把深圳的事情搞成了，一定能成大气候，因为中国领导人能从中探索到治国大策。

小平二次南巡时，时任市委书记的李灏跟小平同志讲，李光耀对特区评价很多，有三句话是最重要的，第一句话：中国不能没有深圳，因为它是改革的试验场、实验地。

第二句话：如果深圳实验成功了，就说明邓小平提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子是走得通的。李光耀说，我很注意你深圳这个特区，我每年都派人来调查研究，注意你这里的动向，你这个动向究竟怎么走、怎么做，你做的究竟会对国内外有什么影响？

李光耀的第三句话是：我当新加坡总理一二十年，我培养了很多百万富翁，但是我自己不能当百万富翁。

李光耀不愧为非常敏锐的政治家。小平认真地听取了李灏“传达”的李光耀的话，当时也没有吱声。但不久，他就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重要片段。

五、深圳由不得小平不争论

小平对习仲勋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后面加了一句杀出一条血路来，说明他对深圳的政治前景是有顾虑的。这在当时的背景下一点也不奇怪，否则吴南生请缨时也不会说要杀头就杀我好了。

但小平是希望在深圳搞建设，搞建设就不是搞斗争，他是希望不争论的，用小平的话说，允许试，允许看。毕竟是边陲一块小试验田而已。但党内就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不允许看，不允许试，他们对深圳持之以恒地攻击了十几年，几度险将深圳打入深渊。

这么一股子死缠烂打的劲头，不由得小平不争论。小平坚决捍卫深圳的政治生命，也缠斗了十几年，因此说小平与深圳的情分，算得上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

小平争论方式独特：就是选择深圳做试验田，一心一意种出实践和经验的“粮食”，也做了失败失收的准备。他提倡不争论，其实就是少说多做不打嘴皮子仗，也为了争取时间集中精力种好试验田。

他第一次南巡之前，中央力主改革的主要领导人都到过深圳，说了很多鼓励的话，但并没有遏止住对深圳的非议。

人们对深圳创办初期受到的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无不耳熟能详：什么走私通道啦，租界啦，除了五星红旗什么都变了色啦，这不奇怪。但奇怪的是当时党内对改革开放是达成了共识的，深圳却成了是非之地。

最典型的是内地不少人认为深圳是靠进口外国货赚内地人的钱，靠输血过日子，针头一拔就死掉。那时中央一开会，各地方大员一方面猛要求在自己地盘上办特区，一方面埋怨深圳的特殊政策给内地带来了麻烦。大到各地银行企业争相到深圳去分一杯羹，造成肥水外流，小到内地人才以“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态度来个“东南飞”，这是对内地地方政府权威的直接挑战。

深圳以特区之特殊身份，很多事情绕过中央部委的审批自行其是，更直接挑战了部门利益与权威，此风一涨，国将不国，北京也就不再北京了。别人大事小事都要跑“部”前进，就你深圳一次又一次地到最高领导人那里告实权部门的状，这事叫“隔锅台上炕，蹬鼻子上脸”，是官场大忌，“婶”可忍“叔”也不可忍。

深圳在“条条”里不受待见，在“块块”内引发妒忌。省里有关“衙门”同样对深圳不忿，该放的权力就是不放，该开的绿灯就是不开，似乎这个大搞“特殊化”的特区举国无亲。

讨厌深圳的人未必就认为那里有什么政治问题，但攻击深圳的人一发难，袖手旁观者多，出手救援者却几乎没有，也就不奇怪了。为此大事小事都要劳烦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出面为深圳打圆场。

此时的深圳，算得上黑云压城，四面楚歌，里外不是人了。

1984年1月24日中午，邓小平的专列抵达深圳。稍事休息后，便听了市委书记、市长梁湘40分钟的汇报，他聚精会神，听到梁湘说深圳1982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6亿元，1983年跃上7.2亿元时，邓小平插话说：那就是一年翻一番喽！梁湘连忙说：是翻了一番！比建设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10倍多，财政收入也增长了10倍。

邓小平听了，只是满意地微笑，并不开腔。梁湘汇报完后，请他作指示，邓小平指指脑袋：你说的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说着一挥手：到外面看看去！

他登上了当时深圳“第一高楼”—国商大厦的22层平台。俯瞰大厦四周正在大兴土木的罗湖城区。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呈现在他面前。

没想到这座仅22层的楼房，给邓小平很深的印象，他回到北京，就提到了这次登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

只是他更没有想到，8年后他再次南巡时，根本就不可能再登这“第一高楼”了。当年他在22层天台看到周围的那些工地楼盘，已经迅速矗起，并将国商大厦埋进阴影里，当时著名的“第一高楼”天台变成了一个小“天井”。

当时小平由省长梁灵光、深圳市委书记梁湘陪同，登上国商大厦天台时，夕阳已经在天边发出散射光，寒气逼人。此刻的光线最合适看景象，因为斜射光更能呈现物象的立体感。

小平凝望着对面在建的一幢大楼，梁湘解释说：“深圳已经竣工与在建18层以上的高楼，已经有60多座。您现在看的这幢大楼叫做国贸大厦，要建成53层，它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我们采用先进的滑模技术施工，再加上工人都是没日没夜地干，3天就能建一层楼。”

小平笑了：“看见了，我都看清楚了。”他在天台上默默地站了二十来分钟，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但不久，3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就传遍了全国。巧的是，到8年后的1992年春天，小平第二次来到这里，再次登临的就是他当年凝望过的国贸大厦。

现在不得而知的是，小平为何1984年第一次到深圳，也许他还想多看一阵子。多看一阵子更有把握性，说话的风险也小一些。但可能再不去深圳就不行了，他有些挺不住了。因此小平第一次来深圳，只听不说，小平听完汇报后没有讲话。这是对的，说出去的话是收不回来的，可见对深圳的事，小平非常严谨审慎。

但他回到广州后给深圳题了词，用李灏的话说：这就把特区“保”下来了，如果没有的话，期间可能特区就会夭折。

后来，很多回忆文章都众口一词地说小平是“斩钉截铁”地为深圳题了词，事实是小平在珠海很痛快地应梁广大在餐桌上的临时动议，写了“珠海经济特区好”，之前在深圳并没有也没打算题词。

深圳人情急之下，派要员追到广州珠岛宾馆，再三请求小平为深圳题辞。但小平两次三番地婉拒：“到了北京再题吧”。

这不像是小平的性格。为什么？深圳太特殊，是是非非也太多，后来，深圳人只好赤膊上阵，通过各种关系，在小平下榻的房间里铺上了纸砚，再三请他题词。

小平思索了几天，最后提笔凝思，在洁白的宣纸上写了一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策是正确的。”题完字后，深圳来人大喜过望，拿了题字连饭都不吃就想跑回深圳去。怕什么？怕小平反悔，把字要回去。可见深圳的人内心深处之忐忑。

作为一个政治家，小平当然懂得搞政治最重要的是要均衡。他坚持“不争论”，但他巧妙地宣示自己的鲜明立场和观点。因此，小平对深圳的题词，其伟大意义怎么解读都不过分。

小平第三次南巡到深圳，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深圳站住了脚，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面临空前的凶险，他要在深圳救中国。

让我们再来回顾这一部盛世的前奏，扭转乾坤、改变国运的交响——

六、一封令老广心花怒放的绝密电报

1992年元旦，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是在忙碌中度过的。

第二天是个休息日。这天一早，谢非照例来到办公室加班。他有在节假日继续工作的习惯。

秘书陈建华神色匆匆地进来，小心翼翼地交给他一份绝密电报，谢非接过来一看，内心顿时心花怒放，但表面却不动声色。

电报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内容非常简单：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谢非将电报反反复复地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手持电报，在合群路大院那间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转圈圈，陷入深刻思考时，他就有这种下意识的动作。

秘书陈建华是个“醒目仔”，见他一直沉默不语，轻手轻脚地离开了他的身边，到外间把办公桌上所有电话机的铃声改变为闪光提示。

谢非在冥思默想，这时需要绝对安静。

谢非当时在想什么？现在任何人也无从确切知道了。但是后来历史进程中一系列大事发生，都与这一电报紧密关联，谨言慎行而又善于战略思考的谢非，不可能不从这薄薄的一页纸中掂量出那惊天动地的历史能量：这张纸，对广东、对中国，实在太重要了！

或许，改变茫然四顾、举步维艰的国运，在此一举。

长久深思熟虑之后，谢非拿起电话，拨通了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的手机，开口就问：“开枝同志吗？你现在在哪里？”

接电话的陈开枝有点惊讶，因为他听出了从来就从容不迫的谢非声音里有一种别样的兴奋和激动，一下子就敏感到有大事要发生，今天是假日，如果不是有要事，谢非是不会问他身处何方的。他立刻回答：“我正在南海搞调研……”

谢非打断了他，说了一句只有陈开枝才听得懂的话：“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马上回来。”

极度亢奋的陈开枝饿着肚子驱车径直赶往谢非的办公室，看了谢非递过来的绝密电报，心照不宣地交换了一个眼神。

政治舞台上的风风雨雨，令他们具备了一种敏锐的直觉：小平此番南来，非同小可。“老人家”不到别处休息而偏到广东，而且偏偏在这样敏感的时刻来，是给广东一个无比巨大的机遇，就看广东有没有这样的能量和本事把握这个机遇了。

谢非和陈开枝两个人见面后，第一件事就是并排坐下来分析中办的那份只有一句话的绝密电报。那不是一般深入解读，是恨不得把每一笔每一划都掰开了揉碎了去抠、去猜，力求解出其中的微言大义。

他们还同时得知，此次小平同志到广东来，中央没有其他领导陪同，北京也没有派来一位记者，同行的只有小平的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

谢非深思熟虑字斟句酌地把话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如果有其他的领导陪着来，才可能真的是来休息。他老人家8年没到广东来了，我们能不能在不影响他休息的情况下，尽量多安排他看一看？”

他像在问自己，又像问陈开枝。

陈开枝心领神会地点点头，但没有作答，顺着谢非的思路加上一句：“还要尽量地请老人家多说说话。”

谢非点了点头，此时他面部表情似乎很平静，但陈开枝知道，其实他的心情非常激动，双眼发亮，眼不错珠地一直盯着手中的电报，这种情形陈开枝是很少见的。

少顷谢非又郑重地开口：“省委准备将全程陪同小平同志的任务交给你，这个任务光荣而艰巨，你要尽快拿出一个完整的计划，提交省委审定。”

谢非的判断和直觉是：机遇在南方，老人家这回南来，必有一个大动作！

七、谢非提出出乎“邓办”意料的巡视路线图

“邓办”3人先遣组在1992年1月3日先行到达广州。为首的是张宝忠，当时已是副军级。他一下车就强调：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你们既要让他看看广东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又不能让他过于劳累。

陈开枝则按照谢非的意图，努力建议在确保老人家安全和健康的情况下，多看一些地方，多坐下来谈谈。

先遣组的同志对此表示理解，但对省委提出要让老人家视察完深圳、珠海之后，经珠三角的顺德返回广州的建议比较犹豫，更倾向在珠海休息后再返回深圳转向上海。

陈开枝则搬出了谢非早已策划好的理由，出尽浑身解数做说服工作：他强调，如果不从珠三角的陆路返回广州，就得从珠海走海路返回深圳再坐火车走，两次横渡珠江口的伶仃洋，无论从安全方面，还是从老人家的健康舒适方面着眼，都是不妥的。何况船上还有老人家老老少少一大家子？从陆路返回，考虑到老人家不宜乘车时间过长，中途还可以在顺德停车小憩一下。

先遣组似乎比较理解了，但对珠三角地区的道路不大放心，陈开枝趁机建议：各位8年没来过广东了，可以先按这条路线先走一遍，那条路线的路、桥都是新修好的，很好走。

这个出乎先遣组意料的提议与原方案比，是一个环线，它将小平到深圳、珠海休息的两个点变成了对整个珠三角的巡视，其象征意义非同小可；这个日程安排，除了照顾到小平一家人有休息时间外，还能保证小平在广东期间可以多看看，多谈谈。其中相当部分内容是安排小平到生产第一线视察。

谢非反复向陈开枝交代，强调要争取小平到中山、顺德去看看，因为他认为，中山、顺德是广东“四小虎”之中的两个，代表着广东自主启动的改革的两个典型，也是珠三角的缩影；尤其是顺德，它将在这一年开始成为谢非亲自抓的综合改革开放的试验基地。

顺德人听说小平可能来，乐不可支，准备了详尽的汇报材料，谁知打前站的人迎头给他们浇了一盆凉水：“你们汇报时，说五分钟就够了。”

顺德人大失所望：“五分钟能汇报出什么东西？”

“打前站”态度坚决：“这是谢非同志的意思。我们陪小平同志来不是听你们汇报的，是听小平同志讲话的，他只要一开口，你们就要立即收声。听明白没有？”

顺德人很聪明，立即明白了：“收到。”

谢非对整个方案斟酌再斟酌，强调再强调，陈开枝理解他的精神，凝练成一句话：万无一失。

还有一个问题让谢非煞费苦心：老人家此时完全按一个离休老人来要求自己，规定了“六不”—“不要专门汇报、不要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摄影、不报道。”

这可怎么办？

谢非是这样理解老人家的指示精神的：小平认为自己不过是个退了休的普通党员，不必像接待现职领导一样事事依照严格规格和程序，尤其反对前呼后拥、兴师动众。但这个“六不”是很难执行的，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如果真的按小平要求实行那“六不”，那么谢非煞费苦心做的一切安排，其结果都会化为乌有。

谢非冥思苦想，一种对历史负责的使命感令他决定采取退二进一的办法—妥协加变通，对小平指示的前半截坚决执行。这“六不”中，不汇报、不陪餐、不题词都照办。广东省委不再打算搞专门汇报，边参观边介绍其实就等于汇报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拿出实打实的建设成就让老人家看，就是最好的汇报；领导也不陪餐，每餐饭由小平一家人自己吃，按照邓家历来简朴的习惯，不上鲍参翅肚等名贵菜肴，多上各类蔬菜，还有老人家喜吃的法式牛角面包、广东陈村粉和节瓜；各地也不准再请老人家题词留下墨宝。

对后半截的“三不”怎么办？只好钻空子、打打“擦边球”了。不见记者、不摄影、不报道这“三不”，其实就是不让张扬，但谢非意识到，小平南巡必将是历史的重要里程碑，必将列入史册甚至可能改写历史，是一定得认真记录下来的。

老人家说不见记者，但没有说不准记者见到他，也不等于记者不能跟着；不报道，但不等于不能记录。记者手勤脚快，权作随行的工作人员，随时可以将老人家在车上、路上谈的话记录下来，作为历史资料。于是，谢非找来陈开枝，亲自点了记者的将。

为谨慎起见，就带记者随行一事，陈开枝还奉谢非之命专门请示了邓办主任王瑞林。陈开枝摆出一副极其为难的表情对王瑞林说：“你不叫我留下资料，以后我怎么交代啊？”王瑞林笑说：“弄就弄吧。”就这样，总算“发”了半张“许可证”。

谢非点的记者，有新华社驻广东分社的牛正武，他负责文字记录。用新华社而不是省报记者，可以看得出谢非用心的缜密。

不用本省记者，省得有违反“六不”之嫌，但这个新华社记者又是老熟人，就跟用自己的子弟兵差不多，效果是一样的。摄影用的是省报《南方日报》摄影记者梁伯权，此人与小平一家子都熟，谢非想事情很细，因此将梁伯权请了出来。当然谢非还组织了“第二梯队”，就是自己的秘书陈建华。如果连梁伯权的面子都上不去，照相的任务，就落到谢非的秘书身上，老人家说不摄影，但不会反对“小陈”秘书拎着个照相机在他和谢非身边转来转去。

小平抵达深圳的当天，牛正武才接到陈开枝通知。陈开枝不敢明说是小平到了深圳，他说：“有重要任务，上面有人来，谢非同志要你尽快赶到深圳。”怕他听不明白，陈开枝压抑着激动的心情，又补了一句：“是我们这些年一直盼望的、掌舵的来了！”

谢非在深圳迎宾馆亲自陪牛正武进餐并交代任务。在他看来，记者采访是否成功甚至成了他要关心的头等大事。

饭后，谢非的秘书陈建华将牛正武请到了自己的住处，向他介绍了小平此次来的行程安排。接着，陈建华表情有些神秘地递给牛振武一台录音机，就出去了。牛振武打开录音机，一遍又一遍地听着既将抵达广东的小平在武昌车站向当地领导人讲话内容，中心意思就是要坚持改革开放，要搞得快一些。这些都是广东渴盼的政治信号。

八、谢非一颗拎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1992年的初春，已经宣布退休的邓小平挥洒自如地在中国大地上再次留下了推动中国跨越式发展的政治遗产，这一大手笔在中国伟大政治家追寻与探求国运的所有历程中，堪称经典——

在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崛起而英勇奋斗了大半个世纪，冲破逆折不屈不挠进入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在列强环伺、敌对势力磨刀霍霍图谋一举扼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风口浪尖上……在广东风风雨雨中持续高速发展十多年，此时承受前所未有的内外压力的紧要关头……

一个退了休的老共产党人离开北京，冒着初春深夜的严寒，悄然南下—希望在南方，老人要去奏响激动人心的国运交响诗的第一个音符。

历史记住了这个日子：1992年1月17日。

一列没有编号的专列冲破西伯利亚刮来的滚滚寒潮，星夜南来，它载着春天的气息，向南，向南……

目的地—深圳。

1992年的深圳，实际年龄只有13岁，但作为世界上一个最年轻的大城市，已经初具端倪。这天，谢非的心情极好。小平抵达的前一天，深圳天气沉闷，但紧接着就是一场倾盆大雨，将天空洗得纤尘不染，也把谢非的心情洗得透亮。在深圳新建的罗湖火车站里，谢非率领着包括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在内的一班省市领导在月台上翘首盼望。

1月19日上午9时正，专列稳稳当当地准点停在站台上。谢非一见小平同志在女儿毛毛搀扶下出现在车门口，就赶紧上前帮着搀扶，小平却神采奕奕地向他伸出右手，谢非紧紧握住老人家的手，一腔殷切敬仰的感情从心底冲出肺腑：“小平同志，我们非常想念您，广东人民盼望您的到来！”

谢非陪同小平上了1号中巴车，车队随即开动，后面还跟着几辆拉行李的小货车，深圳人管这种小货车叫“农夫车”，是临时借来的。

那时深圳人还不知道邓小平已经抵达深圳，只是有点好奇地看着这个车队在大道上风驰电掣，不晓得车队里坐着什么人物。说是一般来宾吧？前后都有警卫车护送，这可是一级保卫的规格，不像。说是大人物吧？车队里怎么会有农夫车？哪有大人物如此老土？也不像。一路上，深圳的市民看着这支车队发笑，守在路边的警察们也笑。临时借用来的农夫车司机们也没有想到此次出车帮忙，却着实地“威”了一把，车队的简朴与享受的保卫规格之高形成了一种看上去挺滑稽的效果，见多识广的深圳人也猜不出到底是何方神圣光临。

夹杂着“农夫车”的车队驰往深圳迎宾馆桂园别墅院，1984年小平第一次南巡，也是下榻这里。小平一进屋，大家就告辞离开，好腾出时间让在专列上奔波了两天的老人家洗漱静养。

谢非却多了个心眼，在小平的住房外静候，他有一个直觉：老人家精神很好，说不准一洗漱完毕就要出动。

果然不出谢非所料，一会儿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孙勇突然急匆匆地从屋内走了出来，一见到深圳市委接待处处长姚欣耀就说：“快去备车，小平同志要出去看看。”

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姚处长只好转身先去找车。不想车还未到，小平同志已经换了一件衣服，信步走出来了。看到谢非，老人家点点头说：“你在啊？出去看看？”

谢非心里一热，赶紧劝道：“原来安排是下午出去的。坐了这么久的车，太劳累了，您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小平说：“我坐不住呀！”

谢非心里十分感动。只是这一句话，他就吃透了小平此次来的目的，心里有了底。谢非赶紧叫人找陈开枝要车，“大总管”陈开枝急忙赶上前，正在院子里散步的老人家看见了他，又说：“你快点叫车，出去转转。”

老人家真不是来“休息”的！他一到深圳就要工作，急切要了解深圳发展的状况，像一个慈祥的老父亲，焦急地要去看望阔别8年的小儿子。

谢非与陈开枝陪着老人家在院子散步，再次提到希望能让老人家多休息一会儿，等到下午才正式开始参观。这时，小平的女儿毛毛提起了1984年2月1日为深圳补写题词的往事，小平突然开腔，一字一字地把8年前的题词读出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88岁老人居然将8年前写的东西背出来，一字没错，一字没漏！这说明他一直将特区记挂心头，了然于胸的。谢非十分激动，和陈开枝连声叫好，鼓起掌来。

接着，谢非抓紧机会向小平介绍深圳和珠海两个特区在城市建设中不同的优势和特点，小平点头称赞：“好嘛，各有特色。”言简意赅，字字千金。令谢非深感小平对省委坚持深圳、珠海各有特点的建设思路是赞同的，一个城市的建设要有自己的特色，一个国家的发展也必须走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

下午，原班人马再次坐上中巴车，陪着小平察看深圳市容、罗湖火车站。

1号中巴上，老人家热切地向窗外张望，按谢非的安排，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充当“导游”，拉开嗓门，带几分自豪地解说着深圳的最新成就，谢非则坐在车门口的座位上，被戏称“售票员”。

在陪同小平的一路上，除了向小平当面介绍情况，参观和会见时，谢非总是笑眯眯地跟在队伍后面，将与小平挨近的位置让给别人。

如果说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谢非就是此次南巡行程安排的总设计师，看到情势向预计的方向发展并不断出现喜出望外的局面，谢非一颗拎着的心终于放下，心情好极了。

一路上，小平看到深圳处处生机勃勃，开始只是目光闪亮，欣喜地微笑不语，慢慢就拉开“话匣子”。据谢非、陈开枝在一些文章中回忆，老人家边走边看边插话，说出了很多“金玉良言”——

“……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特区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接过李灏关于深圳借鉴香港和国外经验的话题，老人家又说：“也有不少人担心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所以让你们深圳和上海先搞试验。看来，你们的试验说明社会主义是可以搞股票市场的，说明资本主义能用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在市场经济方面，香港、新加坡做得好，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谢非等陪同小平看完深圳罗湖的新火车站，又前往皇岗口岸参观，小平还站到皇岗口岸的大桥桥头，兴致勃勃地走下汽车，边听介绍，边向界河南面的香港深情眺望。

车上，老人家问谢非：“广东有多少人口？”

谢非张口就答：“有6300万人，面积17.8万平方公里。”

小平说：“广东要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停了一会，他又补充说：“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是小平再一次对广东领导人耳提面命，言之殷殷，语重深长。

九、石破天惊，小平开口了！

小平再次来到罗湖区摩天大厦林立的建筑群中。

8年前，他来过这里，那时登临的是当时最高的国商大厦，才22层。

8年后，当年的第一高楼成了罗湖高楼家族的小弟弟。老人家再次登临上次南巡时仍在建设中的国贸大厦顶层，而且在那儿说了很多话。

后来担任深圳国贸大厦副总经理的查生明，当时任人事部长兼总办主任。1月19日下午，他突然接到市委办公厅的一个电话，秘密通知他明天上午有首长要来国贸视察。谁要来？这个醒目的重庆仔想了想，还是有备无患！于是马上到商场买了一台当时最高档的美国“健伍”牌录音机。第二天9时35分，首长在众人簇拥下来到国贸大厦，原来是邓小平！

查生明惊喜万分，但有关人士一进门就给查生明来了个下马威：“不照相，不录音，不签名！”

刚要往外掏“健伍”的查生明好生失望，只好把它揣了回去，尾随小平登楼。小平一行首先乘观光电梯直达42层，再来到53层顶楼的旋转大厅。

此时的中国第一高楼高160余米。

谢非注意到：老人家每到一地，总喜欢登高望远，纵览全貌。所以极力主张让老人家登上深圳最高的地方看看。

88岁的老人比起8年前明显老了，他登临旋转大厅时，他的身体似乎有点龙钟，他的手也在抖，但顶层的视野与旋转大厅的宽广景象显然是小平没有想到的，它给了老人以极大的视觉冲击力。

旋转大厅以缓慢的速度作360度的旋转，深圳已初显大都市轮廓，远处的香港则历历在目，双子城的万千气象尽收眼底。天高云淡，老人设计中的现代化蓝图仿佛一下子现身面前。他终于将深思熟虑的话说了出来，而且一开口就滔滔不绝。而且当他纵论那著名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论断时，他的手立即不抖了，神采飞扬，英气逼人。

如果说查生明醒目的话，那么当时他简直就是英明了，他偷偷地将“健伍”录音键摁了下去，把小平好长的一段经典论述记录下来：“市场经济不只是资本主义才有，我们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小平一开口，就一发不可收，而且精神抖擞地一口气说了30多分钟，谈话层次分明逻辑清晰，显然是有备而谈。

他事先未必会想到在此处开口，是谢非和李灏摊开深圳的总体规划图，向他介绍深圳历年的建设成就和远景规划时，激起了他的谈兴，一时间精辟的思想观点有如高天流云飞瀑奔泻：

“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那么认为。”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来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老人家一口气阐述了“三个有利于”的著名观点，令全场人心激奋，顿生拨云破雾之感，风风雨雨、是是非非争论了多少年，也迷惘了多少年，经老人家一点拨，豁然开朗。紧接着，只见小平举起那只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右手，鞭辟入里地提高了声调：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一席话把现场气氛带入高潮。这一番讲话石破天惊，预示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一轮高潮。这段话也是小平第三次南巡讲话主题中的重中之重，黄钟大吕响遏行云更扣人心弦。查生明见到闪光灯闪个不停，干脆将录音机摆了出来，这时没有人顾得上干预他了。

在深圳高层建筑的顶层，小平再次强调，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会太多，文章太长，不行。他环顾四周，指着窗外的一片大厦“森林”深有感慨地说：“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小平边环顾深港两地一览无余的景色，一边纵谈国是，兴致越来越浓，话也越讲越多。开始他还是默许身边的人为他录音拍照—除了小平自己以外，所有人都觉得他的话字字千钧、句句都值得认真回味，这是一笔历史财富。

后来他也只好很大度地从众，主动与陪同人员合影，还为人签字。当天整个儿国贸大厦都沉浸在一种欢乐的气氛中，一切清规戒律均在不知不觉中消弥。

当楼上“三不”瓦解时，楼下的保密工作也出现重大纰漏：小平到国贸大厦的消息早就传了出去，如击鼓传花一般喜讯四溢，不到20分钟时间，楼上楼下居然拥来两万多人！等小平从楼上下来要离开时，国贸大厦底层已几乎要没入人海，谁也算不清来了多少人。

“小平你好！”

“邓爷爷好！”

“欢迎小平！”

欢呼声直上云霄，这是小平南巡中第一次出现群众自发欢迎他到来的盛大场面，真切显示了深圳特区的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衷心爱戴和敬仰。小平虽然对此没有什么思想准备，但也显得非常高兴，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欢呼雀跃的人群中，不少人流着热泪呼喊着要跟小平握手，有一位市民流着泪对维持秩序的保卫人员高叫：“我有今天是邓小平给的啊，你让我好好看他一眼吧！”

谢非目睹此情此景，不禁热泪涟涟，他被群众的热情震撼了，两万人自发地拥上前来欢迎小平，充分表现了广东人民的真情实感，这令他心潮澎湃，往往喜怒不形于色的他不时摘下眼镜擦拭。

谢非为保密千算万算，这一场景是他绝对没有想到的。但他没有其他随行人员那样紧张，他坚信不会出事，反而在心底升腾起几分欣慰—深圳人，好样的！广东人，好样的！

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也满怀喜悦，像个门门功课被老师打了高分的小学生。当他从口袋里摸出“暗藏”的录音机，此时才发现什么也没录上—空白！原来他的“师傅”陈建华虽然临阵磨枪式地教过他如何启动录音键，他却一直全神贯注地指着地图向小平介绍情况，后来又屏息聆听小平令人耳目一新、春风扑面的谈话，没想到偷偷伸进自己口袋的手指按错了键。

国贸大厦的查生明此时非常得意，对自己的接待工作更感到非常自豪：“相也照了，音也录了，字也签了！”就如同千辛万苦摆下酒席后客人得以尽兴，那是主人最得意的事情。

此时有人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拍了拍他的肩膀：“查主任，请问您的录音机录了多少带子？”

查生明有些意外：“一盘半这样吧。”

“还是交给市委吧。”

“我还没来得及重听一遍呢。”

“不必了。”

查生明将录音带交了出去。但他还是很高兴，小平说的话，他每个字都烙在了心中。

鉴于头一天李灏失手，录音机全是空白，搞得手忙脚乱，陈开枝也要“赤膊上阵”了。他公开向邓办主任王瑞林说：“明天我的口袋要放个小录音机啊！”

人家没说行，也没说不行，算是默许了。于是，几个小录音机同时开动，实施“全天候”服务。

谢非虽然自己不往前凑，但他安排陈建华对小平同志“全程紧逼”，又拍又录。时至今日，陈建华仍然拥有许许多多小平南巡讲话的第一手原汁原味的图文“版权”。

同样的声音，同样的话语，不同的人来听、来贯彻、来落实，实际效果大相径庭。而这一举世瞩目的南巡中，谢非总是像一个勤勉的学生、谦逊的部属，紧紧追随在老人家的左右，言者有意，听者更有心。如果把这次历史性的南巡看作是一个精心安排的流动大讲坛，主讲人是总设计师邓小平，那么这个讲坛的搭建者就是不爱张扬的谢非，尽管时代的聚光全部集中在邓小平身上，但在幕后，我们总能时隐时现地看到谢非殚精竭虑忙前忙后的身影。

在小平南巡的全过程中，所有随行人员中最忙的人是谢非的秘书陈建华，他不仅拍摄了老人家几乎全部活动的照片，小平全部重要谈话，也几乎全部收录进他的录音机里。按照省委指示，他得把这些资料在当天全部整理成文字材料，有时听不懂老人家的口语，就找老人家的女儿毛毛帮忙。在整理过程中，完全忠实原话，圆满完成谢非交办的特殊任务，也为这一历史性的大事件保留了一份珍贵的文字记录。

十、谢非三次斗胆进言，小平再三拒绝

邓小平到了深圳！只有一河之隔的香港媒体马上知道了。几万人自发地涌到国贸大厦周围热情欢迎小平，欢呼震耳欲聋，本来是绝密的南巡已经无密可保，近在咫尺的香港焉有不知之理？

香港《文汇报》率先登出了新闻特稿，还配发了小平参观中华民俗村微缩景区的照片。

保卫部门紧张起来。街谈巷议、道听途说无法追查，境外传媒的消息也大可不必去回应真假，但照片发在境外报纸上可不是开玩笑的：首先，这是一幅近距离的照片；其次，它千真万确地证实了小平果然就在深圳；再有，它暴露了小平此行的行踪和特点，给日后的警卫工作带来了难度。

警卫部门认定这是一起事故，最担心是内部人员泄密，或者与境外媒体有联系。但经认真排查，所有随行人员似乎都是可靠的。

《文汇报》关于小平的照片像一瓢水泼进油锅里，香港新闻界立刻炸了锅。香港各大传媒第一时间作出积极反应。港澳传媒的“狗仔队”的专业精神是举世闻名的，于是大批记者涌过罗湖桥，撒豆成兵似的遍布深圳街头巷尾、旅游景点，打探小平的行踪，捕捉大小传闻，或者守候在小平可能出入的下榻地点及参观处，用长枪短炮随时侍候，争先恐后地在头版发表了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的大量报道。

香港成了风暴之源，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大刮“邓小平旋风”，把小平南巡炒得如火如荼。内地传媒呢？一片静悄悄。

这种舆论形势颇为滑稽。

谢非审时度势，觉得在无密可保的情况下，索性将小平南巡的声势做大，反而对推动中国改革开放更有利。由于小平打过“六不”的招呼，他却一时把握不住最有利时机。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在整个小平南巡期间，谢非没有对小平提出过任何要求，除了请他接受采访之外，而且他敢于斗胆在小平一而再、再而三的回绝的情况下提了三次。小平说不题词，他都出面帮着挡，但如果不报道，他心有不甘。

港澳传媒纷纷以显著题位（黄金时段）及篇幅猛刮“邓旋风”，谢非天天都紧盯住看，看到一些胡乱编造的消息不禁哑然失笑。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可以谅解，但有人居然向境外提供新闻照片，这么做胆子也太大了些。

很快地，谢非对是谁干的已经心中有数了，他已经指示要认真处理。但实际上，他也暗示此事不必深究。

原来问题出在被参观的单位，一些兼职记者、报社通讯员之类的干部职工见到小平后心情激动，主动向香港文汇报发稿，他们认为文汇报是爱国报纸，可不管什么内外有别，自己人不说两家话。

谢非觉得向小平进言的时机已近成熟。第一次进言，他小心翼翼地对小平说：“小平同志，海外对您到了深圳已经有了很多传闻，是否可以由我们自己发一个正式的消息？”

小平同志没有同意。

紧接着，境外的有关报道进一步延伸，一是外国媒体也加入进来，接着，境外媒体开始根据他们手中仅有的材料借题发挥，种种猜测及评论铺天盖地：

“邓小平珠海行踪极为保密，记者兵分四路实行大包围。”

“邓小平讲话，将是定于今年第四季度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主题。”

……

谢非有些着急了。无论境外媒体怎么说，只要不离谱，不是恶意攻击和中伤，对扩大改革开放的声势还是有利的，这正中他的下怀。他急的是要更加紧迫地把这把火形成燎原之势。他就任省委书记后撤销了各地拆鱼骨天线的决定，从而放开引进了香港电视节目，扩大了香港与内地的信息交流。他知道广东的6300万人民群众已经从境外媒体中知道了他们最想知道的东西，现在我们的舆论已经明显地被动了。

他第二次向小平进言时说：“小平同志，您此行肯定会对改革开放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广东希望就此主题做一些报道。”

小平还是不同意。小平对谢非的意图洞若观火，老人家的政治艺术和韬略已臻炉火纯青的境界。

小平一是遵守党内纪律，既然已经退休，谈谈意见当然可以，但公开发表出来就得由中央定夺；二是显然是怕火候未到之时，通过官方渠道把风过早放出去，可能会引起争论的激化，引起全国不必要的震荡，反而影响了集中精力抓发展。这一点，小平比谢非看得高。

不过，谢非注意到小平在深圳时，会见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他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小平并非刻意封锁消息，搞得神神秘秘滴水不漏。

他立即将这一情况通报了正在珠海焦急等待的市委书记梁广大。他知道梁广大这个人四海之内皆朋友，香港很多大报的老总们都是他的朋友。再有，梁广大虽号称梁胆大，但心却很细，而且还有处理疑难杂症的政治智慧，很多复杂的难题他都能迎刃而解。

果然，梁广大立即将港澳几家爱国报纸的老总请到珠海。小平到了珠海后，梁广大本着与小平一家人特别熟稔的底气，向老人家隆重推出了他的老友们：其中有《文汇报》《大公报》《澳门日报》的负责人等。小平也就顺水推舟地网开一面，默许这些老总与他一起视察，这本身也是一种变通，有将他的思想“出口转内销”的意图。

同时，有关部门对泄密的新闻图片事件的查处也不了了之。

一向为人随和行事周密的谢非，却在代表广东要求传达小平的声音这个事情上，表现出难得一见的执拗。谢非知道，在境外媒体大刮“邓小平旋风”的状况下，如果我们自己的媒体对小平南巡这样的头等大事长时间沉默，这等于严重失职，很快会被全国老百姓质疑和指责的。

谢非执行小平不陪餐的规矩是坚决的。小平在广东11天，都只与家人一起用饭，很多地方领导想宴请他，都被谢非挡了驾。但谢非要求报道南巡消息同样坚决，他第三次向小平进言：“小平同志，您此次来广东的消息实际上已经传遍全国。很多人纷纷向广东打听消息，我希望能在您离开广东后，将这次广东之行最后见见报。”

谢非再一次碰到了钉子。小平摇摇头说：“不开这个口子了。”

十一、涨潮，涨潮，伶仃洋！

1月23日上午10时，天气极佳，天和海一样蓝得透明，令人神清气爽。谢非等陪着小平一行视察完蛇口和赤湾港，小平要乘快艇去珠海了。

当小平和谢非来到蛇口码头时，远远地就看到梁广大急步走来，老远就伸出双手直叫：“邓书记！”

不用向小平介绍他是谁，小平对他印象深刻，老熟人了。

谢非笑着摇摇头。也许全国只有他一个人现在还管小平叫邓书记，也不知梁广大指的是小平退休前的哪个职务。梁广大认为这个叫法更亲热一些，上次南巡，他就一口一个邓书记，反正叫顺了口，“小平同志”在他看来反而成了官方称谓，听上去有些一本正经，不如他这个独特的称呼叫得亲热。

“邓书记”与梁广大亲切握了手，他不知道满脸笑得开了花的梁广大在怀里掖了一台袖珍录音机。

在众人小心翼翼地挽着小平登上前来迎接他的拱北海关“902”艇时，陪同上船的还有后来担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

谢非将梁广大拉到了一边，小声说：“广大呀，在船上我俩要分分工。我说说省里的工作，你说说珠海的工作。但我们都要简明扼要，总共不要超过10分钟。我看老人家在深圳说的话，好像意犹未尽，我们要把时间留给他，让他多讲讲。”

梁广大心有灵犀，对谢非说：“请你放心，我也希望多听老人家说说。由我简要地把话题引出来，然后就听他讲！”

在刻意安排之下，在“902”二层前舱里只有那么几个人，其他陪同人员及小平家人都进了后舱。

一声欢快的汽笛响起，“902”快艇起航了，像一把利剪，剪开了珠江口烟波浩渺的海面。

前面就是伶仃洋，珠江口“八门”中最为壮观宽阔的一片水域，南宋名臣文天祥就在这片洋面上吟诵出感天动地的千古绝唱。伶仃洋从来就是华夏的南大门。如今，一位饱经沧桑、坚如磐石的老人，在八年间第二次飞渡伶仃洋。

伶仃洋在涨潮，涨潮。

88岁的老人家在快艇前舱刚一坐下，就找到了当年金戈铁马的感觉。他戴上老花镜，对谢非说：“拿地图来！”那架势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当年指挥千军万马厮杀的前线指挥所。用陈开枝的话说：“仿佛邓政委正在向求战心切的部下布置一场事关国家存亡的重大战役。”

谢非立即将准备好的一张大幅广东地图摊在小平面前，在小平面前指点着广东的17.8万平方公里辖区及6300万百姓，实实在在地说：“广东按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划分为3个世界。‘第一世界’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珠江三角洲；‘第二世界’是发展中等的粤东、粤西的平原地区……”

小平看看谢非，说：“那余下的是‘第三世界’了？”

谢非老实地承认：“是。我省‘第三世界’是大片山区。目前经济比较落后。”

小平戴上老花镜，追着谢非指点的地方看，听得很认真。谢非说：“广东正努力缩小贫富地区的差距，力争在下世纪初，赶上中等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发展水平。”

谢非这一番话值得认真解读。首先，他在小平同志面前揭示了被特区及珠三角的光芒遮蔽了的广东真相，即80%以上的地方仍面临不发达及穷困现状。再者，他绝不是一个守成者，他在小平面前提出的奋斗目标，即广东要在本世纪初整体达到中等发达水平，这是中国第一个地方官在小平面前明确地给出了一个省级行政区率先达到现代化的时间表。

小平同志被谢非的话所打动。他情不自禁地用乡音说：“要得，要得！”

这显然是小平最感兴趣的话题。他鼓励谢非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广东要带头闯，再上几个台阶。

谢非说到这里，没有乘势而上，反而踩刹车了。他没有展开他的汇报框架，也可以说他的汇报也仅仅是这个框架，见好就收。

他深知时间宝贵，机会难得，要把话语空间留给小平。于是他把话题转了个弯：“小平同志，广东现在的发展形势很好，但大家却有一个共同的担心，就是怕政策变；现在我们听到了很多议论，给人的感觉是改革开放的政策要动摇了，很多同志都担心会变呀。”

小平将头从地图上抬了起来，摘掉了老花镜，看着谢非。谢非也看着小平，没有再出声。

此时船舱里的高兴轻松气氛，渐渐凝重起来。

梁广大见谢非用眼光瞟他，知道该他上场了。梁广大清了清嗓子说：“邓书记，自打您84年南巡之后，珠海特区发展得很快，现在已经有七八百家外资企业进驻了珠海，而且门类齐全。不过现在总觉得政策要变，对特区的议论很多呀，压得我们都透不过气来。比方说是以改革开放为中心还是以治理整顿为中心？现在我们的发展到底是不是太快了……”

一句情绪略为激动的话打断了梁广大，小平说：“什么叫太快？什么叫调整？如果不是几年来发展了一下，你拿什么来调整？我不反对调整，但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接着，小平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他滔滔不绝地往下说，谢非、梁广大和厉有为，聚精会神地用心听、用心记，最多也只有个插话的份了。

“……关键是要发展经济，现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发展那么快，如果我们搞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能快的地方就要快，不要挡，”

说到这里小平激动地打着手势：

“我们不要挡，来之不易呀，能快就快，能发展就发展，什么叫高速度？低速度就等于倒退。要因地制宜，能快则快，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退步。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老人家顿了一下，又说：“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觉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梁广大听得热血沸腾。他的手兴奋得直颤抖，最担心的是手心里那台录音机，别不会出什么毛病吧？他说：“现在我们还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这样搞下去会产生两极分化—”

梁广大再次被小平打断：“什么叫两极分化？过去几十年那么穷，就不叫两极分化了吗？再这样下去不行。这不是两极分化，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大家一起穷好吗？我们不是心血来潮，是要向全党和全国交代的！对比周边发展快的国家和地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挡？有些人就是不懂这个道理。我没有读过很多马列的书，《资本论》也没有读完，但我信实事求是。没有实事求是，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你们学马列要学管用的，我的入门老师就是《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我们搞改革开放，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读的书不多，就是信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开放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深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谢非说：“现在有一个说法，中国主要的问题，是要防止和平演变—”

小平说：“这个观点是十分错误的。没有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才会发生和平演变；只有把经济搞上去了，才能防止和平演变，根本的问题，还是发展经济。我们不必再搞什么新的东西，按现在已有的办法去发展，一心一意地搞一二十年，就可以把经济搞好了。像苏联东欧，他们的经济不发展，一夜就倒了，搞起来难，倒下去也就是一夜之间的事，这不行呀！”

小平又说：“所以政策不要随便变。你一变，人家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又要变了，公布了出去的事，就要取信于人，人家港澳紧靠着我们，你一变人家就会更敏感，你不能变，不能动摇。短短十几年，中国就变成这个样子，靠的是改革嘛，坚持就是胜利。现在你就是政策稳定人家还不放心呢。要好好坚持改革开放，不要动摇，我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动摇……”

谢非情不自禁地打断了小平：“我们支持您！”

梁广大说：“我也支持！”

“我这个人还是有点好处，”小平补充说，“就是不动摇。”

谢非由衷地说：“这个不动摇十分重要。”

“902”艇是高速艇，通常来往深圳珠海间航程为60分钟。这一次承担接送小平的重大任务，船长极小心谨慎平稳地航行，严格控制噪音，结果本来1小时的航程，它走了足足100分钟，为谢非、梁广大、厉有为等聆听小平的教诲提供了更多的时间。

不知不觉间，船已靠近珠海码头。越来越浓的谈兴主要是在小平和梁广大这两人之间展开的。既然话匣子已经打开，一些有碍谈话展开的规矩就可以不在乎了。梁广大不知什么时候将一直攒在手心的录音机公然摆到了茶几上，而且由毛毛负责操作。

梁广大说：“唉，现在日子刚刚好过一些，又有人怕富。傻子瓜子（指年广久）不是就被打倒了吗—有些人就是左，看不得人发财……”

小平同志接话说：“现在这样的事多得很，所以说不坚持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

说到这里，老人家的脸色严肃起来：“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党历史上很可怕呀！一个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老人家意犹未尽：“中国出问题是在1957年，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惩罚。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的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那时，我们党和毛泽东主席由于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很高，我们把困难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并且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1962年就开始从困难的景况中恢复，1963年、1964年情况比较好。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1965年又提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1965年就开始了，1966年正式宣布。1966年到1977年搞了整整10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

前舱一下子静下来。

突然，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大声问：“您在历史上受过几次‘左’的迫害呀？”

小平伸出了三根手指头在大家面前晃着：“三次呀！”他提高了声音。

小平摆摆手，似乎要把那些令人不快的回忆赶走，再次打破了沉默后，他谈兴更浓：“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办不到。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的实事求是。”

老人家意犹未尽，兴致勃勃地回忆起改革开放初期的的形势：“……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就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就慢慢跟上来。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根据新华社记者后来采访当事人的追忆，邓小平还有一段精彩的话，他一再对谢非说：“你们能发展多快就发展多快，别管他那一套。”

话题一转，老人家又谈起“左”的危害：“你们别给那些假马列主义者吓唬住，他们尽用大帽子压人。我告诉你们，我邓小平就没读过许多马列的书，我只是读过《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但是，我懂得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来分析问题、研究问题。你们查一查，我们三中全会以来所做的决定，哪一条是从马列主义的书上抄下来的，没有。但是，你又查一查，我们哪一条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没有。”

谢非面带微笑，坐在一边没吭声，潜心聆听；厉有为本来就不太爱说话，整个航程里他也一声不出，只是把小平的话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夯在心底；前舱里还有卓琳，她从来不插话，只是意味深长地看着这些满身都是宏大关怀的男人们。

船已经轻轻地泊定在珠海九洲港，但没有人通报，无论是谢非的秘书或是人称“总领队”的陈开枝也都浑然不觉。大家似乎知道，前舱里老人家那撬动历史之轮的谈话还在进行之中。

烟波中，海鸥在振翅，在欢叫，仿佛声声呼唤：涨潮，涨潮，伶仃洋！

十二、他谱写了一部壮丽无比的国运交响诗

一列专列屏息停在广州火车东站，静候总设计师的到来。

1992年1月29日下午5时40分，小平抵达。与广东省、广州军区各位领导合影留念，满足了大家殷切的期望，随即登上专列。梁广大多次挽留“邓书记”在广东多住些日子，可老人家说：我念着上海啊！

他终于走了，取道江西直奔上海。随着专列徐徐启动，邓小平一生中为中华民族复兴而指挥的最宏伟又最感人的最后一次战役，完满结束了。

小平走后，接踵而来的是中国最盛大的传统节日。

这年春节，谢非格外兴奋和忙碌，小平南巡给广东、给全国带来强烈震撼和共鸣，这是他早就预料到的，他没想到的是，他一再向小平要求宣传报道南巡的消息，小平却以一个退了休的普通党员身份和特有的组织纪律性，坚持“不开这个口子”，此时竟神奇形成了一个效应：全国、全世界都传说，都在猜测，都在期待，但我就是不说，这叫弯弓蓄势，引而不发，如同一个大水库，积蓄了越来越满的水能，一旦在某个时机打开那个闸门，那种爆发力是惊天动地的。

其实，小平一离开广东，广东省和深圳、珠海的党报就下起了“绵绵春雨”。“梁胆大”领导下的《珠海特区报》最大胆，率先在1月底就公开了小平南巡视察珠海的经过。这完全是出于广东宣传战线领导和记者们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对改革开放政策的热诚拥护和关切国运的胆识。

新华社资深记者田炳信对于国内传媒对小平南巡的消息三缄其口的现象，后来不无调侃地写道：

中国的所有媒体都像保密局的干部。缄默其口，什么也没有报道，不是他们不知道，也不是他们没有新闻敏感。在邓小平广东视察的路上，就有新华社广东分社的副社长、高级记者牛正武，就有《南方日报》社和广东电视台的记者。

这不能怪他们。上面有指示，新闻有纪律。

田炳信记载：

1月19日，小平抵达深圳视察的消息当天就传开了。可是中国官方没有发布消息，急于求证事件真相的境外媒体记者就找到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外宣处处长兼深圳市政府新闻发言人黄新华。

怎么办？没办法也得想办法啊，黄新华终于计上心头了。事实上，黄新华就邓小平同志是否已抵深视察的答复在若干年后的今天也仍然被行内人士视为某种外交辞令的经典。

此后数日，包括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世界三大通讯社在内的多家媒体的电稿里，都可以寻觅到黄新华当时那句经典答复：深圳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建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来深圳走走看看，视察工作是很正常的事情。

黄新华说，他是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首次使用上述的表述，而香港媒体借此也纷纷刊出了深圳市政府证实邓小平同志南下深圳的消息，“其实嘛，我也没有说出邓小平到底有没有来深的准信儿，这不违反党的宣传纪律。”

“邓旋风”由此而起！改革开放的春风借此再度吹荡长城内外。可是黄新华的心还悬着。境外中英文报纸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可都写着是你黄新华说的，上面查起来可不是好玩儿的。

黄新华心里还是没个底儿，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长的杨广慧当时恰好在北京开会，他只好向分管的副部长作了汇报。

没想到，他得到的却是爽朗的笑声：“你怕什么？香港股票已经借你黄新华的贵言劲升几百点了，许多人会请你吃饭的，你怕什么？有事咱们集体负责。”

实际上，广东各地的宣传部门早就按捺不住了，他们纷纷用变通手法大打“擦边球”—《南方日报》《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和《珠海特区报》在有关领导的部署下，开始巧妙地把小平的重要谈话逐一用本报评论员文章形式加以阐述和披露，大造改革开放的强势舆论，只是没有点明哪些话是小平说过的，也没有出现小平南方之行的字眼。最典型的莫过于《深圳特区报》从1992年2月20日到3月6日的“猴年八评”和3月12日《深圳商报》开始发表的“八论敢闯”。

紧接着《人民日报》和上海的党报也开始以小平南巡讲话的要点作为文章题目，密集地发表理论文章和评论员文章，加大了宣传力度。

严守党的组织纪律的邓小平深知，能否发布有关南巡谈话权威信息的决定权在中共中央。所以一再说：“不开这个口子”。2月初，小平仍在上海，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起草十四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时，早已定下基调，他强调指出：报告通篇要体现邓小平南方重要讲话的精神，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在小平结束南巡后的1992年2月28日，中央很快作出决断，以中共中央{1992}二号文件形式向全党传达了小平南巡讲话内容，紧接着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学习贯彻小平南巡讲话，新华社也播发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消息，并将小平南巡讲话的主要内容公诸于世。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来到广州，听取了汇报，对有关组织宣传邓小平南巡宣传报道，给予高度重视和肯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乔石在1992年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向全体学员传达了小平南巡谈话精神。共和国最后一位元帅聂荣臻同志在临终前，竭尽最后的生命力对着录音机留下遗言：“……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信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我非常赞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启动了新闻信息的“核按钮”，刹那间已经在境外热炒了两个多月关于“邓旋风”各种新闻，马上形成了国内铺天盖地的新闻“核爆炸”。《深圳特区报》首先发表了陈锡添采写的《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这篇著名的长文，详细披露了小平从1月19日到23日在深圳的活动和讲话内容，《羊城晚报》当天予以转载，接着《珠海特区报》与《南方日报》先后发表长篇通讯，报道了小平从1月23日到29日巡视珠海的详情和多次鼓舞人心的谈话，这些权威报道一扫众多猜测编造和似是而非的非正式消息，在全国起了正本清源、再掀波澜的作用。

3月30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正式公开了邓小平南巡的消息和讲话内容，3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深圳特区报》的《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把全国宣传邓小平南巡讲话推向高潮，一时间神州撒满春消息，春风荡漾，春雷激荡，鼓舞人心。

一场撼人心魄的“春天的故事”宏大活剧再掀高潮，在广东这个近18万平方公里、6300多万人口的大舞台上，谢非是现场总指挥。而深圳，是这场盛大演出的核心区。深圳从此加速再加速，很快就与毗邻的香港并肩而立，成为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双子城。

小平离开广东后第三天，广东省委在珠岛宾馆召开厅局级以上干部会议，由谢非传达邓小平谈话记录稿。此时传达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中央文件尚未下发。谢非的传达整整进行了三个小时，全场鸦雀无声，充满了大战前夕庄严的崇高感和使命感。

谢非在传达时表现出少有的兴奋与激动，对广东干部大声疾呼：“小平南巡将对全国及广东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要开足马力，不负小平！”

由于谢非向小平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广东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表示了广东力争在下世纪初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令小平印象深刻，也很高兴，他在视察过程中一再向谢非耳提面命，提出了一个特别要求：广东争取用20年时间赶上或超过亚洲“四小龙”，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也是小平同志第一次向一个省提出率先现代化而不是与全国一道进入现代化的设想。谢非把这作为小平神圣的嘱托，牢记于心。

在随后不久的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隆重召开了中共十四大，全党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小平南巡谈话精神。江泽民总书记代表中央作报告，把改革开放十四年来的伟大实践称之为“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明确宣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更代表党中央，赋予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

会上，谢非担负了更重的担子：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广东指挥这场“春天的故事”倾情演出的谢非，当时头脑是相当清醒和冷静的。他率领省委省府班子，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作了艰辛和全面的探索，在全国先走了一步。

小平南巡后，全国形成一片争先恐后的发展态势，并且出现热气腾腾的一片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广东却集中力量策划建设高速公路、码头港口、机场铁路、城市地铁等重大基础设施，和大办重化工业基地、大型流通市场基地、珠三角专业镇群落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建设，并率先提出发展经济要突破行政区域的限制，倡导小珠三角的协调发展和融合，使外向型经济出现爆发性的增长。

深圳更以高科技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作为先导，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为全世界发展得最快的新都市，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人均收入也最高的大城市。

当年小平驻足远眺的罗湖高楼群落，演变成为东起大鹏湾，西至伶仃洋岸边绵延近百公里的现代化城市带，处处高楼林立，绿化园林错落有致，常住人口超过千万。

从1978年到1997年，时间不到二十年，广东的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呈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令广东发展产生了几何级数的飞跃，这是中国从盘古开天、三皇五帝以来最迅猛的财富积聚和增长，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非常罕见，只能再次使用一个词来形容：

千古奇观！

小平南巡五年之后的一天，北京天气很冷，小平最后的日子在301医院度过的。他多年的随身医生黄琳看得出他很痛苦，但小平很平静，一声不吭；他神志异常清醒的时候也一声不吭。他不再评价任何人，也不在乎任何对他的评价。黄琳回忆说：我明白他一定知道自己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小平淡淡地说：“该说的都说过了。”

是的，他已经说过了，在深圳，在伶仃洋，在珠海，他说了又说，他以88岁高龄南巡，成了当代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猛然发力的加速器，成了中国重铸国运和平发展的新指南，南巡以后，他重归平静而低调的退休生活。

但是，他的剪影，却长久地铭刻在他曾经“画了一个圈”的南海之滨，长久地铭刻在他命名为“特区”的人们心坎里。那座神奇地崛起的现代化大都市矗立起他的塑像，每逢纪念日，成千上万的深圳市民会不约而同地涌向莲花山，向梦幻般改变了这个边陲渔村和千万市民生活的睿智老人致敬，小平与深圳已经血脉相连，密不可分，一个老迈年高的共产党人在20世纪末谱写了“一个老人与一座城”的传奇。

在亿万中国人期盼香港回归的日子里，老人驾鹤西去，给深圳这座城市留下的，是一系列震古烁今的话语，一部壮丽无比的改变中国面貌的国运交响诗。

原载《中国报告文学》2009年12月